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毛泽东推动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从建国初到一九五三年底，全国共组织起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四千八百零六个，社员二十九万八千余人。 在手工业改造过程中，出现了多种合作形式。在毛泽东主持下，经过中央讨论，认为还是应当按照我们改造手工业的三种形式，即由手工业生产小组到供销生产合作社，再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逐步发展。 一九五五年底，参加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人数达到百分之二十五点四。 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和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在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着重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提出要更迅速地把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会后，迅速掀起手工业改造高潮。 一九五六年三月四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工作情况时说：“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我觉得慢了一点。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有点慢。” 到一九五六年六月，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已占手工业者总数的百分之九十。 手工业改造在加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盲目集中，一律合作，造成许多新的不便。一些传统手工艺品质量下降，有的甚至面临失传的危险。 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起，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两翼的三大改造，高潮迭起，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毛泽东的心情格外舒畅。当时，他向一位外国人说：“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前我是睡不着觉的。一切都还不上轨道，穷得很。人总是不高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开始高兴了。工作比较上轨道了，党内问题，也比较上轨道了。”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草案)。参加会议的，除了最高国务会议成员以外，还有各方面的负责人，部分政协委员，一些科学家和文化界、教育界、工商界人士。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对于这种方法，过去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人表示怀疑。但是从去年夏季以来，由于农村中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和最近几个月以来城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他们的疑问已经大体解决了。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这是毛泽东对中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基本的结论。 第二部分对原文的评论 原文说：“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一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它的后期，也受到“左”的思想影响(这中间虽然也提出过要纠正“左”的偏向，但从总体上并没有解决“左”的问题)。由此产生了如下一些问题。” 原文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这样一种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这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以为只有这样，才是社会主义。在改造过程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这导致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因而，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长时期内，中国的经济构成过于单一。实践已经证明，这是不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不适合于经济落后的中国的实际情况。” 实际工作中产生的若干问题与指导思想的错误，两者不能混同。指导思想上有错误，在实际工作中必然会产生问题；指导思想正确而由于经验不足，在实际工作中也会产生一些问题。百分之百的成绩而没有任何缺点，这样的工作谁能做到？一说工作有缺点，就要扯到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在作怪。 关于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的问题，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原文的作者又提出毛泽东说的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问题。并且说“这导致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难道说作者真的连目标与过程都分不清吗？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目标，这个目标并不等于进行一次革命活动就可以达到的。 正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时候，明确提出：““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这样定息也有出路。重庆的低质产品，旺季不合规格，淡季合规格了，是因为旺季社会需要太大，供应不足。供应不足是长期的，是好现象，是因为购买力增长。要想办法。定息时间要相当长，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公私合营有优越性，比不合营好，工人的积极性提高了，资方的态度也改变了。”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还指出：“在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这就糟糕!现在怎么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还说：“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正是在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指导下，八大的报告和发言中才在经济方面提出了“几个为主几个补充“的思想。怎么能说“这导致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呢？ 原文还说：“这一段讲话中提出一些重要的思想，可惜没有深入研究下去，更没有付诸实践。所有制形式过于单一的问题，成为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症结。这个问题的解决，成为留给后人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 这句话把所有制的问题夸大到如此程度，不过是为无限发展私有制留下一条后路而已。 肖冬连等在《文革前十年史》中说，“从政治上看，三大改造的提前平稳实现，的确是个历史性的胜利……然而，从经济上看，这个胜利多少带有表面性。”“问题恰恰在那个‘大胜利’。刚刚建立起来的那种社会主义体制模式，是否真的大大的解放了生产力？我们刚刚建立起来的这种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它的母国苏联及东欧各国已经显露出严重的缺陷而寻求改革了。这种历史的势差，影响极其深远。” 这是一种貌似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而实际上是完全脱离历史实际的空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现实的社会主义只有苏联这样一种模式，中国以及东欧各国（南斯拉夫在特殊情况下采取了一些特殊政策除外）搞社会主义改造自然要采取苏联的一些基本经验。正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就提出“以苏为鉴”寻找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还是辛子陵说得“彻底”，他说： “一个个体手工业合作化，‘化’出了三个结果：第一，国家背了一个大包袱。第二，劳动生产率降低，社员收入减少。第三，传统名牌产品逐渐退化。” “从政治上讲，中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资产阶级的改造，是非常成功的……从经济上讲，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来讲，从创造物质文明推进社会进步来讲，这一改造的必要性和进步性就值得怀疑了。……毛泽东在这里犯了一个超越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重大历史错误，他违背了自己制定的正确的指导理论和正确的发展路线。” “有一种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多留几分成绩的说法：认为‘三大改造’至今仍是正确的；但同时又承认‘改革开放’的路线也是正确的。这在形式逻辑上是一种二律背反的错误。‘三大改造’如果是正确的，‘改革开放’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改革开放’如果是正确的，‘三大改造’就是空想社会主义路线的发端。改革，就是改革毛泽东晚年定型的一些政治经济模式；开放，就是从毛泽东晚期思想禁锢下长期形成的封闭状态下开放。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才能指引人民满怀信心地前进理论上羞羞答答，必然带来行动上的动动摇摇，给极左思想留下阵地和市场。” 这个辛子陵确实不愧是极右势力的代表人物。他把一些人不敢说的心里话都公开说出来了。他认为仅仅否定“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还不彻底，必须否定“三大改造”；在中国就是要无限制地发展资本主义，“但不再是十五年，可能是上百年或更多一些时间”。 阅读本章建议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有关文章。
2004年12月31日初稿 2013年5月2日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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