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住宅问题

论住宅问题

    第一篇　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

    在《人民国家报》第10号和以下几号上，连载了六篇关于住宅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之所以值得注意，只是因为它们是——除了某些早已无人问津的40年代的美文学的东西之外——把蒲鲁东学派移植到德国来的第一次尝试。对于恰好在25年前给了蒲鲁东观念以决定性打击（注：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布鲁塞尔-巴黎版。）的德国社会主义的全部发展进程来说，这是大大倒退了一步，所以值得对这个尝试及时加以反驳。

    目前报刊上十分引人注目的所谓住房短缺问题，并不是指一般工人阶级住房恶劣、拥挤、有害健康。这种住房短缺并不是现代特有的现象；这甚至也不是现代无产阶级所遭受的不同于以往一切被压迫阶级的、它所特有的许多痛苦中的一种；相反，这是一切时代的一切被压迫阶级几乎同等地遭受过的一种痛苦。要消除这种住房短缺，只有一个方法：消灭统治阶级对劳动阶级的一切剥削和压迫。而今天所说的住房短缺，是指工人的恶劣住房条件因人口突然涌进大城市而特别恶化；房租大幅度提高，每所住房更加拥◎第142页◎挤，有些人根本找不到栖身之处。这种住房短缺之所以引起议论纷纷，只是因为它不只涉及工人阶级，而且也涉及到小资产阶级。

    我们现代大城市中工人和一部分小资产者的住房短缺，只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无数比较小的、次要的祸害之一。它并不是资本家把工人当作工人来剥削的直接后果。这种剥削才是社会革命要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加以消灭的根本祸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石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现今的社会制度使资本家有可能按照工人劳动力的价值来购买劳动力，迫使工人的劳动时间超过再生产那一支付给劳动力的价格所必需的时间，而从劳动力中榨取远远超过其价值的价值。这样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在整个资本家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以及它们所雇用的仆人（上至教皇和帝王，下至更夫等等）中间进行分配。至于这种分配怎样进行，这同我们毫不相干；但是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凡是不劳动的人，只有靠这个剩余价值中通过某种方式落到他们手里的一份，才能够生活（参看马克思的《资本论》，那里第一次阐明了这一点（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编者注））。

    由工人阶级生产出来并从他们那里无偿夺走的剩余价值在各个非劳动阶级中间的分配，是在很有醒世作用的争吵和相互欺诈中完成的。因为这种分配是通过买卖来实现，所以它的主要杠杆之一便是卖主欺骗买主，而这种欺骗现在在零售商业中，特别是在大城市里，已经完全成为卖主的生存条件了。但是，小店主和面包店主在商品价格或质量方面欺骗工人，并不是因为工人有工人这样的特殊身分。相反地，只要某种平均强度的欺骗在某一地方成为社会通例，长此下去就一定会通过工资的相应的提高而被抵销。工人◎第143页◎对小店主来说是买主，也就是现金持有者或债务人，所以完全不是以工人即劳动力出卖者的身分出现的。这种欺骗对工人和一切贫苦阶级的伤害要比对富有社会阶级的伤害更厉害，但是这种欺骗并不是一种专门伤害工人的祸害，不是唯有工人阶级才会遭受的祸害。

    住房短缺也是这样。现代大城市的扩展，使城内某些地区特别是市中心的地皮价值人为地、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来。原先建筑在这些地皮上的房屋，不但没有这样提高价值，反而降低了价值，因为这种房屋同改变了的环境已经不相称；它们被拆毁，改建成别的房屋。市中心的工人住房首先就遇到这种情形，因为这些住房的房租，甚至在住户挤得极满的时候，也永远不能超出或者最多也只能极缓慢地超出一定的最高额。这些住房被拆毁，在原地兴建商店、货栈或公共建筑物。波拿巴政权曾通过欧斯曼在巴黎利用这种趋势来大肆敲诈勒索，大发横财。但是欧斯曼的幽灵也曾漫步伦敦、曼彻斯特和利物浦，而且在柏林和维也纳似乎也感到亲切如家乡。结果工人从市中心被排挤到市郊；工人住房以及一般较小的住房都变得又少又贵，而且往往根本找不到，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建造昂贵住房为建筑业提供了更有利得多的投机场所，而建造工人住房只是一种例外。

    所以，这种租房难的现象对工人的打击无疑要比对富裕阶级的打击厉害；但是这种情况正如小店主的欺骗一样，不是一种仅仅伤害工人阶级的祸害，并且因为它伤害了工人阶级，所以发展到一定程度和经过一定时间以后，必然同样会在经济上受到某种抵销。

    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特别是和小资产阶级共同遭受的这种痛苦，是蒲鲁东所属的那个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尤其爱研究的问题。◎第144页◎所以，我们德国的蒲鲁东主义者首先抓住我们已经说过的决非只是工人问题的住宅问题，并且反过来又把住宅问题说成是一个十足的仅仅有关工人的问题，这决不是偶然的。

    “承租人对房主的关系，完全和雇佣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一样。”

    这完全不对。

    在住宅问题上有互相对立的两方：承租人和出租人或房主。前者想从后者那里买得住房的暂时使用权；他有现金或可利用信贷，尽管他必须按高利贷价格，即以追加租金形式向这个房主本身取得这种信贷。这是一种单纯的商品买卖；这不是无产者和资产者之间，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易。承租人——即使是一个工人——是作为一个有钱的人出现的；他应该事先卖出他特有的商品即劳动力，才能够拿着卖得的钱以住房用益权的买主身分出现，或者应该有能力担保这个劳动力一定卖得出去。在这里，不会出现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所引起的那种特殊后果。资本家让买到手的劳动力首先再生产出它自己的价值，其次生产出在资本家阶级中间进行分配以前暂时保留在这个资本家手里的剩余价值。可见，这里产生出一个盈余的价值，现有价值的总量增加了。租赁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出租人不论在承租人那里占了多少便宜，这始终只是已经存在着的先前生产出来的价值的转让，而承租人和出租人共同占有的价值总量仍旧不变。一个工人，无论资本家付给他的劳动的报酬低于、高于或等于它的价值，他的劳动产品总是被人诈骗去一部分；而承租人则只是在他不得不付出高于住房价值的房租时才有这种遭遇。因此，试图把承租人和出租人之间的关系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等同起来，就是完全歪曲前一种关系。相反，我们要谈的是两个公民之间的十分平常的商品交易，而这种交易是按照各种◎第145页◎调节一般商品买卖，特别是调节“地产”这一商品买卖的经济规律进行的。首先要计算的是整个房屋或房屋一部分的建造和维修费用；其次是依房屋位置好坏程度而定的地价；最后，决定问题的是当时供求状况。这种简单的经济关系反映到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的头脑里就成了下面这个样子。

    “房屋一旦建造起来，就成为获取一定部分的社会劳动的永恒的权利根据，尽管这房屋的实际价值早已以房租形式绰绰有余地偿付给房主了。结果就是：例如50年前建筑的一所房屋，在这段时期内，其原先的成本价格以房租收入的形式得到了2倍、3倍、5倍、10倍以至更多倍的补偿。”

    这里蒲鲁东立即原形毕露了。第一，这里忘记的是，房租不仅应该支付房屋建筑费用的利息，而且还要补偿房屋修缮费用，烂账和欠租的平均额，以及由于住房偶尔闲置而受的损失；最后，房屋是非永久性的，年深月久就变得不能住人和丧失价值，建筑房屋时所投资本应当逐年分期得到偿还。第二，这里忘记的是，房租还应该支付房屋所占用的地皮带来的价值附加额的利息，就是说房租有一部分是由地租构成的。诚然，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会立刻解释说，这种增值是未经土地所有者干预而形成的，所以不应归他所有，而应该归社会所有；但是他却没有觉察到，他这样说实际上就是要求废除地产。我们现在就来详谈这一点，会使我们离题太远。最后，他没有觉察到，在这场交易中涉及的不是向房屋所有者购买房屋，而只是购买一定期限内的房屋用益权。蒲鲁东既然从未考虑过造成某种经济现象的真正实际条件，当然也就弄不清楚，原先建筑房屋的成本价格怎么可能会在50年内以房租形式得到10倍的偿还。他不从经济方面去研究这个并不困难的问题，并弄清楚它是否真正同经济规律相抵触以及怎样相抵触，却大胆地从经济学领域跳到法学领域，以求得救。他说：“房屋一旦建造起来，就成为”每◎第146页◎年获得一定款项的“永恒的权利根据”。至于这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房屋究竟怎样成为权利根据，蒲鲁东却默不作声。然而这正是他应当说明的。假如他研究过这一点，他就会发现，世界上一切权利根据，不论怎样永恒，也不能使一所房屋有能力在50年内以租金形式获得10倍于房屋成本价格的偿还；只有经济条件（这种经济条件可能在权利根据形式下获得社会的承认）才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样他就又回到他原来的出发点上去了。

    蒲鲁东的全部学说，都是建立在从经济现实向法学空话的这种救命的跳跃上的。每当勇敢的蒲鲁东看不出经济联系时——这是他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要遇到的情况——他就逃到法的领域中去求助于永恒公平。

    “蒲鲁东先从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法的关系中提取他的永恒公平的理想。顺便说一下，这就给一切庸人提供了一个使他们感到宽慰的论据，说商品生产形式像公平一样也是必要的。然后，他反过来又想按照这种理想来改造现实的商品生产和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的法。如果一个化学家不去研究物质变换的现实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解决一定的问题，却要按照’自然性和亲合性’这些’永恒观念’来改造物质变换，那么对于这样的化学家人们该怎样想呢？如果有人说，高利贷违背’永恒公平’、’永恒公道’、’永恒互助’以及其他种种’永恒真理’，那么这个人对高利贷的了解比那些说高利贷违背’永恒恩典’、’永恒信仰’和’永恒神意’的教父的了解又高明多少呢？”（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5 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2-103页。——编者注））

    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并不比他的老师高明些：◎第147页◎

    “租赁合同是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千百种交易之一，其必要性就像动物躯体中的血液循环一样。如果这一切交易都能渗透着法的观念，即到处都按照严格的公平要求来进行，那当然是有利于社会的。总之，社会的经济生活，应该像蒲鲁东所说的那样提到经济上的法的高度。而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情况恰好相反。”

    马克思正是从这个有决定意义的方面极其扼要而中肯地描述了蒲鲁东主义，在这之后过了5年居然还有人能够用德文把这种混乱的东西发表出来，这难道是可以设想的吗？这全部胡说意味着什么呢？无非表明，调节着现代社会的经济规律的实际作用同作者的法理感大相径庭，而作者虔诚地希望这种情形能够得到纠正。——是啊，癞蛤蟆如果有了尾巴，就不再是癞蛤蟆了！难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渗透着法的观念”，即它的要求剥削工人的法的观念吗？如果作者对我们说，这并不是他的法的观念，我们是否就前进了一步呢？

    我们还是回到住宅问题上来吧。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现在听任他的“法的观念”自由驰骋，并发表如下一套动人的议论供人欣赏：

    “我们毫不犹疑地断定，在大城市中，百分之九十以至更多的居民都没有可以称为私产的住所，这个事实对于我们这个备受赞扬的世纪的全部文明的嘲弄是再可怕不过的了。道德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真正接合点，即人们的家园，正在被社会旋风卷走……　我们在这一方面比野蛮人还低下得多。原始人有自己的洞穴，澳洲人有自己的土屋，印第安人有他们自己的家园——现代无产者实际上却悬在空中”等等。

    在这曲耶利米哀歌中蒲鲁东主义露出了它的全部反动面貌。要造成现代革命阶级无产阶级，绝对必须割断那根把昔日的劳动者束缚在土地上的脐带。除了织机以外还有自己的小屋子、小园圃◎第148页◎和小块田地的手工织工，哪怕贫困已极并且遭受种种政治压迫，仍然无声无息、安于现状、“非常虔诚和规规矩矩”，他在富人、神父、官吏面前脱帽致敬，在内心深处完全是一个奴隶。正是现代大工业把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劳动者变成了一个完全没有财产、摆脱一切历来的枷锁而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的无产者，正是这个经济革命造成的条件才可能推翻剥削劳动阶级的最后一种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可是现在来了这位痛哭流涕的蒲鲁东主义者，他哀叹工人被逐出自己的家园是一个大退步，而这正是工人获得精神解放的最首要的条件。

    27年以前，我（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69-587页。——编者注）一书中）正好对18 世纪英国所发生的劳动者被逐出自己家园的过程的主要特征进行过描写。此外，当时土地所有者和工厂主所干出的无耻勾当，这种驱逐行动必然首先对当事的劳动者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造成的危害，在那里也作了如实的描述。但是，我能想到要把这种可能是完全必然的历史发展过程看成一种退步，后退得“比野蛮人还低下”吗？绝对不能。1872年的英国无产者的发展程度比1772年的有自己的“家园”的农村织工不知要高出多少。有自己的洞穴的原始人，有自己的土屋的澳洲人，有自己的家园的印第安人，难道能够在什么时候举行六月起义或建立巴黎公社吗？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被大规模采用时起，工人的物质状况总的来讲是更为恶化了，对于这一点只有资产者才表示怀疑。但是，难道我们因此就应当渴慕地惋惜（也是很贫乏的）埃及的肉锅（注：“惋惜埃及的肉锅”一语源于圣经传说：被奴役的以色列人逃离埃及，行至旷野，饥饿难忍，于是开始抱怨摩西，说他不应该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因为他们在埃及虽然世代为奴，但毕竟可以围着肉锅吃饱肚子。（参看《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16章第1-3节）“惋惜埃及的肉锅”后来逐渐成了一句谚语。——149。），惋惜那仅仅培养奴隶精神的农村小工业或者惋惜“野蛮人”吗？恰恰相反。只有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摆脱了一切历来的枷锁、也摆脱◎第149页◎了将其束缚在土地上的枷锁并且被一起赶进大城市的无产阶级，才能实现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一切阶级统治的伟大社会变革。有自己家园的旧日农村手工织工永远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永远不会产生这种想法，更说不上希望实现这种想法。

    相反，在蒲鲁东看来，近百年来的全部工业革命、蒸汽力、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并把劳动生产力增加千倍的大工厂生产，却是一种极其可恶的事情，一种本来不应当发生的事情。小资产者蒲鲁东向往的世界是这样的：每个人制造各自的产品，可以立即用来消费，也可以拿到市场上去交换；如果那时每个人能以另一种产品补偿自己劳动产品的十足价值，那么“永恒公平”就得到满足，而最好的世界就建立起来了。但是，这个蒲鲁东向往的最好的世界在萌芽状态就已经被不断前进的工业发展的脚步踏碎了。这种工业发展早已在大工业的一切部门中消灭了单独劳动，并且在较小的和最小的部门中日益消灭着这种劳动，而代之以依靠机器和已可利用的自然力来进行的社会劳动，它所生产的可以立即用来交换或消费的产品是许多人共同劳动的成果。这种产品必须经过许多人的手才能生产出来。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关键就在这里。人的劳动生产力既然已发展到这样高的水平，统治阶级存在的任何借口便都被打破了。为阶级差别辩护的最新理由总是说：一定要有一个阶级无须为生产每◎第150页◎天的生活必需品操劳，以便有时间为社会从事脑力劳动。这种废话在此以前曾有其充分的历史合理性，而现在被近百年来的工业革命一下子永远根除了。统治阶级的存在，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同样也日益成为科学和艺术发展，特别是文明社交方式发展的障碍。从来也没有比我们现代的资产者更无知的人了。

    但是，这一切同朋友蒲鲁东毫不相干。他只要“永恒公平”，旁的什么都不要。每个人应当用自己的产品换得自己的十足的劳动所得、自己的劳动的十足价值。但是，在现代工业产品上进行这样的计算，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单个人在总产品中所占的份额，在先前单独手工劳动的条件下自然而然表现在生产出的产品中，而现代工业则正好把这个份额掩蔽起来了。其次，现代工业日益消灭着作为蒲鲁东全部体系基础的单独交换，即互相换取产品来供自己消费的两个生产者间的直接交换。因此，整个蒲鲁东主义都渗透着一种反动的特性：厌恶工业革命，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表示希望把全部现代工业、蒸汽机、纺纱机以及其他一切坏东西统统抛弃，而返回到旧日的规规矩矩的手工劳动。哪怕这样做我们会丧失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生产力，整个人类注定会陷入极可怕的劳动奴隶状态，饥饿将成为一种常规，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能搞好交换，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十足的劳动所得”并且能实现“永恒公平”就行了！ Fiat　justitia ，　pereat mundus！

    但有公平常在，哪怕世界毁灭！

    如果蒲鲁东的这种反革命的东西确实能付诸实现，世界是要毁灭的。

    然而，不言而喻，就是在受现代大工业制约的社会生产的条件下，每个人也是可能保证获得“自己的十足的劳动所得”的，只要这句话还有某种意义的话。但是，这句话只有作更广义的理解才有意◎第151页◎义，即必须理解成这样：不是每一个单个工人成为这种“自己的十足的劳动所得”的所有者，而是纯粹由工人组成的整个社会成为他们劳动的总产品的所有者，由这个社会把总产品的一部分分配给自己的成员去消费，一部分用以补偿和增加自己的生产资料，一部分储存起来作为生产和消费的后备基金。

    ——

    看了上面所说的一切之后，我们就可以预先知道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将如何解决重大的住宅问题了。一方面，我们听到这样的要求：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归他所有的住房，好使我们不再比野蛮人还低下。另一方面，我们又听到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发生的房屋的原先的成本价格以房租形式得到2倍、3倍、5 倍或10倍偿还的情况，是以某种权利根据为依据的，而这种权利根据是与“永恒公平”相抵触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我们废除权利根据，根据永恒公平宣布交付的房租是对住房本身价格的一种分期偿付。如果我们设定的前提本身就已经包含了要下的结论，那么当然只要有江湖骗子的技巧就可以从口袋中现成地掏出预先准备好了的结论，并且夸耀说引出这个结论的逻辑是不可动摇的。

    这里的情形也是这样。废除住房租赁制被宣布为一种必然性，具体地说，就是要求把每个承租人变成自己住房的所有者。我们怎样做到这一点呢？简单得很：

    “赎买出租住房……　把房屋的价值不短分厘地偿付给原来的房主。过去，交付的房租是承租人奉献给资本的永恒权利的贡赋，而现在，从宣布赎买出租住房之日起，承租人所付出的那笔精确规定的金额，就成为对转归他所有的住房价值的逐年的分期偿付……　社会……就这样变成由独立的、自由的住房所有者所组成的总体。”

    在这位蒲鲁东主义者看来，房主不劳动而能从自己投在房屋◎第152页◎上面的资本中取得地租和利息，是一种违背永恒公平的罪行。他发出一道命令：这种情况必须禁止，投在房屋上面的资本不应当再获取利息，而就这部分资本又体现为所购买的地产这一点来说，也不应当获取地租。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现代社会的基础，并不因此而受到触动。工人受剥削的关键是：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而资本家通过这种交易来使用劳动力，让工人生产出比购买劳动力所支付的价值多得多的价值。资本家与工人间的这种交易创造出随后以地租、商业利润、资本利息、捐税等等形式在各类亚种资本家及其仆人之间进行分配的全部剩余价值。现在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出来宣称，即使禁止仅仅一类亚种资本家，而且就是那些不直接购买劳动力来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家去获取利润或利息，那也是前进一步了！可是，即使房主明天就被剥夺了收取地租和利息的可能，从工人阶级身上剥削来的无酬劳动的总额也丝毫不会变动；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宣称：

    “所以，废除住房租赁制是革命思想母腹中产生的最富有成果的和最辉煌的追求之一；它应当成为社会民主派方面的头等要求。”

    这同老师蒲鲁东本人在集市上的叫卖声一模一样，在他那里母鸡咕哒咕哒的叫声也总是同生下的蛋的大小成反比。

    但是，请想象一下，每个工人、小资产者和资产者，都要通过逐年分期付款先成为自己住房的部分所有者，然后又成为住房的完全所有者，这是多么美妙的情景啊！在英国工业区，那里的工业规模大，而工人的房屋小，而且每个有家眷的工人都单独居住一所小屋子，所以在这里上述设想也许还有某种意义。但是在巴黎和大陆的多数大城市里工业规模小但房屋大，里面合住着10家、20家、30家。在宣布赎买一切出租住房的救世法令颁布的那一天，有一◎第153页◎个名叫彼得的工人在柏林一家机器制造厂做工。经过一年以后，按照我们的设想，他成了汉堡门附近他所住的6层楼上的一个小房间的1/15的所有者。他失业了，不久就搬到汉诺威的波特霍夫，住在庭院景色秀丽的4层楼上一个相似的房间里，在这里住了5个月，刚刚获得了所有权的1/36，突然一次罢工再把他抛到慕尼黑，迫使他在那里逗留了11个月，承担了上昂格尔小巷后面一个相当阴暗的底层房间不多不少11/180的所有权。以后多次迁移，这是现在的工人时常遇到的情况，于是他又承担了圣加伦一处同样能说得过去的住房的7/360的所有权，另外一处在利兹的住房的23/180的所有权，以及第三处在瑟兰的住房的347/56223 的所有权——计算得这样精确，是为了不让“永恒公平”有所抱怨。我们的彼得从各个住房的这全部占有份额中能够得到什么呢？谁会给予他这些份额以恰如其分的价值呢？他到哪里去寻找他先前住过的那许多住房的其余份额的那个或者那些所有者呢？一座多层的大楼，比方说，有20套住房，在赎买期满和住房租赁制废除后也许要属于散居世界各处的300个部分所有者，那么这样一座大楼的所有权关系将怎么处置呢？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将会回答说，到那时候，将成立蒲鲁东的交换银行（注：指蒲鲁东于1849年1月31日尝试成立的人民银行。银行在开始正常业务活动之前就于4月初宣告关闭。——154、614、732。），这个银行将随时对每人的每一劳动产品支付十足的劳动所得，因此也会对住房的每一份额支付十足的价值。但是，蒲鲁东的交换银行在这里与我们毫不相干，因为第一，在论住宅问题的各篇论文中甚至从来没有提到过它；第二，它是以一种奇怪的谬论为依据的，即认为任何人想要出售一件商品，就一定能找到付出十足价值的买主；第三，在蒲鲁东发明它之前，它已经在英国以劳◎第154页◎动交换市场（注：劳动交换市场，即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是由英国各城市的工人合作社创办的。第一个这样的交换市场由罗·欧文于1832年9月在伦敦创办，一直存在到1834年。在这些交换市场上，劳动产品用以一小时劳动时间为单位的劳动券来进行交换。这些企图在商品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建立不用货币的交换，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做法，很快就失败了。——155。）的名义破产过不止一次了。

    工人应当购买自己的住房这种思想本身，又是建立在我们已指出的蒲鲁东的那个反动的基本观点之上的，这个观点认为现代大工业所创造的状态是一种病态的畸形物，必须用强制手段——即逆着社会100 年来所顺从的潮流——使这个社会退回到以单个人的旧的一成不变的手工劳动为常规的状态中去，这种状态无非是已经灭亡和正在灭亡的小手工业生产的理想化的重建。假如工人真的重新被抛回到这种一成不变的状态中去，假如“社会旋风”真的侥幸被排除了，那么工人当然又能来享用“家园”所有权，于是上述的赎买论就不会显得那样乏味了。但是蒲鲁东忘记了，要实现这一点，他首先就必须把世界历史的时钟倒拨100 年，从而把当代工人又变成像他们的高祖们那样眼界狭隘、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的奴隶。

    至于蒲鲁东的这种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中的合理的和可以实际实现的内容，现在已经付诸实行了，但这不是出自“革命思想母腹”，而是由大资产者本身倡导的。我们且听一听马德里一家出色的西班牙文报纸《解放报》（注：《解放报》是西班牙的一家工人周报，国际马德里支部的机关报，1871年至1873年在马德里出版；1871年9月至1872年4月是国际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机关报；曾同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影响进行斗争。1872年至1873年，该报曾发表了《共产党宣言》，还发表了《哲学的贫困》的和《资本论》第1卷的个别章节，以及恩格斯的许多文章，恩格斯的一部分文章是专为该报写的。——155。）在1872年3月16日论及这个问题的一段话：

    “还有另一种由蒲鲁东提出的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它初看起来倒也光辉夺目，但仔细一考察就显得完全无力了。蒲鲁东建议把承租人变成分期付款的买主，把每年交付的房租算作分期偿付住房价值的赎款，而承租人经过一定时期后便成为这所住房的所有者。这种在蒲鲁东看来很革命的办法，现今已在世界各国被投机公司采用着，这些公司用提高租价的办法来让承租人偿付比房屋价值多一两倍的价值。多尔富斯先生和法国东北部其他大工厂主实行这套办法，不仅是为了榨取金钱，并且有政治上不可告人的目的。

    统治阶级最明达的领袖总是力求增加小私有者的人数，以便为自己造就一支反对无产阶级的大军。上一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曾把贵族和教会的大地◎第155页◎产打碎，使之成为小地产，——现在西班牙共和派对于至今还存在着的大地产也想采取这种办法，——因而造成了一个小土地所有者阶级，这个阶级从那时起就成了社会中最反动的成分和城市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固定障碍。拿破仑第三曾打算用发行小额国家公债券的办法在城市中也造成这样一个阶级，而多尔富斯先生及其同行把可以逐年分期偿付的小住房卖给自己的工人，就是力图磨灭工人的一切革命精神，并用这种地产把他们束缚在他们做工的工厂里。可见，蒲鲁东的计划不仅丝毫没有减轻工人阶级所受的苦痛，甚至反过来直接危害工人。”（注：关于在美国怎样自然而然地形成这种把工人束缚在大城市或新兴城市附近自己的“住房”上来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1886年11月28日的印第安纳波利斯来信中一段话可以说明：“在堪萨斯城内，或者确切些说，是在城郊，我们看见一些可怜的小木房，每幢木房大致有3个房间，小木房所处地段还很荒僻；地皮价值600美元，面积正好可以容一幢小房子；小房本身又值600美元，所以为了获得到处是烂泥的荒郊中离城里一个钟头路程的一所倒霉的小房子，总共要费去4 800马克。”这样，工人就必须负起沉重的抵押债务，才能得到这种住房，于是他们就真正变成了自己主人的奴隶；他们被自己的房屋拴住了，不能离开，只好同意接受向他们提出的任何劳动条件。）

    那么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呢？在现代社会里，这个问题同其他一切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完全一样的，这就是靠供求的逐渐的经济上的均衡来加以解决。这样解决了之后，问题又会不断产生，所以也就等于没有解决。社会革命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不仅要以当时的情况为转移，而且也同一些意义深远的问题有关，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消灭城乡对立。既然我们不必为未来社会的组织臆造种种空想方案，探讨这个问题也就是完全多余的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现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够的住房，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解决现实的“住房短缺”问题。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就◎第156页◎必须剥夺现在的房主，或者让没有房子住或现在住得很挤的工人搬进这些房主的房子中去住。只要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这种具有公共福利形式的措施就会像现代国家剥夺其他东西和征用民宅供军队宿营那样容易实现了。

    　——

    但是，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并不满足于自己在住宅问题方面迄今所取得的成就。他一定要把这个问题从平地提升到高级的社会主义的领域，以表明这个问题在那里也是“社会问题”的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假定，资本的生产性真正被抓住双角而予以制服，而这是迟早总会发生的，例如通过一项过渡性法律就可加以制服。这项法律把一切资本利率规定为一分，并且请注意，这里还有这样一种趋势，即这一分利率还要逐渐接近于零，以至最后除了资本周转所必需的劳动以外，就再没有什么别的要偿付了。自然，房屋以及住房，也同其他一切产品一样，都要纳入这种法律的范围……　房主自己将第一个求售房屋，否则他的房屋就会没有人去住，投在房屋上面的资本也就根本没有用处了。”

    这段议论包含蒲鲁东的教义问答中的一个基本信条，并且提供了充斥其中的混乱观念的一个明显例证。

    “资本的生产性”是蒲鲁东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粗率地抄来的胡说。诚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开始时也说过，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泉源和一切商品价值的尺度；但是他们还应当说明，为什么资本家把资本预付到工业或手工业企业，结果不仅能收回他预付的资本，并且另外还取得利润。因此，他们必然陷入重重矛盾，便硬说资本本身有一定的生产性。蒲鲁东照搬这一套关于资本的生产性的说法，就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他是多么深地陷入了资产阶级的思维方式之中。我们一开始就已经看到，所谓“资本的生产性”，无非◎第157页◎是说资本（在现代的社会关系下，没有这种关系资本就不成其为资本）具有把雇佣工人的无酬劳动攫为己有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