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侵华战犯极力颂扬蒋介石集团 日本投降以后，冈村宁次的运气极好，因为他碰到蒋介石的“以德报怨”;运气更好的是蒋介石派何应钦去受降，何应钦一直是对日本军人矮半截的人物，从《何梅协定》时代到南京受降时代，腰弯得一直比日本人还多。冈村宁次后来回忆投降时情景说： 我面临这空前的投降，虽感不安，但极力保持沉着冷静，默诵白隐禅师夜船闲话语句，并以将上断头台的心愿处之。我仅凝视会场的一点，时常转视何应钦将军的动作，因向中国友人中最亲近的何应钦投降，颇有安全感。(转引自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页一一九二) 冈村宁次无罪回到日本后，何应钦在一九五六年去日本看他。同年四月号的《文艺春秋》上，登出这样的对话： 冈村：久违久违，您好么? 何：托福托福，我初次见到冈村先生，好像是一九三三年，在北平谈判塘沽停战协定的时候。 冈村：是的。在士官学校我比您高好几班，所以没见过您。在九一八事变时代，我们才首次见面。当时我是关东军副参谋长，您是中国军总司令官，不过，互相并没有敌对的感觉。那时候我时常到北平去见您，而到现在仍然未能忘怀当时您所讲的一句话：“日本应该就此罢手了，如果仍继续向中国本土挥兵侵略，则必使中国共产党回益坐大，结果，也必使日本吃个大苦头。”经过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在东京聚首，回忆起来，不幸得很，当年您所讲的这句话，到今天变成事实了。 何：是的么!当时我一直忧虑日本的一般军人想要侵略我国，可是，碰到冈村大将—— 冈村：当时还是少将。 何：碰到少将，一谈起来，才认识您是一位值得敬佩的人，您认为中日两国非携手友好不可。总而言之，中国和日本是同文同种，从历史上、地理上或从文化方面来说，都必须携手合作。关于这一点，先生和我们看来很像是同志，这是我得到的第一个印象。 冈村：其后我们再度见面，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我在任职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的时候，适值排日运动最激烈之时，空气紧张，我在南京宿了一夜，当然无法访问中国官厅，只好到领事馆找现在国会议员的须磨弥吉郎君。可是，您来了电话，要我到您使馆去吃饭，并约定不做任何有关政治的谈话，这使我高兴极了。那时候我记得您是参谋总长。 何：不，是军政部长。 冈村：您在重庆的时候，常常受到很厉害的轰炸吧? 何：时常有轰炸，就是日本的疲劳轰炸较为讨厌，你们叫做什么? 冈村：日本叫做神经轰炸。 何：一连轰炸一整天，教人无法工作。 冈村：都是我的部属干的。 何：多谢多谢!(笑) 冈村：可是那里的气候很坏，真使飞机师吃不消。 何：冬天一直看不到太阳，有“蜀犬吠日”之说。 冈村：府上受过炸么? 何：我住的地方炸中了两三次。 冈村：不是有防空洞么? 何：但若中了一千磅重的炸弹，就是避在防空洞，人也会晃动。这种情形前后有过三次。 冈村：真抱歉，如果您先在公馆屋顶上做一个记号，我可以叫他们不来炸呢!(笑) 冈村：还有一件事，应该向您深深感谢：就是我们打了“败仗”，却没有一个人变成“俘虏”，这是您的鼎助所赐。照国际上的惯例，战败的军队应被缴械，分别拘集军官与士兵，并分开受战俘待遇，一般情形都是如此，苏俄、中共均是，但是我们却不同。我们所受的称呼，不是俘虏而是“徒手官兵”，就是说，没有武装的军人，在签字投降次日，九月十日清晨您召我去，当我去见您的时候，您一开口就说：“日本已经没有军队了，现在我们两国可以不受任何阻碍而真正携手合作。”您鼓励我：“我们一同努力做吧。”那时您并曾把中国政府的派令递交给我，把日本全军及侨民的遣回事务委任我来办理，那张派令是怎么写的? 何：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那个派令，曾使您正正堂堂地发布命令。我们为遣返贵国人民，曾调配船舶三十万吨，这占当时中国船运力的百分之八十。 冈村：中国也曾给我们增配火车。因而，自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起至一九四六年七月止，在短短十个月期内二百万人终获全部遣返完毕，然而，看到四五年前中共遣侨回国的情形，令我不胜其愤慨。中共在酷使日人后，感觉不需要时，便任意遣回。如果以他们遣侨的速度来计算，我们自中国大陆回来，必须要四十二三年的时间。 何：若按这种苏俄式的速度来说，是需要四十多年。 冈村：你们当时因把整个运输力量集中到扬子江沿岸，致未能接济东北的军队，从而影响到国军败于共产党，实使我们感觉抱歉! 何：不，事情已经过去了。 冈村：关于这一点，根据我所听到的，美国顾问团也不好，我相信是美国贻误了远东的局面。它妄图国军开往东北，但拥有美式装备的精锐部队，多为南方人，中国自黄河以北没有水田，北方人吃稀饭、吃馒头，而南部多是水田，南北情形完全不同，必须吃米的精锐部队开往东北，而为遣返日侨，大米不能运往接济，结果在内战上招致了不利的条件。也可以说，为了尽速遣返二百多万的日侨，结果受到很大的牺牲。 何：战争结束的时候，斯大林曾扬言以此报复了日俄战争的宿仇。但是当时蒋总统却声明“以德报怨”。 冈村：我最佩服的是您总不懊丧诉苦，您也许更谦虚地说你们本身有致败的原因。当时美国报刊等对于何应钦先生和接收上海的汤恩伯先生，颇有酷评，说你们过于“袒护日本”。 何：不，日本军队的复员，还是由于冈村先生的决心坚强，在战后混乱时代未得日本陆军部任何命令及日本复员局的援助，卒以自己力量完成了二百万军队的复员，这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 冈村：我所以能摆脱战犯，亦多亏了您派来的律师帮助。这虽然是件私事，我是应该向您致谢的。现在我又想起来的一件事，就是您认为我过去打仗的对手是中国，所以您叫我批判中国军队。我答应，如果对外不发表，我可以做，因其内容一经发麦，我必被杀害。于是我以鏖战了八年的中国军为对象，以其缺点为主，写了一篇《从敌阵看到的中国军》。 七、另外再看国军将领投敌变伪军的史实 一、蒋介石差点成为“汪精卫” 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副总裁汪精卫投靠日本人，在南京组织傀儡政府，令中国抗战大局出现超级震荡。其实，熟悉历史的人都明白，大量历史资料表明，如果不是汪精卫捷足先登，蒋介石就会成为叛国投敌的汪精卫。 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部队不断出现成建制地向日军投降，转成伪军，使尾随日军作战的伪军(仅指正规部队)达到100多万以上。电影中“报告连长，来了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的台词长期成为笑谈。100多万国军成建制投降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中国战场上的奇观。这样的“光彩事”，蒋介石本人不会提，蒋家余孽是更不会提的! 那些极右人士不是恶毒攻击共产党人吗?可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者无一人向日本投降，八路军、新四军也没有任何一支部队投降日本人去当伪军。有很多别有用心的人面对这些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竟然恬不知耻地替蒋介石招魂甚至打抱不平。我感到非常好笑，难道这些非毛反共的极右人士，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羞耻”两个字? 二、国民党“降官如毛，降将如潮” 自抗战开始至1943年8月，国民党文武官员及作战部队投降日军者数量非常可观。其中国民党副总裁以下中央委员20人，旅长以上将领58人;直接投日的正规国军达到50多万人，占全部伪军的一大半，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可悲局面。1943年8月13日，《解放日报》公布《两年来国民党五十八个叛国将领概观》，把这些“汉奸”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他们分别是：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毕戴宇、金亦吾、李长江、王劲哉、吴化文、赵瑞、杨诚、荣子恒、杨仲华、吴漱泉、刘月亭、王清瀚、赵云祥、陈光然、黄贞泰、郭峻峰、丁树本、夏维礼、孙玉田、赵星彩、李震汾、侯如墉、于光辉、杨汝贤、冯春田、杨克尤、王遂庆、王廷英、王瑞亭、赵天时、任兰圃、薛豪平、潘胜富、苏景华、张海平、苏振东、李德兴、丁聚堂、颜秀五、陈才福、秦庆霖、范杰、于怀安、宁春霖、厉文礼、齐子修、邱吉胜、刘景良、李其实、张良才、徐继泰、韩子乾、景顺扬、李志希、陈孝强。 《解放日报》的社论说：“当前人们传唱一首民谣：‘新兵新枪，老兵老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鞭挞国民党以优良装备扩编嫡系部队，排挤非嫡系部队，妥协投降，挑动内战的倒行逆施，提醒全国人民警惕和深思。” 三、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投敌“大盘点” 下面这些败类都是国名党的军事将领，不包括这些投敌叛国的党政要员。(注：这些数字与《解放日报》上公布的有出入，这属于当时统计原因造成的遗漏。) 1.1939年，何行健，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在苏南率部50000人投敌; 2.1939年，蔡雄飞，晋绥军副师长，在晋西北率部投敌; 3.1941年2月，李长江，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率所部8个支队投敌; 4.1941年2月，丁丛堂，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一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5.1941年2月，顾秀五，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二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6.1941年2月，陈才初，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六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7.1941年2月，秦庆霖，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七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8.1941年2月，范杰，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十一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9.1941年2月，杨仲华，国民党江苏保安第八旅旅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10.1941年2月，刘月亭，新编第5军副军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11.1941年5月，公秉藩，国民党第30师师长，率该师及第3、第9、第17、第80、第93各军之一部共22000人投敌; 12.1941年6月，毕泽宇，国民党第69军军长，率所部投敌; 13.1942年2月，赵瑞，国民党骑兵第1军第1师师长，率所部在晋西投敌; 13.1942年2月杨诚国民党骑兵第1军第5师师长，率所部在晋西投敌; 15.1942年4月，孙良诚，第39集团军副总司令，在鲁西率69军、暂3旅、特务旅全部投敌; 16.1942年4月，王清浣，新编第6师师长，随孙良诚投敌; 17.1942年4月，赵云祥，新编第30师师长;随孙良诚投敌; 18.1942年4月，陈光然，新编第181师师长，随孙良诚投敌; 19.1942年4月，黄贞泰，新编第13旅旅长，随孙良诚投敌; 20.1942年4月，郭俊峰，特务旅旅长，随孙良诚投敌; 21.1942年4月，丁树本，冀察战区游击第1纵队司令，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夏维礼，冀察战区游击第2纵队司令，随孙良诚投敌; 22.1942年4月，孙玉田，警备处长，随孙良诚投敌; 23.1942年6月，徐继泰，苏北四县游击总指挥，率所部投敌; 24.1942年6月，景顺阳，第3战区游击支队司令，率所部投敌; 25.1943年1月，吴化文，国民党山东新编第4师师长，率所部于怀安投敌; 26.1943年1月，于怀安，国民党山东新编第4师副师长，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27.1943年1月，宁春林，山东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28.1943年1月，吕其赓，苏北游击纵队第1纵队司令，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29.1943年2月，厉文礼，山东游击队第2纵队司令，本人被俘投敌; 30.1943年2月，王劲哉，国民党第128师师长，率8个将官及所部投敌; 31.1943年2月，赵天时，国民党第381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2.1943年2月，任兰圃，国民党第382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3.1943年2月，薛豪平，国民党第383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4.1943年2月，潘胜富，国民党独立第1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5.1943年2月，苏景华，国民党独立第2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6.1943年2月张海平国民党独立第3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7.1943年2月，苏振东，国民党独立第5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8.1943年2月，李德兴，国民党独立第128师参谋长，随王劲哉投敌; 39.1943年2月，吴漱泉，国民党第351旅旅长，被俘投敌; 40.1943年2月，韩子乾，国民党第113师师长，被俘投敌; 41.1943年3月，金亦吾，第6战区挺进总司令兼第2纵队司令，率所部投敌; 42.1943年4月，孙殿英，新编第5军军长，率所部投敌; 43.1943年4月，张良才，苏北游击纵队第2支队司令，率所部投敌; 44.1943年5月，庞炳勋，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4集团军总司令，与孙殿英联名通电，判国投敌; 45.1943年5月，赵星彩，第24集团军参谋长，随庞孙投敌; 46.1943年5月，李震汾，第24集团军第106师师长，随庞孙投敌; 47.1943年5月，侯如墉，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司令随庞孙投敌; 48.1943年5月，于光辉，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副司令，随庞孙投敌; 49.1943年5月，杨志稀，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参谋长，随庞孙投敌; 50.1943年5月杨汝贤(杨明清)新编第5军副军长，随庞孙投敌; 51.1943年5月，冯养田，新编第5军参谋长，随庞孙投敌; 52.1943年5月，杨克友，暂编第3师师长，随庞孙投敌; 53.1943年5月，王瑞庆，暂编第3师副师长，随庞孙投敌; 54.1943年5月，王廷英，暂编第4师师长，随庞孙投敌; 55.1943年5月，王瑞亭，暂编第4师副师长，随庞孙投敌; 56.1943年5月，齐子修，山东保安第5师师长，被俘投敌; 57.1943年5月，邱吉胜，山东保安第8旅旅长，被俘投敌; 58.1943年6月，荣子恒，苏鲁战区鲁南112师副师长兼334旅旅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59.1943年6月，刘景良，山东保安第4师师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60.1943年7月，陈孝强，国民党预备第8师师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61.1944年9月，贺凯宪，新军所属第2旅旅长，率所部4个团12000人于河南投敌; ………… 日前，博友在笔者《驳斥“中共不抗战”的有力证据》后面跟帖，并引录一篇题为《共产党与国民党谁领导了抗日战争?》的文章。笔者觉得这篇文章写得很好，遂将该文附在后面，以供广大读者和博友们阅读参考。 附：共产党与国民党谁领导了抗日战争? 本来抗战是中国人民的胜利，可是有人却歪曲历史事实，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吹嘘国民党蒋介石领导的300万军队处在正面抗日战场，是国民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战的胜利。由此挑起了毛领导下的共产党与国民党到底谁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的争论! 什么是领导呢?领导就是行动上率领，理论上指导。 首先，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由什么理论指导的呢?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理论，指导着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连蒋介石及其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都不否认，抗日战争既不能速胜，也不是亡国，而是经过战略防御、相持和进攻三个阶段。美国军事专家李海说，即使美国不投原子弹，中国人民的抗战胜利和日本侵略战争的失败都是肯定的，只是稍晚一些，中国人民的牺牲要更多一些。我们要问一句，国民党蒋介石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抗战理论呢? 其次，中国人民是谁在行动上率领进行的抗战呢? 一、国民党尽管有多于日本侵略者的军队，处在正面战场，也进行了抵抗，有的甚至是顽强的抵抗，可是并没有阻止住日本侵略者的前进，从东北开始节节败退，助长了侵略者的战争野心，连首都南京都丢了。而共产党不仅没有败退，而且主动到抗日前线去，到敌人的后方心脏去打击敌人。共产党与国民党一进一退，是谁在行动上率领中国人民抗战呢?大家心里都是很明白的。 二、日本侵略中国初期，真共党在江西瑞金就对日宣战，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国民党蒋介石硬是要消灭这支抗战的队伍，致使这支抗战队伍在达到抗战前线华北时，由30万人削弱为3万人。国民党蒋介石则把东北军从抗日前线撤出。一个开往抗日前线，一个从抗日前线撤出，是谁在行动上率领抗战还不清楚吗? 三、在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华北之时，国民党蒋介石对共产党仅剩的3万抗日武装力量，还在进行“围剿”，必欲除之而后快。国民党军队不但不抗日，而且把重点放在消灭抗日人民武装上，在行动上帮助了日本侵略者，这样的军队能说是领导抗战吗?直到出现了人心所向、军心所向的“西安事变”，国民党蒋介石才被迫停止剿灭共产党抗日武装的军事行动。一个主动抗日，一个被迫抗日，是谁在行动上率领中国人民抗战呢?难道通过兵谏才被迫抗日的国民党蒋介石是中国人民抗日的行动率领者吗? 四、就在抗日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到前线去，到敌人的后方去，如果没有广大的敌后抗战，国民党正面战场能够进入相持状态吗?而国民党的军队大批的投降日本侵略者成了伪军，甚至国民党的高级领导汪精卫都成了汉奸，共产党在敌人心脏，不但要抗击日军，还要抗击大量的伪军。一个坚决抗战，一个大批投降，是谁在行动上率领中国人民抗战呢? 五、在抗战的关键时刻，共产党及其抗日武装在前线奋力抗战，自称抗战总指挥的蒋介石，公然破坏抗日统一战线，断绝抗日武装八路军、新四军的粮食、衣服、武器、药品的供应，同日本鬼子一样封锁抗日根据地，迫使八路军不得不抽调部队进行“大生产”，坚持抗战。一个在坚持抗战，一个在军事经济上封锁抗日根据地，是谁在行动上率领中国人民抗战呢? 六是，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国民党蒋介石嫌军事、经济封锁抗日根据地还不够，直接动用军队围剿共产党抗日武装，仅“皖南事变”就使开赴抗日前线的新四军牺牲近万人，做了日本侵略者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一个向抗日前线开进，一个消灭开进抗日前线的队伍，是谁在行动率领中国人民抗战呢?难道消灭向抗日战场开进的抗日武装是在领导中国人民抗战吗? 确实国民党许多将领士兵为抗战做出了重大牺牲，如张学良、杨虎诚、张治中、上海的800壮士、台儿庄牺牲的勇士等等，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是中国抗日战争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国民党的高层，蒋介石尽管在名义上是抗战总指挥，但在基本的方面不但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而且在行动上是被迫的消极的抗日，有时甚至是直接帮助日本侵略者，消灭抗日武装，破坏抗日。 正因为毛领导下的共产党在抗战中有正确理论指导，在行动上率领中国人民抗战，建立广泛的包括蒋介石的抗日统一战线，其行动率领理论指导，形成事实上领导作用，得到了全国人民更大的支持，大批的青年投奔延安和解放区，人民自愿地送子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等，到抗战结束时共产党抗日武装发展到120万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根据地在抗战中发展壮大，就是共产党领导抗战最有力的证据。 国民党与共产党一方面都对抗日战争做出了牺牲和贡献，谁都承认。但是在抗战中他们是有重大差别的，一个不怕牺牲向抗日前线开进，坚决抗战，在《论持久战》理论指导下，建立统一战线，建立抗日根据地，到敌人后方去开展人民战争。一个从抗日前线撤出，消灭抗日武装，被迫抗战，大量投降敌人，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在军事经济上封锁抗日根据地。谁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在理论上指导行动上率领——领导中国人民抗战，难道还有疑问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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