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的文革（第七部分）

七．伟大的文革政权

通常我们在讨论27年的主席时代一般不分开进行讨论，诚然，由于主席是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在由他老人家掌舵的27年中，中国的建设虽然出现些许波动，但社会主义性质却一直没有改变，而且不断加强。将27年来的中国建设捆绑在一块来讨论主席对新中国的贡献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然而，由于主席只说他做了两件事，即我们前面所谈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件事的结束时间与第二件事的结束时间相差的时间间隔有17年之久，所以从政治层面上讲，将主席的27年不分开来讲是不科学的。主席的27年大致可以分为文革前政权（1949 – 1966）和文革政权（1969-1976），两者之间有个过渡期（1967-1968）。当然，文革前政权还可细分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改造后两个时期，这里就不展开。

文革政权是主席通过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建立的政权。文革政权也是在文革之前的政权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两者的国家政权性质是相同的，即：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在如何防止国家变质的问题上，两者却有本质区别。历史证明，文革前政权（简称前政权）根本不可能防止国家变质，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变修，并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在中国，国家政权正是在华氏和邓氏欺骗并拆掉了文革政权的框架之后，恢复到文革前政权而不可避免发生了变质，变到现在已经成为官僚买办垄断阶级的政权。文革政权正是主席为了“反修防修”而建立的政权，是可以保证社会主义江山不变色的政权。

文革政权和文革前政权

文革政权和文革前政权的根本区别具体表现在：

（1）民主方面

两政权均是采用民主集中制原则。但是，在如何保证民主集中制的正确，前政权却没有明晰的规定，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不能得到很好的实现，规定的选举权只能流于“形式”，故而此时的人民群众是“顺民”或者他们的政治权利实质是被代表的。

而文革政权明确规定了民主的方式是“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只有掌握了“四大”，人民群众才真正拥有了实实在在的政治权力。没有“四大”作保障，人民群众的“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也同样流于“形式”，国家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即会发生变质，依次，国家性质会变修变私。

（2）干部选拔、任用和培养制度

两者在干部选拔上有本质的区别。

前政权一般采用上级任命提拔的方式来选拔干部，由于选拔的干部来自各个山头，所以“山头主义”在文革前很盛行。

文革政权的干部选拔制度多样化，文革时期，地方各级政府和中央各级具体办事部门一般采取造反派夺权后，自己组织权利机构 --- 革命委员会，自己选举干部，然后报中央批准。随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进驻，宣传队的主要领导也在革命委员会担任领导职务。在革命委员会中，工农兵占主导地位。军队的干部选拔一般延续前政权的方法，在一些非关键的军队部门，也采用类似革命委员会的操作方法。在中央领导的任用上，一批基层的领导和群众被直接提拔为中央领导，比如王洪文、陈永贵和吴桂贤等人。

两者在干部任用方面也有本质区别。

前政权中的干部一般是脱离生产的，至多是采用同吃同住同劳动和人民群众保持有暂时的联系，这样一定程度上导致干部的决策往往脱离实际，“过左”会造成社会主义建设的损失，“过右”则会滑落到资本主义道路。

文革政权中一大批干部直接来自于基层生产单位，他们没有脱离生产一线，在原单位挂职，所领取的工资也是来自于原来的单位。比如：王洪文在定为主席接班人时，还从原单位领取工资；陈永贵在当上副总理后，“1/3时间到全国调查、1/3时间回大寨务农、剩余1/3时间留在中央工作”。一大批来自一线工作的人担任领导职务并且不脱产，这保证了中央和各地方在决策时比较切合实际，从而避免发生重大失误。

两者对干部的培养也是有本质区别的。

前政权的干部培养侧重于“说教和驯服”，典型如刘少奇的《论共产党有修养》，把干部培养成被驯服的工具。

文革政权对干部培养则是要干部不脱离生产，下五七干校，进各种学习班，读书班，讨论会等等。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未来接班人的培养，更是采取诸如进工矿企业、“上山下山”和工农兵大学的办法。

（3）入党培养对象

两者在选取的入党培养对象也是有本质不同。前政权侧重于“老革命及其后代”和知识分子，给工农兵，尤其是工人和农民，有着人为的障碍设置，造成工农兵入党困难。文革政权则是重点选择“工农兵”为入党的培养对象。

(4) 政权的组织形式

两者均是实行人民代表制度，但两者在人大代表构成上却存在本质的不同。

前政权人大代表的构成是以“老革命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以第三届（1964-1975）全国人大代表构成为例，工人农民仅占12.6%，解放军占3.9%，合起来工农兵（95%以上的人群）仅占16.5%，不到两成。而文革政权人大代表的构成是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以第四届（1975-197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为例，工人农民所占的比例为51.6%，解放军占16.8%,合起来工农兵占68.4%，约七成。

从前后两届人大代表构成的来看，我们立马可以判断两个政权实质所代表的利益是不同的。前政权如果没有主席动用个人的巨大权威来压制，实质是一个修正主义政权，代表的仅是那些“打江山”的人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人（注：在主席看来，当时的知识分子思想基本都是资产阶级思想）。文革政权则是真正代表95%以上的人民群众的利益。

综上所述，文革政权和文革前政权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政权。前者代表的是人民群众利益，后者代表的是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利益。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号召人民起来造反夺权，终于建立了文革政权，从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手中夺回了本该属于人民群众的权利。

文革政权使得中华文化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

人类文化发展的趋势是从腐朽剥削的文化中发展到社会主义文化，进而到共产主义文化。因此，不论哪个国家，它的国家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和共产主义文化，那么它就拥有了最先进的文化。文革政权不仅使得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大发展，共产主义文化得到广泛的普及，而且，腐朽剥削文化被极大地压制，甚至被挖根。因此，拥有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化的中华文化是最先进的文化，而这又保证了中国成为第一个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

生动体现这个“文化盛世”现象的例子有：文革前雷锋的数量远不如文革时期的数量，改革开放后，雷锋逐渐绝迹。在文革政权期间，人人用实际行动争当雷锋；好人好事已成常态；小孩子独自出远门不用担心迷路、被拐卖；妇女不再是家庭的主妇，而是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闯将，文化革命事业的领军者，在五大红卫兵代表人物中，有两位为女性；反帝反修反封建、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热情空前高涨……。唐山大地震给唐山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它不期然地也给中国人民出了一道考题：检验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和共产主义文化的成果。由于主席当时病重，不能动用个人巨大威望帮人民解这道题，无形中给答历史的这道题提供了公平：人民靠自己来回答它。

经过7年的文革政权，中国人民给历史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案：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已进入高级阶段，共产主义文化已呈首尾，社会主义文化和共产主义文化不仅开了花，而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是，它们接了果，有了种子。它们的种子已经埋在每个中国人民的心中。“改革开放”虽然把文革政权所培育的鲜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化之花摧毁殆尽，但是一旦条件允许，它们的种子即刻长出芽来，迅速生长，著名的事例如：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2012年的挺薄运动、保钓爱国主义运动和北京发大水等。

文革政权使得中华民族的发展达到5000年来的顶峰

判断一个民族是否发展的标准主要有1.一定数量的人口；2.人口素质；3.如果是多民族，则是看各民族是否团结是否融合，民族越融合，则是民族越发展。

判定中华民族的发展要以这三个条件为标准，由于中国人口在新中国成立前已经足够多，所以后两者是评定的关键。

人口素质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知识，另一部分是文化。其中知识又包括书本知识和社会实践知识。

诚然，作为后来出现的“改革开放”时代，人们掌握的书本知识自然要比文革政权时要多。但是书本知识越多（文凭越高），并不意味着素质越高，主席曾说过“知识越多越反动”（当然这主要是指学文的）。中国的新“四大发明”者，他们的文凭都不高恰恰说明书本知识要学，但没有必要过量。社会实践知识才是人们发明创造的源泉，人们的社会实践知识越多，人们的创造发明能力越强，这是被无数事实证明的真理。主席曾说过：“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文革时期是中国人民参与社会实践达到顶峰。评选出来的中国新“四大发明”有三项（1973年的杂交水稻，1975年的汉字激光照排，1973年复方蒿甲醚）就发生在短短的7年文革政权时期。剩下的一项人工合成胰岛素是大跃进的产物。因此，就知识而言，文革政权的人口素质远高于“改革开放”的人口素质，究其原因是“改革开放”抛弃了获得正确思想和创造的源泉“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在“改革开放”时代，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失去了主观能动性，剩下的是做“科学实验”仅是为发表文章而乱编数据，“生产斗争”只剩下了“生产“，没有了“斗争”，“阶级斗争”却是完全消失。失去了社会实践知识，人们的创造力归于零，所做的工作只能是跟在别人背后，拾人牙慧。

对于人口素质中文化因素，前以论述，这里不再详谈。文革政权不仅让社会主义文化和共产主义文化之花盛开，而且还让它们结果播种；然而在其他时代，要么开的是小花，没有结果（新中国的文革前政权），要么摧残社会主义文化和共产主义文化之花（改革开放），要么连小花也没有（解放前）。

因此,中国的人口素质在文革政权时代是最高的，远远高于其他时代。

民族是一个阶级产物，随着人类进入共产主义，民族也将随着阶级消失而消失。主席认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民族越团结，越融合，则民族越得到发展。中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斗争越尖锐，国家越是要分裂，作为56个民族统称的中华民族越是一盘散沙。一盘散沙的中华民族是无论如何不能谈发展的，而是要谈解体和灭亡。“改革开放”造成的阶级矛盾非常尖锐，反映在民族问题上，就体现为民族矛盾变得非常尖锐。近年来，藏独和疆独的活动越来越猖獗，光天化日下屠杀汉人的事件时有发生，然而，这样的事件在文革政权时期根本没有发生过。说明了中华民族在“改革开放”时代不仅没有发展，而是大倒退。在文革政权时期，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被打倒，知识青年上山下山运动，破四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其它各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等促使了各族人民团结得好像一家子，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达到空前的盛况。

综上所述，文革政权使得中华民族的发展达到5000年来的顶峰。

文革政权使得中华文明达到5000年来的顶峰

中华文明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在发展。文明分为两部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其实指的是非物质文化，这部分在上面的中华文化中已论述，文革政权使得中华精神文明达到5000年来的顶峰。故而不再重复。这里将重点论述中华物质文明。

何谓物质文明？

根据新华字典的解释：“与“精神文明”相对。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的总和。内容包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和技术的改进，生产规模的扩大，社会财富的积累等；人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衣食住行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的变化等。”

因此，中国物质文明是指中国人民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的总和，是属于中国人民的。内容包括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和技术的改进，生产规模的扩大，中国社会财富的积累。

物质文明一方面的具体体现在中国人民所享受的物质条件/财富。在文革政权中，中国老百姓所享受的物质条件是什么？是住房、看病、上学；工人是水利化、机械化；工人是休假、免费疗养、不下岗、免费旅游等。然而，“改革开放”却摧毁了这些中国普通老百姓所享受的实实在在的物质文明，老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农业机械化被摧毁，水利化被不断损耗而没有修复，社会积累的财富在“改革开放”因没有被保护或故意摧毁而遭受到巨大的创伤，工人的休假、疗养和旅游的权利被剥夺，这些却只成了上层阶级的专利，工人被强迫下岗等等。整个属于中国老百姓的物质文明被摧毁殆尽。

物质文明另一方面表现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文革政权建立了一整套门类齐全的生产力体系，当时世界最尖端的技术中国不仅都能制造，而且还有所独创。而“改革开放”导致中国经济被殖民化，将整个中国社会生产力破坏殆尽。比如：运十的下马导致中国飞机制造生产力的崩溃，汽车行业外资化导致中国汽车生产力的湮没等等。

物质文明还有一方面表现在积累上，改革开放的经济殖民化也导致中国人民所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并并不属于中国，而是属于洋人，中国的财富汹涌澎湃地涌向国外，换来一堆白纸条。中国的社会财富的积累少得可怜，在这少得可怜的社会财富中，官僚买办和富豪又掠夺了大部。而在文革政权时期，国家财富的积累却是惊人的。以粮食为例，到文革结束后，国家积存的粮食足够所有中国老百姓吃上3年，试问现在中国的存粮够吃多少。改革开放刚开始，老百姓忽然感觉到一夜吃饱饭，其中猫腻就在于此。

物质文明还有一方面表现为生产关系，生产规模的越扩大，则物质文明越发达。文革政权实行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生产规模达到中国社会至今都没有的规模。“改革开放”的“包产到户”和对工厂的“关、闭、停、拆、卖”迅速将庞大的社会主义生产规模打得稀巴烂。因此，说“改革开放”对中华物质文明的大浩劫并不过，它极大地破坏摧毁了中华文明。“改革开放”的对立面“文革政权”却以每年9.4%递增的工农业发展速度为社会增加实打实的财富，是真正属于人民的财富。

综上所述，文革政权使得中华文明达到5000年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