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历史不容篡改（九）

其实，一九七八年以后，一直有人在做这件事。

肖冬连等在《文革前十年史》中说：“毛泽东才是中国这场改造运动的‘第一推动力’，而且总是运动加速的动力源。”“高潮从农业开始。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出现，并不是所谓广大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是一九五五年的‘三个会议一部书’”。“一部书就是毛泽东亲自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作结论时，不无得意地说：‘我用十一天功夫，看了一百二十几篇报告，包括给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宽，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这意思是说，他说高潮已经到来是有根据的，是经过调查的。然而这一次调查与以往不同，并不是亲历亲为，实地考察，而是镜中观花，纸上谈兵。”

该书还引用了一段话：“逢先知这样说：毛泽东自己对这次合作化的‘调查’是比较满意的，但我认为这次调查不能说是成功的。毛泽东一贯主张，要做亲身调查，并为我们全党做出了榜样，而他的这次调查只是看下面送来的书面材料，而其中一大部分是批判小脚女人以及后的，他写的那些尖锐批评右倾保守的按语，主要就是加写在各地在7月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以后送来的那部分材料上的。尽管这些按单独看起来可能很有道理，但就全体而论，对于合作化这个本来是合乎农民需要（但要根据自愿互利原则逐步发展）的进程，加以人为的加速又加速，拔高又拔高，客观上是在命令主义的产物之上又加上新的命令主义。”

按照肖冬连、逢先知等人的说法，毛泽东把亲自主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说成是一次社会调查“不是亲历亲为”，而是“镜中观花，纸上谈兵”，因此“这次调查不能说是成功的”。由此推论，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进行的建国后的第二次调查，即毛泽东称之为“床上地下，地下床上”的前后两个多月听取34个部委的汇报，就更“不是亲历亲为”，而是“镜中观花，纸上谈兵”，因此就更“不能说是成功的”了。而实际上他们为了攻击毛泽东而故意歪曲调查的概念，把调查说成是必须“亲历亲为”。

按照肖冬连、逢先知等人的说法，农业合作化，至少是它的“高潮”，完全是毛泽东个人的主观主义、命令主义的产物。既然如此，当然就应该“退回去”，退回到分田到户、包产到户去了！

辛子陵在《全卷》中说：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之后，尽管刘少奇当即表示尊重毛的意见，但始终认为‘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在实际政策上，刘少奇支持不动摇私有基础的互助合作运动，并不热心发展动摇私有基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邓子恢实际也是这个主张。”

“毛泽东见邓子恢就任农村工作部长后，没有积极贯彻他的思想，却和刘少奇配合非常默契，对邓子恢非常不满意。”

“这确实是两条路线的分歧，这是空想社会主义路线和科学社会主义路线的分歧。”

“有两种防止两极分化的办法：一种是把社会拉向倒退，回到野蛮人的没有任何阶级差别的状态，那当然是普遍的贫穷，在普遍贫穷的条件下求社会平等，中国古代的空想社会主义，即大同思想，就是主张‘不患贫而患不均’；另一种是把社会推向前进，不怕道德家的义愤填膺的喧嚷，允许竞争，允许会经营的人先富起来，在生产力大发展，社会财富普遍增加的条件下，使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甚至衰落。前一种是毛泽东的合作社、高级社、人民公社所采取的办法；后一种办法是邓小平‘包产到户’的办法。”

所以，辛子陵认为“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不彻底性主要表现在仍然认为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正确的。现在到了解决的时候了。如果肯定它是正确的，今天农村的包产到户就没有存在的根据……就是对党的决议的背离。”

这个人的观点确实非常彻底，他说出了党内那些极右分子想说而没有敢说出来的话。

阅读本章建议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有关文章。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