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住宅问题

然而，蒲鲁东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同，他不嘉许这种“资本的生产性”，而是相反，发现它是破坏“永恒公平”的。它阻碍工人得到自己的十足的劳动所得。因此必须把它废除。怎样废除呢？用强制性的法律把利率降低，直至最后降到零。那时，在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看来，资本就不再是具有生产性的资本了。

    借贷的货币资本的利息，只是利润中的一部分；不论工业资本的利润或商业资本的利润，都只是资产阶级以无酬劳动形式从工人阶级那里夺走的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调节利率的经济规律同调节剩余价值率的规律毫不相干，就像同一社会形式中各种规律彼此可以毫不相干一样。至于说到这种剩余价值在各个资本家间的分配，那么很明显，对于在本企业中使用大量其他资本家的预付资本的工业家或商人说来，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率下降多少，利润率便提高多少。因此，降低以至于最后废除利率决不会真正把所谓“资本的生产性”的“双角抓住而予以制服”，倒是只会把从工人阶级那里夺来的无酬剩余价值在各个资本家之间的分配调节成另一个样子，并且不是保证工人在工业资本家面前获得利益，而是保证工业资本家在食利者面前获得利益。

    蒲鲁东从他的法学观点出发，不是用社会生产的条件，而是用这些条件借以获得普遍表现的国家法律来解释利率以及一切经济事实。从这种看不见国家法律和社会生产条件之间的任何联系的观点看来，这些国家法律必然是纯粹的随心所欲的命令，随时可以用直接相反的东西来替代。因此，在蒲鲁东看来，最容易不过的就是颁布法令——如果他拥有这种权力的话——把利率降低为一分。可是，如果其他一切社会条件照旧不变，蒲鲁东的这个法令也◎第158页◎就只是一纸空文。不管颁布怎样的法令，利率照旧将由现在支配它的经济规律来调节。能借到钱的人还会像以前那样视情况按两分、三分、四分和更高的利率借钱，不同的地方只是食利者会非常谨慎，只把钱借给那些不会去打官司的人。况且，这种剥夺资本的“生产性”的伟大计划渊源久远，它同旨在限制利率的高利贷法一样古老，然而这些法律现在到处都已经废除，因为实际上它们经常遭到破坏或规避，而国家不得不承认自己对社会生产规律无能为力。而现在恢复这些无法执行的中世纪法律，据说就可以“把资本的生产性的双角抓住而予以制服”！读者可以看到，越是深入地考察蒲鲁东主义，就越能看出它的反动性。

    一旦利率通过这种方法降低到零，从而废除了资本利息，那时“除了资本周转所必需的劳动以外，就再没有什么别的要偿付了”。这意思应当是说，废除利率就等于废除利润，以至于废除剩余价值。但是，如果一纸法令真的能够把利息废除掉，结果又会怎样呢？那时食利者阶级就没有必要把自己的资本当作贷款贷出，而他们也必定会不惜冒险把资本投入自己的工业企业或投入股份公司。资本家阶级从工人阶级那里夺走的剩余价值总额会依然如旧，只是它的分配发生了变化，但是变化不大。

    事实上，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忽略了，在现今资产阶级社会里购买商品时，一般说来，也是除了“资本周转所必需的〈应当说：一定商品的生产所必需的〉劳动”以外，就再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要偿付了。劳动是一切商品价值的尺度，在现代社会中——撇开市场的波动不谈——就整个平均情况来说，要商品被偿付得高于制造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是根本不可能的。不，不是的，亲爱的蒲鲁东主义者，难题完全不在这里，难题就在于“资本周转所必需的劳动”（姑且用您的糊涂说法来表达）根本没有被十足偿付！要知道这是怎么◎第159页◎一回事，您可以去读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第128-160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89-200和201-224页。——编者注））。

    但是这还不够。一旦废除了资本的息金，租金也就废除了。因为“房屋以及住房，也同其他一切产品一样，都要纳入这种法律的范围”。这正好像那位老少校吩咐人把自己部下的一个一年志愿兵叫来并对他说：“喂！听说你是一个医学博士，那就请你常到我家走走；我家里有一个妻子和七个孩子，总是有人要出点什么毛病的。”

    那位志愿兵说：“对不起，少校先生，我是哲学博士！”

    少校：“这倒无所谓，反正博士就是博士。”

    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也是这样：不论是租金或资本息金，——这对他是无所谓的，反正金就是金，博士就是博士。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租价即所谓的租金由下述几个部分构成：(1)地租； (2)建筑资本的利息，包括承造人的利润在内；(3)修缮费和保险费；(4) 随房屋逐渐破旧无用逐年以分期付款方式支付的建筑资本补偿费（折旧费），包括其利润在内。

    现在就是瞎子也一定明白，“房主自己将第一个求售房屋，否则他的房屋就会没有人去住，投在房屋上面的资本也就会根本没有用处了”。当然啦。如果废除了借贷资本的利息，那就再也没有一个房主能收得自己房屋的一文租金了，这只是因为房租也可以叫作租金，而租金包含有真正的资本利息这个部分。博士就是博士。如果说高利贷法在通常的资本利息方面仅仅因为有人规避就失效，那么这个高利贷法则从来没有触动房租价格的哪怕一丝一毫。只有蒲鲁东才能幻想：他的新高利贷法不仅能轻而易举地调节和逐渐废除简单的资本利息，而且还能轻而易举地调节和逐渐废◎第160页◎除复杂的房租。（注：在1872年7月3日《人民国家报》第53号上，上面两段是这样写的：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租价即所谓的租金由下述几个部分构成：(1)地租；(2)根本不是利息，而是建筑资本的利润；(3)修缮费、维修费和保险费。资本的利息只是在以房屋作抵押而举债的时候才包括在租金内。

    现在就是瞎子也一定明白，’房主自己将第一个求售房屋，否则他的房屋就会没有人去住，投在房屋上面的资本也就会根本没有用处了’。当然啦，如果废除了借贷资本的利息，那就再也没有一个房主能收得自己的房屋的一文租金了，这只是因为房租也可以叫作租金。博士就是博士。”

    在1872年《人民国家报》出版社出版的恩格斯的著作《论住宅问题》第一篇的单行本中，对“资本的利息只是在以房屋作抵押而举债的时候才包括在租金内”这句话加了下面的注释：

    “对于一个购买现成房屋的资本家来说，租价中不是由地租和各项费用构成的那部分可以表现为资本的利息。但是事情本身却并不因此而有丝毫改变，而且对事情本身来说，是房主自己把他的房屋租出去，还是他为了同样的目的把房屋卖给另外一个资本家，反正是完全一样的。”

    1887年恩格斯在准备出版这部著作的第2版时，重新校阅了这两段，并做了若干订正。

    本卷中这两段话的文字是以1887年版为准的。——161。）但是，那时究竟为什么还要用重金从房主那里购买这个“根本没有用处的”房屋，为什么房主在这种情形下不再舍点钱把这个“根本没有用处的”房屋变卖掉，以免再花修缮费呢，——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秘密。

    在高级的社会主义（老师蒲鲁东称之为超级社会主义）领域中作出这番令人鼓舞的成就以后，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就认为自己有资格飞得更高一些。

    “现在只要再作出几个结论，就可以从各方面充分阐明我们探讨的极其重要的问题。”

    这都是些什么样的结论呢？从前面的议论中是得不出这些结论的，正如从废除利率中得不出住房丧失价值的结论一样；去掉我们的作者的那些冠冕堂皇的辞藻，这些结论不过是说，要顺利开展赎买出租住房这项业务，最好要有：(1) 有关的精确统计，(2)优良的卫生警察，(3)能胜任建筑新房屋的建筑工人协作社。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极好极妙的，但是，尽管有这一切集市叫卖式的辞令，它们并不能“充分阐明”蒲鲁东漆黑一团的糊涂思想。

    谁做出了这样的大事，谁也就有权来郑重地训诫德国工人说：

    “这些问题以及类似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完全值得社会民主派注意……但愿他们能像在这里努力弄清住宅问题那样，也来弄清其他如信用、国债、私人债务、税收等等同样重要的问题。”

    这样，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就向我们许下了一系列关于“类似的问题”的文章，如果他论述这些问题，也像他论述当前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一样详细，那么《人民国家报》就可以保证有足够一年用的稿件了。不过我们预先就能知道它们的内容——全都是已经讲过的那一套：资本利息一被废除，国债和私人债务的利息也会跟◎第161页◎着消失，信用就会变成无息的了，等等。同一个咒语可以用于任何一个对象，并且在每一场合都可以按照无情的逻辑得出惊人的结论：资本利息一被废除，借款就不必再付利息了。

    不过，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用来吓唬我们的都是些美妙的问题。信用！除了逐周借钱或向当铺借钱以外，工人还需要什么信用呢？不管工人借钱是无偿的，或者是有息的，或甚至是当铺的高利贷，对工人说来难道有什么了不起的差别吗？如果一般说来工人由此得到一点好处，因而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变得便宜些，那么劳动力的价格难道不是必然会下降吗？但是，对资产者，尤其是对小资产者说来，信用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如果能够随时利用信用，并且还是无息信用，这对小资产者来说尤其是一件美事。国债！工人阶级知道，国债不是它筹借的，当它夺得政权时，它将让那些筹借国债的人偿还。私人债务！——请参看信用项。税收！这对资产阶级利害很大，而对无产阶级利害则很小。工人应交付的税金始终不断地包括进劳动力生产费用之中，因而要由资本家一并偿付。所有这里当作工人阶级极其重要的问题向我们提出的各点，实际上只是对资产者尤其对小资产者才有重大利害关系，我们则同蒲鲁东相反，认为工人阶级并不负有保护这些阶级的利益的使命。

    至于真正同工人有关的重大问题，即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关系问题，资本家怎样靠自己的工人的劳动来发财的问题，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却只字不提。诚然，他的尊长和老师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根本没有搞清楚，而他这个蒲鲁东主义者的最后的几篇著作实质上也并没有超出《贫困的哲学》（注：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2卷。——编者注），这本书的浅薄无知，早在◎第162页◎1847年马克思就已经作了极其中肯的分析。

    非常可悲的是，25年以来，除了这位“第二帝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外，罗曼语族的工人就几乎没有过任何别的社会主义精神食粮。如果蒲鲁东主义的理论现在又要在德国泛滥起来，那就加倍不幸了。但是对这点根本用不着担心。德国工人在理论方面已经比蒲鲁东主义先进了50年，仅仅拿住宅问题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就足够了，在这方面不必再花费力气。

    第二篇　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

    一

    在论蒲鲁东主义者怎样解决住宅问题的那一篇中，已经说明小资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有多大的直接利害关系。但是，大资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也有颇大的、虽然只是间接的利害关系。现代自然科学已经证明，挤满了工人的所谓“恶劣的街区”，是不时光顾我们城市的一切流行病的发源地。霍乱、伤寒、肠热症、天花以及其他灾难性的疾病，总是通过工人街区的被污染的空气和混有毒素的水来传播病原菌；这些疾病在那里几乎从未绝迹，条件适宜时就发展成为普遍蔓延的流行病，越出原来的发源地传播到资本家先生们居住的空气清新的合乎卫生的城区去。资本家政权对工人阶级中间发生流行病幸灾乐祸，为此却不能不受到惩罚；后果总会落到资本家自己头上来，而死神在他们中间也像在工人中间一样逞凶肆虐。

    当这一点由科学查明以后，仁爱的资产者便宽宏大量地争先◎第163页◎恐后地关怀起自己工人的健康来了。于是就建立协会，撰写著作，草拟方案，讨论和颁布法律，以求根绝一再发生的各种流行病。对工人居住条件进行了调查，设法消除最不能容忍的缺陷。特别是在英国，由于那里大城市最多，因而烈火已经烧到大资产者头上，已开展起大规模的活动；委任了调查劳动阶级卫生状况的政府委员会；它们的报告在精确、完备和公正方面胜过大陆上发表的一切资料，成了包含有或多或少严厉的干预措施的新法律所依据的基础。这些法律虽然也极不完善，然而还是远远胜过大陆至今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虽然如此，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还是产生出必须加以治疗的弊病，并且必然不断反复地产生，以致这种治疗甚至在英国也很难说有什么进步。

    在德国，照例需要长得多的时间，才能使这里也长期存在的流行病的病源发展到可以把昏睡的大资产阶级推醒过来的危急程度。不过，谁走得慢，谁就走得稳当些，终于在我们这里也出现了一些关于公共卫生和住宅问题的资产阶级文献，这些文献无非是从外国前辈，主要从英国前辈那里抄来的淡而无味的摘录，人们用响亮华丽的辞藻把它们打扮成高明见解来欺骗人。其中有一本书，就是埃米尔·萨克斯博士的《各劳动阶级的居住条件及其改良》（1869年维也纳版）。

    我之所以选出这本书来说明资产阶级对住宅问题的观点，只是因为它试图尽量包罗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切资产阶级文献。我们的这位作者当作“资料”用的这些文献真是妙极了！从英国议会报告书，即真正的重要资料中，只提到了最旧的三篇的名称；整本书证明作者连其中一篇都从来没有看过；可是他却给我们介绍了一系列专讲空话的资产阶级的、好心的市侩的、虚伪慈善主义的著述：杜克佩西奥、罗伯茨、霍尔、胡贝尔的著作，英国社会科学（倒不◎第164页◎如说胡说）大会的发言稿，普鲁士保护劳动阶级福利协会的会刊，奥地利关于巴黎世界博览会的官方报告，波拿巴当局关于同一博览会的官方报告，《伦敦新闻画报》，《海陆漫游》，最后是一位“公认的权威”，一个具有“敏锐而务实的头脑”和“令人悦服的口才”的人物，——就是那位尤利乌斯·孚赫！在这个资料单中缺少的只是《凉亭》、《喧声》和射手库奇克。（注：《伦敦新闻画报》是每周出版的一种英国画报，从1842年起出版。

    《海陆漫游》是每周出版的一种德国画报，1858至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

    《凉亭》是德国小资产阶级派别的文学周刊《凉亭。家庭画报》的简称，1853至1903年在莱比锡出版，1903至1943年在柏林出版。

    《喧声》见注67。

    射手奥古斯特·库奇克是1870-1871年普法战争时期民族主义士兵歌曲的作者，德国诗人哥·霍夫曼的笔名。——165。）

    萨克斯先生为了使自己的观点不致引起误解，在第22页上声称：

    “我们称之为社会经济学的，就是国民经济学说在社会问题上的运用，确切些说，就是这门科学为我们提供的用以达到下述目标的各种手段和途径的总和，这个目标就是：根据这门科学的’铁的’规律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框架内使所谓的〈！〉无财产者阶级上升到有财产者的水平。”

    我们且不去讨论这种认为“国民经济学说”或政治经济学一般说来不去研究“社会”问题而是研究其他问题的糊涂观念。我们要立即来研究主要点。萨克斯博士要求让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铁的规律”，让“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框架”，换句话说，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成不变地保留下去，而“所谓的无财产者阶级”的状况则应该上升到“有财产者的水平”。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不是所谓的无财产者阶级的存在，而是真正的无财产者阶级的存在。这个阶级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出卖，因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工业资本家。可见，萨克斯先生所发现的新科学即“社会经济学”的任务就在于：找出一些手段和途径，在以占有一切原料、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家这一方同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无财产的雇佣工人这另一方之间的对立为基础的社会状态内部，使一切雇佣工人都能变成资本家而同时又继续当雇佣工人。萨克斯先生以为他这样就◎第165页◎把问题解决了。也许他会不吝赐教，给我们指出，法国军队中从老拿破仑时代起就有机会晋升元帅的每位士兵可以怎样变成元帅而同时又继续当普通士兵，或者给我们指出，怎样做到使德意志帝国的4 000万臣民都变成德国皇帝。

    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实质是希望保全现代社会一切祸害的基础，同时又希望消除这些祸害。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他们想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注：见本选集第1卷第301和302页。——编者注）。我们已经看到，萨克斯先生恰好也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他认为解决了住宅问题便解决了上述问题；他所持的意见是：

    “用改善各劳动阶级住房的办法就能有成效地减轻上述那些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用这种办法——仅仅用广泛改善住房条件的办法——就能把这些阶级的绝大部分人从他们那种常常几乎是非人生活的泥沼中，提升到物质福利和精神福利的实实在在的高峰。”（第14页）

    顺便说说，无产阶级是由资产阶级生产关系造成的，同时又是这些生产关系继续存在的条件，而掩饰这个阶级的存在是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因此，萨克斯先生在第21页上向我们说明：在劳动阶级中，除工人本身以外，按理解还应包括一切“贫穷的社会阶级”，“全体小百姓，即手工业者、寡妇、领恤金者〈！〉、下级官吏等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向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伸出了手！

    住房短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怎样发生的呢？善良的资产者萨克斯先生可能不知道，它是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必然产物；这样一种社会没有住房短缺就不可能存在，在这种社会中，广大的劳动群众不得不专靠工资来过活，也就是靠为维持生命和延◎第166页◎续后代所必需的那些生活资料来过活；在这种社会中，机器等等的不断改善使大量工人失业；在这种社会中，工业的剧烈的周期波动一方面决定着大量失业工人后备军的存在，另一方面又不时地造成大批工人失业并把他们抛上街头；在这种社会中，工人大批地涌进大城市，而且涌入的速度比在现有条件下为他们修造住房的速度更快；所以，在这种社会中，最污秽的猪圈也经常能找到租赁者；最后，在这种社会中，身为资本家的房主不仅有权，而且由于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责任从自己的房产中无情地榨取最高额的租金。在这样的社会中，住房短缺并不是偶然的事情，它是一种必然的现象；这种现象连同它对健康等等的各种反作用，只有在产生这种现象的整个社会制度都已经发生根本变革的时候，才能消除。但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知道这点的。它不可能弄清楚住房短缺是现存条件造成的。因此，它别无他法，只好用一些道德说教来把住房短缺归之于人的邪恶，也就是原罪。

    “所以在这里应当承认，——因而也就不能否认〈多么大胆的结论！〉——过错……一部分应归之于渴望得到住房的工人本身，另一部分并且是更大的部分应归之于负责满足这种需要的人，或者应归之于那些虽拥有必要资金而根本不肯负起这种责任的人们，即各有产的上等社会阶级。后者的过错……就在于他们不愿意设法充分供应良好的住房。”

    蒲鲁东曾把我们从经济学领域带到法学领域，而我们这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在这里则把我们从经济学领域带到道德领域。这是很自然的。谁宣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铁的规律”不可侵犯，同时又想消除它的种种令人不快的但却是必然的后果，他就别无他法，只好向资本家作道德说教，而这种说教的动人作用一碰到私人利益，必要时一碰到竞争，就又会立刻烟消云散。这种说教同站在水池边的老母鸡向它孵出的在池中欢快◎第167页◎地游来游去的小鸭所作的说教是一样的。虽然水里容易淹死，小鸭还是下了水；虽然利润不讲温情，资本家还是趋求利润。“在金钱问题上是没有温情可言的”——老汉泽曼早就这样说过（注：引自汉泽曼在第一届联合议会1847年6月8日第34次会议上的演说。《第一届普鲁士国会》1847年柏林版第7部分第55页。——168。），在这一点上他比萨克斯先生见解深刻。

    “良好的住房很贵，因此大部分工人都完全没有可能去享受它。大资本……对于建造供劳动阶级居住的住房望而却步……因而这些阶级由于需要住房而大部分落入投机活动的罗网。”

    可恶的投机活动！大资本自然是决不会进行投机的！但是，阻止大资本在工人住房方面投机的不是什么恶意，而只是无知：

    “房主根本不知道，正常满足住房需要……会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他们不知道，当他们照例这样不负责地供给人们以恶劣的、有害的住房的时候，他们会使人们受到怎样的损害；最后，他们不知道，他们这样做对自己有什么害处。”（第27页）

    但是，资本家的无知还要加上工人的无知，才能一起造成住房短缺。萨克斯先生承认，“最下层的”工人“为了不致露宿街头，总有必要〈！〉设法在什么地方找到一个过夜的地方，而他们在这方面是完全没有自卫能力和孤立无援的”，接着他对我们说：

    “有个事实大家毕竟都知道，这就是，他们〈工人〉中间有许多人由于轻率，而主要是由于无知，几乎可以说是被巧妙地夺走其机体自然发展和健全生存所必需的条件，他们丝毫也不懂得合理的保健，特别是不懂得住房在这方面有多么重大的意义。”（第27页）

    但是在这里，资产者露出马脚来了。资本家的“过错”不声不响地化为了无知，而工人的无知不过成了发生过错的根由。请听一听吧：

    “所以，结果就是〈自然是由于无知〉只要能省一点房租，他们就搬进阴◎第168页◎暗、潮湿、狭小的住房，简言之，搬进对种种卫生要求来说简直是一种嘲弄的住房……往往是几家人合租一处住房，甚至合租一个房间——这一切都是为了尽可能少花一点房钱，同时他们却又把自己的收入真正作孽似地挥霍在酗酒和种种无聊娱乐上面。”

    工人“挥霍在烟酒上面”（第28页）的钱、“成天泡酒馆的生活及其种种悲惨后果，像铅砣一样一再把工人等级拖进泥坑”，——这确实像铅砣一样压在萨克斯先生的胃里。至于在现今环境下，工人酗酒，像伤寒、犯罪、寄生虫、法警和其他社会病害一样，都是他们的生活状况的必然产物，它必然产生，甚至人们可以预先计算出酗酒者的通常的人数，这一点又是萨克斯先生不可能知道的。不过，我以前的一位启蒙老师早就说过：“平民进酒馆，上等人进俱乐部。”这两种地方我都去过，所以能够证实这话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