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感谢中国城镇化理论小组向红色中国网编辑部发来初次讨论文集，小组由民间科学社会主义者基于对中国城镇化问题的兴趣发起，今后拟逐步扩大人员和论题范围。在此连载刊登，欢迎广大网友参与讨论。 中国梦：中国城镇化向何处去？ ——中国梦之城镇化讨论小组发起文稿 【按语】： 60多年过去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随着历史的脚步走到了关键路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目标正在仿佛完成最后一段历程。随着十八大的召开，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方向已经基本确立，就是动用国家力量强行推动完成我国的城镇化目标。 历史老人总是在合适的时候给人们以告诫，以启迪，以希望。尤其是世界各个国家的城市化历程中反馈出来的正反两面的经验和残酷现实以及我们自己建国后的城镇化发展现状都说明了，最后一段路跑过可能是辉煌和灿烂，也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们一些民间科学社会主义者自觉地发起并开始严肃的思考中国城镇化完成前的这最后一段历程，从梳理我们自己已有的现实基础和实践状况，到实践的理论体系和分析的工具，再到已有的他国城市化历史和经验的总结都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并形成了文章，希望能激发众多的爱国学者都积极思考和参与，为了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献出微薄的力量！ 中国梦之城镇化综述篇： 关于城镇化与三农问题的文献综述 ——向关注三农问题的先行者致敬 执笔：伊夫 今年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新一届领导开始主政，地方党委和地方政府也逐步完成换届。从中央到地方，从上到下，政治权力实现了新一轮的交接。除高层个别是二战后出生外，其它官员都是新中国建立后出生的，而此番交接正处于中国社会矛盾非常尖锐和国际形势复杂的背景下，各方对新一届都有所期待。目前，新一届政府明确提出，以城镇化作为带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之一。 怎样看待这一重大举措？ 毛泽东同志曾经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指出，“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今天看来，农民问题依然是基本问题。从建党到建国的约三十年，是为工业化建立一个政治前提，即夺取政治权力，而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左右，是用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初步的工业化，三农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左右，是用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工业。其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曾经有过一次难得的三农转型机会，就是大力发展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这之前所说的社队企业)，但由于历史原因放弃了。 今天，流动在中国“北上广”三大城市经济圈、各大中小城市之间和城市内的中国民工已经达到2-4亿人，农民尚有6亿人。而城镇化问题与三农问题是密不可分的。我们重点要从讨论三农问题开始。为了方便讨论，我们对搜集的部分学者的研究做了初步的综述，使大家对有关问题的脉络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一、什么是三农问题及其由来 “三农” 问题是指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 “三农”问题成为理论热点，很大程度上与温、李二人有关。1999年温铁军发表在《读书》上的文章《“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获得了《读书》举办的首届长江读书奖。之后不久，2000年3月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致信朱镕基总理，反映当地面临的突出问题，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此信引起高层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当年底，李昌平当选《南方周末》2000年年度人物。 二、主要观点 在“三农”问题上，温铁军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两大主流理论工具都不太满意。其理由是：三十年代的中国学界曾提出，马克思晚年自省对亚洲古代社会认识不足、因而不能以自己源于摩尔根和达尔文的有关论点，来分析中国不同于西方五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特殊性，有所启示但未大成。他直言自己是从实际出发，由此被归为本土派。同样被归为本土派的还有陈锡文、贺雪峰等人。由于历史就是过去了的现实，因此，在不能寻求两大主流理论基础支持的情形下，他势必要回到历史找一个更坚实的基础，而这样一来也就把问题置于一个更大的时空范围。《“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的主要内容勾勒了1840年后中国近代史的主要脉络。其主要观点是：中国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也可以说是“两个基本矛盾和两个历史阶段”，而实际进程可以概括为“一个农民国家的四次工业化”。理论研究结果也十分简单：“任何制度安排,都不过是宏观环境制约下要素结构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前提。”“两个矛盾”：一是人地矛盾，即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与此有关的是土地制度变迁(即土地所有制或土地产权问题)；二是城乡矛盾，即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与此有关的是农业剩余分配问题，即：为了实现城市化和工业化，如何向高度分散而且剩余量太小的小农经济提取积累。四次工业化分别是：清时的“洋务运动”， 上世纪20-40年代民国政府时的工业化，50-70年代的中央政府以社会主义国家和全民所有制为名的工业化，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追求高增长目标下、地方政府主导的“地方工业化”。 次年，李昌平进一步从实践的角度提出了问题，只是他没有象温那样从城乡关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两方面地联系来提出问题。他在致朱总理的信里提出：一是如洪水盲流的民工，二是农民负担太重、干部吃拿，三是农民债务问题，四是政府政策问题。而他所说的农民负担太重，其实就是温所说的工业化向农民提取农业劳动剩余的问题，而民工问题就是农民变为工人的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看，温所说的第一个矛盾人地矛盾其实就是农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第二个矛盾城乡矛盾其实是人与人的关系兼及产业工分工问题。如果说温对三农问题的着眼点、重点放在了农业，侧重于生产力或生产方式的话，那么，6年以后，赵磊教授对三农问题的着眼点则侧重于生产关系。他把三农问题的原因归为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上。这里所谓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用这样的主流语言表达是因为在特定空间下。就是说，资本主义私有化的改革历程加剧了三农问题。他认为，小农经济的消亡是必然的，只有“消灭小农经济”才能解决“三农问题”，其它种种说法如增加农民收入、农民入股后的公司化等等都是细枝末节问题。 朱明熙教授主要是财政学的角度着眼三农问题，他提出：盲目城镇化，用新城来转移农民，只可能象拉美那样造成一座座死城，并且国家财力可能不具备。三农问题的恶化，与一系列市场化的改革增加了农民开支即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费用有关。如教育、医疗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细化了赵磊教授的见解。 同年，赵学增教授更为明确地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研究中国的三农问题。他引用了马克思的观点：小块土地既是农民生产繁荣的条件，也是造成农民经济贫困和政治上被压迫的制度根源。赵学增教授主要是大量阐述马克思关于三农问题的有关论述，没有直接分析中国的三农问题。 无庸讳言，分析问题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要给三农问题开出一个方子。 1999年温铁军先生提出的对策建议是：其一，中国只能以劳动密集就业于国家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为第一国策(宁可水平低、速度慢)；辅之以全面开通城乡，调整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以此促进农地上承载的过剩人口实现非农转移。其二，若此议难度太大，则只好加强农村社区“非市场”的、内部化的财产和收益均平的制度建设，同时强调打破流通和金融垄断，通过扩大农业的外部规模来维持小农村社经济。 李昌平先生的办法是把农民的消费集中起来，形成消费合作社或合作基金，以此增强农民的购买谈判力，降低支出，即降低成本，这样可以逐步增加农民的收入。 赵磊教授明确反对了土地的私有制，但几乎没有提出对策建议，极委婉地提出不可排斥集体化。 朱明熙教授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证合作化的意义和可行性，明确提出：以各种合作社和专业化组织，把数以亿计的“一家一户”的分散的势单力薄的小农联合起来与大市场相对接，向市场要效益，向农业结构调整、农副产品的深加工及转移农民要效益，向农业科技推广要效益。简言之，农民联合起来。 虽然时间过去了12年，但相比较之下浙江大学黄祖荣教授的研究实质性进展不大，探讨和对策建议显得比较空泛。 三、主流媒体的有关讨论 高层明确提出城镇化的政策主张不久，主流媒体虽然及时跟进，也有比较权威的学者参与，但目前的探讨以短文居多，深度论证不够。意见大体可分为支持与质疑两种。 持鲜明支持的。2012年11月29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一个会上说“城镇化将是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的发动机”，这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也符合现在发展阶段的基本要求。 既支持又提出应当注意问题的。华生是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重要主力之一，在上述同一个会上提出，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的脱节是当前最大的问题。他的意思是，土地城市化了，但人口并没有城市化。政府拿了农民手中的地，农民却没有成为市民，并且政府不应得大头，不应土地财政，而应是农民得大头。土地制度改革受益主体应该是农民工和家属，要抓住这条主线。可见，华生侧重在农民问题，而不是农业问题。 有质疑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提出，要警惕城镇化变身造城运动。他认为，城镇化本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是市场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结果。 有谨慎乐观的。新浪的经济学博士项峥提出，从各国发展进程看，城镇化，除了城市基础设施、生活资料供应、城市生态维护等各项系统性工程建设，更重要的是创造就业机会。如果没有适合农业转移人口就业增长的城镇化，将会大量增加城市贫困人口，加剧社会的不稳定。 四、泛左翼的有关看法 2013年2月2日，乌有之乡举行了城镇化建设研讨会。胡木英、张勤德、张宏良、苏铁山、高梁、刘海波、顾秀林、金微等发言。其中，张文茂提出，资本主导的城镇化毁灭中国的未来。由于城镇化是一个历史趋势，泛左翼不能泛泛地反对城镇化，要反对的是资本主导的城镇化。 食草动物网友有较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对不同类型的农村合作社做了分析，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历史做了粗线条的梳理，把作为农业劳动对象和生产资料的土地，放在城镇化的背景下探讨，提出：土地红线名义上守住，实际可能守不住，土地复垦效果有待考证。 五、初步的小结 历史命题：1840年的中国，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大压力和强烈影响下，怎样提取分散的小农的剩余劳动，来实现农业国向工业国的现代转型？ 现实命题：2008年的中国，已经经历了建国后两轮工业化的中国，今天如何转移过剩的农村劳动力？ 经过初步的讨论，我们对问题做了细分： 1、农业问题 (1)农业升级工业，农业的现代化问题 (2)农业生产组织问题，包括农业组织的干部问题 (3)农业生产关系问题，即土地制度问题，包括国营农场、私营农场，合作社。 (4)土地等生产资料、劳动对象问题 (5)农业劳动生产率问题 2、农村 （1）农村的新形态，由分散居住到相对聚居的新农村； （2）农村的新功能，从纯粹的生产生活到旅游、观光、体验、休闲的新农村。 3、农民 (1)剩余农村劳动力转移 (2)农民工 (3)户籍 (4)社会保障 4、综合问题或系统问题 (1)三农问题和城镇化问题的理论工具。 主要是三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的即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本土派的。 (2)城镇化的政府背景 政府为什么要搞城镇化，国家目标问题。这个问题，有的人提出：外向转内需，国内房地产；有的人提出：资本扩张的需要。 (3)历史背景的比较分析 国民党时代、毛泽东时代、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三农问题； 其中有人提出：东西部农业的差异使得毛泽东时代的三农问题不可持续。 (4)三农问题或城镇化问题与泛左翼的关系 (5)三农与文艺 5、初步的结论 比较清醒的看法是：解决三农问题最终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或用合作社，或用工业带动农业，完成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与城市中的新工人或新兴无产阶级问题合并，只有回到社会主义才可能同时治城乡之本。 （责任编辑 玉表）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