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整风反右 第一部分原文摘录 原书第十六、十七章主要论述毛泽东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和他领导的整风反右运动。这两章可以分为八节来读。 第一节 处理波匈事件 一九五六年，被毛泽东称为“多事之秋”。 十月十九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刘少奇递交了苏共中央关于波兰问题致中共中央的通知。十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又通知中共中央，说波兰情况极为严重，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商谈。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波兰问题。毛泽东立即约见尤金，刘、周、陈、邓四人在座。毛答复尤金，同意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并且表示了中共中央对波兰问题的意见。 十月二十二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波兰问题。会议结束后，毛又一次约见尤金，对他说：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到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留在华沙条约里面。 毛泽东的语气是婉转的，态度是明确的，暗含着对苏共领导人大国主义错误的批评，但没有说出来。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中共中央的意见，苏共领导人或许更容易接受些，这也适合当时中苏两党关系的实际情况。 十月二十三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了二十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各种反动分子、亲法西斯分子也混进队伍。晚上，正在同苏共领导人会谈的中共代表团得到匈牙利发生暴乱的消息，刘少奇立即打电话报告毛泽东。 从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毛泽东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并与刘少奇保持直接的电话联系。 二十九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三人来到中共代表团住处，再次就波匈事件与中共代表团会商。谈话中间，毛泽东与刘少奇通了一次电话，要他跟苏方商量：苏联是不是可以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经济上放手，放开，让这些国家独立。刘少奇在向苏方转达上述意见的时候还说：“我听毛泽东同志讲过，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可以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十月三十日，中共代表团经过讨论后认为，一个是进攻的方针，即用苏联的军队把反革命压下去；一个是退让的方针，即苏联从匈牙利撤军。究竟采取哪个方针？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说：“我们是不是把这两个意见都提出来同苏方商量？”毛泽东同意这样做，同时提出，暂时不忙作决定，看多少天以后再说。如果采取进攻政策，要等反革命更多地暴露、人民看清楚的时候，这样比较适当。 波匈事件过去了，但国际共运中出了这么大的波折，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入思考。应当从中吸取些什么经验教训呢？他想得很多。 十一月一日，刘少奇、邓小平一行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二日和四日，毛泽东两次召集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毛泽东说，在匈牙利，完全照过去的一套是不行的，而新的一套还要靠匈牙利的同志自己去摸索，我们也要支持他们。现在摆在世界各执政的共产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波匈事件应使我们更好地考虑中国的问题。苏共二十大有个好处，就是揭开盖子，解放思想，使人们不再认为苏联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真理，不可改变，一定要照办。我们要自己开动脑筋，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 毛泽东还说，我们四月间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道理现在看来还是对的。但是经过半年时间，特别是经过波匈事件，原来文章所谈的已经不够了，需要再写一篇。要根据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总结性讲话。在谈到波匈事件时，他进一步指出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造成的严重危害。他说：“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 “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毛泽东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后来，他对匈牙利事件产生的原因，作了比较全面的归纳：“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 十一月十一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铁托发表演说。 十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和三十日，毛泽东在颐年堂连续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分析铁托的演说和一些共产党对它的评论。最后决定就目前东欧各国发生的问题写一篇文章。毛泽东提出，文章的题目可以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口号，叫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毛泽东提议由胡乔木负责起草。两天以后，胡乔木拿出了文章初稿。十二月二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陈云、陆定一、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开会，讨论这篇初稿。毛泽东又提出，文章的题目可以考虑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四月间写的文章相衔接，表明我们的观点是一贯的，是四月间文章的续篇。他说，文章可以更富于理论色彩，但政论的形式不变。对文章的要点，毛泽东重新作了构思。 从十二月十日起，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讨论和修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直到正式发表，共八易其稿。 在讨论中间，他又讲了一些指导性和理论性的意见。 他反复谈到，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这篇文章中要分清两种性质的矛盾，一种是敌我性质的矛盾，一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上篇文章我们主要讲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在讲人民内部矛盾的同时，还要讲敌我矛盾。当前世界上帝国主义力量与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敌对矛盾是基本矛盾。从此出发，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这个基本立场在文章开头就要讲清楚，这样才能够贯通全局，既解决敌我矛盾，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毛泽东指出，对斯大林这个人要作认真的分析，先说他正确的一面，不能抹杀；然后说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然后强调实事求是，不能否定一切。 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毛泽东说，在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存在这种矛盾。现在要讲这个矛盾不仅存在，如果处理不好，还可能由非对抗性矛盾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苏波关系和匈牙利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 《再论》引言中，有一大段经过毛泽东多次修改的文字，集中表达了他在国内外出现一些新情况下，对整个世界范围内矛盾问题的理论思考： “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 又说： “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互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 《再论》用上述观点，纵观国际共运的整个历史，尤其是一九五六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力求从中总结出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而不拘泥于对具体问题和具体事件进行就事论事的讨论。它以高屋建瓴的气势，理论性和政论性兼有的特色，展现在读者面前。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发表，再一次从理论上解答了人们因国际共运出现的挫折和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而产生的种种疑虑和困惑。它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样，在国际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篇文章是中共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在其中起着指导性和决定性的作用。从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到波匈事件和铁托发表普拉演说，这一连串的事件，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促使他深入思考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问题，并引发他对中国国内问题的深入思考。他主持撰写的“两论”，既是他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理论成果，又是他对这些问题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准备。 第二节 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 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出现的这些新问题，毛泽东运用矛盾学说来作出解释。他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他把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这一类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官僚主义。他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郑重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这是他很长时间以来一直特别关心的三个问题。他强调，整风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 毛泽东敏锐地捕捉到时代变化的脉搏，萌发了一些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想法。 十二月四日，他在给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的复信中，欣喜地说：“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接着，他谈了对当前社会矛盾的基本看法：“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消除所有的社会矛盾，有的矛盾解决了，有的矛盾仍然存在，还有新的矛盾会产生。但是矛盾的状况，包括性质和表现形式已发生变化。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怎么解决？他说：“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 在信中，他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社会矛盾状况作了初步的分析：“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 这封信表明，毛泽东在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中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现象方面，已经形成了若干重要的判断。要把这些判断上升为系统的理论，还需要一个过程，还需要有更多的实践经验。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宣布，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有三个：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在诸多问题中间，毛泽东最看重的是思想动向，在这一天的讲话里，主要就是讲这个事情。 他说：“思想动向问题，我们应当抓住。这里当作第一个问题提出来。现在，党内的思想动向，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出现了很值得注意的问题。”他列举了这样一些思想情况：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在好些地方的学校里发生学生闹事，有的地方公开提出要来一个“匈牙利”；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说共产党领导不了他，社会主义不好，等等。 谈到这些思想动向，毛泽东很自然地联系到苏共二十大以来国际上发生的几次大风潮。他说：“台风一刮，动摇分子挡不住，就要摇摆，这是规律。我劝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台风年年都有，国内国际的思想台风、政治台风也是年年都有。这是一种社会的自然现象。” 针对上面的情况，毛泽东提出：（一）要准备少数人闹事，搞所谓的大民主。对待大民主的态度应当是，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讲什么，做什么。（二）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要继续思想改造。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三）百花齐放，还是要放。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 面对一年来国内外出现的问题，毛泽东不无感慨地说：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再次讲话，共讲了七点：要足够地估计成绩；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国际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闹事问题；法制问题；农业问题。这些都是针对会上的议论和党内外出现的一些思想情况而讲的，是对会议的一个总结。 除了第三点国际问题外，其余六个问题，都成为后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内容。可以说，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为《正处》思想的形成作了重要准备。 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开会，谈文艺思想问题。 毛泽东讲话一开头就说：王蒙最近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篇小说有缺点，需要帮助他。对待起义将领也要帮助，为什么对青年人不采取帮助的态度呢？王蒙写正面人物无力，写反面人物比较生动，原因是生活不丰富，也有观点的原因。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并且说：用教条主义来批评人家的文章，是没有力量的。 毛泽东当时之所以抓住陈其通等四人发表的文章和一些人对王蒙小说的批评这样两件事，着重加以分析，是因为这两件事具有典型意义，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它们反映出“我们对人民中的错误采取如何处理的方针，有大量的人是没有弄清楚的”。这个问题，正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的条件下，毛泽东想要着力研究解决的一个课题。 毛泽东反复强调“双百”方针，因为他认为：属于精神世界的问题，属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只能用说理的方法和争鸣的方法来解决，决不能用压制的办法来解决。他说：列宁是怎么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是以大量的材料充分说理。 他提出批判胡适的问题，说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对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煞。又说：对思想上有严重错误的人，有敌对思想的人，也要团结他们，改造他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贯彻“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以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应该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笔下也是如此。 他说：片面的打，不能锻炼出真正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斯大林的教条主义不是两点论，而是一点论，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同时，一点里面又有两点。 他又说：我们要充分收集材料，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要有准备才有说服力。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我们要靠少数人教育多数人。开除很简单，但这绝不是好办法。应该懂得坏分子里面也有两重性。一是不好，一是可以当“教员”。一些事物都有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都有始有终。如果马列主义叫永恒的真理，就不叫马列主义。马克思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列宁也看得不久。苏联有成绩，也有问题。社会主义的时间不长，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许多问题要创造，要发展。不要怕交锋，真理是越斗越明。我们的同志应该记住，我们要警惕采用简单化。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主题就是一个，如何在思想领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开展积极健康的学术争鸣和思想交锋，在争鸣和交锋中坚持马列主义、发展马列主义，在争鸣和交锋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到三月一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会议的规模是空前的，出席会议的各方面人士共有一千八百多人。 毛泽东在二十七日下午的会上，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发表讲话。 毛泽东在会前写了一个讲话提纲，题目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共十二个问题：（一）两类矛盾：敌我阶级之间，人民内部之间；（二）肃反；（三）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四）资本主义改造；（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十）闹事，出乱子，都不好吗？（十一）少数民族与大汉族民族问题，西藏问题；（十二）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初步地改变面貌。⑥后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的时候，也就是这十二个问题，只是把第六、第十一两个问题的次序对调了一下。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基本上是照这个提纲展开的。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两类矛盾。他指出：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是两个问题。但今天重点要谈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现在我们所碰到的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问题很多，占我们很多的时间。这两类问题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专政就是对付敌我之间的，解决敌我之间的这个矛盾的，就是压服敌人。只要不是敌人，那末就是人民，在这个范围之内就不是专政的问题，不是谁向谁专政的问题。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因为这些人有言论自由，有集会自由，有结社自由，有游行示威自由。所有这些是宪法上写了的，这是民主的问题。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不是人民的要求。 他说：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出来，有些人很高兴，来一下大民主嘛！他们所谓的大民主，几十万人到街上去了。他们似乎高兴这个事情。有一些同志，有一些党外朋友，他们搞不清楚大民主是对付敌对阶级的。另外有少数人是带有敌对情绪的，他们希望用大民主把人民政府整那么一下，学匈牙利那样把共产党整一下，就开心了。有些人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以为欧洲的民主自由很好，喜欢议会民主，说人民代表大会跟西方议会民主比要差，主张两党制，这一党在上，那一党在下，然后反过来。还要有两个通讯社，唱对台戏。有人提出早一点取消专政。有人说民主是目的。我们跟他们说，民主是手段，也可以说又是目的又是手段。民主是属于哪个范围呢？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归根结底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改善人民生活是它的目的。有人说外国的自由很好，我们这里自由很少。我说，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阶级的自由，具体的自由，抽象的、一般的自由，世界上就没有那个东西。 在两类矛盾里，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应该放在哪一类？他说：这个问题《再论》没有提到。但是大家知道，民族资产阶级是不放在第一类的，不放在敌我矛盾那一类的，是放在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类的。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愿意接受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愿意走向社会主义。因为这样的理由，民族资产阶级跟帝国主义不同，跟封建主义不同。工人阶级跟民族资产阶级是对抗性的两个阶级，但是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争取、团结、帮助、教育这样的方针，势必会走向对抗。 他说：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一个新问题。《再论》主要是说国际方面的问题，很少说国内方面的事，并且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究竟如何解决，没有详细的分析，只有一个原则的说明。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个问题谈得很少。列宁简单地谈到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所谓对抗消灭了，就是说资产阶级被打倒了，没有敌对阶级了，但是人民之中还有矛盾。列宁已经说人民之间还有矛盾，但还来不及全面地分析这个问题。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有没有可能由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成对抗性的矛盾，应该说是有可能的。但是列宁那个时候还没有可能来详细观察这个问题，只有那么短的时间。在斯大林时期，他在很长的时期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这两类矛盾本来是容易混淆的，我们也混淆起来过。我们在肃反工作中，也曾经并且常常容易把好人当作坏人去整，把本来不是反革命的怀疑他是反革命。这个问题，从前有，现在还有。但是我们有一条，反革命一个不杀。有了这么一条，就保证在万一错了的时候，有挽回的余地。 毛泽东回顾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的由来。他说，后来我们把这个公式逐步推广到党外。我们劝过民主党派也采用这个公式， 民主党派也明白了，工商界也明白了。对民族资产阶级采用这个方法是可能的，这是完全证实了的。犯错误的人，有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有唯心论的人，有形而上学思想的人，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发展到整个人民内部。六亿人口里头可以发展到解除武装的敌人。没有解除武装以前，就是兵对兵，将对将，你死我活。一经解除武装，我们就用另外一种态度对待他们了，改造他。改造他就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毛泽东讲到第二、第三、第四个问题时，分别回答了肃反工作究竟是好是坏；合作社究竟有没有优越性；资本家还要不要改造，还有没有两面性。这些，都是针对当时的一些议论而讲的。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毛泽东首先肯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有很大进步，同时指出：他们中间也有不正确的思想，也有歪风，有那么一些波动。匈牙利事件出来之后，有一些怪议论，讨厌马克思主义，只愿意钻业务，至于什么政治，什么前途、理想这些东西不看重。好像马克思主义时兴了一个时期，到去年下半年就不那么时兴了。所以要加强思想工作，要加强政治工作。在我们的青年中间，在知识分子中间，进一步改造自己。还是要提改造，不要回避改造。过去那些思想改造有点粗糙，有些地方伤了人，现在不要搞那么样的改造。努力学习，除业务之外，除专业之外，在思想上有所进步，政治上也有所进步，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时事，学点政治，这个东西很有必要。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就没有灵魂。 他批评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工作、政治工作减弱了。教育部门不管政治工作。教育部门不管谁管？高教部应该管政治工作。我看是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行政部门应该管。从前叫德育、体育、智育，我们现在变成“两育”了，德育不要了。所谓德育，就是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政治。 第七个问题，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在阐述这一方针时，毛泽东专门讲到计划生育。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一点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它有这么多的人，六亿人口！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地生产。我看人类自己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毛泽东这个话引起全场大笑。）这个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设一个生育计划部好不好？（又是一阵大笑）或者设一个委员会吧，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组织个人民团体来提倡。因为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要拨一笔经费，要想办法，要做宣传。 他还谈到解决失业的问题，适龄儿童的入学问题，毕业学生的就业问题等。这些都需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讲到这里，毛泽东提议休息。十五分钟以后，会议继续进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