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九码头工人罢工评述

2013-5-16 09:41| 发布者: 刘杰| 查看: 776| 评论: 1|原作者: 弗西

摘要: 那是不是说香港工人阶级就没有力量了呢，错，开端于2013年3月28日的港九码头工人罢工是近年来在华语世界里一场重要的阶级斗争实践，罢工持续了一个多月。共产主义者有必要声明自己的立场，并就罢工中的现象为未来的斗争做准备，总结经验教训。

在国际资产阶级主流舆论中，香港是一个自由港，无数有产政商学界的“天之骄子”在这里猎奇冒险，港九地区是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但与此同时，却又贫富差距巨大，劳动者深受资本统治的奴役。这种情况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大陆之后，更加严重，以资产阶级大老板、律师、学界打手为主的立法会议在当年拒绝承认英帝已经答应象征性给予工人的“集体谈判权”。尽管香港普通市民亦对一干富豪的霸道颇多不满（如反对李嘉诚的“地产霸权”），对港九资产阶级幕后的中国资本家总代言人北京政府颇多牢骚（如要求普选、反对推出“二十一条”），但因为香港本土产业工人人数比较少，市民为主力的抗议活动通常采用的是西方社会运动的模式，即一群人跑到大老板、大官僚的官邸、办公楼前进行示威活动，声势浩大，但难以动摇社会的生产秩序。

那是不是说香港工人阶级就没有力量了呢，错，开端于2013年3月28日的港九码头工人罢工是近年来在华语世界里一场重要的阶级斗争实践，罢工持续了一个多月，于2013年5月6日结束。但是基于码头罢工所要完成的或者刚刚开始的工作还有很多，共产主义者有必要声明自己的立场，并就罢工中的现象为未来的斗争做准备，总结经验教训。

码头工人抗争者，一群不愿意沉默的少数

2013年3月20日，香港葵涌码头多名工人集会，要求时薪增加12.5港币或每日增加100港币。隶属香港职工同盟（持左翼自由主义的改良立场，即“老板要赚钱，工人也要养家”）的码头职业工会表示，他们多次向李嘉诚家族和黄集团旗下的香港国际货柜码头（HIT）提出改善工人境遇的要求，公司未做回应，并表示，如果再无回复，工人将停止手上的工作，作为回应。

一些码头工人表示，自己自从2003年“SARS”事件之后，薪水再无调整，不仅如此，一些码头工人更是要连续工作24小时，在旺季需要工作72小时，极度透支健康，而公司方面没有任何补贴措施。在忙碌的时候，操作吊机工人甚至要像宇航员一样在空中小解，而码头管理方在机器里还安装了摄像头，名义上说监察交通，意外事故并没有减少，工人的个人隐私却完全被暴露无遗。97年，回归之后，资产阶级政府趁着货币兑换，将工人的工资基数从24小时1500港元不断下调，2006年谷底的时候，变成1030港币，如今也只有1315港币，以致于工人们直言：“养起李嘉诚，养不起家庭。”[1]

3月27日，葵涌码头出现了若干便衣警员，就像世界各国工人抗争中的桥段一样，工人一有不满，资产阶级就找到他们的总代言——政府，而代言人则试图以暴力机器威吓罢工。

28日，罢工开始，约40名工会、民间团体及大学生在葵涌码头6号闸口集合，早上8点一百多名码头工人开始罢工，并堵塞6号闸口。半个多小时后警察来疏通6号闸口，全天多次因为堵路和疏通发生冲突。陆续有工人加入罢工。到下午有四个码头停止运作，警察加派 70多人到场戒备。晚上工人开始在码头通宵扎营。29日，一些香港大中专学生（主要是青年社会主义组织“左翼21”的成员）前往罢工现场声援，一些反感大资产阶级的香港市民也开始关注罢工，并为罢工基金开始募捐。

罢工的基本诉求当然是经济的，要求加薪20%。但又不仅仅是经济的。

首先，工人将英帝撤离香港时候答应的工会集体谈判权提了出来：“事实上，码头工人过去亦曾发起过罢工，当时资方承诺会按年检讨薪酬，但最后食言。因此，工会的合法谈判地位，动员工业行动的能力，才是至关重要的。工人决定拒绝与资方谈判，直至资方愿意与工会代表见面为止！”[2]

其次，是废除外判制度（即所谓的劳务派遣制度），事实上，在码头上剥削奴役工人的并非李老板旗下HIT公司一家，还有“永丰”、“高宝”这些所谓的外判公司，当工人提出要求改良自己的工作环境的时候，HIT管理人员就说这些工人属于外判公司管。事实上，这种劳务派遣制度在目前的中国大陆也普遍存在，不少大型企业为降低用工成本，采取了劳务派遣制度，让工人跟劳动派遣公司签合同（劳务派遣制度派生出资本主义制度下庞大的利益链，可以专门写一篇文章来加以分析，此处略过不谈），当工人碰到工伤、职业病或者下属皮包公司拖欠工资的时候，主管公司就会推卸责任。更重要的是，劳务派遣制度是资产阶级阻止工人团结、妨碍工人联合的一种策略，在世界各地屡试不爽。由于同工不同酬，一些派遣工人会觉得是“正式工”在欺负他们，这种分化瓦解的策略，让一些并非很觉悟的外判工人（派遣工）在日常生活中把火气撒向拥有相对较高待遇的正式工（跟老板比当然是九牛一毛了）。

由此看来，工人的要求绝非仅仅要加工资，资产阶级文人指责出面的工会领袖，说罢工领袖是文革时候的共产党腔调，煽动阶级斗争[3]。但其实工人并不是工会领袖所煽动起来的，工人起来抗争一方面是因为生活的困苦，即为改善生活条件做经济斗争；另一方面则是争取自己和自己所在群体的尊严以及普遍的政治权力——要求工会的集体谈判权，反对资本家所谓的“私人财产权”侵犯工人的个人隐私权，呼吁同工同酬。

罢工中最积极的工人利用社交网络“脸谱”网站传播罢工消息，很快罢工得到了一部分市民的响应。香港市民愤慨于资本大鳄的霸道、嚣张，对工人的困苦颇多同情，因而罢工资金账户筹集了不少钱。但事实上，参加到罢工中的工人只有500人，占整个码头人数的1/7，最初阶段，剩下3000名工人处于观望状态。到3月30日，大约30名工人决定罢工，这一行动刺激了其他工人，让他们更加团结，原先车机手是部分罢工的，复工事件出来后，全体车机手都参与到罢工中去了[4]。

工人在码头上抗议一周之后，香港资产阶级的法庭推出临时禁令，法官李翰良说：“工人的示威权不能凌驾私人业权。”[5]但工友们不甘坐以待毙，依然留守在码头闸口，进行抗议，迫于工人压力，有产法庭允许八十名工人在码头进行示威，声援的左翼学生（以港九左翼团体“左翼21”为代表）以及其他工人禁止进入码头，工潮主力被迫采取在市区游行示威的策略，同时，因为举行罢工的都是外判工，李嘉诚及其下属的HIT高管不出面，由几家外判公司（劳务派遣公司）出面同工人谈判，在进行了五轮劳资谈判后，于5月6日接受外判商加薪9.8%的条件，但资方未在废除外劳制度和承认港九工会集体谈判权上未做让步，特区政府闷声不响，大老板李氏家族未出面，外判商这些小兄弟也做不了主。

和一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工人抗争一样，香港码头工人愤慨于主流工会组织的不作为（香港最大的工会联合会直接在罢工中充当了工贼的角色），饱受资产阶级的经济和人格上的压迫（工资低、健康透支、个人隐私被窥探），罢工与小资产阶级市民的社会抗议有一定的联系（大批香港市民为罢工捐钱捐物，一些左翼学生团体到现场援助工人），罢工一度对当地的社会生产秩序产生致命影响，工人尝试着突破着改良路线的影响，但一切刚开始，很艰难。是的，事实上，积极介入斗争的工人是无产者群体中的少数，他们依托着工会进行着基于阶级本能的反抗。自然，罢工的目的还是为了争取资本主义制度下日常的改良，一言以蔽之，劳动者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争取自己的尊严，在罢工结束之后，他们还是会回到码头上接受资本主义的剥削现实，所需要的是希望自己作为奴隶的处境能得到些许的改善。但由于工会领导层的动摇，罢工的结果与预期目标相距甚远。比如有大陆关注此事的人曾提到罢工领导层5月4日还不接受加薪9.8%，但5月6日就答应了。斗争工人的孤立、主流工会领导层的改良路线局限性，让罢工工人在5月初实行退却，事实上，这是一次没有失去尊严的退却。但在赞扬工人勇敢的同时，我们有必要了解无产阶级的对手做了些什么。

主流资产阶级阵营态度面面观

这次罢工直指香港社会的资本大佬李嘉诚先生，李老板靠塑料生产起家，50年代末，在积累够了第一桶金之后，李老板转向房地产生意。60、70年代，伴随着香港经济飞速发展，李老板的新公司“长江实业”赚了满钵，之后又进军银行、百货、电信、运输行业。不少港人曾感叹他们一辈子为李嘉诚打工，因为买的租的房屋是李嘉诚公司盖的，到超市购物、手提电话等都与李嘉诚公司有关。李嘉诚家族在港九权势熏天，同大陆政商学界联系也密切。他的两位公子也是香港有产阶级新一代精英，出手阔绰。

罢工开始之后，李氏家族从来没有正面回应过工人的要求，HIT集团的高管则回应说这些罢工的工人都是外判公司的员工，跟他们没有关系。李先生不出面是不是因为大老爷看不起泥腿子，不是的，稳坐钓鱼台的资本家们有一肚子瓦解罢工的对策。让我们来看看李老板和他的得力助手是如何行动的？

罢工之后，李老板和HIT公司高薪聘请香港著名律师余若海，大律师巧舌如簧在法庭上推出了禁制令。

李老板和HIT集团不出面，由外判商同工会谈判。

向广东政府求援，请求开放盐田、蛇口四个码头落货，从深圳转道入港[6]。

临时招募一些工人，图谋用这些“工贼”瓦解罢工。

李嘉诚的管家，著名的“打工皇帝”霍建宁先生多次出面歪曲罢工，霍先生说九成工人在码头上很快乐，并污蔑工会干部、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人在搞“文革”式斗争示威[7]。

香港政府的首脑梁振英在罢工开始三周后才回应事件，表示政府是持中立态度的，劳工处表示“一直努力斡旋，希望尽快举行调解会议”。但其实，罢工一开始，香港警署就派出便衣警察到现场，在示威中，执勤的警员多次跟工人发生冲突。之后，香港法院又推出了禁制令，及时地减少了老板们的损失。香港政府在这场斗争中帮谁还不一目了然，当然，在政治自由限制较少的国家和地区，工人和老板之间发生劳资冲突，政府在多数情况下是不能简单地采取管卡压的手段来对付罢工的。不过，香港政府尽到了自己作为资产阶级管家的应尽的责任。

提到香港政府，就不能不提到中央政府了，香港是个特别行政区，中央政府不能直接干预香港的事情，但不代表他们不能为李嘉诚等大老板提供后勤支援。众所周知，李氏父子同大陆政界要人来往密切。罢工开始之后，有大陆若干关心工人利益、关注工人前途的学生写公开信，要求（当然言辞很客气）李嘉诚先生倾听罢工工人的声音，尽到一个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很快，介入其中的积极的同学遭到大陆国家安全部门的盘问，大陆资产阶级政府无法直接帮助李老板，但这样初步的声援活动都遭到打压，可见大陆权贵对香港工人斗争的害怕。而他们在香港媒体界的传声筒《文汇报》、《大公报》之流更是绞尽脑汁，往斗争的工人和不按照他们主张办事情的香港工会活动家身上泼脏水。4月9日，《文汇报》的罢工评论新闻质疑本次工潮毫无征兆，是有人别有用心，又说工人干得晚，是自己自愿[8]。罢工结束前的5月4日，有荷兰码头工会代表前往葵涌码头声援，香港工会活动家李卓人带领荷兰代表参观，请看《大公报》爱国媒体人的描述与点评“两名荷兰码头工会代表4日前往6号货柜码头，在“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人的安排下，拉起横幅大喊口号，煽动罢工工人情绪。他们大谈外国码头工人的薪酬与待遇，称薪酬远比香港工人优厚，‘但对于香港与荷兰两地物价、税率等关键问题，就只字不提’”。《文汇报》不甘人后，说李卓人等工会活动家将事态复杂化，并引用资产阶级学者宋立功的话说罢工工人接受外国捐款。幸好，这里是香港，不是大陆，不能把这些国际工会组织定性为“境外势力”。但暗示已经足够了。而这边厢香港御用记者写完稿子，那边厢北京的《环球时报》就发文，认为“职工盟”（李卓人所属的香港改良工会组织）鼓动世界多个地方的工会来港声援，令劳资纠纷变得更复杂，更难解决。

在香港码头工人的工潮面前，一切剥削阶级代表联合了起来，陆港政府、大学者、大律师、御用媒体人，他们联合起来的目的，无他，不能让穷棒子把事情闹大。而外判（外劳、劳务派遣）制度的废除会直接危害老板剥削的长远利益，承认工会集体谈判权对于习惯了在工人头上发号施令的陆港资本家来说，也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

罢工中的港九工会、左圈

剥削阶级代表清楚地知道自己利益所在，那么自命为代表工人的港九工会组织和左翼团体的表现如何呢？

香港最大的工会组织香港工会联合会（简称“工联会”）在英帝统治时代是在港中共组织领导下的工会组织，成立于1948年，但六十多年的风风雨雨，这个从前的左派工会早已面目全非。伴随着1978年开始的中国资本主义复辟进程，工联会也不断右转，回归之后更是直接成了香港垄断资产阶级一个宠物。工会派出的代表在立法会里有6个席位，上层领袖在有产议会里名利双收。吃饱喝足之后，根本不在乎小弟的感受了。码头工人阿强是工联会基层成员，他和另外几位工友愤慨于工人生活之艰辛，要求工会替他们声张，“阿强向记者透露，一名人称「会长」的工联会干事，只答应为他们搞了一个蚊型请愿。「后来有人传，工联会同外判公司有关系，所以只系拉条幅走去HIT递交请愿信就算，之后就不了了之。」”，他跟另外两位战友再次去请工联会帮忙，结果对方依然无动于衷[10]。不仅如此，工联会下属的码头工会组织货柜运输业职工总会主席卓辅明背着工人跟HIT集团开闭门会议，在码头工人罢工的时候，卓主席还跟外判商一起巡视[11]。工联会在罢工中的丑恶嘴脸一览无余，有阶级良知的工友怒骂这群工贼出卖工人，散布所谓加薪5%的假消息。

持左翼自由主义了立场的香港职工会联盟（简称“职工盟”，隶属于香港批评北京政府的资产阶级派系“泛民主派”）在罢工中倒是承担起了罢工的领导，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人更是遭到霍管家以及众多亲北京御用媒体的污蔑。4月2日，香港高等法院出台临时禁令，帮助老板打击工人斗争。作为工人领袖的李卓人在法庭上同资方律师余若海以及法官进行了几句辩论，但当判决正式生效，李先生在接受香港无线电视台（TVB）采访时则表示“颁布临时禁制令有助于维护码头安全”。后来，法院同意工人继续在码头示威，但将人数限定在80人，职工盟的干部们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资本家的法庭还是做出了一些让步。之后，李卓人带领工人在香港市区进行示威，亲北京的资产阶级媒体认为李卓人将工运与反对派的政治诉求结合起来。共产主义者当然不能跟在资产阶级御用文人后面鹦鹉学舌，但共产主义分子也有必要指出当这些左翼自由主义者带领工人离开了码头，在斗争中采用吸引眼球的思路而非简单明了直接瘫痪生产的策略的时候，这是将罢工引向歧路。码头罢工最初几天只指生产要害部位，工人的停工措施造成李老板的HIT每天损失在500万港币以上，而斗争工人的主力被拉离码头之后，李老板则安心出入香港老板高级会所，打打高尔夫球，好不自在。诚然，职工盟开通了罢工基金，同情工人的香港市民（个人猜测，这些香港市民在政治上是“泛民主派”的同情者或支持者）为罢工捐钱捐物。这里有必要谈一下工人在斗争中争取其他被压迫群众支持的策略。美国赤色工人运动活动家威廉﹒福斯特在《罢工的策略》中写道：“当斗争进行得艰苦卓绝、声势浩大时，尤其是当罢工工人极端困苦、老板们又粗暴地践踏所谓公民自由时，或是当斗争与那些规模庞大、民愤很大的托拉斯有关时，他们那多愁善感的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遵纪守法精神、竞争精神会受到一点触动，此时他们往往会对罢工工人给予一定程度的同情。但即使在这些罢工里，他们的支持也不大，也不积极。他们对罢工的主要贡献就是能制造一种对罢工有利的‘公众舆论’。”[12]福斯特接下去又写道：“右翼工会领袖总是过分高估这种同情性的公众舆论。为了确保公众舆论同情罢工，他们往往会阉割罢工来迎合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左翼绝不能犯这种错误。左翼一方面要认识到：有利的公众舆论是能起很大作用的，要巧妙地制造对自己有利的公众舆论；另一方面也要记住：只有通过成功的斗争策略，罢工才能胜利。绝不能牺牲罢工的实际内容——真正的斗争，来迎合虚像——有利的公众舆论。”[13]可惜香港没有如福斯特这样有担待的赤色工运活动家，而且就算有，这些赤色分子也人数很小，罢工的结局可想而知。职工盟出于其左翼自由主义思想，把罢工看作“泛民主派”在议会中有产政治的一种延伸，罢工开始之后就致力于争取“舆论同情”，但事实上，在工人斗争中，小资产阶级市民的声援固然重要，但不能取代工人抗争本身，工人斗争要利用资产阶级的法律但不能迷信他们的法律。

第三大工会“劳联”（港九劳工社团联合会）亦属于亲北京的建制派，当然它没有老大哥“工联会”那样的历史底蕴，后者好歹因为曾经的激进立场而被称为左派工会，在一些香港老工人心目中印象较好。他们的机关网页上写着“团结劳工阶层，争取合理权益，参与民主改革，促进社会繁荣”，他们是这样说的，但又是如何做的呢？罢工开始前，工联会成员阿强在找自己组织失败之后，又找“劳联”帮忙，“我改去劳联，找了几次他们都没反应”[14]，4月19日，“劳联”在罢工工人主力还在跟老板谈判的时候，代表组织里的300名码头工人，表示接受1.4倍加班薪水而终止按章工作，“劳联”领导了这次复工，直接充当了工贼的角色。

一直以来，各色社会主义立场的左翼——从社会民主主义者一直到托洛茨基派，都自称代表工人利益。香港社会近年来也成立了一些左翼政党或社团，那他们在罢工中采取了怎样的立场和行动呢？

香港理工大学著名劳工学者潘毅教授在4月11日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叫《民主的春天——香港码头工人罢工的启示》[15]，她说：“这场罢工已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工人运动，正显示从工运走向社运的趋势，反映了香港社会日久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如劳工剥削、分配不公、贫富悬殊，以及通过个人奋斗而达至富足的中产梦的破灭，终于通过一个小小的罢工爆发出来。”，接着又写道：“考虑到以上背景，我们最好将这次罢工理解为一次反资、反大财团的民主运动的先导，它开启了我们对民主运动的想像：什么是民主运动，可以来一次民间的重新界定和尝试。”潘老师近年来一直组织大陆和香港学生在各大工业区里进行入厂实践或带领学生到建筑工地上做访谈，尽管潘老师在关于劳工问题分析上引用了不少马克思的观点，但在政治原则问题上，她的立场还是希望工人运动成为激进民主运动的先导，并未工运走向社运而欣喜。“反资、反大财团”，怎么反法，是限制他们，还是剥夺呢？潘老师没有下明确的结论。行文往下，潘老师写道：“在这样的运动传统中，要想深化民主运动，在思想上，必须从「和平、非暴力」，和仅仅是选举民主等自束手脚的框框里面解放出来，构想更进步、更能面向基层经济民主的社会运动。劳工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因为他们在生产体系中往往备受资本剥削，因而内在地具有抗争性。任何不结合劳工运动的民主运动和社会改造方案都易流于空谈，精英民主也只能是一种海市蜃楼。”潘老师苦口婆心地劝诫想要争取有产民主的小资产阶级活动家要“跟劳工运动结合”，那么结合后呢，“进行社会改造”，3年前的富士康调研活动之后，潘老师向上层送上呼吁书，指出工人生活的疾苦，但当局视请愿书如弃履。而这次，“精英民主也只能是一种海市蜃楼”，不知道潘老师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那些个民主运动的核心活动家（资产阶级律师、报人、小资本家）需要的正是“精英民主”，如果没有有产民主，他们会缺乏生存空间（大律师、大记者在有言论自由和法律比较严谨、规范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能得到巨大的利益，这些利益包括诉讼费、八卦报纸的广告费等）或者遭到专横的大资本的压制排挤（在港澳是李嘉诚、何鸿燊这样的寡头，在大陆是背靠国家权力的官僚资本），所以他们会去推动若干言论自由和结社普选自由权利的落实，但即使这样，他们要的正是潘老师认为是“海市蜃楼”的“精英民主”，他们对起来反抗的工人的惧怕远远超过对寡头、专制政府的憎恨。不过，潘老师站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的立场上，依然还是对劳工运动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想通过工运推动资本主义制度下改良权利的落实，“香港已经累积起一个对抗资本、反对威权、反思香港殖民的民主运动线索。在香港的民主运动传统中，这条线索是一种更为可贵的运动传统，但在民主运动的论述中尚处于边缘的位置。本次码头工人罢工运动既在某种意义上延续这种可贵的运动传统，又开创了一个新的起点！”

在香港社会运动界素有“长毛”之称的梁国雄，早年曾是一名托洛茨基主义者，穿着印有格瓦拉头像的T恤，活跃于各类示威活动里。2004年，梁同志当选为香港立法会议议员。2005年，梁同志不再坚持“不断革命论”立场，转而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同好友黄毓民、陈伟业组织社会民主连线，并亲任党主席。不过呢，立场虽然变了，梁同志作秀、吸引眼球的作风一点也没改变。这次，港九码头罢工，社民连自然也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扩大影响、捞政治资本的机会，4月19日晚上，码头工人在香港中环长江中心举行集会，梁同志上台，扑的向工人下跪鞠躬23次，说工人抗争23天，自己磕23个响头来表达对他们的敬意。至于梁同志们的主张，我们不妨看看社民连官网上的东西：“我们是旗帜鲜明的反对派，坚决反对官商勾结所造成贫富不均。我们将以社会民主主义为行动目标，完善香港社会。我们认为，只有通过公平的财富再分配，政府积极调控失业的市场，以及建立公众直接参与的民主制度，才可创造一个合符公义的社会。”一言以蔽之，梁同志及其同道中人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剥削秩序的长治久安。他们是资产阶级内部的反对派，绝非工人之友。

如果说社会民主连线是一群浸泡香港社会运动界多年的老政客，那么新成立的香港激进组织“左翼21”，他们的改良立场更加隐蔽。罢工开始之后，左翼21积极介入其中，核心成员陈敬慈、萧裕均等成员也不断撰文，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对他们狠得牙痒痒。不过，赤色分子千万别为出现了一个陈敬慈这样的左翼领袖而暗自高兴，觉得我们的影响扩大了。4月18日，陈同志撰文《社运化和政治化，码头工人罢工和工人运动的前景》[18]，他写道：“关心全球劳工运动的学者普遍将社运化理解为突破困境的起点。而他们所形容的社运化，也包含着政治化意义。但这社运背景下的政治化，是新的政治化，和列宁主义所倡导的政党领导工会模式又有不同。”陈同志已经表示了，他们不是布尔什维克。陈同志又引用英国学者汤普森的话“阶级意识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无数的社会斗争结果”，为他赞成的“工运社运化”寻找理论武库，他接着又引用Waterman关于新社运工会的观点，认为工人要“与其他的社会运动相联结，建立一个多元但是有力量的民间社会。”，什么叫多元但有力量的民间社会，同其他阶级的短暂联合，需不需要牺牲工人阶级组织政治立场的独立性，是不是要同观点立场南辕北辙的资产阶级激进派进行合作，陈同志一概不回答。他又解释Watermann的理论：“必须推广工作场所的民主，以及工人之间和工人与其他社会力量之间的横向接触。工会应该有足够的开放，容许组织内部和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社会网络形成。”那么，这种社会网络是不是一个跨阶级无原则的联合呢，要不要迁就立场敌对组织的观点呢？最后，陈同志又说：“新时代的工运需要广泛的社会正义议题去团结和感染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新工人阶级；需要有社会改革理想的工会、社运组织和政党之间的平等合作，而不是谁领导谁，或者谁先谁后；需要一种开放性和网络性的民主，码头上青年学生和基层工人的广泛接触和互动，在工人大会中细致的分组讨论都是良好的实践。期待一个能抗衡新自由主义霸权的社会力量在码头罢工中酝酿和诞生。”工人阶级不是你们这些多愁善感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他们投入斗争，不是被正义议题感染，而是为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当他们联合起来，他们明白“天下打工合为天”，他们将会为整个阶级群体的利益去投入斗争。陈同志说工运、社会组织和政党的平等合作，不应该谁领导谁。对此，本人出于极左立场回答如下：整个历史上阶级斗争的脉络就是工人领导小资产阶级（少数城市职员和多数农村贫苦农民）的结果，小资产阶级不是跟着工人走就是跟着资本家走，让工人不要去带领小资群众去斗争，事实上，就是让被压迫的小资群众跟着资本家走。而且事实上，码头禁令出来后，一些内地的朋友就提到，“工运社运化”，工人被小资产阶级牵着鼻子走，虽然得到了后者的同情，但大资本家的财产权避免了被进一步打击的命运。工人斗争的力量被削弱了，但左翼21则在实践中落实了他们的纲领，左翼21的一些基层成员积极到码头声援工人，也博得了一些参与斗争工友的好感。但要是认为左翼21会用包容的态度对待各派社运团体，那你就错了。4月1日，左翼21禁止工人国际委员会（CWI）旗下的“社会主义行动”在码头工人集会上发言，因为对方要售卖《罢工特刊》杂志[19]。无论CWI香港支部卖杂志出于何种行为，对方并非破坏罢工的工贼，左翼21阻止另外的左运、工运组织代表向工人提出策略上的建议，这种心态就在于他们把工人斗争看作自己组织扩大的筹码，不希望别人介入其中，这些年轻的左翼学生才20-30岁，读了些马克思或者西马学者的书，介入到工运中来，但那种把参加斗争的工人看作本社团政治资本或者提升影响筹码的党官僚意识已经有所展现了。

总体来说，香港工人还是受到改良工会和左翼改良主义路线的影响，那么，从为下一场斗争考虑的角度出发，共产主义者该做些什么事情？那些对主流工会改良路线颇有不满但却人数微弱的斗争工人怎么办呢？

怎么办？

罢工已然结束，技术上的建议恐怕短期之内码头工人也派不上用场。但罢工中涌现出了如行文中提到的阿强这样介入斗争的战斗性工人，他们不愿意再后退，但领导罢工的改良工会则始终避免过度侵犯资本家的财产权。工会代表在接受采访中，表示他们始终让工人保持理性的抗议。香港政府劳工事务方面的负责人也要求工人保持克制。工会领导层的改良路线所表现出来的动摇性在最后的结局上已经可以看到，工人得到的让步并不多。

ID“秋火”尝试从共产主义立场评述罢工，并发表了一篇叫做《香港码头罢工的三点问题与我的建议（2013-04-01）》[20]，文章在发表后有香港朋友cslchaf提出了两点问题，我认为这一问题多少反映出香港工运所需要突破的瓶颈。“

首先，文中所说对工人而言, 这是一场实际利益斗争所言正确, 可惜身处香港的工人们也未到一无所有, 拼了老命的程度。为了生活, 为了家人, 他们能做的也有限度, 未能有革命的决心。他们所想的是明天能不能养活自己,，对不少读书不多的工人来说，资方只要给点小恩小惠, 便要摇头摆尾庆祝了。

其次，香港的抗争文化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这对工人而言亦一样, 某程度上永远只能打笔战, 这对工友说亦是一种大失利。若果把行动升级了, 连巿民的同情也失去, 反而会令形势倒向支持资方清场的一面。现在亦有不少老一辈家长在骂工人搞事/生事/贪得无厌呢。”

第一点，觉悟的无产者毕竟是工人群众中的少数（大多数工人还得为生计而奔波），由于香港是一个金融港再加上工人工资更加低廉的内地对香港资本家开放，30多年来，香港本土确实呈现出工业凋零的一面，厂子开不起来，工人找不到工作，只会使他们变得意志消沉，觉悟无产者本身不能脱离大工业的集体生活而存在。如果孤立从香港本地来看，工人群体中大多数忍气吞声的现象亦属正常。至于“革命的决心”，这位香港朋友也应该明白港九激进工运（突破改良工会路线影响下的工运）只能同大陆工人斗争结合起来。

第二点，正因为如此，工人如果太过在乎小资产阶级的同情，只会抹杀本阶级斗争的威力，改良工会希望工人理性，政府希望工人不要过激，小资产阶级一看到工人的行动升级，就惊呼小叫，但如果有若干积极的斗争工人存在，共产主义者应该告诉这些愿意倾听的受众，罢工只有在利用资产阶级法律但不被资产阶级法律所束缚的情况下才能出奇制胜。事实上那些敌视工人斗争、把自己定位为资产阶级候补国师的小资产阶级，只要工人一起来斗争，就会反感，工人没必要在乎这些人的感受。

另外，“秋火”的文字还提到了工人对复工的工贼太过客气，是的，在罢工中组织纠察队，给复工工人以威慑但又不影响工人团结，这是以后陆港工人都要吸取的经验教训。一些网友也有疑惑说，没有看到罢工工人公开劝说其他继续上班的工人参加到罢工中来。码头工人3500名，罢工在码头上相持的时候，罢工的工人也不过500人。这点相比内地很多大型工厂罢工时候，所有工人都停下手头工作的情况还是相距甚远。

香港码头工人10多年来一直忍气吞声，即使因为回归之后工资下降也任劳任怨，这次他们不愿意再做羔羊，投入到了战斗中来。我想，这就是共产主义者所需要关注的地方。一个赤色分子，如果他能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而非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者角度出发，他应该明白，赤色分子必须习惯日常情况下主流工人群众对改良主义路线的追随或者认同，这么说并不是要放弃对工人运动的政治领导，而是说共产主义者的机会在阶级斗争突然激变爆发的拐点上。大拐点是工人起义，小拐点可能就是如码头罢工这样的事件。共产主义者在帮助传播经验教训的同时，也应该想办法促进工人群体的自我组织，这个自我组织可以是罢工委员会或者某个新的工会，要是什么工厂委员会或者工人代表委员会什么的，那当然更好了，不过赤色分子不应该是做白日梦的人，对一场事变的分析应该基于现实阶级力量的对比。我们必须承认，今天大陆和香港的无产阶级为争取本阶级尊严和生活改善的斗争刚刚拉开序幕，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暂时无力承担起工运的政治领导，不代表要站在事变外面，就一场工人斗争总结经验教训，让更多的工人和愿意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做贡献的入门青年了解某场罢工的来龙去脉，了解下一次该怎么做，也是有必要。

写完这篇文字的时候已经是2013年5月11日深夜，香港工人回到码头上继续为生计而奔波，那些个大老板们则在自己私人的豪宅里做着美梦，黑暗笼罩的资本主义世界就像这漫漫长夜，但共产主义者必须意识到黎明不会自动到来。振奋起精神，莫永远睡去……

注释：

[1] 香港青年社会主义组织“左翼21”的文件，《码头工人抗争Q&A》

http://issuu.com/left21_issues_t/docs/_____20130331

小李飞刀砍大鳄《码头工会的战斗性是怎样炼成的》（新浪微博上可以搜索到）

http://www.54qnw.net/a/gongnongzhisheng/2013/0422/4197.html

[2] 《货柜码头罢工记事》3月29日PM16:00记录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5977

[3] 15年沒加薪促碼頭工友罷工自由黨：獅子開大口，煽動階級鬥爭

http://hkdash.com/?p=2538

[4]《祥哥：由直属员工到外判工——货柜码头罢工工友专访》，采访者：李雨梦，2013年3月31日。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6016

[5] 工人国际委员会：《资方打压升级，码头工人需要还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