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么多年，富士康夜班加班费一直是每次4.5元。如果要请一天的事假，不是只扣一天的工钱，而是从每月40个小时的加班费中按一天扣除，这样被扣得更多。而这些情况向厂里的工会反映，他们根本不理。”5月1日上午，在清华大学举办的“富士康工会调研报告发布会”上，富士康深圳龙华厂区一位员工说。 另一位员工也告诉大家，听说过富士康集团工会关爱热线78585，但反映投诉的问题“很少能得到解决”。会费有没有扣除也不清楚，因为在工资单上没有反映，“工会举办的活动，也是要工人们支付费用的”。 今年2月，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科技集团宣布将在美国公平劳工协会的协助下，培训中国工人投票选举自己的代表，建立“真正工会”。 富士康称，工人们将选举产生至多1.8万个工会委员会，新的选举流程将产生更大比例的基层工会代表，管理层将不再插手工会。 而早在2011年的《富士康科技集团企业社会与环境责任年度报告》中，富士康就曾宣称在三个方面落实了员工的自由结社权：2011年集团在中国大陆地区15个园区都组建了工会组织，员工入会率达86.3%；集团工会代表职工方利益，签订了2011年集团集体协商合同，约定了员工工资调整幅度；集团工会成立了员工关爱中心，为员工提供24小时开通的申诉渠道，让员工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到工会组织。 “一个工会能否成为是一个"真正的工会"，不能任由资方言说，我们需要听到一线工人的声音，更应该观察工会在实际作为中能否真正维护工人的利益。”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毅说。 富士康工会只是个摆设 潘毅介绍，从今年3月15日开始，“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计划”项目组组织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的师生，在富士康的深圳、武汉两地三个园区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调研采用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共获得有效问卷685份，其中深圳龙华厂区301份、观澜厂区200份，武汉厂区184份，以及大量的一手访谈材料。 调研发现，只有44.5%的人知道工会会员有选举和被选举为工会干部的权利；64.3%的工人不知道集团工会主席是谁，更有82.5%的工人不知道基层工会小组长是谁，对园区工会、事业群工会和事业处分会的委员和主席“都不知道”的比例亦分别高达71%、74.3%、69.3%。 这些数据表明，工会干部并没有真正履行作为工人利益代表的职责；而如果工人连谁是工会干部都不清楚，又如何能反映自己的问题和诉求呢？ 调研发现，仅有24.6%工人认为自己加入了工会，而且只有16.9%的富士康工人持有工会会员证。有55.7%的人表示加入工会属于“企业规定，入职时自动加入”；而在非工会会员群体中，有高达58%的人表示“不知道怎样加入工会”。这一数据与富士康官方宣称的86.3%的入会率相去甚远，富士康工人普遍面临“被工会”的情况。 调研发现，尽管富士康举行工会选举的消息在媒体上炒得沸沸扬扬，但事实上90.2%的富士康员工不知道富士康工会选举的事情。94.7%的工人在过去从未曾参加过任何形式的工会选举投票。 这两年，富士康发生多次员工跳楼事件后，曾对外宣称已经建立了集团工会关爱热线78585。但调研发现，只有32.5%的人曾经使用过该投诉方式。有投诉经历的人中，56.1%的人反映投诉的问题“很少能得到解决”或“全部都得不到解决”，且有47.4%的人在投诉问题后曾经遇到老大（即上级主管）的打击报复。 调研发现，如果按百分制、60分为及格线，工人为富士康工会的平均打分仅为55分；仅有17%的受访者认为工会在提高工人收入方面发挥了作用，只有24.3%的工人认为工会在公司发生裁员和变相裁员时能够维护工人的利益。在描述现有的工会时，工人使用最多的词语是：“不清楚”、“不了解”、“华而不实”、“虚伪”等。 加班时间长、收入低是富士康员工反映的最普遍的问题，这其中，工会在反映工人意见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呢？调研发现，48.1%的受访者底薪为1800元甚至更低，仅有略过三成的受访者底薪在2200元以上。受访者在2013年1月的实际收入平均为2421元。这一工资水平与2010相比虽然有所提高，但与富士康对外界所宣称超过85%员工基本薪资将达到2200元的水平仍有相当差距。 “工资实际上是明升暗降。”富士康深圳龙华厂区一位员工说，富士康在对外宣称提高工人工资后，取消了原有的伙食及住宿补贴和部分津贴，加之周边物价快速上涨，工人真实收入水平并未有实质性的大幅增长。 而面对工人提高工资的诉求，工会则无所作为，只有8%的富士康工人认为工会曾经向厂方提出过加工资的要求。富士康工会面对“加薪问题”反应消极，一位员工表示，曾看过集团工会主席的发言稿，曾表示“只要不违反劳动法，1500-1600底薪都行”。 潘毅告诉记者，调研人员曾主动与富士康工会代表接触，“但他们都拒绝与我们交流”。 上述调研报告称，在面对调休、夜班、工资等生产和待遇问题时，工会都以“属于生产、人资部门内部事务”为由不予介入。工会更像是附属于富士康的一个弱势部门，而非工人的组织。 “工会只有代表工人，只有工人参与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工会，这该是毋庸置疑的道理。”潘毅表示，通过对富士康工会系统的专题分析可知，一个没有基层工人参与的企业基层工会，不管其有多么完备的制度设计或多么通达的信息系统，均与普通工人无关，而这样的工会也注定只会是资方的附庸，对工人来说则只是一个摆设。 潘毅认为，着眼当下的工会建设，也只有在结合“基层工人参与”这一点上，才具有其作用和意义。 调研报告建议，工会对于员工投诉事项或者损害员工利益的事件须具有独立的调查权，并将调查与协商处理结果面向员工进行公示；对于进行投诉的员工信息必须保密，不得向人资、生产部门透露，避免出现被投诉人打击报复投诉人的情况。同时，应设立工会干部权益保障机制，降低工会代表的工作风险。 迈向真正的工会改革 2010年广州佛山本田工人叫出 “重组工会”起，去年深圳欧姆厂工人罢工要求直选工会，今年欧姆厂再次爆出 “罢免工会主席”的呼声。“五一”节前夕，工会民主化改革成为整个社会不可回避的议题。 事实上，工人组建工会的诉求，并非始于本田罢工。2004年深圳有利电电子厂万人罢工要求改善劳动待遇及组建工会，当时因得不到上级工会支持而告失败。2006年山东烟台澳利威电子厂工人罢工成立工会，后遭资方打压，被迫走上维权路，工厂搬迁，最终也告失败。2006年，沃尔玛南昌八一店工人在地方工会的支持下，成功组建工会，并且将此成功经验复制到其它沃尔码分店，但不久南昌八一店工会主席便因资方的持续打压无奈辞工。 据“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计划”课题组介绍，近期，该课题组在广东进行了田野考察，对三家工厂（深圳欧姆电子厂、深圳冠星表带厂、广州东海橡塑公司）进行了深入的调研。 调研发现，欧姆、冠星、东海橡塑的抗争中，积极和进步的工人，已经从意识发展出行动，要求成为工会真正的主人。 欧姆厂工人2012年罢工要求工会直选，一年后，工人不满工会未能维护工人权益及为工人争取利益，一百六十多名工人联名要求罢免工会主席，最后深圳市工会介入，未能成功罢免。 冠星厂(西铁城)工人2011年罢工，成功进行了集体谈判，当时被媒体广泛报导，并推为一个成功的典型。2012年工厂转型，部分部门面临解散，工人持续抗争，并尝试要求工会直选，最后因未得到上级工会的支持及受工厂的打击，争取失败。 东海橡塑厂工会已建立多年，工会主席是持有日本国籍的中方高层管理，已任两届主席，工人不满他站在资方立场，未能为工人争取权益，今年1月罢工，要求罢免工会主席，罢工时工人当中流传着一份名为《东海工会革命》的宣传单。罢工第二天，防暴警察介入，抓捕十多名工人，其中两名工人被刑事拘留37天才放出来。广东省工会后来派出调查组，协助东海工会提前重选工会委员会，重选工会主席。 调研组介绍，冠星厂和东海橡塑厂，在工人争取工会权利的过程中，甚至在工会的日常运作中，都面对着资方的高度介入，这是工会改革的重大障碍。上级工会没有足够的力量，给予基层工会及工会代表保护和支持，基层工会的民主权利落实面对很大的困难。 调研发现，强资本弱劳工的结构性缺憾下，工人的争取通常会遇到资方的强力打压，地方政府面对工人集体行动时，也一般采取打压的方式，工人自是期望工会可以作为工人的支持性力量。然而，工会定位为劳资关系协调者的角色，最终必然与工人的要求出现矛盾，也让工人对基层工会及上级工会产生失望情绪。 调研组表示，东海工会的重选，并没有带来任何不稳定，顺利过渡，工人对上级工会的积极回应，有一定的正面印象。相反，欧姆厂的工会主席虽然保住了，可是，所有的事情工人看在眼里，失去的将是他们对工会，尤其是上级工会的怀疑与不信。 调研组认为，真正危机，不在于工人的民主诉求，短期的轻微对抗。更深刻的危机将会在未来，由于官僚化的思维，不重视在工人在基层民主实践中的主体性和权利，工人刚刚建立起来对工会组织化期望将被打破，这无疑是把工人慢慢地推向反方向，不利于工会的真正改革。 潘毅说，富士康工人对工会仍然抱有期待，这些期待和建议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工会应该积极介入工厂管理问题，向企业积极争取员工权益，并开拓基层参与工会的途径。 “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计划”项目组调研发现，对于怎样建设“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的制度构想的问题，54.3%的工人认为“工会干部由工人民主选举产生”， 53.7%的工人认为需要“定期进行工会会员大会”，70.9%的富士康工人认为基层工会负责人和代表应该听取工人意见并向上反映问题，说明工人对于工会民主化寄予厚望。 (责编:刘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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