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历史不容篡改（十四）

第二节  会前的协商

十一月二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苏联党政主要负责人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等，到机场迎接。

初冬的莫斯科，已是寒气逼人。事前，毛泽东得知苏联方面准备搞大规模欢迎仪式，二百万人上街欢迎。毛泽东谢绝了，他向苏方表示：能省的节目最好都省去，最多只能让三百人欢迎我，再加上仪仗队。苏联方面尊重毛泽东的意愿，迎接的礼遇规格很高，但仪式很简朴。

毛泽东在机场发表简短讲话，对苏联的盛情邀请表示感谢。他说：“四十年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列宁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创始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四十年的建设过程中，苏联异常迅速地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许多方面都站在世界各国的最前列，为追求进步和幸福的人民树立了卓越的榜样。苏联发射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人类进一步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从此开始了。”又说：“以伟大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保证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是一切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的人民的忠实朋友。”

作为共产主义运动中地位和影响仅次于苏共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刚刚踏上苏联的土地，就旗帜鲜明地肯定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肯定“以苏联为首”的提法，这无疑是对苏联共产党以有力的支持。

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十一月三日晚，同赫鲁晓夫等举行会谈，就即将召开的各国兄弟党会议交换意见。

会谈一开始就谈会议文件问题。

赫鲁晓夫说：尤金已经把你们的意见转告给苏共中央，我们正在根据你们提的意见修改原来的草案。我们同意你们提出的意见，比如说，不要提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名字，把文件搞短一些等。赫鲁晓夫还说，各国共产党都同意在会议上通过这样一个文件，而且哥穆尔卡已表示同意在文件上签字。

毛泽东听了赫鲁晓夫这些话，对会议文件问题，没有再提两种方案的事。他说：现在的稿子可以压缩一半。从内容上来说，原来文件中百分之九十或更多一些，我们都同意。他建议，由中国代表团的一些同志和苏联同志一起研究修改这个宣言，并指定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参加。他还建议推迟会议召开的时间，使宣言的修改时间更加充裕。赫鲁晓夫表示同意。

会谈中，赫鲁晓夫再次提出要办一个指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刊物，还提到要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毛泽东表示，不赞成办一个刊物，也不赞成在近期内成立组织。他说：“这样的刊物用处不大，而且也不容易办好，评论其他国家的情况很难，评价也不容易恰当，过去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原则上不反对成立组织。我们又考虑，暂时不搞组织，可以使一些国家安心一些。我不是指帝国主义国家，而是指亚非国家。”他建议，用定期召开会议的方式交换意见，由苏共作会议召集人。

当时，苏联同波兰的关系比较紧张，赫鲁晓夫希望由毛泽东出面同他们谈谈。意大利、法国、英国共产党领导人也都提出想见见毛泽东。毛泽东欣然同意。

十一月五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拜谒了坐落在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和斯大林墓。六日，出席纪念俄国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午，赫鲁晓夫作长篇报告，下午毛泽东第一个讲话。

这是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在这个庄重的国际讲坛上，毛泽东热烈地赞扬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高度评价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他说：“苏联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从来就是十月革命所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革命有自己民族的特点，估计到这些特点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论在革命事业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都充分地利用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丰富经验。”

在如何对待苏联经验的问题上，毛泽东作了全面分析。他说：“事情很明显，在十月革命以后，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忽视或者不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析地、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经验，那末，他就不能通晓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问题。那末，他就会或者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或者陷入修正主义的错误。我们需要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而在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务。”把反对修正主义作为侧重点，这同《再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毛泽东讲话最后落到团结问题上：“在我们胜利前进的时候，我们时刻也不能忘记，继续努力，保护和增强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保护和增强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

毛泽东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不断报以长时间的掌声。

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的杨尚昆，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一幕动人的情景：“今天主席出现在纪念会上，大受欢迎。主席一出场，全体即起立致敬。下午大会时，主席第一个讲话，全场起立。讲话中不断的鼓掌，讲完了全场又起立，为纪念会致最高敬意的表现。其余各兄弟党代表讲话，都是鼓掌没有起立。”

纪念大会的成功举行，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从这一天起，直到二十日，毛泽东为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成功，为了达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团结，频繁地会见一些重要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同他们交换意见，做一些说服工作。

谈话首先从波兰党开始。当时，波兰局势已趋于稳定，但波苏关系还比较紧张。由于受苏联长期干涉波兰内部事务的影响，波兰统一工人党对召开这次会议从一开始就不大赞成，对宣言内容有些不同意见，对在宣言上签字有过一些迟疑。同时，也不愿意再用“以苏联为首”的提法。

波兰党对中国共产党一直抱着尊重、友好的态度。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中，中国共产党阻止了苏共对波兰党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而中国共产党长期走独立自主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又赢得了包括波兰党在内的东欧各国兄弟党的敬佩。

十一月六日中午，毛泽东利用纪念大会休息的半个小时，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开始第一次会谈，当晚继续进行。双方交换了对宣言草案的意见，主要涉及国际形势、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相互关系等问题。

关于国际形势，哥穆尔卡认为宣言草案的一些措词，可能会刺激美国等西方大国，使国际形势更加尖锐化。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方面互相都怕，但总的来说，他们怕我们怕得多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些时候美国占上风，有时又是势均力敌，现在是我们占上风，是东风压倒西风。

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相互关系问题，在这方面波兰党吃过苏共的苦头。他们担心通过这次会议和共同宣言，会使共产国际或情报局复活。毛泽东力图打消他们的顾虑，说明：“这次共同宣言实际就是我们的纲领，它不涉及具体事，提的都是原则问题，并不管波兰和中国具体怎么做法。这次开会实质上就是成立一个新的国际，但是没有机构，由各党的领导人参加，一切事情都需要经过大家同意，不能强迫接受，每国的党也并不是其支部。”

这次会谈，很友好，很坦率，讨论问题是认真的、严肃的，气氛又是和谐的、轻松的，体现了党与党之间的平等关系。

随后，毛泽东接连同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领导人谈话，而且都不止一次。这三个党都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中影响较大的工人阶级政党。它们所处的地位，和社会主义国家中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有很大不同。这时，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在美国的大力扶持下，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战后恢复期，进入平稳发展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斗争策略和斗争方式，就成为这次莫斯科会议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毛泽东同西欧几个国家共产党领导人会谈的重要内容。毛泽东还想通过这些接触，更多地了解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互相交换对国际形势的看法。

十一月七日，毛泽东同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举行第一次会谈。

按照苏共起草会议宣言时的设想，是要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意两国的共产党共同在宣言上签字。会谈中，陶里亚蒂提出，这样会造成一个印象，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只有这两个国家的党。他表示不愿在宣言上签字，但是可以单独发表声明，对宣言表示原则上赞同。

毛泽东本来就不赞成资本主义国家的党，不论两个党还是三个党，在宣言上签字。十一月三日同赫鲁晓夫会谈时，他就提过：“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可否在文件的适当地方或者在末尾提这么一段话：文件中的各点，对十二个执政党(不包括南斯拉夫)来说，是必须执行的，它们对文件负有责任。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来讲，所提到的事情只作为建议提出，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很复杂。这样提一句，会使这些国家的党能机动一些，更多地让它们自己去考虑自己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陶里亚蒂和毛泽东的意见不谋而合。

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是毛泽东和陶里亚蒂会谈的主要内容。毛泽东说：“关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进行革命的问题，原来的文件比较强调和平过渡。我们和苏联交换了意见，最好两个可能性并提：一个是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一个是用战争的方法。”“我很关心这个问题。一年以来，我们没有表示态度，因为没有机会与苏共中央交换意见。”

毛泽东认为，在革命道路问题上，是否坚持俄国十月革命的普遍原则，是否坚持和平过渡与革命战争两种可能性，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同社会民主党的根本区别。他说：“和平过渡包括激烈的阶级斗争。或许到一定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下，可以通过群众斗争逼得资产阶级无法使用暴力。但是，我们不大相信。现在的资产阶级都是武装起来的。还是两个并提：我们要和平，被迫的时候也要使用暴力。关于后者谈上几句，不会解除我们武装，我们就有两只手。要用战争的一只手，是从防御出发的。”陶里亚蒂表示基本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与和平过渡问题同时提出来的，还有对国际形势的基本估计问题，即整个形势究竟对社会主义阵营还是对帝国主义阵营更有利。毛泽东再次强调他对国际形势作出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判断。他说：“现在的形势正处在转折点。社会主义力量走在前面了，资本主义力量后退了。这包括亚非国家反对殖民主义的因素，也包括法、意、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人民与政府、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的因素，还包括资本主义世界不一致的因素，这些因素是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他说：“我从一九四六年就注意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力量与资本主义力量是彼此都怕，我怕你，你怕我，问题是谁怕谁多一点。我觉得是资本主义怕社会主义多一点。”

陶里亚蒂赞同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正处在转折点的判断。但又认为，不能低估帝国主义国家克服自己一部分失败的努力。

毛泽东和陶里亚蒂虽然没有在全部问题上达成一致，但在主要问题上得到了共识。

十一月八日，毛泽东和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举行会谈。谈的主要问题，跟同陶里亚蒂谈的差不多。会谈进行得很顺利，双方在主要问题上达成一致。毛泽东最后说： “我们的心是一致的，我们和苏联、你们的心是一致的，现在和意大利也一致了。”

十一月八日和九日，毛泽东同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总书记高兰两次会谈。毛泽东详细阐述了国际形势转折点问题，和平过渡问题。当时毛泽东正在考虑十五年后中国在钢产量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超过英国的问题，他非常仔细地向对方了解英国的经济情况。他说：“苏联在十五年后，将会在总产量方面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方面超过美国。中国在十五年后将超过英国。我们今年的钢产量是五百二十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一千二百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二千到二千五百万吨，第四个五年计划之后，也就是十五年之后，将是四千到四千五百万吨。”他问波立特：“英国现在的钢产量是二千万吨。你们看，十五年后能增加到多少?顶多三千五百万吨吧!”高兰回答说：“十五年后，顶多增加到三千万吨。”这样，毛泽东对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觉得有把握了。

宣言的起草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原先苏共提出的那个草案，中国代表团不很满意，到莫斯科以后，在毛泽东主持下，用了三天时间(三日至五日)，重新起草了一个。

从六日开始，中苏双方就宣言交换意见，最后基本上采用了中方的草案。十日，双方达成对全部草案的共同意见，作为苏中两党共同提出的草案，于十一日印发各代表团征求意见。十三日，中国代表团研究各党的意见，着重研究了波兰方面提出的意见。然后，中方会同苏方讨论修改后的稿子。关于这天讨论文件的情况，杨尚昆日记有一段记述：“五时，小平、伯达、乔木、我去苏共中央大楼会商，苏方出席的以苏斯洛夫为首，其余人员与十日会议相同。大家态度都很认真，每页每页地讨论。到九时左右，主席来电话，要我与伯达回去。”“与主席谈话后，再返会场，开到十时，因有些问题需与主席商量，我方提出休会一小时，经苏方同意后，我们大家返回。”“十一时再到会场，开到十二时半才散。”“回来后向主席汇报。”这时，离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开幕只有十多个小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