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历史不容篡改（十三）上

　　十八日，毛泽东在山东省府大礼堂，向省级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会议讲话。讲话开宗明义，专讲思想问题。 

　　他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党里头，社会上，人们的思想有一些乱，比如批评共产党的人多了，党外人士敢于讲话了，敢于讲我们党的缺点了。有人说共产党能不能领导科学？对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也发生怀疑了。有一些人讲没有优越性，合作社办得不好。有一些知识分子讲，美国比中国好，比苏联好。去年这一年，特别是下半年，人民内部闹事也发生了不少。报纸上，小品文、讽刺文章多起来了，批评缺点、冷嘲热讽多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就跟着资产阶级走，否定一切，不加分析，把情况看得比较坏。另外一些共产党员就不服气，说：“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条闹出来的”。所以，我们党里头有两种人。一种人，外面讲什么，他们也跟着讲；另一种人就想收，谁不听话的时候就想压一下子。这是现在的情况。 

　　毛泽东分析了产生这种状况的国际国内原因。他说：外国的事情对我们有影响，比如苏共二十大把斯大林批评了，后头发生波兰、匈牙利的事件，国际上有反苏反共的风潮。还有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无论是肃反、土改、合作化、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中间，都有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官僚主义的错误，也有宗派主义的错误。这些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混乱。有外国的影响，但主要还是我们国内的原因。我们现在处在这么一个时代，就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第八次代表大会作了结论的，这个结论是合乎情况的。我们过去反对蒋介石，解放战争，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改造，也是阶级斗争。这么一场大斗争到去年上半年基本上结束了，人民内部的问题就显出来了。基本的原因是这个原因。人民内部的问题多起来了，就暴露出来许多思想问题，就有一些乱了。过去是不是有思想问题呢？过去有的，实际上我们刚进城那几年更乱一些。但是，那些不同的意见，那些意见分歧，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所掩盖了。 

　　毛泽东特地对什么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作了一个解释：所谓基本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只说基本结束，不说全部结束。这一点要讲清楚，不要误会。这个尾巴要吊很长时间。特别是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我们是把它当作内部矛盾来处理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转到搞建设，率领整个社会，率领六亿人口，同自然界作斗争，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 

　　关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他说：按照八次大会所说的，基本上分了胜负的，就是资本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基本上胜利了。是不是最后胜利了呢？那还没有。最后胜利还要有一个时期，大概要三个五年计划。至于两种思想的斗争，资产阶级思想同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那就要更长一点了。我今天讲的总题目叫作思想问题，这是有理由的。尽管社会制度起了变化，但是那个思想还相当顽固地保存着。特别是在世界观这方面，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或者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论，还是辩证唯物论。这样两种思想方面的斗争，时间还要更长一些。 

　　毛泽东在分析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说，在我们这个国家，知识分子是相当值钱的，我们一天也离不开他们。所以，我们要争取他们，在世界观这个问题上，要使他们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到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取得决定性胜利。 

　　最后，谈到整风。他说：我们党现在准备整风。我们要争取知识分子，要争取党外人士，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先把自己的作风整顿一下。今年准备，明年一年，后年一年，下点毛毛雨，吹点微微风，把我们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吹掉。我们是从保护同志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达到新的团结。

　　毛泽东这次讲话中，有一个比较突出的内容，就是讲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但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在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将长期存在；意识形态领域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些意思，在二月二十七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十二日的宣传工作会议上，都没有讲到或者没有明确地指出来。这是他所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党里头，社会上，思想有一些乱”这种情况在他头脑里的反映。这个问题越来越引起他的重视，使他力图从理论上加以概括，作出新的说明。 

　　三月二十日上午，毛泽东前往南京市人民大礼堂，在江苏、安徽两省及南京军区的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讲话前，毛泽东作了认真准备，写了一个提纲，南京讲话和随后的上海讲话，都是照这个提纲讲的。 

　　毛泽东开头第一句话，就使得整个会场显得轻松、活泼，他说：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 

　　他讲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当前阶段的基本特点。他说：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变的时期，就是过去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这是我们几十年斗争的结果。拿共产党的历史来说，有三十几年；从鸦片战争反帝国主义算起，有一百多年，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就是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改变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制度，这仅仅是为建设、为发展生产、为由农业国到工业国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的提高开辟道路。所以，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我们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懂得科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个革命，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现在，似乎还有一些人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 

　　他说：有些人讲，到了社会主义，大概是要过好生活了。这就是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立好。至于用主要力量搞生产，我们才刚刚开始。没有生产就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没有好的生活。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分几步来走：大概有十几年会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要一百年，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就不能享福了。要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我们现在是白手起家，祖宗给我们的很少。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他个几十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一百五十年历史进程的一个总体描绘和宏伟构想：二十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正是由革命到建设的转变时期，今后的中心任务是搞建设；从现在到二十一世纪中叶，用一百年的时间把中国建设好。毛泽东对这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在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来，一直是很明确的，没有因思想界出现一些混乱而有什么改变。 

　　他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人民闹事如何处理。他说：对人民闹事，要采取完全新的方法。对犯了法的人，应该按照法律程序处理。其他的人，应该说服教育，不要开除。你这里开除，是以邻为壑。许多同志对于人民跟我们闹事没有精神准备。因为过去我们跟人民一道反对敌人，现在敌人不在了，看不见敌人了，就剩下我们跟人民，他有事情，不向你闹，向谁去闹呢？对于人民闹事，有主张用老办法对付的，就有几个地方叫警察抓人。我说，学生罢课叫警察抓人，这是国民党的办法。也有束手无策的，完全是没有办法。不怕帝国主义，不怕蒋介石，就是怕老百姓。过去那一套，他是好手。要讲对付人民闹事，他没有学好，这一课没有上过。要跟党内党外公开地提出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办法就出来了。 

　　关于处理敌我矛盾问题，毛泽东说：现在存在的两种观点都不妥当。一种是右的观点，认为世界上太平无事了，对于一些应该依法处理的反动分子和坏人不依法处理。这方面，现在各省都有发生，应该注意。另一种是夸大的观点，“左”的观点，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现在还有暗藏的反革命，这一点要肯定。但是过去肃反根本上是正确的，我们中国不会出匈牙利那样的事情，其中有一条原因，就是我们肃清了反革命。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加强思想教育的方针。毛泽东称这是一个战略方针。他在这里讲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主要是指对于全国六亿人口和五百万知识分子中处于不同状态的各类人如何对待的问题，并且着重讲了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 

　　他说：对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如果看不起他们，如果以为可以不要他们，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我们离不开他们。我们离开这几百万知识分子，可以说一步都不能走。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是有用之人，是我们的财产，是人民的教员。对这些人不能搞唯成分论，对他们的进步应该肯定。 

　　毛泽东讲的第四个问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他说：现在党外人士深怕我们“收”，说我们“放”的不够。我们的同志则有一点想“收”。中央的意见是应该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应该“放”，而不是“收”。他强调指出：“高压政策不能解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取高压政策。” 

　　这样做会不会“天下大乱”？会不会像匈牙利事件那样把人民政府打倒？毛泽东的回答是：不会。中国的情形跟匈牙利不同，共产党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批评不倒的。 

　　最后讲整风问题的时候提出：“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这种现象不好，应当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 

　　同日下午五时，毛泽东前往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这是毛泽东南下的最后一次讲话。内容和南京的讲话大致相同，但更为系统。 

　　讲话还是从转变时期的特点谈起。他说，在我们面前的新的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这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要团结整个社会的成员，向自然界作斗争。当然，在建设过程中还是离不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中，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还包括着阶级斗争。我们说阶级斗争基本完结，就是说还有些没有完结，特别是在思想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要延长一个相当长久的时间。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党是看到了的。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大会的决议都说到，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于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有讲清楚的必要。 

　　他回顾了全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说：在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央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作详细的说明，这是因为，这个变化还是在不久以前才成熟的。比如我在去年四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十条关系，其中有两条，一条是敌我问题，一条是是非问题。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到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到了去年下半年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才可以肯定地讲这一点。现在情况更明白了，就需要更加详细地告诉全党：不要使用老的方法来对待新的问题，要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我们今天应该公开讲这个问题，不但在内部，在党内，而且在报纸上讲清楚这个问题，作出适当的结论。 

　　上海，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谈到知识分子问题。他说：我们的任务就是争取他们，要在比如三个五年计划之内（还有十一年），使整个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跟工人、农民结合这个问题上进一步。其中大概要有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或者入了党，或者是党外积极分子。然后再进一步，争取其余的知识分子。我们要这样分步骤地改变知识界的状况，改变他们的世界观。 

　　毛泽东认为，文艺的工农兵方向问题，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还是一个问题，这是知识分子新的世界观还没有建立起来的一种表现。要向他们说明，知识分子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他们本身的性质还在变，要逐步地变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他斩钉截铁地说：文艺当然是工农兵方向，没有别的方向。那些怀疑工农兵方向的知识分子，是反映了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富裕阶层的思想。我们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团结争取过来，条件是完全充分的。但是也还需要时间，不能快，不能忙。马克思主义只能逐渐地说服人，不能强迫灌进去，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他再一次强调中央关于“放”的方针，说：不但在纯粹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让他们自由讲话。一般人民说错了话，或者闹了事，不能对他们使用专政的方法，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 

　　谈到整风的时候，他说：我们跟党外人士的关系应该比过去进一步。现在是隔着一层。党与非党，有一点界限是必要的，应该有区别，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不要有一条深沟。现在的情况就是有许多地方党内党外这个沟太深了，应该把这个沟填起来。要跟他们讲真心话，这样，他们会进步得更快些。不要讲一半，还留一半在家里讲。 

　　最后，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我们采取上面所说的这些方针，我相信，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的整个国家，一定可以繁荣发展起来，我们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有近代农业的、工业化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会要好起来，人民的政治情绪，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与人民中间的关系，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我们希望造成这样一个中国，希望把我们国家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们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按照这样的方针，我们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实现。

　　在他的讲话提纲里，最后这一段话是这样写的：“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 

　　最后这一段话，可以说是毛泽东提出“正处”思想的根本出发点，也是他南下全部讲话的点睛之笔。这里面，寄托着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现代中国的理想和希望。 

　　从三月十七日到二十日，在短短的四天旅途中，毛泽东接连做了四场报告。这一年，他六十四岁，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对新事物仍然有着过人的敏锐。 

　　从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以来，经过天津等地四次讲话，毛泽东结合党内外出现的许多新的情况，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继续探索、思考和研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补充。他一面讲，一面整理自己的思想，使之更加条理化，更加周密些，更加丰富些。 

　　他着重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特点——处在一个转变时期。由于这个大变动，引起了社会诸矛盾的变化。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还没有完全结束，阶级斗争还要长期存在，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由于社会的大变动，人民内部矛盾突出出来，多种多样的思想包括错误的思想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党应当采取什么方针，是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强调，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只能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即用说理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民主的方法。不能用老的方法对待新的问题。讲到民主，毛泽东认为，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作为上层建筑，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为提高人民生活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同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发展的，人民要接触各种思想包括错误思想，经风雨，见世面，才有抵御和鉴别错误思想的能力。因此，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央的意见是只能“放”不能“收”。党所以采取这样的方针，就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活泼的国家，欣欣向荣的国家，一个使人可亲的国家。 

　　尽管社会上暴露出不少问题，尽管思想有一些乱，毛泽东对局势的看法还是很乐观的。他认为，中国不是匈牙利，共产党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乱也乱不到哪里去。因此，他主张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 

　　在杭州，毛泽东从汇报中了解到，当前党内外总的情况是很兴奋，紧张空气有所缓和。但是，党内党外的反响仍然有一定的距离。在党外知识分子当中，有不少议论，部分知识分子还有疑惧。党内的反映更多地表现出某种担心和困惑。干部中“左”的情绪还是主要的。 

　　毛泽东一边听汇报，一边插话，对一些议论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石西民（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少数人说，共产党放长线钓大鱼，要看看市委的态度。 

　　毛泽东：要让人家批评，一点不生气，然后去分析。现在知识分子像惊弓之鸟，怕得厉害，他们要看一看，他们是一定要看的，可能看上一二十年，二十年以后也还是要看的。我们党内同志也是要看一看的。如“治病救人”一条，过去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也是不相信，经过七大到八大，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才相信。“三反”反出那么多“老虎”，后来百分之八十都降下来了，一百元以下的就不算贪污了，太多了嘛。一个人搞百把块钱，一世就完了。“五反”开始也到处是坏人，后来五类一分，打击面就小了。总之，共产党的政策要让大家来考验，领导者也要受被领导者考验。 

　　石西民：党内有一些干部说，现在搞百家争鸣不是时候。有的认为百家争鸣与千百倍地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相矛盾，重大政策的传达要求先党内后党外，一下推开感到难办。 

　　毛泽东：八大已做了结论，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时候。党与非党之间有堵墙，墙不拆，如何争取群众？什么叫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争取群众嘛。不考虑争取群众，谈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而且很深。我并不是说党与非党不要有界限，应该有条线，混起来不好，但是不应该变成鸿沟，脱离群众。党内党外一起来好，这样快，就把许多人推上政治斗争舞台，不然两三年也不得解决。现在党外传达很快，党内反而迟，报上也很少反映。回去就要批评《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 

　　石西民：有人提出报上开展百家争鸣要有五个条件：必须有领导，有选择，有准备，有说服力，有利。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 

　　毛泽东：这么多条件，叫我也难办。领导要有，搞方向就叫领导了，但不要干涉过多。有领导是肯定的，但毛病一点不出，难。有选择，也会选错的，准备它有错。有准备是对的，也不能准备得那样周到。有说服力很对，这条比较具体。有利，看怎样讲，什么叫有利？百花齐放有利，还是一家独放有利？这几个条件都很难办，但是不要教条主义。 

　　石西民：有人说电影要“力争香花，避免毒草”。有人认为这个口号不妥当。 

　　毛泽东：毒草怎么能够避免？我们是不怕毒草，而且也难得分辨香花毒草。人们不是以毒草面目出现的，谁会说自己是毒草？其实，毒草也不那么多，似毒非毒的多一些，这是中间人物占多数的缘故。对片面性问题，只能要求逐步有比较多的人使用辩证法，比较能全面一些看问题，少一些片面性，而不是立即要求党内党外人士都避免片面性。凡政策性问题，党内讲的都向他们讲，缺点也向他们讲。我们讲了自己，这样就好讲他们的缺点了。人总有懂得与不懂得的矛盾，马克思也是如此。已知与未知的矛盾，工作做好与做不好的矛盾，永远存在。我在上海是第四次讲，已经比较完整了，你们上海还提出这么多批评嘛。话也难讲啊！你们在省里，不要认为讲一下，人家就举双手。哪有这样简单！ 

　　李彬（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有的干部听了传达后说，现在事情难办了，不好好学习干不下去了。 

　　毛泽东：不能靠历史吃饭，不能靠威势吃饭。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理不足，不能服人，势力大也不能解决问题。以力只能服敌。敌人是不和你讲理的，你跟他讲理他不听，他只讲力。对人民只有说理，只要没理，不管势力多大，资格多老，也输了。因此给我们一个任务，要研究，要学习，要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靠道理，靠学问，别的都不靠。这一点要进行广泛的教育，干部靠资格、靠势力是很危险的。 

　　李彬：现在民主党派在学校中发展成员很积极。机关中有的党外副厅长想参加共产党，民主党派拉得紧，自己不愿参加，叫老婆参加应付应付。 

　　毛泽东：知识分子应吸收一批进党内来训练。争取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入党，已加入民主党派的也可以跨党。只有民主党派的主要骨干应劝他不进党。知识分子入党条件不能太高。现在指定谭震林、陆定一、安子文三人负责，最近开一个会，总结一下知识分子入党的经验，定出发展要求。这里有个政策问题。如不争取一批人入党，将来无人去做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对我们党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工作的总方针不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争取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开放的政策，而组织上是关门的，这不行，不协调。当然，也要稳步地吸收他们参加。 

　　李彬：高等学校里传达了主席报告以后，有的党外教授反映，想向院里党员领导干部提一下意见，好改变一下过去有些距离的情况。 

　　毛泽东：要改善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与知识分子不能共事，这是什么作风？不与知识分子接近是宗派主义的作风。主要原因不是他们，是我们，是第一书记。第一书记不仅要抓思想，而且要看各种文章，要看哲学、历史、经济、文学、逻辑、艺术方面的文章，自己这方面的知识要逐步增长起来，兴趣要养成。（有人插话：工作太忙。）忙，就应该把其他事情让旁人多搞一些，多抽出些时间抓思想工作，思想工作是灵魂嘛，这就抓起纲领来了。 

　　刘子见（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扬州地委政法部长说，不久以前泰兴有人闹事，捕了六个人，开始准备分别判处半年到两年徒刑，现在看判得不当。 

　　毛泽东：我的讲话有这么大的影响！你讲的这个材料很好，看来还是要讲一讲。一听到闹事，就想到敌人，就实行专政。阶级斗争搞惯了，将对付反革命的办法用到闹事的人民身上。过去在革命的时候，我们和人民一起，向封建势力要民主。现在我们胜利了，自己掌握政权，很容易强调专政，忽略民主的一面。 

　　刘子见：有些人听了人民内部有矛盾以后大吃一惊。 

　　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是讲过了吗？为什么要大吃一惊呢？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不是有矛盾吗？ 

　　刘子见：总的看来，目前干部中“左”的情绪是主要的。 

　　毛泽东：“左”的倾向是历史上留下来的影响。因为过去几十年来都是搞阶级斗争嘛。 

　　刘子见：民主党派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很满意，认为这样加重了自己的责任。只是觉得共产党对他们提意见少，成了单方面的监督了。 

　　毛泽东：对民主党派要讲真话，对民主人士要更积极一点。要说的就说，有缺点就向他们提出来。这样比若即若离好。当民主人士也有一大苦楚，不是愿意当的。要看到的看不到，要听到的听不到，共产党的底摸不到，又是有职无权。所以我说党与非党要有一条线，不要有一条沟，要打通它。六亿人口同舟共济嘛。开会让他们一起来听，他们就放心了，更加靠拢了。见了面也可以讲一点党内的缺点。打破党内宗派主义的状态，克服不学习的现象，克服不虚心的现象，我看很有必要。 

　　刘子见：在学习主席讲话中，有人反映，八大决议指出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社会制度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现在又讲人民内部的矛盾，对这几种矛盾的关系，不知怎样才是完整的认识？ 

　　毛泽东：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有的同志说，所谓落后的生产力是与外国比较的，是与将来比较的。为什么要与外国比呢？与外国比有什么意义呢？有矛盾，是指生产力本身由落后到先进。生产力怎能与外国比呢？我们的生产力与苏联、美国比是落后。比中国，怎么能说是落后呢？比蒋介石，比一九五0年，不是先进了吗？有些同志说这是与将来比的，将来有一万万吨钢。那是将来的事情嘛。如老柯（指柯庆施。——引者注）十几岁的时候衣服很小，现在穿就发生问题了，在当时穿起来是合身的。所以不能这样比。这样比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这个错误如何纠正，请大家想办法。 

　　刘子见：主席说的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这如何解释？ 

　　毛泽东：这个问题我说过，但还没有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