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住宅问题

恩格斯　论住宅问题

　

    *（注：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是继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之后直接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最重要的著作。该书共分三篇，每一篇都是在恩格斯反对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及其改良主义理论家关于解决住宅问题的方案的激烈论战过程中产生的。当时，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解决住宅问题是人们十分关注的社会问题。

    第一篇是对《人民国家报》（1872年2月3、7、10、14、21日和3月6日第10、11、12、13、15和19号）上转载的几篇题为《住宅问题》的匿名文章的直接答复。这几篇文章原来发表在奥地利工人报纸《人民意志报》上，后来才知道这些文章的作者是蒲鲁东主义者、医学博士阿·米尔柏格。1872年5月7日，恩格斯写信给李卜克内西说：“只要一有时间，我就立即给你写一篇关于住宅缺乏现象的文章，来反驳《人民国家报》上一系列文章中关于这个问题所陈述的蒲鲁东主义者荒谬的臆想。”恩格斯文章的第一篇的标题是《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写作时间是1872年5月7日至22日，发表在1872年6月26、29日和7月3日《人民国家报》第51、52和53号上。

    1872年10月，恩格斯写完了第二篇，标题是《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其中批判了资产阶级慈善家解决住宅问题的方法，这些方法在艾·扎克斯的小册子《各劳动阶级的居住条件及其改良》中得到了最彻底的表述。这一篇刊登在1872年12月25和28日《人民国家报》第103、104号以及1873年1月4日和8日《人民国家报》第2、3号上，也曾被1873年1月《人民意志报》3-9号转载过。）

    （注：第三篇是对米尔柏格的再次答复，因为《人民国家报》编辑部于1872年10月26日在该报上发表了他反驳恩格斯的文章。恩格斯在1873年1月写完这一篇，并以《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为题发表在1873年2月8、12、19和22日《人民国家报》第12、13、15和16号上。

    恩格斯的这三篇文章全部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以后，就由该报出版社在莱比锡分别出版了单行本。第一篇《论住宅问题》于1872年12月出版；第二篇《论住宅问题。第二册：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于1873年初出版；最后一篇《论住宅问题。第三册：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于1873年3月出版。

    1887年3月恩格斯的这一著作再版，标题是《论住宅问题》1887年霍廷根-苏黎世校订第2版，恩格斯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并写了一篇序言。——131。）

    1887年第二版序言

    本书是我1872年为莱比锡《人民国家报》（注：《人民国家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版，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版）。该报反映德国工人运动中革命派代表人物的观点，因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尽管该报编辑常被逮捕，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然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社的奥·倍倍尔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他们经常帮助编辑部，不断纠正报纸的路线，因此这家报纸成了19世纪70年代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131、321、343、689。）撰写的三篇文章的再版。恰好在那时，几十亿的法国法郎涌入了德国（注：指法国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失败后根据1871年5月10日签订的法兰克福和约的规定，于1871-1873年向德国交付的50亿法郎赔款。——131、509。）；国债偿清了，要塞和兵营建筑起来了，储存的武器和军事装备更新了。可供支配的资本和流通中的货币量都突然大大增加，而这一切都恰好发生在德国不仅作为一个“统一的帝国”，并且还作为一个工业大国登上世界舞台的时候。这几十亿法郎有力地推动了年轻的大工业；首先是这几十亿法郎在战后引起了一个短暂的富于幻想的繁荣时期，　随后又在1873年至1874年引起了一次大崩溃，这次崩溃证明德国是一个有能力参与世界市场的工业国家。

    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像这样从工场手工业和小生产向大工业过渡，并且这个过渡还由于情况极其顺利而加速的时期，多半也就是“住房短缺”的时期。一方面，大批农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发展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里来；另一方面，这些老城市的布局已经不适合新的大工业的条件和与此相应的交通；街道在加宽，新的街道在开辟，铁路穿过市内。正当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时候，工人住房却在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现了工人以及以工人为主顾的小商人和◎第131页◎小手工业者的住房短缺。在开初就作为工业中心而兴起的城市中，这种住房短缺几乎不存在。例如曼彻斯特、利兹、布拉德福德、巴门-埃尔伯费尔德就是这样。相反，在伦敦、巴黎、柏林和维也纳这些地方，住房短缺曾经具有急性发作的形式，而且现在多半还像慢性病似地继续存在着。

    正是标志着德国发生工业革命的这种急性发作的住房短缺，使当时的报刊上登满了讨论“住宅问题”的文章，各种社会庸医乘机而出。在《人民国家报》上也出现了一系列这样的文章。一位匿名作者，后来自称是符腾堡的医学博士阿·米尔柏格先生，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让德国工人领悟到蒲鲁东的社会万应灵丹的奇效。（注：指米尔柏格匿名发表的以《住宅问题》为题的六篇文章，曾载于1872年2月3、7、10、14、21日和3月6日的《人民国家报》上。——132。） 当我向编辑部表示我对于刊载这些奇文感到惊异的时候，编辑部就请我对这些文章作一个答复，而我也就照办了（见第一篇《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在这一组文章以后不久，我又发表了第二篇，这里我以埃米尔·萨克斯博士所著的一本书（注：指埃·萨克斯《各劳动阶级的居住条件及其改良》1869年维也纳版。——编者注）为依据分析了这个问题上的资产阶级慈善家观点（第二篇《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米尔柏格博士先生过了很久以后对我的文章赐予了答复（注：米尔柏格对恩格斯的文章的答复载于1872年10月26日《人民国家报》第86号，标题是：《住宅问题（阿·米尔柏格答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32。），迫使我不得不进行答辩（第三篇《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这场论战以及我对这个问题的专门研究便到此结束。这就是出过单行本的这三篇文章的产生经过。现在需要出新版，这无疑要再一次归功于德意志帝国政府的盛情关怀，它的禁令像往常一样使销路大增，我在这里谨向它表示最衷心的谢意。

    为了出新版，我校订了原著，作了个别的增补和注释，并在第◎第132页◎一篇中改正了一个小小的经济学错误（注：见本卷160-161页。——编者注），因为我的论敌米尔柏格博士可惜没有发觉它。

    在这次审阅时，我深深感到国际工人运动在最近14年来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进步。那时的事实还是：“20年以来，除了蒲鲁东的著作以外，罗曼语族的工人就没有过任何别的精神食粮”（注：见本卷第163页。——编者注），至多再加上“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对蒲鲁东主义所进行的进一步的片面化，在巴枯宁的眼中，蒲鲁东是“我们共同的导师”——notre matre à nous tous。虽然当时蒲鲁东主义者在法国只是工人中间的一个小小的宗派，但是只有他们才具有明确规定的纲领，才能够在公社时期担任经济方面的领导。在比利时，蒲鲁东主义曾在瓦隆工人中间占有无可争议的统治地位，而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两国工人运动中，所有的人，除了极少数例外，只要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就都是坚定的蒲鲁东主义者。现在呢？在法国，工人已经完全抛弃了蒲鲁东；他只是在激进资产者和小资产者中间还有一些信徒，这些人作为蒲鲁东主义者，也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可是遭到了社会主义的工人的最激烈的反对。在比利时，佛来米人已经把瓦隆人从运动的领导地位上排除出去了，已经废黜了蒲鲁东主义而大大提高了运动的水平。在西班牙，像在意大利一样，70年代的无政府主义洪峰已经退落下去，并把蒲鲁东主义的残余也带走了；如果说在意大利新的党还处在纯洁化和形成的过程中，那么在西班牙一直忠实于国际总委员会的新马德里联合会（注：新马德里联合会是由《解放报》编辑部内被无政府主义多数派开除出马德里联合会的委员们于1872年7月8日成立的，这些编辑被开除的原因是，该报揭露了巴枯宁创建的秘密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西班牙的活动。保·拉法格积极参加了组建新马德里联合会的工作及其活动。新马德里联合会在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拒绝接纳它之后，便向总委员会提出申请，总委员会于1872年8月15日承认它是国际的一个联合会。新马德里联合会同无政府主义影响进行了坚决斗争，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为争取在西班牙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恩格斯曾为该联合会的机关报《解放报》撰稿。新马德里联合会的委员们是1879年成立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组织者。——133。）这个小小的核心正在发展成一个强大的党，从共和派的报刊本身可以看出，它在消除资产阶级共和派对工人的影响方面，要比它那些吵吵嚷嚷的◎第133页◎无政府主义前辈所做的有效得多。在罗曼语族的工人中间，蒲鲁东的著作已经被遗忘而由《资本论》、《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学派的其他许多著作代替了；马克思的主要要求——由上升到政治上独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以社会的名义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现在也成了罗曼语族各国一切革命工人阶级的要求。

    但是，既然蒲鲁东主义甚至在罗曼语族各国工人那里已经最终被排挤掉，既然它按照自己的本来的使命，现在只能供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用来表达其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欲望，那么今天何必再来谈论它呢？又何必把这些文章重印出来，重新去批驳一个已经死去的对手呢？

    第一，因为这些文章并不仅限于同蒲鲁东及其德国代表进行论战。由于马克思和我之间有分工，我的任务就是要在定期报刊上，因而特别是在同敌对见解的斗争中，发表我们的见解，以便让马克思有时间去写作他那部伟大的基本著作。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必须采用论战的形式，在反对其他种种观点的过程中，来叙述我们的观点。这次也是这样。本书第一篇和第三篇不仅包含对蒲鲁东关于这个问题所持见解的批判，而且包含对我们自己观点的叙述。

    第二，蒲鲁东在欧洲工人运动史上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以致不能立即就被忘掉。虽然他在理论上已经被扫除，在实践中已经被排斥在一边，但是他仍然保持着他的历史意义。谁要去多少详细地研究现代社会主义，谁就应当去熟悉运动中的那些“已被克服的观点”。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是在蒲鲁东提出他的实际的社会改革方案以前几年问世的；马克思当时只能发现蒲鲁东交换银行的萌芽，并加以批判。因此，在这方面，马克思的著作就由本书来补充，可惜补充得很不够。马克思自己本来可以把这一切做得好得◎第134页◎多，令人信服得多。

    最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直到现在在德国还有很多的代表。确切地说，一方面是以讲坛社会主义者（注：讲坛社会主义是19世纪70至90年代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流派。该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德国的大学教授，他们在大学的讲坛（德文为Katheder）上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讲坛社会主义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剥削阶级害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家力图寻找使劳动群众俯首听命的新手段。讲坛社会主义的代表（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威·桑巴特等）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因而鼓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和平，主张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逐步实行“社会主义”。因此，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仅局限于提出一些社会改良措施，如设立工人疾病和伤亡事故的保险等，其目的在于削弱阶级斗争，以便消除革命以及社会民主派的影响，使工人同反动的普鲁士国家和解。讲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思想的来源之一。——135、716。）和各种慈善家为代表，在他们那里，把工人变为自己住房的所有者的愿望仍然占有重要位置，因而我的这部著作仍然适于用来反驳他们。另一方面，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包括帝国国会党团在内，也有某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其表现形式是：虽然承认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变一切生产资料为社会财产的要求是合理的，但是认为只有在遥远的、实际上是无限渺茫的未来才有可能实现这一切。因此，人们现在只须从事单纯的社会补缀工作，甚至可以视情况同情那些极反动的所谓“提高劳动阶级”的意图。这样一种倾向的存在，在德国这个市侩气甚浓的国家里，在工业发展强制地和大规模地铲除着这个历来根深蒂固的市侩气的时候，完全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种倾向对于运动一点也不危险，因为我国工人在最近8年来反对反社会党人法（注：非常法或反社会党人法，即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19日通过、10月21日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2、135、346、680。），反对警察和法官的斗争中恰好辉煌地证明他们具有惊人健全的头脑。但是必须认识到，这样一种倾向是存在着。如果这种倾向日后具有了较为稳定的形式和较为明确的轮廓——这是必然的，甚至是值得追求的，——那么它为了制定自己的纲领就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前辈人物那里去；在这种情况下，蒲鲁东大概是少不了的。

    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的核心就是工人拥有自己住房的所有权。但是，近20年来德国的工业发展，对这一问题作了一个十分独特的解说。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没有这样多的雇佣工人不仅是自己住房的所有者，而且是自己的园圃或田地的所有者；同时，还有其他许多工人以租佃者的身分事实上相当有保证地占有着房屋和园圃或田地。同园艺业或小耕作业◎第135页◎相结合的农村家庭工业，就构成德国新兴大工业的广大基础。在西部，工人多半是自己家园的所有者，而在东部，多半是自己家园的租佃者。家庭工业同园艺业和耕作业，以及同稳定的住房的这种结合，不只是在手工织布业还同机械织机发生对抗的地方，例如在下莱茵、威斯特伐利亚、萨克森厄尔士山脉和西里西亚到处可以见到，而且在某种家庭工业作为农村手艺扎了根的地方，例如在图林根山和伦山一带，也到处可以见到。在讨论烟草专营问题时已经查明，甚至卷烟业也已经作为农村家庭劳动而出现。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小农中间出现了某种灾祸，例如几年前在艾费尔（注：指拥有山地和大片沼泽地和荒地的艾费尔高原区（普鲁士莱茵省），那里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不宜从事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由力量单薄的小农用落后的农业技术进行，这一切引起了周期性的歉收和小农贫困的尖锐化。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指1882年艾费尔高原地区由于连年歉收和农产品跌价曾闹过饥荒一事。——136。）那样，资产阶级报刊立刻就大声疾呼要引进一种适宜的家庭工业，以作为仅有的解救手段。事实上，德国小农中间日益加剧的贫困，以及德国工业的一般状况，都使农村家庭工业继续向前发展。这是德国特有的现象。我们在法国只是作为一种完全的例外才能见到类似的情况，例如在养蚕地区；在没有小农的英格兰，农村家庭工业是靠农业短工的妻子儿女的劳动来支撑的；只有在爱尔兰，我们才会见到家庭服装业，它们像在德国一样由真正的农民家庭经营。我们在这里自然不用去说俄国和其他还没有进入世界工业市场的国家了。

    所以，在德国的广大区域内，目前工业的状况初看起来相当于采用机器以前普遍存在过的那种状况。但只是初看起来才是这样。先前那种同园艺业和耕作业相结合的农村家庭工业，至少在工业正在发展中的各邦里，曾经是保证劳动阶级物质状况可以过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过得相当不错的基础，但同时也是劳动阶级思想上和政治上毫无作为的基础。手工产品及其生产费用决定了市场价格；并且在当时劳动生产率远较今日为低的条件下，市场的销售量通常比供应量增长得更快。上个世纪中叶在英国和部分地在法◎第136页◎国，特别是在纺织工业中，情况就是这样。而当时刚从三十年战争（注：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是一次全欧洲范围的战争，是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斗争引起的。德国是这场战争的主要场所，是战争参加者进行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

    三十年战争分为四个时期：捷克时期（1618-1624年），丹麦时期（1625-1629年），瑞典时期（1630-1635年）以及法国瑞典时期（1635-1648年）。

    三十年战争以1648年缔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结束，和约的签订加深了德国政治上的分裂。——137、440。）的劫难中，并且是在最不利的条件下重新努力赶上来的德国，情况当然就完全不同了；这里为世界市场而从事生产的唯一家庭工业，即亚麻织布业，承受着各种捐税和封建贡赋的重压，它并没有使从事织布劳动的农民的生活水平高于其他农民的那种很低的水平。但是，当时农村工业工人终究还是有某种程度的生活保障。

    随着机器的采用，这一切情形就改变了。这时价格已经由机器产品来决定，家庭工业工人的工资就随着这种价格而跌落下去。但工人不能不接受这种工资，否则就必须另找工作，而他要这样做就只有变为无产者，也就是说要抛弃自己的——不论是自己所有的或者租来的——小屋子、小园圃和小块田地。只是在极少有的情况下，他才愿意这样做。因此，旧日农村手工织工的园艺业和耕作业，就成了手工织机同机械织机的斗争到处都拖得如此长久的原因，这个斗争在德国至今还没有决出胜负来。在这个斗争中，特别是在英国，初次显示出：以前曾使工人过较好生活的那种状况，即工人自己占有生产资料的状况，现在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为一种障碍和不幸了。在工业方面，机械织机打败了他们的手工织机；在农业方面，大农业战胜了他们的小农业。然而，当许多人的联合劳动以及机器和科学的应用在这两个生产部门中都已经成为社会通例的时候，小屋子、小园圃、小块田地和他们的织机仍然把他们束缚在已经陈旧的个体生产和手工劳动的方式上。现在占有房屋和园圃已经远不及那种不受法律保护的流动生活有价值了。任何一个工厂工人都不愿再陷入缓慢地、然而肯定地要饿死的农村手工织工的地位。

    德国在世界市场上出现得晚；我们的大工业产生于40年代，◎第137页◎它通过1848年的革命获得了初步的发展，并且只是在1866年和1870年的革命至少为它扫除了最严重的政治障碍以后，才充分发展起来。然而，它发现，世界市场大部分已经被占据了。供应大路商品的是英国，供应精致奢侈品的是法国。德国既不能用价格来击败英国，又不能用质量来击败法国。因此，没有别的路可走，只好循着德国生产的常轨，暂且带着对英国人说来批量太小、对法国人说来质量太差的商品挤进世界市场。德国人惯用的先送好样品后交劣等货的骗人手法，自然很快就在世界市场上受到了严酷的惩罚，几乎完全失灵；另一方面，在生产过剩条件下进行竞争，甚至渐渐促使规矩的英国人走上了降低产品质量的歪路，从而帮助了在这方面无可匹敌的德国人。这样，我国就终于达到了这个地步：建立了大工业并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我国大工业几乎是专为国内市场工作（只有制铁工业是例外，它的生产大大超过了国内的需求），构成我国大宗出口的是大量的小商品，大工业至多只为小商品供应必需的半成品，而小商品本身则大部分由农村家庭工业来供应。

    于是，现代工人由于自己占有房屋和田地而得到的“实惠”，就十分辉煌地表现出来了。任何地方——甚至爱尔兰的家庭工业也未必能除外——的工资都不像德国家庭工业的工资那样低得可怕。全家人从自己的小园圃和小块田地上辛苦得来的东西，由于竞争被资本家从劳动力价格中扣除了；工人不得不接受任何一种计件工资，因为不这样他们就什么也得不到，而单靠自己的农产品不能维持生活；另一方面，因为正是这种农业和土地占有把他们束缚于一个地点，阻碍他们另找职业。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德国才在世界市场上在销售一系列小商品方面具有竞争能力。资本的全部利润取自正常工资的扣除部分，并且可以把全部剩余价值送给买主。这就是大部分德国出口商品价格低廉得令人吃惊的秘密。◎第139页◎

    这种情况比其他任何情况都更能够把其余各个工业部门的德国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也保持在西欧各国工人的水平之下。这种传统的、大大低于劳动力价值的劳动价格，好似铅砣也把城市工人甚至大城市工人的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之下，况且城市中劳动报酬很低的家庭工业也取代了旧日的手工业，这里的一般工资水平也已经压得很低，所以情况变得更糟。

    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在比较早的历史阶段上曾经是工人较好生活的基础的东西——农业与工业的结合，占有房屋、园圃和田地，住房有所保障——现在在大工业的统治下，不仅成了工人最沉重的枷锁，而且成了整个工人阶级最大的不幸，成了工资无比地低于正常水平的基础，并且不仅个别工业部门和个别地区是这样，全国各地也是这样。无怪乎靠这样不正常地从工资中扣除的钱过活和发财的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总是醉心于农村工业，醉心于占有住房的工人，认为推行新的家庭工业是救治农村中一切灾难的唯一单方！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可是它还有相反的一面。家庭工业已经成了德国出口贸易以及全部大工业的广大基础。因此，它扩散到德国广大地区，并且还在一天比一天发展。小农为自己消费而从事的家庭工业劳动被服装工业和机器工业的廉价产品所消灭，而他们的牲畜以及厩肥的堆集由于马尔克制度、共有的马尔克地产和强制的轮作制遭到破坏而无法维持，这时小农不可避免地要破产，这种破产就把备受高利贷者盘剥的小农强制地驱赶到现代家庭工业中来。正像爱尔兰地主的地租一样，德国的抵押高利贷者的利息也无法靠土地的收益来偿付，而只能靠从事工业的农民的工资来偿付。而随着家庭工业的发展，一个个农民地区就相继卷入了现代的工业运动。这种由家庭工造成的农业地区的革命化，就使德国境内工业革命波及的地区要比英国和法国境内工业革命波及的地区广阔得多；我国工业发展的水平较低，这就使这个革命尤其有必要向广大地区发展。这就说明，为什么德国同英国和法国相反，革命的工人运动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有了这样强劲的发展，而不只是局限于中心城市。同时这又说明，为什么这个运动的进展是平静的、稳健的和不可阻挡的。很清楚，在德国只有当多数小城市和大部分农村地区也成熟到实行变革的时候，首都和其他大城市中的胜利起义才有可能。在比较正常的发展条件下，我们决不可能像巴黎人在1848年和1871年那样去取得工人的胜利，然而正因为如此，我们的革命的首都也就不会像巴黎在上述两个场合那样败于反动的外省。在法国，运动一向都是发源于首都，而在德国则是发源于大工业、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工业地区；首都只是后来才被攻克。因此，将来首先发难的恐怕还得是法国人，但是最后解决战斗只能在德国。

    然而，这种农村家庭工业和工场手工业虽然由于广泛发展而成为德国的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同时使德国农民阶级越来越革命化，可是它们本身又不过是进一步变革的准备阶段。正如马克思已经证明的（《资本论》第1卷第3版第484-495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15-527页。——编者注）），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机器和工厂生产也会为它们敲响丧钟。敲响丧钟的时刻看来已经很近了。但是农村家庭工业和工场手工业被机器和工厂生产所消灭，在德国就意味着千百万农村生产者的生计被断绝，德国几乎一半小农被剥夺，不只是家庭工业转化为工厂生产，而且农民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大农业，小地产转化为地主大地产——也就是意味着一场牺牲农民而有利于资本和大地产的工农◎第140页◎业革命。如果德国注定连这个变革也要在旧的社会条件下完成，那么这样的变革毫无疑问会成为一个转折点。如果那时其他任何一国的工人阶级都还没有首先发难，那么德国一定会发起攻击，而形成“英勇军队”的农民子弟一定会英勇地助战。

    这样，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给每个工人一幢归他所有的小屋子，从而以半封建的方式把他束缚在他的资本家那里——现在就变成完全另一个样子了。实现这种空想，就是把一切农村小房主变成工业的家庭工人，结束那些被卷入“社会旋涡”的小农的旧日的闭塞状态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上的无所作为状态，就是使工业革命推广到农业地区，从而把居民中最安定的、最保守的阶级变成革命的温床，而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从事家庭工业的农民被机器剥夺，被机器强制地推上起义的道路。

    只要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慈善家继续执行其资本家的社会职能，想实现他们的理想却带来相反的效果，做出有利于社会革命的事情，那我们是乐于让他们去自我欣赏这个理想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7年1月10日于伦敦

    载于1887年1月15日和22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和4号，并载于1887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论住宅问题》一书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72-382页◎第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