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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 1965年11月10日，经主席亲自审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上登了出来。文章一经刊出，马上引起了刘邓俱乐部的高度警觉： 1. 当日，北京日报社长范谨请示北京市委郑天翔，郑天翔同意第二日转载。邓拓直接干预，第二天文章没被登出。同时请示彭真，彭真指示先不发表，匆忙间由邓拓和 李琪挂帅自己写文章对吴晗进行不痛不痒地批判。此时距离主席主动要彭真批判吴晗的时间已过去了两个月。可以说，如果没有姚文，彭真事实上把主席的话是当耳边风。
2. 文章发表了近两周，北京仍然按兵不动。主席在上海指示将文章出成小册子。11月24日，小册子出来后，北京新华书店奉命拒不征订。11月29日才在上面的压力下，被迫征订，但仍拒绝发行。
3. 文章出来后的18天内，北京各报刊多次请示是否转载，彭真和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指示拒绝转载
4. 文章出来后，李井泉得到刘邓统帅部的指示后，指示他所控制的《四川日报》、《重庆日报》、《贵州日报》、《云南日报》等报刊，不予转载。一直到1965年12月中旬才被迫先后转载，比《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的转载要晚至少两周。
5. 1965年11月25日，周恩来和罗瑞卿到达上海就是否发表姚文展开热烈的讨论。讨论中，罗瑞卿是反对转载姚文，后在主席的压力下，才转而同意在《解放军报》转载。
6. 1965年11月28日，彭真召集北京市委的同志和中宣部的几位副部长会议，专门讨论转载姚文的事情。
7. 11月29日，《解放军报》转载了姚文的全文，军报旗帜鲜明地宣布《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与此同时，《北京日报》也被迫转载了姚文的全文，并加上编者按：把文章仅归入学术讨论范围，按语是由邓拓、范谨修改审定，并由彭真亲自定稿。
8. 11月30日，《人民日报》也被迫在第五版上转载了姚文的全文，并加了编者按：同样把姚文归入学术讨论范围。由于《人民日报》的按语是吴冷西在请示彭真后起草的和前一日的《北京日报》的按语大同小异。《人民日报》为何迟迟不转载姚文？此时吴冷西已向刘邓俱乐部靠拢，向刘邓俱乐部输诚。可见刘少奇的威望在当时有多高！
正如主席所言，《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击中了我们的敌人的要害”。主席通过这次战略试探，刘邓俱乐部的笔杆子一下子暴露无遗。对此主席说“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说：出小册 子，看他们怎么办！北京只有一家登了——《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不登。后头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有登，就是我那个 省——湖南。”。这里需要提一下的是《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是同一天转载，《人民日报》只比《解放军报》晚一天转载，为何主席却说只有《解放军报》登了？显然主席对《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处理姚文的方式不满，两报都将姚文淡化为学术性文章，而不是主席所希望的政治性文章。 由于主席运用策略对路，恩威并用，除湖南外，全国各大报纸陆续转载了姚文，并在全社会开始大规模的讨论，这意味着主席利用姚文撕开了刘邓俱乐部的一个口子。吴晗的政治命运也就注定要终止了，彭真不得不牺牲吴晗自保。接下来的几个月斗争，则是刘邓俱乐部拼命把撕开口子堵上，而主席则是要把撕开的口子不断扩大。这个“口子”之争具体表现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性质之争---即刘邓俱乐部刻意淡化姚文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性文章和主席坚持是“政治性”文章的斗争。随着斗争变为激烈，促使刘邓俱乐部不得不采取了进一步的政治行动，这个行动导致了《二月提纲》的出炉。 1966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文化革命小组”扩大会议，决定成立学术批判办公室，与会成员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之外，还包括了王力、胡绳、姚溱、许立群和邓拓。这是一个“刘邓俱乐部”占主导地位的会议，会议的召集/主持者不仅是刘邓俱乐部的核心人员，参与人员也大部分都来自于刘邓俱乐部或偏向刘邓俱乐部的人员。因此，会议的决议毫无疑问是对刘邓俱乐部有利的。会议认为：要把当前的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注：要抓权），要降温，要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注：要淡化）。会议决定由姚溱和许立群根据会议精神起草向政治局常委的汇报提纲，这就是著名的“二月提纲”。这样，姚文的政治目标业已达到，接下来是因姚文引发的对《海瑞罢官》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围绕着《二月提纲》展开的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 2月4日，会议后第一天，姚溱和许立群在钓鱼台起草汇报提纲，这就是所谓的《二月提纲》。二月提纲的核心要点：一.将姚文通过中央决议正式定性为“学术性”争论，刻意淡化阶级斗争；二.要把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具体执行部门实为“五人小组”，凡公开点名批判，需请示“五人小组”，也就是说，收夺宣传权；三.要将《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彭德怀案切割，杜绝“学术性”文章发展为“政治性”文章的可能，等于否定了主席的“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 2月5日，会议后第二天，刘少奇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二月提纲》，参与人员包括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朱德、彭真、康生等。会议通过了《二月提纲》。会议同时要求“五人小组”去武昌向主席汇报，这个政治操作显然是拿政治局决议逼迫主席让步，同意《二月提纲》。如果主席反对，那么主席再次成为孤家寡人。 2月8日，“五人小组”在武昌向主席汇报《二月提纲》。鉴于中央政治局已通过，主席并没有直接否定《二月提纲》，相反，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对于这个问题，彭真当然要坚决否定：“经过调查，（吴晗）不是。”，“少奇同志说，没有发现吴晗跟彭德怀有组织联系”。这样，从向主席汇报后到3月底，整个宣传口是以《二月提纲》为指导纲领，仅对《海瑞罢官》展开一般性学术讨论。当然，负责宣传口的刘邓俱乐部并不是能够管住所有的报刊，例如，在罗瑞卿于1965年12月被夺权后，《解放军报》就不再是刘邓俱乐部的阵地。
2月2日—3月19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这是一篇“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纪要》，《纪要》是在江青同志不知情的情况下做的，后在江青同志的要求下，通过近一个月的多次修改（其中包括主席本人的三次修改）而成。代表主席立场的江青《纪要》与代表刘邓俱乐部的彭真《二月提纲》是完全针锋相对的，《纪要》提出“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 “我们一定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 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根据纪要产生的过程，可分为 一.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之前（1965年11月下旬—1966年2月1日）；二.《纪要》的形成（1966年2月2日—2月20日）；三.《纪要》的修改过程（1966年2月21日—3月19日）；四.《纪要》的通过（1966年3月20日—4月9日）；五.《纪要》下发（1966年4月10日）。 第一时间段：座谈会之前，1965年11月25日，罗瑞卿就《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否转载事宜到达上海。在上海期间，江青先找罗瑞卿，要到部队开文艺座谈会，被代表刘邓俱乐部利益的罗瑞卿当然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江青。这样，毫不奇怪，1965年12月，罗瑞卿被林彪夺了权，林彪开始具体抓军委的日常事务。1966年1月21日，林彪支持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第二时间段：座谈会（2月2日-20日），座谈会按时间分为两段，第一段2日下午-10日；第二段16日-20日。10日-15日休会（注：“五人小组“是在2月8日向主席汇报《二月提纲》，所以江青可能因此暂停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看电影戏剧（共看了30多部电影和3场戏）和谈话。20日，参与会议的其他6名人员在江青不知情的情况下，写了一份纪要。 第三时间段：《纪要》的修改（2月21日—3月19日）。《纪要》出来后，江青同志当然很不满意，《纪要》要求修改。同时，主席对《纪要》高度重视，派选3大秀才（陈伯达、张春桥和姚文元）参与《纪要》的修改，并自己亲自对《纪要》进行了三次修改审阅。 第四时间段：《纪要》的通过，修改后的《纪要》3月19日送到林彪手中，获得林彪通过，然后《纪要》转发给各军委常委（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等），获得军委常委的一致通过后，3月30日，《纪要》送到彭真手中，4月1日，彭真批语后，再转发给中央政治局委员，最后获得一致通过。 第五时间段：《纪要》于4月10日，以中发（66）211号文件方式，下达到县团级党委。这样《纪要》的精神实质上正式取代了《二月提纲》的精神。4月12日，《二月提纲》正式被撤销。 《纪要》和《二月提纲》是代表着两条路线。因此《纪要》出台的整个过程实质是主席不断扩大刘邓俱乐部缺口的过程，也是主席攻城略地的过程，直捣刘邓俱乐部核心的过程。主席避开刘邓俱乐部控制的党中央宣传口，从地方和军委入手，走下属部门包围中央的道路，不断推进，最终夺取了宣传权。从主席的政治运作，鲜明地体现了主席对政治的观点“把自己的人团结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1966年3月18日（《纪要》已基本定稿，吴冷西受到主席的严厉批评，标志着主席开始清除刘邓俱乐部在宣传口的外围。吴冷西原是主席特别信任的人，主席用吴冷西替代邓拓成为《人民日报》的主编，后来吴冷西升任中宣部副部长兼《人民日报》主编。由于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迅速窜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吴冷西和当时的许多中央同志（比如：主席的大秘书田家英）一样，不能免俗（风派），被刘邓俱乐部拉拢。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会，吴冷西紧跟刘邓俱乐部的步伐，先是拒绝转载姚文，然后将姚文定性为学术研究文章，再后来将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扣下，将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扣下，严禁发表。 1966年3月28日-3月30日（《纪要》基本获得军委常委的一致通过），主席在上海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进行了多次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二月提纲》是彭真亲自主持制定的，批判《二月提纲》就意味着批评彭真。这样给彭真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使得他不敢扣下《纪要》，而是匆忙写下同意的批语，4月1日，将纪要转发给政治局其他成员。 1966年4月3日，彭真召集了北京市委常委会议，为了自保，彭真一方面作自我检讨：“我确实像主席说的， 在文化方面落后了”；另一方面在会上，彭真决定牺牲邓拓，组织批判“三家村”的文章。 1966年4月5日，彭真又在家中召集中宣部和北京市主管新闻的负责人会议，会上，彭真告诉与会者：“他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他已向毛主席检讨”。 1966年4月9日—12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彭真受到了其他所有书记处书记的批评。康生掌控着整个会议的局面，对彭真进行了系统深刻的批评，对彭真的历史错误也进行了系统的批评。会议最终形成了决议：彻底批判文化革命小组的《二月提纲》的错误，撤销这个提纲；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经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后，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 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 康生任顾问。成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穆欣、陈亚丁、尹达、张春桥。 1966年4月16日-24日，主席召集政治局常委开扩大会议，刘少奇因外访，直到20日才参加。会议讨论了彭真的错误，会议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吴冷西已成为局外人。 1966年5月4日—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会议16日通过了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主席正式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会议决定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定性为“阴谋反党集团”，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扫除了障碍。 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成立，具体人员名单： 组长：陈伯达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顾问：康生、陶铸（8月2日补上的） 组员：谢镗忠（总政治部文化部长） 姚文元（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王力（中宣部副部长、《红旗》杂志副主编） 戚本禹（《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 尹达（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考古所副所长、历史研究所第一副所长） 穆欣（《光明日报》总编） 郭影秋（北京市委文教书记） 郑季翘（东北局吉林省委文教书记） 杨植霖（西北局青海省委第一书记） 刘文珍（西南局宣传部长） 关锋（《红旗》杂志编委）
中央文革小组的成立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了领导机构。 <未完待续> 最新评论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