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与现代世界体系的危机

费尔南德·布罗代尔中心

纽约州宾汉顿大学，美国

Fernand Braudel Center, Binghamton University

http://fbc.binghamton.edu/commentr.htm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路爱国译）

评论第351号

2013年4月15日

外逃工厂已无路可去？

自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存在以来，其成功运作的一个重要机制就是工厂大量外移。在依赖所谓主导产业（主导期通常约为25年）积累起巨大资本的一段时间后，利润水平下降，原因既有主导产业的准垄断地位削弱，也有由于各类工团主义行动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 

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解决办法就是工厂“外逃”。这指的是，生产场地转移到世界体系的其他地方，那里有“历史形成的较低的工资水平”。实际上，控制主导产业的资本家用较高的交易成本交换降低的劳动力成本。这就为它们维持了很高的收入，即使仍然低于他们拥有准垄断地位的前一段时期。

新位置上的劳动力成本为什么较低的原因是，外逃工厂从农村地区招募劳动力，他们以前较少参与市场经济。对这些农民工而言，在这些外逃工厂工作的机会代表着实际收入上升，同时对外逃工厂的厂主而言，付给这些工人的工资比以前位置上的工人要低。这就是所谓的双赢解决方案。

这个看似美妙的解决方案的问题一直都在于它不能持久。在大约另一个25年后，新位置上的工人开始发动工团主义行动，他们的劳动成本开始上升。上升到一定程度后，外逃工厂的厂主就只有一个真正的选项—再次外逃。与此同时，新主导产业在一些地区建立起来，积累了财富。因此，各类产业的位置一直处于不断变动中。准垄断一波又一波！外逃工厂一波又一波！

这真是资本主义根据情况不断变化的漫长过程进行调整的一个奇迹。但是，这个奇妙的体系依赖于一个结构性因素—能不能为外逃工厂的位置转移找到新的“处女地”。所说的处女地，我指的是相对而言没参与世界市场经济的农村地区。

然而，在过去500年间，我们一直在“用尽”这类地区。这可以很简单地由世界人口的非农化衡量。如今，这样的农村地区已经减少到地球表面的一小部分，很可能到2050年它们将会成为极小的一小部分。

要了解如此大规模非农化带来的后果，只要看看《纽约时报》4月9日的一篇文章。其标题是“你好，柬埔寨”。文章描述了那些逃离中国的工厂“蜂拥”至柬埔寨，因为在前一个接受这些外逃工厂的中国，工资水平上升了。不过，文章继续说，“跨国公司发现，它们可以逃离中国的工资上涨，但却难以真正躲藏起来”。

跨国公司面临的问题是，通信的极大扩展使双赢局面结束了。如今柬埔寨的工人仅仅几年后就开始工团主义行动，而不是在25年后。举行罢工和施加压力，要求比他们现在更高的工资和福利，这当然降低了跨国公司转移到柬埔寨或缅甸或越南或菲律宾的价值。现在事实证明，从中国转移出来的所得根本不是那么大。

《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应那些担心依赖一个单一国家的西方买家的要求，有些工厂还是搬了”。一位制造业顾问的结论是：搬到柬埔寨有风险，但“留在中国也有风险”。不管怎样，还有什么地方能把外逃工厂移过去吗？或者，柬埔寨就是最后一站？

根本问题是，已经规模巨大而且还在不断扩展的非农化，加上工人可以很快得知他们的工资比较低、从而开始采取工团行动，导致最不熟练的工人的薪酬水平持续上升，并因此对积累资本的可能性产生了世界范围的负面压力。这对大型跨国公司不是好消息。

这其实都是现代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的一个因素。我们正在经历对99％的人口日益增加的财政紧缩压力，再加上一个对资本家而言不再那么有利可图的资本主义体系。这种组合意味着，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正在出局。

双方都在寻找替代--但明显是不同的替代。我们在未来几十年共同面临一个“选择”。一种可能性是一个新的非资本主义体系，它复制（并或许恶化）资本主义的三个基本特征—等级结构、剥削和两极分化。另一种可能性是一个比较民主和比较平等的新体系。应该强调，后一个体系在世界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存在过。但它是可能的。

不管怎么说，柬埔寨都不是现代世界体系的未来。相反，它代表了一个机制的最后遗迹，该机制在营救资本主义方面已不再有效了。

（责任编辑：远航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