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制造了“人祸”？

　　1958年—1959年前后，吴芝圃实行“左”倾蛮干、高估产、高征购，大刮浮夸风、“共产风”，将信阳地区遂平县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浮夸成3200斤。随后，又“浮夸”出信阳地区西平县城关公社亩产小麦7320斤的更大典型。

　　这些典型，都是他们把多亩产量集中起来谎报的，并且明令禁止人们说真话。谁要是说他们作假，就挨批斗。在此高压下，浮夸风越刮越大。但是，1958年毕竟是大丰收，虽然由于大办钢铁等误了农时，没能及时收割，损失了10%左右的粮食，但群众生活没有出现大的问题。这年，全信阳地区完成征购任务16亿斤。到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秋粮大面积欠收和无收。在这样的情况下，浮夸风还是未收敛。浮夸者为显示跃进成绩，谎报1959年农业生产比1958年丰收，是特大丰收，全区预报粮食产量是72亿斤，而1958年不过56亿斤。

　　国家当然是按大丰收的标准征购粮食。结果在对全区农民的“明夺强抢”中，上交了国家16亿斤，包括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如此一来，秋收刚过，全区很多地方群众就没有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这下罪名更大了，凡外出逃荒要饭的被批判为破坏“大跃进”。热衷于浮夸者还组织人在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出逃荒，还在全区展开大规模反瞒产运动。同时地区还责令邮局对发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被迫查出的寄信人都受到了残酷的批斗和处理。(历史怎么如此惊人地相似?)

　　信阳事件直到1960年初报知中央，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这是当时的一起“务虚名，而得实祸”的典型的事件。

　　1960年2月，信阳地区出现了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引起了卫生部的注意。信阳地区与河南省的领导已经无法一手遮天了。中央内务部、中央监委相继派人到信阳调查。他们的工作虽然受到了河南省委与信阳地委的阻挠，但是他们排除万难，在基层调查了3个月，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可靠资料。

　　毛泽东对这个事件的批示是：这是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在实行阶级报复。

　　刘少奇主持了当时信阳事件的处理。

　　随即，中共中央和中南局迅速组成工作组，分别由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第二书记王任重任领队赶赴信阳。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被迫三次向中央检讨，承认自己“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

　　李先念、陶铸、王任重率领中央、中南局工作组一个县一个县、一个公社一个公社地进行调查。当他们来到光山县时，看到的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悲惨景象。幸存者愤怒控诉地委书记路宪文、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之流残酷无情地“反瞒产”，“堵外逃”， “截信件”，活活将人逼死的罪恶。

　　1961年2月，毛泽东、党中央决定调整河南的领导班子，调广东省委书记文敏任河南省委常务书记，调湖北省委书记刘仰峤任河南省委书记兼秘书长。7月，调广西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刘建勋到河南后，带领河南省委先抓救灾，首先保证中央给的钱、粮食、救灾物资确实送到5000万民众手上。接着，外出找粮，千方百计争取兄弟省市无私援助，同时不遗余力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抗灾自救，终于使得河南的灾区群众得以度过生死攸关的关口。

　　不过吴芝圃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什么严重的处分。在文革中，河南的造反派到了四川把吴芝圃抓到郑州批斗，称他是“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但是1979年，吴芝圃获得了平反。

　　这就是信阳事件，真正把人活活饿死的全国也就信阳等几个地区，这些地区主要是人为的原因，是少数草菅人命、极端官僚的干部和恶霸所为。

　　毛泽东从“信阳事件”中得出一个结论：全国不是什么地方都是形势一片大好，会有信阳地区这样的地方，只是程度不同，有大信阳事件，必有小信阳事件。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毛泽东由此认为：有必要展开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信阳事件促使毛泽东在全国发动了“四清”运动，直至爆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19日，在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3天后，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也写出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表态支持郑州大学造反学生。并号召“炮打司令部”，在河南省引起很大反响。因此才有1966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汇报会上说：“全国只有刘建勋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只有对屈死的人民无限的爱，才会对官僚恶霸无比的恨。对于这场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始终坚决支持，旗帜鲜明。

　　1958年至1959年间出现的浮夸风在全国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像河南信阳事件却是极端的典型个案。

　　评价毛泽东的晚年，不能回避“三年自然灾害”的历史，因为这三年是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国人民最艰苦的三年。

　　1958年7月黄河中下游洪水相当于60年一遇，山东、河南受灾74.08万人，淹耕地20.3万公顷。8月，中央决定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这年冬季，全国掀起了比1957年更大的兴修水利工程，征调了大量的粮食。

　　有人为了证明三年困难时期是虚构的，提出了1959年—1961年“风调雨顺”的说法。事实是，1959年全国大部分地区少雨，受旱面积大，时间长、程度重，全国受旱面积50710万亩，成灾16760万亩，是建国10年来旱情最重的年份。春季粮食减产，并直接影响到秋季作物的耕种。部分地区开始闹饥荒。另一方面，1959年部分地区开展的水利建设工程，并不比1958年小。

　　1960年春季大旱，全国受灾率0.253，成灾率0.107，受灾人口率0.116，全国为重旱年。1960年粮食产量减少到2870亿斤，比1957年少1030亿斤。

　　其实从历史上看，位于季风区的中国一直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依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的统计，“中国每6年有一次农业失败，每12年有一次大饥荒。在过去2200多年间，中国共计有1621次大水灾，1392次大旱灾，很多时候旱灾和水灾同时出现”。以黄河为例，这条养育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民国以前的2500年间决口1500多次，改道26次，真是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一个以农业为主要谋生方式的民族，是无论如何对付不了如此密集、暴烈的天灾的。即使风调雨顺的年景，收成也有限，能挣个温饱就不错了，一遇凶年，转眼间就会衣食无着，难以为生。随着自然灾害频繁地出现，人们时常遭受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即使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灾害的发生和影响。

　　当然，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除了天灾的原因，人为因素也是存在的。主要是大跃进开始后，一些领导干部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为了高指标而进行造假，大范围出现粮食亩产万斤的虚假报导，进而影响到统计资料的准确性，导致对经济情况做出错误判断。另外，对灾难(特别是旱灾)和突发情况(中苏关系恶化，提前还债)造成的灾难预计不足。这样就出现了新中国历史上的“三年困难时期”。

　　三年困难时期，是在新中国历史上老一代人们至今难以忘却的一段岁月。那不仅是因为当时全国人民度过了一段最困难、最艰苦的日子，而且当时的社会风气和人民群众对困难的态度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在三年困难时期，尽管人们过了一段忍饥挨饿、吃糠咽菜的岁月，但那时广大群众对党和政府有什么怨恨情绪吗?有“饿着肚子骂娘”的吗?社会上有抢劫、杀人、强奸、贪污受贿等犯罪问题吗?有卖儿鬻女、卖身的现象吗?有社会运乱、治安恶化情况吗?非但没有，社会还十分安定。在这方面人们至今回顾起来还有一种赞叹之情。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简直是有些不可思议。其实这正反映了三年困难时期所具有的实质性问题：

　　第一：当时群众生活虽然很苦，但却没有超过解放前的那种程度。刚刚从旧中国过来的人们都亲自经历过解放前的那种痛苦生活;那时穷人们挨饿受冻、逃荒要饭、卖儿鬻女、饿死人等是一种经常和普遍的现象，老百姓的生命从来是猪狗不如;只有共产党来了才真正把贫穷百姓当人看。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求翻身所带来的好处广大群众在50年代都亲自感受到，新旧社会对比，孰优孰劣，人们心里很清楚。要说经济损失，同西方资本主义历史上所发生的经济危机、大萧条相比，三年困难也并不在其劣。

　　第二，那时生活虽然艰苦，但社会是公平的。“不患寡就患不均”，这虽然并不是一种先进的社会理念，但在某些情况下它确实是保持社会安定、人民团结的最好方式。相反，在一个财富分配不均，有人挥霍有人挨饿，“几家欢乐几家愁”的社会里，人们心理和精神上所受的歧视和伤害决不比肚子的饥饿更容易承受。当时包括居住在中南海的国家领导人都对吃粮和生活用品限量供给，他们也同样节衣缩食，过苦日子。就是最高统帅毛泽东也曾在一段时间内不吃肉、降低自己的伙食标准，同全国人民一块承受饥饿。历史说明，中国的老百姓既是善良的、能忍耐的，但也是具有反抗精神的。处在当时的困难中，假设共产党不与人民同甘共苦，假设社会上有少数人奢侈挥霍，那么老百姓能够忍受吗?社会能安定吗?不会的。

　　第三，人们清楚地看到：大跃进失误完全是在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为目标的群众运动中，在全党上下探索如何建设劳动人民新生活方式中出现的，它丝毫不带有任何权力斗争和谋私成份。更不是由少数精英所设计的。大跃进的失误过程是那样直接、公开、简单而又真实地坦露在广大群众面前，因而它在很大程度上被大多少群众所理解。“公生明、廉生威”，当时经济形势虽然恶化，但全党全民的精神支柱并不虚弱，人们对共产党一心为公的观念没有动摇。人们相信困难是暂时的，形势会很快好起来。

　　事实也是如此。对大跃进中的错误极其严重后果很快就被党中央发现了。毛泽东从1958年底就开始提出纠“左”和批“五风”，以后反复要求各地对农民的“一平二调”必须退赔。1959年党中央成立了“救灾委员会”，对开展生产救灾、注重群众生活安排、解决缺粮和度荒等问题下达了一系列指示。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党中央加强了全国粮食的统一管理和调拨、采取向灾区人民发放救济粮、号召开展节约用粮、调整城乡供应标准、实行“瓜菜代”等措施;要求城乡各行业注重劳逸结合、增加休息时间等。这对于克服困难、缓解饥饿起了很大作用。

　　落木纷披，凛长松之独立;颓波浩渺，屹砥柱于中流。正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肩负起这个历史重任，结束了中国作为“非正常国家”的历史，用坚强的国家力量，通过新的体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救灾，大兴农田水利，农民合作互助，才在一次次自然灾害面前减少了损失。

　　(恨资节选自 谷成　伯强著《毛泽东的光辉晚年(下卷)》，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9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