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的文革（第六部分第五节）

很多人把“个人崇拜”看作为封建意识残余的表现，这显然是错误的。事实上人类的发展时时刻刻离不开“个人崇拜”，万事万物的生长发展也从未离开过“个体崇拜”。美国的《时代周刊》封面人物是一种“个人崇拜”，好莱坞制造的明星也是一种“个人崇拜”。“个人/体崇拜”是哲学、文化和自然规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摩西之所以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是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对“摩西的崇拜”；奴隶文化是对“奴隶主”的崇拜，封建文化是对“皇帝”的崇拜，资本主义文化是对“金钱和自己”的崇拜，社会主义文化是对“国家、集体和人民”的崇拜，宗教文化是对“神”的崇拜，祭祀文化是对“逝去人”的崇拜；越是发达的生物越是“脑崇拜”，越是低级生物越是“脑残或无脑”。事物的矛盾发展运动往往表现为对“主要方面”的“崇拜”，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恰恰是这种“崇拜”的具体表现。由此看来，1982年的《共产党党章》把“个人崇拜”一杆子打死是反哲学，反科学的，更是反人民的，因为主席是人民的化身，主席的思想是人民的思想。“一杆子打死”是邓出于自身政治利益考虑的，彻底铲除“两个凡是”的根的考量。主席曾告诫我们“在一个时期总有一个倾向。在第一次大革命以后，只讲合作，就不讲独立自主。讲国共合作，就不讲和国民党作斗争”，把握住了主席的这一真理性忠告，我们才能看清邓主导的反对“个人崇拜”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以及认清邓小平“反人民”性的本质。如果邓不是“反人民”，他是无论如何也举不起屠刀砍杀手无寸铁的广场热血学生和群众。

我们来看看，邓是如何进行“六四”戒严的？邓为了平息“学潮”，动用了10个集团军和一个卫戍区，共几十万人的正规部队，它们分别是陆军第24集团军、陆军第27集团军、陆军第28集团军、陆军第38集团军、 陆军第63集团军、陆军第65集团军，沈阳军区的陆军第39集团军、陆军第40集团军，济南军区的陆军第54集团军、陆军第67集团军、北京北京军区的北京卫戍区；使用的武器为当时最先进的常规武器包括有坦克和“开花弹”。参与“清场”的士兵人数远高于广场滞留的人数。为了彻底平息“六四学潮”，动用国家暴力机器抓捕了大批参与的群众和一些学生领袖，下放了整整一届快毕业的大学生。

在处理同样的天安门广场事件（1976年的四五事件），华国锋遵照主席的指示，只用了合起来才1万来人的工人、民兵说服“驱散”了被邓蒙蔽的广场群众（近200万），抓捕了一小撮唆使者，动用的唯一的武器仅是“木棒”。

主席一生有过3次个人崇拜，一次是新民主革命时期， 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一次是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为了打败苏修；最后一次是文革，为了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主席为何允许对他的个人崇拜？显然，这是为了胜利！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那么，胜利与个人崇拜有何必然联系？

我们知道，中国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和历朝历代的造反起义，无一不存在“个人崇拜”。从汉高祖的斩白蛇到朱元璋出生时“红光烛天”；从陈胜吴广的“大楚兴，陈胜王”到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替天行道”，到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建立起来的朝代，也无一不存在个人崇拜，比如皇帝被称为“天子”，诏书抬头为“顺天承命”等。由此可见，个人崇拜在革命生活和政治生活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换言之，离开了个人崇拜就没有了革命和政治。主席高呼的“人民万岁”也是一种崇拜，是对天下苍生的崇拜，是一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崇拜，是最高级别的崇拜，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化的具体表现。它要远高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对“自己的崇拜”-- 信己，信己只能让社会中的个人陷入“各自为战”，没有力量，终被资本的力量“各个击破”，因此，“信己”实为“信资本”，实为对“资本的崇拜”。

无论是战争还是建设时期的斗争，它们的胜负归根到底取决于各自代表的文化力量。关于文化的具体论述见前面段落。在旧中国，文化是被封建文化、殖民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等剥削文化统治着，在新中国，这些剥削文化作为社会存在基本被逐渐消灭。然而，由于文化具有传承性，它一旦长出了根后，并不会随它产生的土壤（生产关系和生活关系）的消失而消失，所以它们并没有从人们头脑中被根除掉，直到主席发动文革前夕，有相当一部分人群的头脑中，尤其是参加革命后当了官的人群（比如：刘邓俱乐部成员）、旧的剥削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头脑中，它们仍然占统治地位。精通史书的主席深知，单靠社会主义文化力量，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要想战胜这封建“千年的狐狸精”与资本 & 殖民的“百年的老妖怪”只能是天方夜谭。因此，社会主义文化只有联合其他文化才可能战胜腐朽剥削文化的联合。宗教文化贯穿了整个人类发展的文化，它历史的悠久所积累起来的力量可以抗衡任何其他腐朽剥削文化。中国历次能够翻起风浪的农民起义无一不是或多或少与宗教有关，秦朝末年的陈胜吴广起义，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起义，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隋朝末年的瓦岗赛起义，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北宋末年的方腊起义，元朝末年的红巾军起义，明朝末年的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清朝末年的太平天国起义。然而，这些带有宗教性质的农民起义无一摆脱掉封建腐朽文化的束缚，以失败告终！因此，主席在1949年进京前高呼“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宗教文化，相对于剥削文化而言，是一种追求平等的文化和主张向善的文化，比如佛教中的“众生平等”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基督教中的“上帝的子民”和“赎罪”。因此，它与社会主义文化具备天然的结合基础。为了战胜强大的腐朽剥削文化和传播社会主义文化，携带着社会主义文化火种的主席，必然要有“个人崇拜”；为了根除掉中国老百姓头脑中的殖民文化，消除中国人对苏修的恐惧，消除共产党对苏联老子党的依赖和恐惧，主席必然要有“个人崇拜”；为了根除掉中国人民头脑中的腐朽剥削文化，和让社会主义文化与共产主义文化在中国人民头脑中生根发芽，蓬勃生长，携带者社会主义文化和共产主义文化基因的主席，必然要有“个人崇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借助“神”的力量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广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化种子。 换言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主席代表的宗教文化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化联合力量战胜了腐朽剥削文化的联合势力。

然而，宗教文化毕竟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化，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是宗教文化中有一个虚拟的神，为了遵循“神”的旨意，教徒们往往表现为“愚昧”。如果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在社会主义国家尊崇没有阶级立场的“个人崇拜”或过度尊崇“个人崇拜”都将会让社会主义事业遭到巨大的挫败。熟悉历史的人都清楚，华国锋上台后立即着手搞自己的个人崇拜，将自己的画像与主席的并列，造成以“四人帮”为首的革命派被彻底镇压和他们的政治影响被彻底清除出当时的中国政权。因此，主席在1969年当文革政权诞生后，开始花大力气解决社会上对自己的崇拜，他持之以恒地反对“四个”伟大，只把自己的政治角色归入到小小教员之内。文革政权建立后，“个人崇拜”给中国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带来的益处要小于它所带来的副作用、弊端，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副作用则越来越大，直接危害建成的文革政权，因为此时的“个人崇拜”已经与初长成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化所倡导的“崇拜”格格不入。社会主义文化倡导的是“崇拜”集体、国家和作为集体或国家意义上的人民群众。在文革政权建立后，主席不再需要靠宗教式“个人崇拜”来保障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所以清除政治上的宗教式“个人崇拜”变成了必要性和紧迫性。很遗憾，作为主席亲密战友的林彪同志，在思想认识上这次没有跟上主席的步伐，没有清醒认识到文革政权建立后政治环境的质的变化，还是一如既往地搞“个人崇拜”。由于林彪同志的老婆和孩子给林彪同志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最终导致林彪同志错误地认为主席坚决反对“四个伟大”是将他看成了第二个“刘少奇”，认为主席要象“整”刘少奇一样“整”他，这种猜忌和私欲的增长最终不可逆转酿成了“林彪叛逃”。事实上，从“林彪叛逃”事件前前后后的主席讲话中，我们可以知道，主席是无任如何要保林彪的。在他的讲话中只是非常鲜明地指出叶群（注：林彪的妻子）给林彪带来的坏影响。研究文革历史的同志应重视这一点，叶群作为一个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她的“枕边风”毫无疑问对革命的“林彪”同志有腐蚀作用，特别是叶群直接参与到林彪同志的工作中，林彪越多地依赖叶群，这种腐蚀作用就越发厉害，随着时间的推移，腐蚀作用的积累终导致林彪同志最终丧失了革命原则。这一点上，王光美，一个比叶群更大的旧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刘少奇的腐蚀更大，诚然，刘少奇和林彪同志两者还是有本质区别，刘少奇自身也是一名资产阶级分子。

综上所述，主席为了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而进行“个人崇拜”，文革政权建成后，主席又为了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而反对“个人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