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中央终于下决心要启动收入分配改革了，闻之很受鼓舞。在不长的时间内，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程度已跃居世界前列，其增长速度比经济还快。在此过程中，无疑积淀了大量矛盾、冲突和怨气，这是中国社会近期来问题不断，不管怎么治理都无法平静的主要原因。据中国社科院相关研究显示，就在中国高唱“以人为本”、“缩小差距”的这几年，贫富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还在继续扩大。现在，中央终于要拿办法出来，要动真格了，相信闻之欣喜的，绝不只是个别人。
但是，看了公布出来的“改革措施”，除了失望、失望外，只剩下满头雾水。所谓“改革”，原来主要就是把已经做过的诸如扩大低保、医保之类，再说一遍，并没有多少新内容、新举措。就连提高个税起征点，也被告之“没有可能”。唯一新意是，据说要“打破国企垄断”了，媒体和公知都兴奋莫名。我不知道他们兴奋些什么?国企是否垄断，国企垄断是否必须打破，估且存而不论，问题是这和缩小贫富差距有什么关系？怎么能够冠以“收入分配改革”的名义，成为主打金曲？社会上众所周知那些最富有的人，有几个是国企人士？最贫穷的那部分人，又与国企有多少关系？既然最富有和最贫穷的人都不是由“国企垄断”制造的，那么“国企垄断”怎么就成了枪靶，成了“收入分配改革”的当务之急呢？为什么不去探究那些导致极富、极贫的真正原因，并试图改变之？什么叫做“缘木求鱼”，还有比这更典型的吗？
从这件事更可看出，中国的民众真是很好骗、很易操纵，只要给他们提供个靶子，他们就会围上去集火，并对迟迟不动的人愤慨不已。怪不得有人对“民主化”那么有信心，一些屁股不干净的“有钱人”，一点也不担心民主化后民众会找他们算账，反而大声咋呼得比谁都起劲。能够达到这种愚民的效果，是某种思想体系长达数十年对民众坚持“启蒙”的结果，是这种单一的观念力量彻底主导了舆论的结果，是官商学三界精英结盟默契配合的结果。愚民们以为终于做回自己，思想解放了，却不知这个“自己”，思想其实是人家早就设计好并且格式化了的。
国企当然有问题，当然要改革。国企最大的问题，借用秦晖教授的说法，可以称之为“尺镬效应”：无论高价吸入资产，还是低价吐出资产，其结果都是从国库吸血，输入管理者个人及其利益相关者的钱袋；就像尺蠖这种无脊椎动物，行动时一会儿收缩，一会儿放直，但无论收与放，都只朝一个方向前进。以网络热议的“潘任美事件”为例，国企管理者任志强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国企，一会儿高价收购自己以另一身份证注册的“民营企业”，一会儿又低价将地产出让给与其私下存在利益交换、且具有外企背景的民营企业，无论购进还是抛出，损失的都是国家利益，获利的总是任志强及其利益相关者。种种迹象显示，国企管理层中像任志强这种“尺镬”不少，已经处理的只是冰山一角。国企要改革，首先就要从此处入手，就要拿这些人开刀。但是，就连已经彻底曝光、遭网络穷追猛打的“潘任美”，政府都不能动，不愿动，人们又怎么能期待“国企改革”会动真格呢？
真格不能动，当然就只能做些假动作，搞些伪改革了。所谓“破除国企垄断”以缩小收入差距，以前一切经济活动都是由国家垄断的，当时的贫富差距相较于今日微不足道。改革至今，政府退出的经济领域已占大部分，如果破除垄断有利于公平，贫富差距应该越来越小，而现状却是越来越大，而且分化速度还很惊人。每当政府退出某一经济领域，其结果无一例外是使极少数人快速积累起财富，大多数人得到的好处有限，甚至可能要“为改革支付成本”，变得更贫困或须支付更高昂的消费价格。私人化对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只有在供给不足的短缺经济时期较为明显；在产能过剩、全球化竞争激烈的今天，其效应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很多时候是得不偿失。就社会公平而言，私有化无疑是贫富分化的放大器。如果“破除国企垄断”就是“收入分配改革”，其结果很可能就像当年的市场化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一样，让少数人升天极乐，大多数人痛苦沉沦。或许正因为如此，才凸显舆论掌控的重要性。要革命，首先要造革命的舆论。改革也一样，尤其是当这种改革实际上将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之时。 （责任编辑：远航一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