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罢工如何走下去：“占领中环”运动的启示 文：陈敬慈
2013年4月19日，过千码头工人和支持者在风雨中包围长江中心。应社工学联的邀请，笔者在理工大学与几十位学生分享对新社运和青年运动的看法。其中我分析了六七暴动对香港的长期深远影响。一方面是，社会的全面改良，至今仍然作为工人权益基本保障的《僱佣条例》在1968年生效。 9年免费教育，社会福利政策，大规模的公营房屋计划，没有一样不是六七暴动之后推出的。另一方面是，工联会受到很大的打击，不再用支持工人骚动的手法去推动社会变革， 「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抗争手法和「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抗争目标一样，成为香港主流价值的核心部分。在抹黑六七暴动时，民主派和资本家的态度异常地一致。 2001年，特区政府向曾为1967年「斗委会」主任的前工联会领袖杨光颁发大紫荆勳章，受到很多民主派中人的非议，人们都重提旧事，当年暴动街头放炸弹，令无辜者丧生。有趣的是，同年大紫荆勳章的另一得主，还包括李嘉诚，对后者却没有人有非议。 4月20日，和黄集团的董事总经理霍建宁在北京首次开腔回应工潮，他用「文革方式」去形容工人和支持者向李嘉诚及香港国际货柜码头的总经理的「大头像」抗议的行为。如此温和的行为，都被抹黑为「文革」，霍言外有音，他警告「不要像六七年那样」。 不理清历史，我们就无法前进 所谓六七暴动，因新蒲岗人造花厂的劳资纠纷受到警方镇压，工人反抗，工会发动万人上街，并罢工罢市，最后更以炸弹（有真有假）袭击警方。假如我们客观的观察历史，在街头放炸弹当然不会有人支持和同情，但是发动数以万计的群众上街，进而罢工、罢市，向明显偏袒资方的港英政府进行政治斗争这一点上，工联会承担了历史的责任。事实上，也为香港的社会改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60年代的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爆发的边缘，工人的罢工浪潮和学生的活跃主义相互交错，香港也没有例外，民情汹涌，谁能抵挡？但是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并不一定会带来政府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是群众的行动，自下而上的压力，迫使统治阶级让步。当年的另一集团工会，亲国民党的工团总会，被港英政府统合到建制之中，就没有表现出强大的战斗性。 2007年，作为扎铁工潮的支持者，笔者在《明报》撰文《天光道的光芒》，文中有这些的阐述： 「今年是六七暴动40週年。工联会领袖们已经融入统治当局，和官商通力合作，他们迴避了历史、欺骗了工人，六七暴动却还是像鬼魂一样困扰着香港。不理清历史，我们就无法前进。暴动一方面导致了主流社会对社会动荡的恐惧和对工人激进行动的竭斯底里；另一方面提醒了殖民地当局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潜在危机。 70年代之后，相对来说，香港进入了社会改良的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中。如果说1998年是一个新起点，标志着剥削加强了，资本累积策略转变了，那麽2007年8月10日八号风球那一天，弥敦道边的溷乱就在说明基层工人无法忍耐下去了，他们要反抗了。有事件的目击者告诉我，如果不是长毛在场，一场自发的骚动已经发生了。同样地，如果不是职工盟的组织者们一再的呼吁和约束，更多的冲突已经发生了。」 码头工潮与扎铁工潮又何其的相似。罢工的第一天，工人愤怒了，冲突发生了，电视画面播出了有保安人员倒地的片断。这个冲突的片断，在第二天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第三天开始，数以百计的青年学生自发地到码头留守支援，他们不惜冲击保安的防线，和工人们一起和平佔领了码头内的几条行车道。 4月1日，超过1000位以青年学生为主的支持者参与了游行到码头，气氛也到达了高潮。当天晚上，临时禁制令生效，工会宣佈在码头和平撤出，学联的同学在码头内讨论，他们的决定是：只要有一个人留在码头，他们都会陪工人留下来。情节令人感动。和霍的描述不同，从扎铁到码头工潮，工人的抗争都是从冲动， 「暴力」开始，被引导到守法和「理性」 的轨道中。 佔领有藐视现行秩序的进步含义 虽然六七的历史并没有被「理清」，但是和2007年相比，香港和世界的社会状况又出现了新的变化。激进运动有了新的表达方式：佔领！佔领这个名称虽然可以被扭曲使用，但是它还是有一种藐视现行秩序、拒绝承认法律规则的进步含义。佔领作为一种运动不是什麽新鲜事，1989年学生佔领天安门，巴西无地农民佔领土地， 阿根廷的失业工人佔领工厂，但是它最近引起人们的关注，应该是美国青年的佔领华尔街运动。这场运动，几乎是和英国学生抗议教育商品化的校园佔领运动，香港「八十后」青年的空间佔领运动同步发展的。不同的是，在2011年9月香港响应佔领华尔街发起者的全球佔领运动之前，我们称为「留守」（如2011年3月数百人为争取合理的财政分配政策佔领中环；2012年1月1日数以千计的人再次佔领中环）。留守是青年人对旧的已经建制化了的也僵硬了的「泛民」领袖们的一种拒绝和抗议。是的，你们有几十年累积下来的组织资源和社会资本，有名气吸引主流媒体的报导发挥动员效应，可是他们有他们的热情、斗志、抱负，还要智慧去改变一个世界。要改变这个世界，就必然要藐视现行秩序和拒绝承认他们的法律规则。在「泛民」们的领导下，在他们所坚守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则的指导下，从80年代至今，香港的民主和民生都没有大的进步。这不是工联会1967年的「暴力」抗争所带来的社会改良可以比拟的。然而，我们不是要回到过去，我们不是追求另一个工联会式的社会动员，从工联会的历史角色的转变中，我们更加要吸取教训，去摈弃一党的领导，并追求适当的政治多元。但是，一种适合当代的政治和社会状况的抗争模式已经诞生，这就是透过有组织的佔领行动，去影响社会经济的正常运作，并视之为一种权利。 人们不容易从习性中走出来，特别是当那变成一种职业，就像我们的「泛民」议员一样，他们要遵守选举的逻辑，他们要等到社会中大部分人支持时，才能有安全感。所以，佔领中环运动的实验者，是充满社会改革热情的青年人；佔领中环运动的倡导者，是冷静观察形势的学者，在这个意义上，戴耀庭先生做出了他的贡献。在学者、民意领袖、主流媒体默认或者支持佔领是争取民主的抗争模式时，「泛民」政党和领袖感到安全了，他们也纷纷表示支持。讽刺地是，几十年的民主光环，并没有令他们突破框框。 戴耀庭先生的叩问：对劳工运动的意义 当公众舆论慢慢地发生了转变，当越来越多的学者、议员、律师、评论家都认同作为一种公民抗命，佔领是向不公义挑战的合理手段时，工人斗争的新的可能性也拓开了。今天，假如工人们发起佔领中环、佔领码头的行动，霍建宁等人肯定会站出来谴责工人的「文革化」和「六七化」（即使工人们仅仅是在抗议场所贴几张「大头像」 ，他也已经这样说）。然而，工人的合理行为，肯定能受到1967年以来没有过的社会支持， 因为合理的并不一定要合法这一概念已经随着戴耀庭先生所倡导的佔领运动，得到社会主流的肯定和支持。不同的仅仅是，戴耀庭先生所倡导的佔领运动，是追求一人一票的政治改革；工人的佔领运动追求的可能是的社会改革。两者都是目前香港迫切需要的。 李嘉诚及其集团已经向工人和工会发起新的进攻。他们可以单方面宣布给予公司工加班津贴，却不愿意和立场十分温和的劳联属会协商；他们已经连续两天登报打击工潮；他们选择在北京发起对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人先生的个人攻击，并以「文革化」去形容工潮，说明了他们将不惜一切手段和成本，要令职工盟和支持工人的进步力量跪下。 戴耀廷先生及其战友，提早一年半进行政治教育，慢慢地改变人们的看法。人们的看法改变本身，就可能带来一些力量，一些社会变革的可能。和「泛民」议员不同，戴先生先有鲜明的立场，再争取其他人的支持，点点滴滴，慢慢地成为民主运动的主流。戴不断的叩问，参与佔领运动者，做了最后的打算了吗？在最差的情况下，运动被镇压，我们要去坐牢，我们能承担这个后果吗？这种叩问能将坚强者筛留下来，成为运动的主力。这个策略对工人和左翼学生运动同样有借鉴作用。这些问题都是工人运动的参与者和支持者，需要互相叩问和自我叩问的，假如不愿意在恶劣的环境下跪下求饶。假如越来越多的人给以肯定的回答，力量就形成了。这个叩问，现在正是一个好的时机开始，当数以千计的罢工者和支持者在摸索中前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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