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国网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搜索
红色中国网 首 页 红色春秋 查看内容

主席的文革:第六部分,第四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何取得胜利 ...

2013-4-23 11:49| 发布者: 清水| 查看: 468| 评论: 0

摘要: 六.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何取得胜利 如前所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仅花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建立了文革政权。主席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轻易取得文化大革命胜利的呢? 以第一件事为参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同样是依靠四大法宝和一条道路。四大法宝分别是主席本人,统一战线,军队支左,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一条道路是:红卫兵首先起来,带动工人阶级和农民起来,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

六.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何取得胜利

如前所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仅花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建立了文革政权。主席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轻易取得文化大革命胜利的呢?


以第一件事为参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同样是依靠四大法宝和一条道路。四大法宝分别是主席本人,统一战线,军队支左,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一条道路是:红卫兵首先起来,带动工人阶级和农民起来,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笔杆子,在军队的支持或者没有军队支持的情况下,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建立由造反派,解放军和老干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权利机构。随着政权的稳固,军队逐渐退出,则形成造反派和老干部的“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1.     统一战线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主席的主要盟友一个是林彪同志(军队方面),一个是周恩来同志(老干部方面)。为何主席贵为开国领袖,党内外有崇高的威望,还需要与其他人结成统一战线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 无论是对党内的同志还是对党外的人士,尽量团结绝大多数是主席一贯的做法;这是争取胜利的保障。 

第二, 主席并不想永远地打倒和抛弃他曾经的战友们,只是想往他们的头上戴个紧箍咒,让他们不要脱离群众;让他们不要停下来休息,不要走邪路,要紧跟着他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往前奔。否则,无法解释文革中被批得最凶的彭真、陆定一、罗瑞卿、薄一波、邓小平、杨尚昆和王光美到后来都安然无恙,邓小平最后还被再次启用;无法解释在主席还在世时,许多被打倒的老干部们又重新被启用;无法解释主席的“大部不抓,一个不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刘少奇、彭德怀和陶铸病死属难违天意,邓拓、翦伯赞、老舍、田家英和吴晗(?)自杀令人感叹,但也反应了书生比较脆弱,不能经事。

第三, 正如主席需要中央文革小组体现他的立场和意志的一方面----打倒当权派,同样主席也需要周恩来和林彪来体现他的立场和意志的另一方面----保护老干部和军队。 

第四, 主席不仅是要炮打“司令部”,而且要把所有走资本主义当权派都打倒。

第五, 1953年起,为了让一线的同志树立威信,主席主动退居二线,让刘少奇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刘邓俱乐部的势力空前强大。

第六, 两人都是主席相对信得过的人,两人在党内和军内都有很高的威望,两人的能力也非常超常。周恩来虽在一线工作,但与刘邓是有区别。与他们相比,他是紧跟主席的。林彪更是主席从年轻时就着力栽培和培养的。


林彪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何时成为主席的盟友呢?

 19661月林彪委托江青召开军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标志着林 彪正式向主席靠拢;196642日周恩来正式表态批判《二月提纲》,这标志着周恩来正式成为主席的盟友。


2.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抓笔杆子

主席曾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革命),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林彪曾说过,“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因此,要革命,必须先造舆论,要造舆论,则必须掌握“笔杆子”。

 

文革前,相对枪杆子而言,主席对“笔杆子”越来越抓不牢。以下是几个例子:其一,主席曾几次当面向时任人民日报总编的邓拓抱怨,人民日报,他从不看,邓拓却不为所动,继续“我行我素”。其二,邓拓在1958年遭到主席贬后,彭真接收他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继续主管文教工作,1960年起,他兼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在此期间,邓拓常在北京晚报副刊《燕山夜话》专栏不点名地尖锐地“批评”主席。并与吴晗、廖沫沙合写《三家村札记》,从1961年出刊到19647月停刊,总共写了65篇(又有说是198篇),其中最有名的一篇是邓拓的《伟大的空话》,“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其三,自主席退居二线后,大家(老干部们)根据自己所需打着折扣地或者夸张地执行主席的指示,并且要么折扣越来越大,要么夸张得越来越离奇,尤其是大跃进后,按邓子恢的话说,大家都不怎么看主席的脸色了;其四,大跃进以来,宣传口被刘邓把持,对主席的指示拒不执行或变相执行,反而变本加厉地大刮“共产风”和“浮夸风”;其五,1962年,江青以她固有的特殊身份,找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正副部长(陆定一、周扬、张子意和立群,又有说是陆定一、周扬、林默涵、齐燕铭),提出要批《海瑞罢官》,被陆定一当场拒绝,其他部长也跟着不同意。

 

要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首先要打倒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刘邓俱乐部”。一旦把这只打老虎打倒后,后面的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许多工作就能顺利开展。当然,一方面,主席可以凭借个人威望采取组织手段解决“刘邓”问题,比如,即使在刘少奇威望达到顶峰的1964年,主席也仅是在年底和第二年年初开了一个月的会议,就使得刘少奇不得不做检讨承认错误。然而,如果这样做,与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设想南辕北辙;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党内同志和党外人士眼睛里,刘少奇是接班主席的不二人选,刘邓俱乐部给外面的感觉,尤其是对中下层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制造一个假象,似是与主席是基本保持一致的,是尊重主席的;再有一方面,为了全党的安定团结,当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要追究大跃进中发生的错误,剑指刘邓俱乐部时,尽管主席深知“真理也许在你(彭德怀)那边”,但还是不得不把它保护下来了;为了维护一线同志的威望,主席随后在1959-1962年间召开的多次会议上公开独自承担了大跃进发生的错误。因此,主席断不会采用解决“高饶”和“彭德怀”的方式解决“刘邓”问题,当然,主席更不会采取军事政变手段。那么主席的选择就剩下了笔杆子,顺理成章,主席必须要把“笔杆子”全部从“刘邓司令部”手中夺回。而夺回笔杆子的关键一役是解散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新组文化革命小组。

 

为何解散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关键?

这要从小组的成员权限和管辖范围来看。五人小组是根据主席的提议于19647月成立,后被冠之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负责领导整个文艺界整风和学术批判等文化宣传方面事宜。换言之,笔杆子掌握在“五人小组”手中。五人小组的 成员为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成员有康生周扬吴冷西。彭真和陆定一是“刘邓司令部”的核心成员(在两人复出后,一个杀气腾腾说出“要他们(造反派)的命”,一个竭力主张全面否定毛泽东。)。因此,一旦五人小组走上正轨(标志是:《二月提纲》顺利通过执行)后,笔杆子最终掌握在谁的手中就不言自明。


如何解散五人小组?

自然而然,要把火烧到“五人小组”

在探讨这件事前,有一件事需要先交代一下:杨尚昆在文革前夕被免去中共中央办公室主任,该职位改由汪东兴担任一直到1978年。有人说,杨尚昆被打倒是因为在主席不知道的情况下,在主席车厢里安装窃听器。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窃听器事件”发生在19614月,而杨尚昆被免职是1965年。也就是说,在“窃听器事件”上,当时杨尚昆通过检讨过了关。窃听器事件发生引发最直接的政治动作只不过是事发不到一个月,主席调来了汪东兴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专门负责他的安全工作,田家英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因此,唯一的解释是杨尚昆是“刘邓俱乐部”的核心人物(这一点我们可以从90年代的“杨家将”窥出端倪,邓小平92南巡时,杨尚昆全程陪同,其弟杨白冰将军坐镇首都,“谁不改革开放,谁下台”。当然,杨尚昆在文革前的所作所为也说明了这一点)。在19651月前,主席还没有下定决心让刘少奇下台,而且主席一向心胸宽大,治病救人(笔者想,现在的领导碰到这种事情会如何处理?),所以杨尚昆没有被追究也是很自然的事。

 

接正题,要直接打倒彭真和陆定一,并不是不可以,同样会出现上述讨论的问题,况且但他们把自己保护得严严实实,工作上的大错并不能被人抓住把柄,也不直接受主席的领导,更关键的是,他们二人是“刘邓俱乐部”的核心成员。因此,只能采取迂回战术,或者说再从他们的外围入手,引火烧向他们。从公布的各种文革资料来看,当时主要有三个外围候选人分别是翦伯赞,邓拓和吴晗。三人都是有名望的文人,按主席的话说,他们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此,这三人在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大革命中注定要被批改,重点是劳动学习改造,使其真正成为人民的知识分子。显然同时批三个人和两个人不符合主席的战术,即所谓“伤其五指,不如断其一指”。翦伯赞仅是学术权威,与政治涉及不深,打倒翦伯赞虽然最容易,但显然不符合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当时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手是刘邓俱乐部。打倒翦伯赞不仅与文化大革命无益,而且会使对手提前防范,填补缺口。所以,翦伯赞不是适合的人选。邓拓与彭真关系密切,既是书记处书记(彭真当时是北京市市委书记),又是文人,而且写过很多尖锐批评主席的文章。因此,邓拓似乎是最理想的批判对象,似乎也是容易被批倒的对象。其实不然,原因有三。原因一,唇亡齿寒,刘邓俱乐部会竭尽全力保邓拓,这样就等于与“刘邓俱乐部”提前决战,最终导致宫庭内斗,被新的刘邓”利用,倘若如此,将会导致文化大革命归于失败;原因二,人们早就知道主席对邓拓不满,在1957底和1958年底分别撤了邓拓《人民日报》总编和《人民日报》社长的职位,如果此时批判邓拓,会给人旧账新算的口实;尤为重要的是原因三,邓拓的文章远没有吴晗的《海瑞罢官》影响面大,最多只是在文人政客中传阅。而《海瑞罢官》已被改成京剧,在党内外乃至全国都影响甚大。由此看来,此时批判邓拓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最后一个就是吴晗,吴晗应是三人中最理想的人选。首先,吴晗是研究明史的权威,属学术权威(学阀),彭真是管文宣的;其次,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而彭真是北京市委书记,批吴晗,彭真势必牵扯进去;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是,一方面如前所述,《海瑞罢官》影响很大;

 

《海瑞罢官》突出了当时两条路线斗争(主席的路线和刘邓的路线)最敏感的两个政治话题,即“退田”和“罢官”,这是两条路线争夺的生死劫。

 

在京剧《海瑞罢官》在北京上演造成轰动的同一时期,京剧《海瑞上疏》也在上海造成轰动,即我们所说的“南北两个海瑞”。但两者的在剧情上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退田”和“罢官”,后者则是冒死上疏。所以江青抓住《海瑞罢官》不放,但对身旁的《海瑞上疏》不闻不问是有其道理的。只是随着运动升级,《海瑞上疏》也被卷进去了。

 

在讨论“退田”时,我们只有把它放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才能理解当时的政治意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8年末,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经历了从分田地---互助组---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短短十年,农民由个人变成了集体的一员,农业经济也由小农经济变为集体所有制经济,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关系,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由于刘邓俱乐部想借“大跃进”之机打垮主席,所以他们走“极左”路线,大刮“共产风”和“浮夸风”,加上连续三年自然灾害,使得我们国家和人们遭受巨大损失,人民公社也因此遭到大的挫折。党内很多同志把大跃进时的饥饿归结到人民公社,加上农民旧式思想顽固,没有根本扭转过来,主席在1957年批评的“单干风”又在1959年重新刮起(即所谓的退田),在1961年刮得最厉害,而在1962年形成势力向主席“逼宫”(注:见前述)。以安徽省为例,1961年,全省90%以上的生产队实行了“责任田”。由此看出,围绕着“包产到户”的斗争非常尖锐。

 

题外话: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让人民公社当替罪羊的做法是很荒谬和错误,人民公社是促进生产队发展。从历年(1950-2008)来粮食产量数据来看,笔者根本看不出人民公社导致了粮食减产。相反,把粮食年增长率进行排序,前五甲,有四个属于人民公社时期,另外一个是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刚好完成),有三个属于文革十年。值得一提的是文革时期,化肥还未广泛应用和杂交粮食作物还未广泛推广。

 

吴晗编写的《海瑞罢官》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剧本1960年底完成,当时的主线是退田(按当时的看法:影射政府再把田退给农民,实行“分田/包产到户”),后根据剧团的要求改为“罢官”为主线,“退田”为副线。19611月在北京首演。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与刮“单干风”的时间相对较,很难让我们相信这是偶然的巧合,而不是有意为之。很显然,京剧《海瑞罢官》对单干风起到了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正如主席所说:越到上面单干风刮得越厉害。在主席的观点中“分配土地,分到农民手里,他(们)是赞成的,要组织合作社他(们)就不赞成了。这一部分人,就是一批所谓老干部;第二部分人就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第三部分就是我们收容下来的国民党的这些人,其中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然后叛变了;第四部分人就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解放以后他们进了学校,甚至进了大学,掌了一部分权,这些人也不是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是,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海瑞罢官》的作用很显然不只是退田,如主席所说的,主要是“罢官”。向谁罢官?

由于长期的封建意识到存在,相信当时大多数干部自觉不自觉地把主席当成了皇帝。早期如高岗的“东宫太子”之说,晚期如叶剑英“托孤后主”之说。由此看来,罢官是主席罢免彭德怀的官,罢官是彭德怀向主席罢官。

 

那么,罢官会对主席造成什么政治影响呢?

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弄清楚主席当时的政治环境。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已全面完成,作为社会主义特征的新生事物:人民公社国营企业国营农场集体企业开始蓬勃发展,逐渐在国家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所有这些都极大地刺激着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者和封建卫道士,党内的路线斗争就变得非常尖锐,难以调和。据邓子恢回忆,后来大家都不怎么看他(注:指主席)脸色。尽管新生事物代表着先进生产关系和先进生产力,但由于没有任何可借鉴的经验,所以在处理新生事物时,难免要发生失误。新生事物越多,失误也相对越多,生产力越落后,失误越多。而这些失误,恰恰被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紧紧抓住不放,不断发难。当然,如果这些当权派势力和人数不多,主席也不会放在心里。恰恰相反,正如主席上面所言,这股势力是非常庞大,而且盘根错杂。主席稍有不慎,就被跌得粉碎。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主席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还处在幼儿时期,却要不得不同时与“几千年的老狐狸”封建主义文化,“几百年的老妖精”资本主义文化和近百年的殖民文化决战。因此,一旦在党内形成一种对彭德怀被免的“罢官控诉风”(被罢官),将极大地动摇主席在党内的地位,一旦党内干部有相当一部分一起向主席撂挑子不干(主动罢官),主席就面临在党内的地位被刘少奇取代的危险,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也就自然不保。


由此看来,对于主席而言,批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最佳选择。选定目标后,就得精心挑选人来批,就得精心准备。姚文元同志正是在这种环境下被选中,于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横空出世。这篇不到15千字的“批吴晗”文章,姚文元在上海竟然准备了七、八个月之久,十易其稿而成。可见功夫和心血。

<未完待续》

1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鸡蛋

刚表态过的朋友 (1 人)

最新评论

Archiver|红色中国网

GMT+8, 2024-4-29 04:28 , Processed in 0.019470 second(s), 12 queries .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