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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一度对媒体“南方系”感觉颇佳，比如《南方周末》之类，文笔娴熟，观点新锐，人物们衣冠楚楚，口若悬河，用“普世价值”弘扬大道，比共产主义还要光明。但是久而久之就产生疲劳，对照现实并不是那么回事。或许是自己水平渐长，原来令我仰视的先锐们已吓不倒我了，或许是那报系媒体办得越来越走样。比如今年日本地震，南方系之《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9期以“日本核危机”为页面标题，配以副标题：“地震、海啸、核泄，日本向世界献上一课：高素质的理性人民，快速反应的责任政府，有公信力的自由媒体……”吹得神乎其神，将善良的读者哄得团团转，但是很快真相大白，感到当今文人们胡说八道的水平就以这类南方媒体为代表了。
前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点名非接受《南方周末》独家专访不可，否则就打道回府。《南方周末》总编辑向熹提及此事十分喜悦，表示“非常荣幸”，赞美奥巴马“是一个非常慎重、认真，而同时又非常真诚的人。”
虽然南方系一贯以“反体制”著称，但面对广东发生的层出不穷的大小事件，往往三缄其口，或做出相反的报道。比如说前年富士康发生员工“十三跳”，引起公愤，而《南方周末》却在《记者潜伏富士康打工28天：员工戏谑跳楼自杀同事》一文中称：“这个容纳四十多万人的巨型工厂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血汗工厂’。……这里的设备齐全而优越，待遇标准而规范。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蜂拥而至，只为找一个自己的位置，找一个也许他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读此文字，深感该报已坠落为帮助台商欺压大陆工人的狗腿子。据说富士康老板，台商郭台铭因为“十三跳”的劣迹，在访问美国苹果公司时受到乔布斯冷遇，站在一边很没面子。南方周末的良心还不如美国的资本家。人品可见一斑。
前两天，广东著名的“乌坎”村村民打出抗议横幅“南方网是媒体的绝顶败类”，抗议南方网对该村群体事件的歪曲报道。盖因南方系一直与资本权贵保持一致，无公正可言。
身居广东的封疆大吏汪洋书记前不久视察南方报业集团，说要将其建成媒体界的“航空母舰”。闻之不禁疑惑，标准是什么呢？按美国标准建设么？据我所知，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是以态度左倾为传统，对资本及自由主义提批评居多，相反的是属于默多克的《纽约时报》，内容多代表大财团的利益。南方系将进行怎样的取舍呢？或者干脆成为美国报业的代言人？
想起汪洋先生，这些年高调“广东模式”，上任伊始豪言壮语“进行新一轮思想大解放”，继续“杀开一条血路”。接着是“做大蛋糕”，高调“建设幸福广东”——当然也搞不清楚怎么个幸福法。眼下最高庙堂换届在即，各路人马纷纷自我表现，力争谋得有利的一席之地。法学界右派大佬江华就在北京政法大学演讲中公开力挺汪书记，提议将封疆大吏升职为最高庙堂中掌控司法的大司马。
汪书记也为他的“广东模式”填充内涵。具体内容之一是指令广东的宣传部门于十八大前不得压抑批评性报导，之二是指令地方当局容忍广州花都区、陆丰两地民众的上街游行，甚至派警方帮助维持秩序。着实显得“开明”了一把。虽然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纯属做秀的花架子，海内外主流舆论却是一片欢腾——他们总算不用为“广东模式”干喊了。
然而仅仅过去了20来天，封疆大吏就不得不退回原点。所谓“广东模式”再起波澜：从起先的鼓励批评性报导，变成了要求多报导好人好事；从容忍民众上街游行甚至派警方维持秩序，变成了逾千警察对陆丰市乌坎村的围攻——以催泪弹、水炮车武装起来的上千名特警和防暴警察与手持棍棒、砖块的上万村民之间的混战，并且村民打退了警察们，比香港警“匪”大片还真实。封疆大吏“潇洒走一回”的结果，是把陆丰的乌坎村变成了电影《地道战》中的高家庄，不但自己站到了民众的对立面，而且使官民关系恶化到“改革开放”的新高度。海内外无不为之震动。不到30天的“广东模式”实践，变脸之大，令人惊诧，华丽外衣尽褪，只留下尴尬的裸奔。
广东号称“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经济排名第一，全国首富之地，但是拿得出手的却乏善可陈。据悉，2010年底有关部门与民主党派一起对全国城市进行调研评选，根据结果，在一系列最差名单中，名列榜首的都与广东有关：——全国十大治安最差排名广东占了三个：深圳第一、东莞第二、广州第五；全国十大党政司法最腐败城市排名广东占了四个：深圳第一、东莞第二、惠州第四、珠海第十；全国十大社会假冒证件、伪劣商品最泛滥的城市排名广东仍占四个：深圳第一、珠海第二、广州第三、汕头第七；而全国十大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最大的城市中：深圳市高居榜首。[注]广东省的“黄、赌、毒”在全国出现最早，广东东莞市的“性都”之说由来已久，毫无廉耻可言，影响极为恶劣，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此，广东模式中的所谓“幸福广东”之说，根据究竟是什么呢？
2011年最令全国瞩目的则是广东发生的此起彼伏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六月份连续发生增城和潮州骚乱，震惊全国。最近的乌坎村事件只不过是另一起罢了。与以前不同的是，此事件竟然长达三个多月的时间，并且竟有数千警察这个普通渔村进行持久的围攻，可谓新中国历史首创。对该事件的定性也是反反复复，从一开始
“有境外势力介入”，到现在的“村民述求合理”，前后矛盾，莫衷一是。起码表明该省封疆大吏处理民间诉求的能力之差，面临重要事件关头无法胜任。徒有虚名。
广东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方式水平之低劣而引发外界批评，并非始自今日。今年深圳为迎接大运会，竟然下令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手段讨薪，违者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闻者皆愤然；2010年，深圳市46名出租车司机集体停运要求减免租金、发放油补，并抗议电动车、蓝牌车等非法营运现象长期存在，结果该市出租汽车行业自律委员会竟以他们停运造成“市民出行不便、损害行业形象”为由，把他们辞退且永久禁止入行，霸道之极。类似事例不胜枚举。外电将封疆大吏看作是中国政界中所谓“比较开放和自由的一派”，然而这些吹捧在事实面前不过是一顶顶挂羊头卖狗肉的高帽子罢了。
广东，是这30年来无节制资本对人民利益侵犯最早、最深的地方。“改开搞”之初，广东的血汗工厂就被有识之士称为“中国的野麦岭”；1993年，深圳致丽玩具厂发生火灾，因港商事先将门窗封死，打工者无法逃脱，八十四位打工妹鲜活的生命在大火中化为灰烬，震惊全国；2007年，打工诗人郑小琼接受人民文学奖时写道：“珠江三角洲有4万根以上断指，我常想，如果把它们都摆成一条直线会有多长，而我笔下瘦弱的文字却不能将任何一根断指接起来”……
这才是真实的广东，干嚎“春天的故事”掩盖不了血淋淋的现实。也难怪当人们再次听到“杀开一条血路”的嘶叫时，感到多么的恐惧。所谓广东模式不过是在“特色”的外壳下，资本无节制地对人民利益的侵犯，所谓“开展新一轮思想大解放”，不过是要继续放任原始资本自由泛滥，当然也要受到人民群众的抵制，此次乌坎村事件中，村民们在村广场中大放歌曲《东方红》，既表明与外部势力划清界线，也表明了人民大众中的“广东模式”应该是什么样子。
[注]结果来自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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