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历史不容篡改（十一）

　三月一日，听国务院主管轻工业部门的第四办公室和纺织工业部汇报。讲到发挥现有企业生产潜力问题时，毛泽东提出：技术改造这个问题重要，这方面的潜力很大。此前，二月十七日听汇报时他就提出：“技术改革是很大的改革，带革命性的。” 

　　在谈到对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的利用问题时，毛泽东十分明确地指出：“限制发展是错误的，不能限制发展，应该是充分利用或充分合理利用。”他一再强调：“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与此相联系的，关于上海、天津企业是否内迁问题，毛泽东说：上海、天津的企业一般不内迁，个别有条件的，经济合算的，可以内迁。 

　　在汇报划分中央和地方企业隶属关系时，毛泽东说：是不是中央部门想多管一点？要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划分的主要根据是供销范围。 

　　“新建一个八万纱锭的纺织厂，生产一年就可以收回投资。”——汇报中的这个材料，给毛泽东很大启发。他肯定地说：“轻工业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很重要，能多搞尽量多搞些。” 

　　三月二日，听地方工业部汇报。毛泽东先讲了一段怎样作汇报，怎样写文件的问题。他说：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照这样汇报，听过去就忘记了。讲存在的问题，要举事例，把人指出来，不举事例等于无用，别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为了使人懂，长一点也不要紧。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对标语口号吗？就是要有具体形象，有人物。没有具体形象，作品就没有生命。半个月来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只有观念形态，没有物质，要脱离实际。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许多具体问题的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 

　　从地方工业部的汇报中，引起毛泽东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问题。他说：苏联有一个时期很集中，也有好处，但缺点是使地方积极性减少了。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地方政权那么多，不要使他们感到无事可做。这表明，毛泽东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思想，已经萌生。 

　　关于沿海地区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要采取积极合理发展的方针。有的可以内迁，不能内迁的应该积极合理利用，不要加以限制。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轻工业百分之七十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 

　　三月三日，听轻工业部汇报。汇报到烟叶质量下降时，毛泽东批评说：“你们心气平和，程朱哲学，没有气，没有长角，不敢斗争。农产品质量下降，要向农业部斗争。农业部要设技术作物局。” 

　　这次汇报，也谈到了沿海地区工业的利用问题和多发展轻工业积累资金的问题。毛泽东说：“鞍钢、石景山钢铁厂、上海造船厂等沿海的重工业都利用，轻工业为什么不利用？要积极合理利用。”他不赞成汇报中关于上海地区不作大的发展的意见，说：“还值得考虑。沿海都要利用。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毛泽东又说：“多搞些轻工业，就是多搞重工业。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尽量搞。投资一元，回来四元、三元，为什么不搞？” 

　　讲到培养干部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搞得落后了，学校搞得太少了，要开几个学院。这是大问题。要开展科学研究，搞些技术人员自己干。” 

　　轻工业部门的汇报，这一天结束了。 

　　三月四日，听手工业管理局汇报，毛泽东没有发表多少意见。 

　　三月六日、八日、九日，先后听取国务院主管交通、邮电部门的第六办公室、交通部、邮电部、民航局的汇报。 

　　毛泽东听得很仔细，不时地询问一些具体情况，比如：建国后新修建的几条铁路都是哪一年修建的？修一公里新线造价是多少？固定资产包括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各类运输营业人员是做什么工作？等等。 

　　当汇报到铁路基本建设自从一九五三年批判冒进以后，又产生了右倾情绪的时候，引起了毛泽东对历史的回忆。他说：一九五三年反对急躁冒进，中央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同时还提出反对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有好处无坏处，反主观主义的好处是深入地研究了各部门的工作。过去革命经过多少年，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那是花了很大代价才找到的。在延安我们还找到对党外关系的正确态度，既不是只有团结，也不是只有斗争。对于党内的关系也不再是“无情的残酷的斗争”。这是讲从前的反主观主义。我们想，搞建设，犯主观主义的时间是否会短一些。 

　　毛泽东听了交通运输基本情况的汇报后说：我国海船吨位只占世界总吨位不到百分之零点三，这表现我国太穷。我国地势比较完整，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统一起来，帝国主义不容易进来，发展航运有重大意义。他说：交通运输一定要与工农业发展相适应。要多修公路。发展地方工业和修公路，多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在讲到进一步改造合营航运公司时，毛泽东说：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列宁想干而不能干，那时对资本家无利益。中国资本家的特点之一是许多人有经营管理知识。资本家有能力的骨干应放在领导地位。 

　　讲到肃反，毛泽东认为交通系统的肃反数字太多了，叮嘱说：不要太多，要清除真正的反革命，不要搞错。

　　三月十五日到十八日，听取农业林业水利部门的汇报，包括农业部、水利部、林业部、气象局。 

　　三月十九日到四月十一日，听取财贸金融部门的汇报，包括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商业部、对外贸易部、合作总社、粮食部、采购部、财政部、人民银行。  

　　从四月十八日起，新的一轮汇报又开始了，是李富春向毛泽东汇报第二个五年计划。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参加。二十四日结束，共六天。实际上，这是毛泽东向三十四个部门作系统调查的延续。前一阶段是专业性的，这一阶段是综合性的，先分析、后综合。每次汇报，毛泽东都有插话。他的认识在深化，在发展，进行归纳和理论概括的工作。《论十大关系》的完整思想已呼之欲出了。 

　　第一天，四月十八日，毛泽东听汇报时，再次强调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必要性。他说：许多新产品都是出在沿海工厂，可见沿海工业作用很大，应充分利用。沿海老厂加以适当扩建，投资少，见效快。他认为现在的危险是基建投资太多了，非生产性的建设也多了，农民负担不起，势必妨碍个人的利益。又说：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轻工业投资的比重稍有增加是好的。总之，要向苏联学，但也不能完全照搬。 

　　四月十九日，毛泽东把思考中的问题归纳出三个关系。他是这样说的：“三个关系必须很好地解决，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真想搞好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就必须搞好个人所得。” 

　　他警告说：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基本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太多。应该使百分之九十的社员个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搞命令主义和减少农村副业也是错误的。 

　　就在这次听汇报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两个万岁”的口号。他说：“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他们可以看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怕”，是毛泽东的一个形象的说法，即接受监督的意思。这个思想后来被概括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批评了一种不正确的思想：“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他说：当奴隶当惯了，总是有点奴隶气，好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叫他坐，他说站惯了。 

　　这一天，毛泽东进一步把问题归纳为五个关系。他说：“除了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几个关系，还有经济与国防的关系。” 

　　他还说：提出又多又快之后，可能产生盲目性，如在杭州开会时，有些省要种的红薯太多。工业也可能有这种情况。过去我们要他们提高，现在又要他们压缩。说到这里，刘少奇插了一句话：“应该压缩的就压缩。” 

　　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说：农业机械化实行一部分之后，要看看情况，再考虑发展程度。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指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业投资中，轻工业投资的比重，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略有增加，这就是与苏联不同之处，将来历史会判断谁正确些。 

　　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又进一步归纳出“六大矛盾”，也就是六个关系，即：一、轻工业与重工业；二、沿海与内地；三、国防、行政与经济、文化；四、个人与集体；五、地方与中央；六、少数民族与汉族。他说：“这几个矛盾如果调整得好，工作就会搞得更好些，犯错误也犯在这些矛盾上。如斯大林就在第四个矛盾上犯了错误，东欧兄弟国家在第一个矛盾上犯了错误。⑧” 毛泽东不久又增加提出四个关系，成为十大关系。 

　　至此，这次调查全部结束。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乃至在他一生中所作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周密而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然而又是比较系统的思路。过了几年之后，毛泽东在总结建国后历史经验时，仍然把它看作是一个转折。他在一篇短文中写道：“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毛泽东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之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 

　　可以说，“以苏为鉴”，根据中国情况走自己的路，是贯穿《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 

　　《论十大关系》重点讨论经济问题，同时也包括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毛泽东把这些问题，概括成十大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十大关系不是平列的，而又有重点。“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

　　一九五六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国内国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际上，整个形势趋向缓和，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比如说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战争打不起来。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正在向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转变。适应这种新的变化，《论十大关系》不论在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提出一些新的方针。 

　　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在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在合理安排工业布局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强调首先要加强经济建设。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强调三个方面必须兼顾，特别要照顾农民的利益，还要给工厂一定的权力，一定的独立性。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强调给地方更多的权力和独立性，发扬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地方民族主义要反对，但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在党和非党的关系上，强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上，肯定还有反革命，但强调已经大为减少，社会镇反要少抓少杀。在是非关系上，讲党内是非一定要分清，但强调要好意地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也要学习。 

　　综合起来说，这就是：“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方针，这就是毛泽东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