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历史不容篡改（十一）

    第四节  准备八大

　　为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共中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作了长时间的充分而周密的准备工作。 

　　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召开八大的决定。会议一结束，八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便开始了。  

　　八大的两项重要准备工作，起草政治报告，修改党章和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都是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中，专门就修改党章问题讲了两段话。他说： 

　　“现在党章草案已经发给省委、市委和区党委去讨论了，请你们在这上面多提意见。我认为，党章确实应当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没有纪律是不行的。但是纪律太死了也不行，妨碍创造性的发挥，这样的纪律是不好的，应当不要。 

　　“中央究竟是设一个副主席还是设几个副主席，也请你们讨论。少奇同志提出设几个副主席，现在的这个党章草案上是说设一个副主席。还有，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设常任代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比如五年一任。这还没有写到党章草案上去，提出来请大家考虑，看是否可以。”

　　这些都是毛泽东为加强和改进中央领导体制所采取的重要举措。早在一九五三年底，毛泽东就提出中央领导分为一线二线、自己退居二线的设想。当时还就是否增设中央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在党内征询过意见。但由于高岗、饶漱石借机发难反党，这个意见只好暂时搁置起来。到准备八大的时候，才又重新提出，并且得到大家一致满意的解决。毛泽东解释说：这样做的“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大家都负一点责好”。

起草政治报告，是八大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这是首先要定下来的。原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是以反对右倾保守为指导思想。刘少奇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中央座谈会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准备召开八大的指示时，是这样说的：八大的准备工作，谈话时主席提出，中心思想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十五年并且争取十五年以前超额完成。　　

到一九五六年四月，情况有了变化，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提出一系列新思想，八大政治报告随之确定以《论十大关系》为指导思想。 

　　政治报告重点是经济建设。这一点，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及其他中央领导人，认识上都是明确而一致的。毛泽东后来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谈到八大政治报告时说：“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三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讲建设。”

　　从八月上旬到九月十四日，在这一个多月里，毛泽东对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倾注了极大心血，逐字逐句地推敲和修改。在保存下来的八十多份修改稿中，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就有二十一份。 

　　八大政治报告的整个修改定稿过程，洋溢着民主商量的和谐气氛。工作的节奏是紧张的，又是有条不紊的，高效率的。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谈到八大文件的修改过程时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 

　　八月二十二日、九月八日和十三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南海勤政殿、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二、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提交八大的重要文件，对大会的有关事项作出决定。这次全会，为顺利召开八大作了各方面的准备。 

　　在八月二十二日的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对提交全会讨论的八大议程等六个文件作了说明。毛泽东多次插话。在讲到八大政治报告时，毛泽东说：政治局准备公推少奇同志作政治报告。现在的报告稿子九万字，能够缩减三分之一就好。请大家首先对大势提一些意见，看大局部分是完全要不得，还是勉勉强强，还是大体可以，还是有些要修改。刘少奇表示：毛主席讲至少要缩减三万字，我看很有必要。 

　　关于大会发言，毛泽东提出：可以组织一些短稿子，比较生动。对工作要有批评，要有自我批评，要有分析，五分钟的发言也可以有分析。如果我们开一次会议没有批评，净讲一套歌功颂德，那就没有生气，那无非只有一个“好”字就行了，还要多讲干什么？但不是说，每一个稿子一定要批评什么东西，如果没有批评根本就不许讲，那也不好。

　　九月十三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全会第三次会议。这时，离大会开幕仅有两天，大会的所有准备工作就要结束了。 

　　毛泽东先讲了一下文件准备情况和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预选情况。他说：大会的几个主要文件大体上都准备好了。根据预选的统计，大家基本上造成中央提出的名单。现在，中心转到发言问题。所有同志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发言要精彩，生动，多样性，还要短。要有内容，要有表扬，有批评，有成绩，也有缺点，有解决的办法，不要千篇一律。这个文章是可以做的，比如政治报告，原来是十万字，一砍就是四万多字，现在不到五万字了。所以，文章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可以第三种写法，也可以第四种写法，如果我们的发言稿能有比较高的水平，我们这个会议就会开得好。现在，这几个文件是相当有水平的，选举也会选举得好。文件是大家参加意见，集体创作。这样，大家也都有精神准备。没有精神准备，就要强加于人。我们对党外人士也是这样。我们每个重要法律，比如《共同纲领》和后来的宪法，土地改革法，农业合作社章程，都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的，根据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为什么我们通过一个东西总是大家举手？人家莫明其妙，“这不是强迫命令”？土地改革法，刘文辉都举了手。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事先听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讲通了，这样办事办得快，步伐比较整齐，就团结统一了。

　　会议对政治报告和其他几个文件进行讨论后，基本通过。 

　　接着，讨论选举问题。毛泽东着重就设几个中央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讲了话。 

　　他说：“上一次也谈过，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四位副主席和总书记的人选是不是恰当？当然，这是中央委员会的责任，由中央委员会去选举。但是要使代表们与闻，请你们去征求征求意见，好不好？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又说：“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做‘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设总书记完全有必要。” 

　　毛泽东又谈到自己，并建议设立名誉主席的职务。他说：“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的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在打退堂鼓，想不干事了，的确是身体、年龄、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别人了。我是属于现状维持派，靠老资格吃饭。老资格也有好处，因为他资格老。但是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写文章，登台演说，就不行了。同志们也很关心我们这些人，说工作堆多了恐怕不好，这种舆论是正确的。那末，什么人当主席、副主席呢？就是原来书记处的几个同志。这并不是说别的同志不可以当主席、副主席，同志们也可以另外提名，但是按照习惯，暂时就是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八大通过的党章，增加了一条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 

　　在谈到由邓小平担任总书记职务时，邓小平表示：“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毛泽东说：“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有些人是不满意我的，我是得罪过许多人的，今天这些人选我，是为了顾全大局。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在讨论中间，陈云曾表示，他当副主席不适当，可以不必加他。为此毛泽东也特地讲了一段话：“至于陈云同志，他也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至于顺不顺，你们大家评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工人阶级成分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五个人里头就有一个。” 

　　最后，毛泽东说：“请你们在代表里头酝酿一下，因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主席、副主席要一道提出一个整个的名单，要一道选。至于常委，准备就由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组成。这不是说别的人不可以当常委，别人也可以，因为要提一个就可以有第二个，还可能有第三个，所以暂时用这么一种办法。这就是把过去的书记处变成常委，只是比过去多了一个总书记。还要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人数可能要多几个，书记、候补书记可以有十几个人。很多事情要在那里处理，在那里提出议案。政治局委员的名额也要扩大，不是十三个，要扩大到二十人左右。因为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是一百七十人，也许一百七十几。看是不是可以这样安排？今天不作决定。” 

　　透过毛泽东这篇讲话和讲话的氛围，人们会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坚强团结的，党中央是坚强团结的，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是坚强团结的，就像《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所说的，“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 

　　中共七届七中全会至此结束。 

第五节  召开八大`

在七中全会召开的同时，八大预备会议也从八月三十日起，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八月三十日晚，八大预备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在对会议议程作了说明之后，接着就八大会议的目的和宗旨、继承党的传统、中央委员会的选举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毛泽东说：“这次大会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总的说来，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在谈到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时，毛泽东提出要在五六十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的设想。他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关于继承党的传统，毛泽东提出：“这次大会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那个东西我今天不讲，只讲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他说：“现在，我们反对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经常有许多这样的事情。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 

　　谈到反对宗派主义，毛泽东说，特别值得谈一下的，就是要团结那些跟自己作过斗争并且证明斗争得不对的人。他说：“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从前我讲过，对于任何有缺点的人，犯过错误的人，不仅要看他改不改，而且要帮助他改，一为看，二为帮。”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毛泽东首先肯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在任期内的工作成绩，没有辜负七次代表大会的委托。随后，对选举在历史上犯过重大错误的王明等人为中央委员，作了说明。他说：“我们选举王明路线和立三路线这两位代表人物是表示什么呢？这是表示我们对待这种犯思想错误的人，跟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那些人）有区别。”“七次大会的时候，我们说服了那些同志，选举了王明、李立三。那末，七大以后这十一年来，我们有什么损失没有？毫无损失，并没有因为选举了王明、李立三，我们的革命就不胜利了，或者迟胜利几个月。”  

　　对待犯错误的包括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采取这样的方针，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定下来的。八大开会期间，毛泽东曾向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团长乔治乌－德治介绍了这个经验，还举了李立三的例子，他说：李立三“前几天在会上的发言，很受外国同志的欢迎，民主人士听了很欣赏，犯过错误的同志听了也高兴。他的错误也有破坏作用和教育作用的两面，现在剩下来的也只有教育作用的一面了”。“我们曾和苏联同志谈过，如果过去对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甚至托洛茨基，不采取赶走他们和枪毙他们的办法，而仍留他们在党内，仍选举他们做中央委员，是否会更好一些。苏联同志也认为恐怕会更好一些。” 

　  这里所说的苏联同志，就是米高扬。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在一九四九年二月米高扬来华访问时，对他说的。八大期间，他们两人再次相会，毛泽东又谈起对党内犯错误的人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米高扬回顾了七年前的那次谈话，他说：“您方才讲的对待犯错误的人应该采取的这种正确的态度，我在一九四九年二月来中国时，就曾经听您说过。当时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回到苏联后，曾经一字不掉地对斯大林讲过，我当时是想使斯大林懂得您的意思。可是，当我说完了以后，斯大林并不作声。他的办法同您的相反，他虽未说话，可是心照不宣。我知道，他是不以为然的。” 

　　总之，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对于开好八大，像七大那样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动员作用。 

　　九月十日下午，八大预备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先由陈云对七届七中全会通过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作说明。会议同意陈云的说明，通过了这个名单。 

　　接着，毛泽东再次发表讲话。重点讲经济建设和中央委员的选举。他说： 

　　“现在是搞建设，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早几年在中央范围内就谈过，我们希望建设中所犯的错误，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那么多、时间那么长。我们搞建设，是不是还要经过十四年的曲折，也要栽那么多筋斗呢？我说可以避免栽那么多筋斗。因为过去栽筋斗主要是个思想问题，是不认识、不觉悟的问题。 

　　“搞经济，我们也有了一些经验，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安排经济，对人、对资本家、对民主党派、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们比较学会了，我们有二十二年根据地的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 

“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现在我们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旧中国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十万，我们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有了十八年的工作经验，有了很多的科学家和很多的工程师。那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为你就是不晓得，你就是不懂。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

人们还曾记得，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过的那段著名的话：“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又曾记得，一九五六年一月，毛泽东在知识分子会议上，号召要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以求经济上的独立和科学上的独立。现在，根据已经迅速发展了的客观形势，毛泽东沿着这样的思路又前进了，他认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应该有许多科学家和专家，以适应全面经济建设的要求。 

　　接下来，毛泽东又谈到增强党的团结问题。他说：“党内的关系如何，关系极大，关系到能不能团结全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所以，这一次的大会有一点跟七大相同，就是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 

　　他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教育党的高级干部要正确看待自己，正确对待受到的冤屈。他说：“对于那些冤枉和委曲，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也不可有。我是这么看，也许我比较悲观。有那么一些人非常乐观，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点矛盾也没有了，我就不相信。有矛盾，就要出主观主义，就要犯错误。那些人并不是跟我们前世有冤，今世有仇，从前都不认识，他为什么要整你呢？就是因为思想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不一样。后来证明，政策问题上思想统一了，就完全团结了。所谓不团结，都是思想上有距离，政治问题、政策问题上有争论。除开极个别的别有用心钻到党内来破坏的敌对分子以外，所有犯错误的人，不管他犯的错误怎么严重，哪怕是路线错误，也只是思想不对头。既是思想问题，那末改正错误就是改正思想的问题，就是整风学习的问题，讨论研究的问题。而各种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会都是难免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力争求得一个比较的公平。应该说，我们党的七大的选举，七大以后到现在，党内是比较地公平一些。凡事都是有比较的，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公平或者绝对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如果地方的同志说中央搞得不好，那末，地方同志的事情是不是搞得十全十美，一点不公平都没有？我就不相信。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错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当，是难免的。” 

　　最后谈到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评价。他说：“应该肯定，我们的中央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的党能够领导民主革命，这已经在历史上证明了，又能够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也证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了。我们党能够领导经济建设，这一点还没有完全证明，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现在我们已经差不多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了，连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搞经济建设也有七年了。根据我们在革命时期自己的觉悟，即觉悟到过去犯的错误是什么，后头改正错误应该怎么改法，现在我们虽然还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残余，这些东西是可能减少的。完全肃清很难说，肃清了还会有，但是可以减少，可以大为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