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

　　注释：

　　[1]Michel Foucalt, in "Film and Popular Memory: 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lt," tr. Martin Jordin, Radical Philosophy 11 (Summer 1975): 25, 26; quoted by Alan Megill, "Foucault, Structuralism, and the Ends of History,"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1 (1979): 500.

　　[2]毛泽东一天前(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有一段讲话，这段带有别人插话的讲话记录，远没有《炮打司令部》流传之广，但话说得更坦率、更直接，记录如下(根据不同版本的补充)：

　　"在前清时代，以後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什么分别!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很危险。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往来，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六月二十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容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来看，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3]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p102-103。令人遗憾的是，金春明所著另一本稍长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对五十天复杂情况的描写就更加简短和片面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共六百多页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对此事有四行字的提及(p404)，说法与金著相同。

　　[4]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5]比如，在这期间的"文艺小整风"中，美术学院的模特写生在"极左"的影响下被废除了。毛泽东于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在中央美术学院教员闻立鹏等人就此事给江青的信上批语，并转给陆定一、康生、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才纠正了此事。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卷，p39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6]可参考刘少奇1964年9月16日所作的《关于"四清"、"五反"蹲点问题的报告》，报告说："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危险，不是'左'倾危险。……我跑了几个省，都碰到他们开三级干部会，他们的发言我都看了，没有一个是怕右的，全都是怕'左'。"

　　[7]分别见：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对陈正人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批注，1967年5月6日《人民日报》

　　[8]刘少奇同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工作组部分组员的谈话(1966年6月20日)。

　　[9]刘平平日记，1966年7月14日、1966年6月30日。

　　[10]刘少奇：《在听取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工作组汇报时的讲话》，1966年7月11日。

　　[11]《"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何其毒也!》首都中学红代会《兵团战报》1967年4月10日;《炮打刘少奇--控诉刘少奇在北师大一附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北京大学《革命串连报》，1967年1月9日。

　　[12]物理系第四野战军咏梅战斗队："揭开邓小平的反革命老底"，《新北大》1967年6月28日。新北大公社02621支队调查组：《斩断邓小平伸向北京师大女附中的黑手--关于邓小平残酷镇压师大女附中无产阶级革命派罪行的调查报告》，《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年4月。

　　[13]胡启立：《邓小平是镇压师大女附中革命学生的黑司令》，新北大公社02621支队编《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年4月。

　　[14]《邓榕对邓小平的揭发》，新北大公社02621支队编《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年4月。

　　[15]新北大公社02621支队调查组：《清算邓小平在干部、教师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九六六年六、七、八月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和校筹委在干部、教师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年4月。

　　[16]《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其他有关清华大学五十天的材料：《清华大学蒯大富同学大字报选》，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宣传队编，1967年;吴英碌：《控诉刘邓反动路线对我的迫害》，《井冈山》1967年4月6日;《在幕后……》，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老实话》编选，1967年3月。《王光美是刘少奇的刽子手--原清华工作组长叶林同志发言》，《井冈山》1967年4月11日。

　　[17]薄一波在视察清华大学时与蒯大富的对话(1966年6月19日)。

　　[18]这个数字出自《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1967年，北京。周恩来1966年8月5日凌晨在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整个北京市派到各校各单位的工作组将近一万人，从各地各战线、全国调来"。

　　[19]陶德坚回忆录，http://www.geocities.com/sltao_ca/fyrs.html。

　　[20]八八队金教"六•一○"战斗组《愤怒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我们的迫害》，红代会中央财金学院北京公社八八战斗队《北京公社》1967年4月20日。

　　[21]另一种稍有不同的记载是：事件的"起因是这个工作组明显地有目的地把矛头引向在地质学院深得人心，特别是为教师和学生拥护的院长高元贵，因此在六月十六日地质部来人宣布高元贵停职反省限期作出检查后，六月二十日，地院出现了两千多群众包围工作组驻地请愿的场面，参加者大多是教师和学生。"(陶德坚回忆录，http://www.geocities.com/sltao_ca/fyrs.html)

　　[22][23][24]《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p49-53，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1967年，北京。

　　[25]《大事记》，p56;王年一认为：这个数字"与事实出入很大，有的出版物中沿用了这个极不准确的说法"。此问题待考。

　　[26]海枫：《广州地区文革历程述略》，1971年，香港友联研究所。广州《红旗报》，1967年6月24日。

　　[27]《彻底批判王任重工作组在武汉大学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武汉红卫兵三司《东方红》1967年5月11日。

　　[28]《王任重镇压群众运动的罪行--武汉墨水湖中学革命师生入狱记实》，首都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批陶战报》，1967年3月14日。

　　[29]李志宇：《愤怒控诉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红代会北师大井冈山公社《井冈山》，1967年4月11日。

　　[30]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革命造反队：《王任重，我们要跟你算账!》，《井冈山》1967年X月X日。

　　[31]《春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九六五年十一月--一九六八年三月》，p14，长春公社五○三战斗队编。

　　[32]《踢开绊脚石，自己闹革命!--重庆大学"六•一八"事件纪实》，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庆大学红卫兵团、八•一五战斗团《八•一五战报》，1967年6月18日。

　　[33]《炮轰〈新华日报〉--揭开"六.一三"事件的盖子》，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司令部《红卫兵报》，1967年1月16日。毛泽东于1966年7月21日同中央局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讲话中，曾提到："那么怕能行吗?所以西安、南京报馆被围了三天，吓得魂不附体，就那么怕?"

　　[34]网上仍在建设之中的"文化大革命文献馆"就是为了有系统地收集、陈列文革初期群众性原始资料。网址在：http://geming.20m.com/wenge/wenge.htm

　　[35]《北京大学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简介》，一九六六年，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宣传组。

　　[36]物理系第四野战军咏梅战斗队："揭开邓小平的反革命老底"，《新北大》1967年6月28日。

　　[37]《大事记》，p72。

　　[38]尤西林："文革境况片段"，徐友渔编《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p8。

　　[39]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外学者如杰姆逊对中国文革的评价，也接近这种"意识形态领域革命论"。这里所说的评价，当然是指承认文革的某种正面意义的那些评价，至于"彻底否定文革"的观点，对其批评可参考有关文章：司养眼：《文化大革命与中国农村政治的民主化--北方农村文革中的变迁》，崔之元：《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以上两篇见《中国与世界》1997年2月)，高默波：《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是否该偏正一点儿?》(杨建利编《红色革命与黑色造反--文革三十周年纪念研究文集》，二十一世纪基金会，1997年)，李宪源：《从造反派与五七年右派的共通点审视文革──兼论谁该忏悔?忏悔什么?》(新呐喊网站：http://leftvoice.8u8.com)。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文革的目的是为了改变人性，比如文革中提出破私立公、狠斗私心一闪念等口号。这种观点的主要问题是：把文革的目标和实践都过于简化，因为"破私立公"是不足以概括文革思想的全部内容的，比如："社会主义新人"很重要的一条内容还包括反潮流、独立思考等。我的讨论主要不是和这种观点对话，因为强调思想道德教育是毛泽东思想的特色，其影响在文革前乃至文革后一直存在，和这里所关心的文革运动中社会矛盾的性质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

　　[40]比如：有关北京市东城区十字坡幼儿园的材料：徐建华：《血泪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红色职工》1967年1月29日。

　　[41]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324。

　　(本文根据书稿《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史》的第一部分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