主席的文革：第六部分，第三节（续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准备 ... ...

六．三．二．文化准备

对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准备和发展，主席采用了先建设成社会主义制度，巩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所有制，然后集中精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没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没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文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近邓产党内的健康成分提倡雷锋精神---这一社会主义文化高级形态，在离开了没有社会主义制度而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只能是事与愿违，终究竹篮打水一场空。如果邓产党内的健康成分真心想回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他们首先要做的是恢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即恢复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不是一心一意要“私有”，一心一意要“土地流转”。否则，只能认为是“打左灯，向右转”，口是心非，假的健康成分。

社会主义文化是军队“打胜仗”的保证，只有社会主义文化才能使军队“毛泽东化”。没有了社会主义文化的人民解放军只能是披着“人民解放军”皮的国民党军队和清朝军队，正如现在的特色社会主义其实是披着“社会主义”皮的法西斯资本主义。习近平要求现在的军队“能打仗，打胜仗”，这个愿望很美好。然而对一个失去社会主义文化武装的军队，这个要求只能是自我安慰和掩耳盗铃。有人反驳说，主席打仗的时代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社会主义文化压根没有影子。这种理解是错误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化火种是由“十月革命”的炮声传到中国的，在以主席为首的一大批拥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共产党人将之与中国的传统美德结合，使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化的“星星之火”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熊熊燃烧起来。主席的军队不断强大恰恰是他在其军队内播下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化的种子（三湾改编）、生根发芽直至蓬勃发展，这一点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得到充分体现。

纪律法规是文化的前身，文化又保障了纪律法规的遵守和执行。汉武帝“独尊儒术”终于让儒家文化统治中国两千多年，而儒家文化反过来又成为“封建法规”的化身，用来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摩西的“十诫”是西方宗教的前身，西方宗教又发扬光大了“十诫”。有人抱怨中国的法规不全，赞美西方资本主义法规的周全。一个是“人人为集体，人人为国家”社会，一个是“人人为自己，人人为资本”的社会，两者在纪律法规上岂能相提并论。况且，纪律法规比的是结果，而不是比文字多少，比的是它能否让实现的国泰民安，而不是制定和执行纪律法规部门的庞大。主席靠“320”个字把中国军队打造为“天下无敌”。文革政权时，社会主义法律法规芟繁就简，人们不仅路不拾遗，而且把捡到的东西交到“警察叔叔”，家家户户没有防护门，甚至不上锁。千万不要找借口说那时的人们很穷，没有可偷的东西，因为红卫兵“抄家”时确实“抄”出来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再远一点，在大跃进时期的城市共产主义建设中，各家各户确实捐出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和物资。有人形象地说，文革政权时期的法律只有一部宪法和婚姻法，正合武侠小说中武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招”，和老子所言的“大道至简”。法律法规越少，但却可以保护人民的利益和安全，人就越自由，而这恰恰是人类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新中国刚成立后，在中国整体而言，社会主义文化还只是一颗种子，到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开始时，这颗种子开始发芽生长。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到1956年，社会主义文化才被分娩出来。为了让还是胎儿的社会主义文化在分娩前发育健康，主席曾主动出击批判《武训传》，枪毙刘青山、张子善，掀起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的浪潮。在社会主义文化出生后，主席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小孩5岁前容易夭折，所以主席必须小心呵护着他，片刻不能分神，因为他深知周围很多恶魔在盯着，寻找各种机会对小孩下毒手，例如，众恶魔集体联合起来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和1962年七千人大会对主席的孩子施以毒手。为此，主席可谓煞费苦心。

一方面主席不能“小脚”走路，而是精心打造三面红旗并极力维护它们，保证小孩成长过程中有充足的营养，能够安全无恙。为此，他闲置了自己的战友---恩来同志，1958年先后周恩来被免去外交部长职务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的职务，并为“反冒进”作检讨，正如恩来同志在检讨中坦承：“他的认识没有跟上主席”，后来他牺牲了彭德怀，尽管他向彭德怀承认“真理也许在你这边”。主席的自断臂膀让自己受伤不轻，按武侠书上讲，主席功力大失，而他的敌人功力却在迅速增长。

一方面主席主动出击打退敌人或明或暗的进攻，他抓住敌人的错误先后免去了邓拓的《人民日报》总编和社长的职务；他用自我批评的方式将他的战友恩来同志解放出来；他主动对苏修进行反击，挑起中苏论战，阻隔国外的敌人（苏联）与国内的敌人（刘邓俱乐部）的联手；他主动让刘邓俱乐部在一年内三次访苏，接着派恩来同志访苏试探，让刘邓俱乐部的尾巴露出来，让自己在即将到来的七千人大会上如何应对做到胸中有数。在主席主动出击时，也有失败的时候，而且有的损失惨重，最著名的有三次，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1959年庐山会议和1957年“双百方针反右运动”，前两者前面已有论述，这里不再着墨。“双百方针”运动是主席号召党外人士和群众监督政府，压压党内的官僚主义的气焰，在这场运动中由于知识分子和群众同时参与，主席希望知识分子在这场运动中能够得到改造，成为人民的知识分子。可是，以陆定一为代表的“刘邓俱乐部”，狡猾地仅使用报纸、杂志、电台作为运动的载体，堵住了众多的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民群众参与，使得知识分子唱独角戏，又引导知识分子攻击政府，而导致主席不得不说“阳谋”两字，不得不进行反“右”运动，抓一小撮。当主席把反右的权利交给了邓小平，后者却借此把反右扩大化了。这无疑让主席受伤不少，至今仍有右派为这件事对主席咬牙切齿

另一方面主席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文化，批判“死人戏”，大力发展以“样板戏”（注：八个样板戏均为文革前的作品）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新文艺。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一巩固，就在全国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熟背“老三篇”，干部与百姓“三同”，批判“修正主义”等，正如一个父亲抱着他的儿子向别人逐一介绍认识。主席精选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典型，宣扬他们的先进事迹，先后树立了“铁人”王进喜，雷锋，焦裕禄等典型，评选出一大批劳模，掀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赛”，“全国学解放军”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使得社会主义文化越发欣欣向荣，深得人心。

1965年，9年前呱呱坠地的婴儿已长成了小龙，终于可以与他的父亲 -- 主席来个双龙合璧、龙行天下。在主席的配合下，完全有力量与各种腐朽文化势力一决高下。

六．三．三．政治准备

大政治：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人事方面：挑选出以周恩来同志、林彪同志、陈伯达、江青同志为代表的一批合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带头人；

社会方面：营造出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政治新气象。

六．三．四．经济准备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到1958年，整个中国一片红。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理顺，国家和集体掌握着生产资料以及生活资料的调配权。到1964年后，国家已从三年自然灾害中不仅完全恢复了元气，而且整个经济得到了大发展。这样为文化大革命储备了足够的物质资料，保证了红卫兵进北京和全国大串联的顺利进行，保证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

六．三．五．军事准备

自1958年以来不中断的“炮打金门”吓阻住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趁大陆的“天下大乱”之机而蠢蠢欲动。1962年进行对印自卫反击战，并打痛了印度，使西部边境从此得以安宁。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1965年5月14日，以空投方式成功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1965年6月9日，中国抗美援越部队正式开入越南。文革刚发动不久，1966年10月27日，成功进行了中程导弹运载核弹头的试验。“两弹结合”宣告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尽管百万苏军压境，但也只能望“中”兴叹，也导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中国“天下大乱”（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拒绝王明到新疆建立“根据地”。另外，抗美援越保护了越南北方胡志明政权，阻止了美帝国主义深入到中国边境。

六．三．六．外交准备

文革发生前夕，1966年3月果断中止中苏外交关系，完全隔绝了“刘邓俱乐部”与苏联的联系。与中国周边国家包括朝鲜，越南，缅甸、老挝、不丹等等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以及与非洲众多国家也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通过中苏论战，提高了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威望。

1964年1月27日，与法国建立外交关系，引爆了“外交核爆炸”，让美国封锁、扼杀新中国的政策彻底破了产。迫使美国不得不逐渐调整对新中国的政策，为美国1969年拒绝与苏联合作核攻击中国埋下伏笔。

与日本1962年11月，中日签订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使两国贸易开始逐渐走向正常化。

以上军事准备和外交准备保证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外部环境是安全的。

有了上述这些充分的全方位的细致的到位的准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能不取得胜利，历史证明，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仅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战胜了以“刘邓俱乐部”和学阀为代表的腐朽势力以及产生它们的土壤 -- 剥削文化，建立了文革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