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不能引领全球经济?》，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5月9日文章。马克思在1868年3月25日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明确指出，所谓社会主义倾向，就是指人类对自己的运动有意识地加以控制。换言之，那种将人类自己的运动(无论是经济运动、政治运动等社会运动还是人体自身的运动)的命运交由运动对象之外的力量(无论是市场的力量、鬼神的力量还是别的什么具有个人异化性质的力量)去裁决的做法都是一种背离社会主义倾向的做法。

　　当然，对市场的力量、鬼神的力量及其他所有一切具有个人异化性质的力量的批判并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式的否定，而只是将它们当作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就会存在的——一个环节来对待，然而，也正因为这些力量并不具有永恒不灭的性质，换言之，也正因为这些力量具有与生俱来的历史局限性，或者说，它们是有寿命的，因而对这些力量的崇拜和迷信都是愚蠢的和反动的。

　　也正因为市场的力量和鬼神的力量具有同样的个人异化性质，因此，资产阶级一方面迷信市场经济，另一方面不问苍生问鬼神。因而，尽管美国将自己的政权称之为是世俗政权，尽管美国总统据称是由美国选民给选出来的，但是，美国政要没有哪个是不相信上帝的，美国总统则经常坦言自己对上帝的忠诚，小布什更是非常直白地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冠以“新的十字军东征”的头衔。

　　厉以宁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当前中国经济改革首先抓哪些方面》的文章。厉以宁一方面在承认：“经济中，要正确看待内生力量和外生力量的区别。正如 一个人，如果这个人健康，一定是内生机制健全、完善，靠内生机制的调节就可以保持身体的健康。必要时也需要服药打针，但这种外生力量的作用毕竟是辅助性 的。经济生活同样如此。”

　　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说：“宏观经济调控虽然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但不能主要靠宏观经济调控措施来治理经济，否则经济活动越来越受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支配，从而违背了市场经济体制下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性调节的原则。”

　　很明显，厉以宁在这里采取了将政府和市场割裂开来的立场，换言之，根据厉以宁的立场，对市场而言，政府不仅是偶然的，而且不应该处于支配地位。也正因为在厉以宁的眼里，中国经济如同一个人那样是能够脱离政治而独立存在的，因而中国政府对中国的经济活动而言只是奢侈品，换言之，厉以宁认为，中国政府和中国市场并不是中国社会这个有机统一体的两个组成部分，因而，也就意味着，厉以宁并不承认中国政府在中国社会中的必要性，更不认可中国政府在中国社会中的支配地位。因而，厉以宁具有非常明显的反社会主义倾向的立场。

　　显然，厉以宁拒绝站在整个中国社会的立场上来想问题，而只肯站在中国社会的一个器官的立场上来想问题，换言之，厉以宁不仅拒绝将市场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有机地统一起来，更拒绝将市场的利益置于社会的利益之下，由此可知，厉以宁反对将富人的梦与中国梦有机地统一起来，相反，按照厉以宁的逻辑，中国政府已经破坏了富人们的美梦。

　　厉以宁称：“现实生活中依然存在着所有制歧视，存在着行业垄断。这些都不符合市场化的要求。必须深化所有制改革，使企业处于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彼此既有合 作关系，也是竞争对手。”根据厉以宁的资历以及其帝师的身份，他不可能不知道垄断是市场经济发展必然结果这个基本的经济学常识。但是，厉以宁在此却突然将 自己的学识降低到一个初中生的水平，竟然无视历史和现实而要求实现一个没有垄断的市场。这当然不是厉以宁不懂得基本的经济学常识，而是厉以宁在兜售他的私 有化和殖民地化改革的阴谋。公有制企业的占比经过改革开放30年已经下降到不足三成的地步，这种改革的结果已经严重违宪!然而，在厉以宁看来，依然还存在 歧视私有制企业的问题，由此可见，厉以宁为了该私有化已经丧心病狂到了何种地步。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而言，垄断是它的本质属性，不处于垄断地 位的公有制企业不仅不能充分体现其公有制的性质，而且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相反，真正的问题在于私有垄断企业，中国的诸多行业已经被私企垄断，而且是被外 资垄断，这种状况不仅使得中国社会财富日益向极少数人的手里集中(柳传志居然还厚颜无耻地声称他还没有吃饱)，而且使得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日益为外国 资本家所占据，由此进一步加大了中国人民分享改革开放红利的难度，更加大了实现共同富裕的难度。

　　也正因为厉以宁歧视公有制企业，歧视国企，维护私人垄断企业，因而，他给出的国企改革方案也就没有必要再谈了。

　　值得谈一下的是厉以宁开出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人都知道，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是导致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因而社会主义革命的首要工作就是剥夺资本家个人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因而也就是要改变所谓的初次分配。然而，厉以宁也主张把初次分配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如果某人是个标题党的话，那么很容易以为厉以宁改变了他的资产阶级立场。不过，只要看一下厉以宁主张的改革内容，那么就会消除这个误解。

　　厉以宁说：“农民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因为农民只有土地的承包权、使用权，而没有产权，不能用于抵押、转让。”——这个话实际上完全不合逻辑。农民 是否是市场主体，这和农民是否拥有土地的产权是没有关系的，正如工人是否是市场主体，这和工人是否拥有工厂的产权是没有关系的。如果按照厉以宁的逻辑，农 民只是因为不能将土地用于抵押和转让就证明农民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工人由于不能将其所在的工厂或公司用于抵押和转让而 不能算作是真正的市场主体呢?因而在厉以宁的逻辑里，只有资本家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由此也就确证了，厉以宁所谓的让市场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的实质就是让 资本家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因而厉以宁是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走狗。

　　厉以宁说：“农民工可以在城镇和企业中工作，但他们却是劳动力市场中最弱势的受雇群体。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身份不同，农民工的权利受限制，而雇用农民工的 单位或企业相对于农民工而言，是强势的。双方地位的不对称性，更大于城市居民中的受雇者们。”——如果已经在城镇和企业中工作的农民工可以被称为是劳动力 市场中最弱势的受雇群体的话，那么广大处于下岗失业状态的城镇工人则是劳动力市场中最弱势的群体(没有之一)，因为他们连受雇的状态都不具备。厉以宁表面 关心“最弱势的受雇群体”，实际上却无视“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因而其所谓的关心实际上根本就是资产阶级伪善的惯用伎俩。

　　厉以宁说：“农民种植农产品或饲养家畜家禽并从事销售所得到的收入，由于农民们所处的是弱势地位，无法争取到合理价格，常常被压低价格。这就使农民初次分 配收入减少。”——厉以宁在前面肯定农村家庭承包制，否定人民公社，这里又厚颜无耻地反过来开始批判由农村家庭承包制必然导致的农民在市场上的弱势地位; 更加自相矛盾的是，厉以宁通篇都在大肆宣扬“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性调节的原则”，这里却又同情起在市场经济中必然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然而，如果市场经济不 是靠弱肉强食来淘汰弱者的话，那么市场经济又靠什么来调节呢?!显然，厉以宁如此前后自相矛盾的说法是别有居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