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的文革（第六部分第四节）

1.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道路

主席依靠自己个人的巨大权威，亲自运用笔杆子和组织形式打倒了“刘邓俱乐部”的核心成员“彭、罗、陆、杨”，拔了刘邓俱乐部的“虎牙”之后，如果他接着亲自再运用笔杆子和组织形式来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话，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了。然而，主席没有这样做，他把刚从“刘邓俱乐部”抢来的笔杆子还给了人民，并把组织权利下放给了人民。换言之，主席要让人民自己用笔杆子打倒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学阀，自己组织起来从“当权派”手中夺取政权，自己建立政权组织。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主席必须发动人民起来造反。在当时，尽管新中国已经建立了17年之久，人民还是“顺民”，对官府很敬畏，怕得很。大跃进的“命令风”和“瞎指挥风”之所以能够盛行与人民的“顺民性”是密不可分的；三年自然灾害的“浮肿”和“死了人”能够瞒住主席很久，正是人们屈服于官府的“淫威”，不敢造反。因此，如果没有找到很好的队伍，要发动人民起来造反的难度非常大，甚至根本不可能。

然而，对于深知中国革命内在规律的主席，这个题目并不难，或者说很容易。主席选取了中国最革命的人群（青年人）作为发动人民起来造反的开路先锋。正如主席自己所言：“（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起了先锋作用，这是符合革命发展规律的”。

因此，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五一六通知）不久，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和6名在校学生在大学饭厅前张贴出文革第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随后没过几天，5月29日，一个代表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名词“红卫兵”显亮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刘邓俱乐部迅速将聂元梓点燃的第一把火扑灭，聂元梓被戴上了“邓拓帮凶、党的叛徒、大坏蛋、阴谋家。6月1日，主席又亲自把这把火重新点燃，下令向全国向全世界公布聂元梓的大字报。两个月后，8月5日，主席亲自点燃了一把文化大革命的大火《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自8月18日到11月26日，短短3个月，主席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被接见的红卫兵人数达1200万之多。这样，以红卫兵运动为先锋工农兵为主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并应验了主席自己所言：“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广大工农兵做主力军去完成。 知识分子从来就是转变﹑觉察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

有人片面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片面地认为是红卫兵运动或过重强调红卫兵的作用，比如过分渲染五大红卫兵领袖的作用。这个观点显然是极其错误的，因为主席从来没有把红卫兵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主体，在文化大革命中，主席只给了红卫兵一个角色，即大革命的开路先锋。修正主义者之所以让这个观点盛行就是为了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不足过分夸大，将文化大革命描绘得一团漆黑，因为作为“先锋”的红卫兵由于自身革命热情而不可避免地在运动中存在一些过激行为，由于自身的“投机性”不可避免地让运动存在一定的褪色。作为青年知识分子的主体 -- 红卫兵由于上述的缺陷性，是无论如何担当不了大革命主体的作用。文化大革命的主体是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文革政权建立后，红卫兵和后继的青年知识分子被主席赋予了时代未来的主角 -- 努力将自己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当今中国政治的高级领导层正是这个时代培养出来的人才，是在社会主义文化和共产主义文化彻底熏陶出来的，是经历过“正反两方面”教育的，他们是“金子”还是“狗屎”，让我们拭目以待。

综上所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是：主席亲自拔“虎牙”，红卫兵起来斗“老虎”，工人、农民和解放军联合起来夺权，组建革命委员会，建立文革政权。

2.     夺权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核心和最终目标是“夺权”。离开了“夺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会流于形式，与资本主义社会的集会、示威、游行一般无二，根本不能撼动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参与集会、示威、游行的群众打出“夺权”的口号或采取夺权行动的现象非常鲜有，即便是热血沸腾的1968年也是如此。因此，他们的抗争最终归于失败，最多换来的是统治者在不影响自身统治的小恩小惠。

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表征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的“全面夺权”。经过“全面夺权”所建立的政权才称得上能够保障社会主义不会变色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

关于文革夺权，在很多文献中均有披露。文革网（http://www.wengewang.org）收集了许多第一手的鲜活历史资料，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上网一读。从1967年初开始，全国各地方党政机关，各机构，各学校，各工矿企业掀起了轰轰烈烈、浩浩荡荡的“夺权”运动，从第一个地方文革政权组织 – 黑龙江革命委员会（1967年1月31日）成立，一直到最后两个地方文革政权组织– 新疆革命委员会和西藏革命委员会（1968年9月5日）成立，前后1年零7个月，就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见附件）。

文革夺权表现有以下几个特征：1. 工人农民为参与夺权的主体；2.参与夺权的团体一般有两个或多个群众团体；3.当夺权团体彼此间力量旗鼓相当，互不示弱，互不妥协，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来调解，当调解失败后，军队进行支左干涉，让左派造反派占上风；4.夺权过程中，均有一个或几个被点名打倒的当权派；5. 在夺权的过程中，中央文革小组起领导作用；6.一般不采用跨单位、跨地区、跨省市的方式进行夺权，而是由本单位的职工，本地区、本省市的人民群众来夺权；7. 新组建的政权组织 – 革命委员会中，工农兵占主导地位，夺得了领导权；8.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红卫兵一般不在革命委员会中担任职务，而是在完成文化大革命这一光荣伟大任务后，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进行培养，比如文革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工农兵大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