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的文革（第十二部分）

十二.  我们的奋斗 -- 夺权

我们左派是主席思想的衣钵继承者、坚定捍卫者和运用者，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即用共产主义文化武装了自己的头脑，承担着共产主义事业的历史任务。在当前中华民族再次滑入危险边缘的时刻，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归结为两个字  --- “夺权”。如前所述，如果我们的抗争离开了“夺权”，只能让我们的抗争流于形式，陷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集会、示威、游行、空喊、情感发泄的死循环，根本不能撼动统治阶级的统治，根本不能阻止中华民族滑入地狱。因此，“夺权”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是我们迫切要做的。

同时，“夺权”也是我们能够做到的。

前面已分析过，主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靠的是四大法宝和一条道路，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笔者在这里将之称为第一次文革）胜利靠的是另外四大法宝和一条道路。当前左派同志要领导人民群众起来“夺权”的运动（笔者姑且将之称为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第二次文革）也需要依靠新四大法宝和一条道路。由于第二次文革和第一次文革本质是相同的，所以第二次文革所依靠的四大法宝和一条道路与第一次文革有很大相似性。历史条件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又决定着新四大法宝和道路有一定程度的调整。

1964 年下半年- 1965年上半年是两条路线斗争尖锐对立，双方势均力敌、展开决战的一年，是刘邓俱乐部向主席彻底摊牌的一年。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是以主席为首的宗教文化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化联合力量（简称正义文化）险胜以刘邓俱乐部为首的腐朽剥削文化结盟势力，迫使刘少奇不得不作检讨。

1976年，主席逝世使得正义文化的代表甄别失去了方向，造成当时政坛任何各势力都可以代表主席，华国锋通过一张“你办事，我放心”的纸条轻松代表了主席，结果轻松战胜了主席的真正代表“四人帮”，通过推行“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轻松篡夺了正义文化的解释权和领导权，从而将“四人帮”的势力和影响基本踢出政坛。

自1978年开始，邓小平将正义文化的代表模糊化，使得正义文化的甄别更加失去方向性，又通过用主席的话（比如：实事求是）来反对“两个凡是”，反对“个人崇拜”成功削弱了华国锋的正义文化的领导权，而自己窃取了“正义文化”的部分领导权。如此一来，加上他本人所代表的腐朽剥削文化势力，结果轻而易举地打败华国锋。

现在，邓产党已经由一个骗子变成了一个流氓和强盗，因而正义文化的代表已经非常明晰，正义文化和剥削文化的阶级阵线已是泾渭分明，到了我们实现主席预言后半句“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的时候了。是的，到了我们运用主席的话“组织起来”的时候了！

前已分析过，整个中国社会表现为“信仰真空”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信仰”，而是当权者使用国家暴力千方百计地割除、遮掩和镇压中国人头脑中固有的“信仰”（社会主义文化和共产主义文化），千方百计地强迫灌输资本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的结果。最近几年，代表资本主义文化的“普世价值”“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和代表封建文化的“孔子像”轰然倒下说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化在中国人头脑占有压倒性的统治地位。只要局部条件一允许，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化就会想方设法地蓬勃生长，比如地震天灾、北京大水、保钓运动、挺薄运动、泰州民众围堵豪餐官员等等。

“曾经沧海难为水”，沐浴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化春风的中国人民是无任如何不愿意再次跌入或者呆在肮脏污秽的腐朽剥削文化的泥潭里，不管泥潭被打扮得多么美丽动人。为了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化在中国再次堂堂正正地蓬勃发展，开花结果，源远流长，我们必须从官僚买办垄断阶级手中夺过权利。

当前中国政权被4%的官僚买办集团掌握着。而这4%的官僚买办势力看似强大，实则是纸老虎（见前面分析），不堪一击。要从他们手中夺权，我们可以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正如主席打败刘邓俱乐部的“大四清”夺权，正是抓住了刘邓俱乐部暂时出现的裂痕，联合正义力量，一口气击破刘邓俱乐部的夺权阴谋。当前中国政坛上山头林立、新旧官僚更替，彼此间矛盾重重，难以调和。前已谈到改革开放的历史是一部共产党干部由“人民公仆”堕落为“当穷官老爷”（1978-1989），接着堕落为“当富官老爷”---为资本家办事（1992-2001），再沦落为“外国资本家的走狗”（2002-2012），最后沦为“国内外资本家的肥猪”听任它们宰割（2012-）的历史。这样的历史注定了邓产党内部正义（薄熙来代表的正义成分）和邪恶（温家宝等代表的恶势力）共存，注定了邓产党必然要分裂，快要分裂。

根据上面的分析，笔者认为，当今左派夺权依靠的四大法宝是：1.  主席的思想，尤其是文革时期的思想；2. 统一战线；3. 军队的中立；4. 类似中央文革小组的夺权组织。一条道路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发动青年学生起来造反，进而推动工人和农民起来造反夺权，走地方包围中央，小机构包围大机构的道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类似革命委员会的政权组织。

目前，左派同志不仅掌握着主席的思想，这保证着夺权的方向是人民性、正义性，而且还可以发动并组织青年学生、人民群众起来抗争。诚然，左派对主席思想的学习还有待强化，作为主席思想的代言人还有待加强。然而，强化和加强是要我们在实践中完成的。左派只有通过不断地实践，主席思想所蕴含的所向披靡的威力才会不断转化为左派的力量，这为法宝之一。

当前左派作为一个政治力量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掌权，因而统一战线是左派能否夺得权利的关键，谁是当前左派的联合力量笔者尚不能肯定？但笔者认为有两个标准来决定左派的联合力量，一是是否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主席认同；二是是否掌权。统一战线是关系到国家暴力机器能否保持中立甚至获得支持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为法宝之二。

目前的军队和警察掌握在邓产党手中，如何能够让军队和警察 保持中立或者不干涉，甚至争取到他们的支持，则要看我们的斗争艺术。首先，统一战线是一个重要因素；其次，分化和瓦解国家的维稳力量是另一个重要因素，比如去年7月28日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发生了上万名群众占领市政府大楼过程中，维稳警察保持中立；再次，将斗争的规模缩小，比如前不久发生的北京某所大学教师起来造校领导的反，军队和警察没有介入。当然还有很多方法可以让军队和警察保持中立或不介入或获得支持。切记，文革和国内外经验表明，如果没有了军队的支持或中立，左派的“夺权”必将失败！因此，军队至少中立是为法宝之三。

目前，我们不得不承认，左派群体还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团结是一个大问题。当前的一项紧迫和重要的工作是实现左派的大联合，团结在主席思想的旗帜下。让我们遵循主席的政治遗嘱：“要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把左派同志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成立一个或多个（注：最好是一个，为了安全和团结的需要，也可以是多个）类中央文革小组指导全国的夺权运动，有一整套夺权的方针政策，建立起一个包括邓产党的健康成分在内的革命委员会。显然，如果去年7月28日的“启东事件”由一个左派组织领导，并且具备一整套夺权方案，启东市政府是会被启东人民轻而易举地夺权，很可惜，当时群众由于没有组织而致使现场混乱，群众情感宣泄一番后就不了了之，结果引来政府“秋后算账”。因此，指导夺权运动的左派组织是为法宝之四。

当前的青年学生与1966年的青年学生和1989年的青年学生有本质的不同。现在的绝大部分青年学生（他们的父母是工人和农民）是彻头彻尾的无产者，他们“一毕业即失业”的现状和高房价让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因而他们的革命性要比他们的前辈要强烈得多。加上他们与前辈们具备一样的激情，可以预测，他们在第二次文革中所起的作用要比第一次文革中的前辈要大得多。左派同志要千方百计地做学生的工作，发展他们中的优秀分子成为左派的新生力量，发动他们起来造反。目前绝大部分的工人和失地农民已经同样沦为无产者，左派同志也要千方百计地做他们的工作，发展他们中的优秀分子成为左派的新生力量，发动他们起来抗争造反。左派使用的武器就是“四大”，用“四大”来宣传文革，用“四大”来揭露改开的黑暗，用“四大”来团结我们的朋友，用“四大”来夺权。在“四大”中，大字报是信息交流的载体和放大器。由于传统媒体和网络主要媒体被邓产党和资本家控制，所以大字报是我们工作能否成功的关键，因此我们要想方设法地办“大字报”，办好“大字报”，一张优秀的“大字报”可以起到千军万马的作用。推出来的“大字报”要尽一切可能地在群众聚居的地方张贴和散发。由于左派目前力量还比较小，如非特殊情况，是断不能够直接向邓产党的核心叫板。因此，需走类“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走地方包围中央，小机构包围大机构的道路。

综上所述，只要左派有了这四大法宝和一条道路，第二次文革的胜利就不是梦想，而是即将变成的现实。

如前所述，主席曾经把中华民族带到了中华民族的“迦南”，一个可以触摸共产主义天堂的栖息地。因此，拥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左派同志只要把中华民族带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相信中国人民因为路熟的缘故可以不费多大周折就回到“迦南”，吃过二茬罪的中国人民不会再次愚蠢地离开“迦南”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许是最后一批主席的圣徒和最后一批中华民族的圣徒。在我们之后，中华民族将进入了共产主义天堂。为了这一神圣的历史任务，笔者要问，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准备好了坐牢、流血，甚至杀头吗？

（责任编辑 玉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