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做出的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于是，毛泽东于1959年2月27日——3月5日，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的问题。
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又讲到：
“我再一次唱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你们现在说得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别人的冒进。”(大家一定要注意思考这里的你们是些谁?)
看来，当时的毛泽东远不是后来的人说得那样“一言九鼎”。在万般无奈情况下，毛泽东在1959年4月29日选择了给各级干部写信。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300斤的，今年能增产100斤、200斤，也就很好了。吹上800斤、1000斤、1200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500斤的，今年增加200斤、300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制宜，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准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多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造，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际做不到而又勉强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收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这完全是同志式的商讨，毫无强加于人之意。但是毛泽东的这封《党内通信》，反对浮夸风态度坚决，旗帜鲜明，这是谁也无法否定的。
大跃进是因为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干劲大爆发，而浮夸风是“上面”的瞎指挥。二者之间根本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那些大刮浮夸风的人也根本不是屈从了什么毛泽东的所谓“压力”，而是积极主动的始作俑者。
毛泽东为纠正“五风”，曾写过四封《党风通信》，其中有一封就是写给四川李井泉的。毛泽东要求省委书记下去调查研究，把真实情况直接写信告诉他。毛泽东对李井泉说，只要你来信，我一定回复，可是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话说到这种程度，压力大不大?可是李井泉就是不听。毛泽东的话他不听，但是“上面”那些人的话他倒是坚决照办了，竟然敢于不向全省传达毛泽东给六级干部的信，无怪四川农民对他恨之入骨。
还有，自毛泽东逝世后，反对他的人一直用“专制独裁”对毛泽东进行攻击。我们可以看看1961年9月29日，毛泽东给当时的中央常委们写的信，其中有这样的内容：
“……此问题，我在今年广州会议上，曾印发山东一个暴露这种严重矛盾的材料。又印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并在这个材料批了几句话：可否在全国各地推行。结果没有被通过。待你们看了湖北、山东、广东、河北这些材料，并且我们一起讨论过之后，我建议：把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发下去，请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亲身下去，并派有力调查组下去，作两三星期调查工作，同县、社、大队、队、社员代表开几次座谈会，看究竟那样办好。”
信中说的“此问题”，指如何解决农村中的平均主义、怎样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当时普遍存在的问题存在于分配，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忽视了不同小队的差异，挫伤了农民积极性。毛泽东的打算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信中提到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指的是南海县大沥公社沥西大队试行生产队(小队)包干上调任务的情况调查材料，他们定死各生产队对大队的包干上调任务，完成上调任务后，超产部分全部归生产队自行处理。毛泽东的批示是“印发各同志。请各组讨论，这个办法是否可以在各地推广。”
换言之，毛泽东是肯定了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在中央会议上批转这个材料，希望能在全国推行。但是“结果没有被通过”。为什么?只可能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的中央领导不赞同，于是这个切合实际的做法被搁置，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是以后的事情了。
吴冷西在《忆毛主席》一书中回忆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同他谈话的情况也提到：
“……毛主席的谈话是从当天(11月22日)下午他找各大协作区组长谈话说起的。看来毛主席对下午的会议很有感触，他跟我们谈话时仍处于亢奋状态。毛主席原想同各大区组长商量降低1959年的生产指标，首先是钢的指标。原来指标是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毛主席设想可否把钢产量的指标从3000万减为1800万吨。他原想说服我们，结果反而是各组长力图说服毛主席维持原来的指标。毛主席说，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他们有的大区明年要增加钢产量两倍，有的省要增加四倍，有的省要增加十几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三十倍。这怎么能叫人相信?
……毛主席还说，中央已有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1959年要修2万公里铁路。周总理主持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5年内才修2万公里，他夸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假如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
……毛主席说，这半年大家头脑都发热，包括我在内，所以要下明矾，要压缩空气，说泼点冷水也可以，但要注意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有错误领导上承担责任，不要责怪下面。
……毛主席这次谈话，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左’的指导思想问题。以后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仍然表现了要求过急、过高的‘左’的思想倾向。”
毛泽东还是只能“屈服”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当所有大区的负责人都表态支持高指标。如果当时毛主席真的“专制”一点，“封建家长”一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不是能得到更好的保护?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是不是能更早的得到纠正?历史不能假设，可惜毛泽东当时没有去“专制”，当多数人都不同意“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时候，他只能接受;当多数人都坚持冒进高指标的时候，他只能说“领导承担责任不要责怪下面”。
大跃进饿不死人，“穷过渡”“浮夸风”会饿死人。毛泽东从1958年春到1959年春一直反对穷过渡和浮夸风，警告这样会饿死人，甚至吓唬中央会饿死几亿人，但是说了不算，没人执行。
有道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从毛泽东本人后来一直到庐山会议，作的自我批评的情况来看，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之初，即使有过一些“头脑发热的言论”，那么也有无数可靠的材料证明，到了10月份，面对一个个高指标、高速度，毛泽东就心存疑虑，即派吴冷西、田家英外出调查，随后他也亲自走出红墙，并要求人们不要搞浮夸。
1958年10月后，毛泽东几乎每到一处，都要求人们实事求是。有时，还对自己在大跃进之初的某些“过热”情绪作自我批评。然而，尽管他的反浮夸、冒进的呼声越来越高，也愈来愈严厉，但收效不大，这迫使毛泽东不得不一再发出严厉的警告。
当我们今天打开历史卷宗，有一个典型，最令人难忘。这就是被毛泽东不幸言中的“务虚名而得实祸”的典型，即河南省的“信阳饿殍事件”。这在当时，是一起震惊全国的事件，影响极其恶劣。
前文已提到，河南省的吴芝圃是当时全国浮夸、冒进的第一人，并且固执己见，一意而行，多次把毛泽东的正确批评当耳旁风。到了1959年，终于在信阳地区酿成“饿殍”大祸。
1958年9月16日至18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
9月24日，《人民日报》以“刘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报导说，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还“听取了七里营公社、修武公社(全县一社)和遂平公社党委的汇报”。由此，遍及河南全省的浮夸、冒进获得了支持。不久，吴芝圃一跃而成为河南省的一把手，当上了省委书记。其后，吴芝圃便更加地“浮夸”和“冒进”。
毛泽东通过别人的反复调查，以及自己的调研，很快发现了吴芝圃的问题。为了大跃进事业和关心干部，毛泽东及时对吴芝圃进行了劝诫和批评。这些劝诫和批评，现在能查到的，有这样几次：
——1958年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吴芝圃汇报后，指着窗外光秃秃的山头说：“你一年能搞成绿化?我不信。”
——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向毛主席汇报河南能搞几百亿斤粮食，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毛泽东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泽东说：“试试看……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
——毛泽东在两次郑州会议上提出人民公社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吴芝圃却坚持大队为基础。毛泽东到武昌后又亲自给吴芝圃写了一封信，严厉批评他：“你不要再这样搞了，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
——1958年，吴芝圃向中央提出：河南三年可实现四化(即：粮食达到四、五、八;水利;除四害;“扫文盲”)，毛泽东在会上批评说：“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落实”。会后又把吴芝圃叫到武汉说：“要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下”。最后毛泽东看到吴芝圃没有改正的意思，就说：“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在《党内通信》中指出：“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这些，只要管现实可能性……吹上800斤、1000斤、1200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收获多少就多少，不可讲不符实际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有利，自己也不吃亏。”而吴芝圃却吹嘘“1958年夏季粮食产量223亿斤，平均每人达150斤以上”，“1958年全省每口人分到1500斤左右的粮食”，高调门为他的高征购打下了基础。
由于吴芝圃的“左”的错误，终于导致1959年11月信阳地区发生饿死人事件。
且看“信阳事件”的前前后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