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工人阶级的成长与抗争简史

韩国工人阶级的成长与抗争简史

　　在亚洲，韩国劳工运动之在八十年代兴起并为全世界所瞩目，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事件。到今天，韩国工人阶级仍然是最具战斗性的工人阶级，尽管在这样一个反动、倒退和混乱的年代里不可避免地带上诸多缺点，但依然昭示着被压迫者改造社会的希望。 

　　1997年1月，300万工人为反对有利于雇主解雇工人的新劳动法发动了长达三周的总罢工，迫使政府修改新法。罢工既代表蓝领工人也代表了很多白领工人的利益，获得了公众的广泛支持，显示出韩国劳工很高的组织化程度和斗争水平：争取的是长期的工作稳定，超越企业层面，由经济进入了政治，直接介入法律和制度问题，斗争的对象是国家而不是单个资本家。它“让人们想起了19世纪欧洲工人阶级的形象，具有反叛、不妥协、充满激情的阶级意识”（Walden Bello and Stephenie Rosenfeld, 1990:23） 

　　本文主要依据韩国学者具海根《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1)一书，并结合其他资料，叙述韩国工人阶级直到近期的成长史、斗争史，希望能为左翼运动提供某些借鉴，并有助于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现在和将来的社会斗争。 

       从日据时代到1961年：韩国劳工运动的第一、第二时期 

　　日据时代（1910－1945）晚期，因战争需要，对采矿、化工、铁路建筑和水电厂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和迅速的工业化。当时，工人斗争是独立运动的一部分，同共产主义运动有密切关系。但随之而来的大力镇压迫使劳工运动转入地下。 

　　1945年8月，朝鲜光复。有着强大的组织与领导的劳工运动浮出水面，三个月内，在韩国劳动组合全国评议会（全评）之下形成强大的左翼工会，接管了很多日本工厂。劳动冲突迅速增加，不时与警察和美国占领军发生对抗。 

　　1946年3月，右翼集团在美国支持下建立大韩劳总，联合警察与美国军事政府破坏“全评”。1947年1月铁路大罢工期间，数百名共产主义劳工领袖被杀死或处决，数千人被监禁。3月，美国军事政府宣布韩国共产党为非法，从而结束了劳工运动的第一个时期。 

　　1960年，李承晚的腐败政权因学生起义而垮台，代之以软弱、同样腐败而短命的张勉“民主”政府。期间，劳工活动和工会运动有所复苏，发动了街头示威。工人建立起315个新工会，并取得15－50%的工资增长。左翼白领工人工会，尤其是教职员工联盟开始复兴。 

　　1961年6月朴正熙的军事政变给第二时期的劳工运动划上一个句号：解散旧的韩国劳总，建立新的几乎有名无实的韩国劳总；逮捕劳工活跃分子；禁止罢工；修改劳动法，限制劳工的法律权利，使工会发展组织和集体行动难以进行，同时扩大国家干预劳动关系的范围；阻止有组织的劳工与政治团体建立联系，等等。 

　　踏着被打折的工人运动的脊骨，朴正熙开始了他以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为特点的快速工业化，伴随着韩国农民向城市迁移和大规模无产阶级化的进程。城市工人的人数从1960年的130万增加到1966年的210万，到1970年增至340万。 

朴正熙时代的经济发展战略 

　　落后而腐败的旧统治阶级无力甚至不愿推进大规模工业化，是二战之后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特征。在韩国，这种落后性极大地激化了社会矛盾。张勉政府后期甚至无法控制社会局势，导致军队介入，以保证社会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国家力量被强化，担负起这个任务。 

　　1960年代的重点放在轻型制造业。政府采取 “发展型国家”策略：国家掌控总体经济规划，并扶植财阀（家族拥有的大企业集团）。政府发展国营企业来控制主要产业，同时对配合国家计划的私人企业，给予投资国家重点项目的许可证，发放低利率贷款以协助其扩大规模。韩国工业出口额从1963年的8700万美元跃至1970年的8.35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10%，制造业部门年增长率达19%。 

　　1960年代末，严重的收支平衡问题以及很多外国投资公司的失败，导致了第一次重大危机。裁员、欠薪及关厂使劳动纠纷变得频繁。朴正熙政府采取了压制性的劳工政策，于1969年颁布一项特别法，禁止外资公司工人罢工，同时限制其他经济部门的劳动纠纷。 

　　危机增强了反政府的力量，朴正熙在1971年大选中险些败北。1971年尼克松访华，接着从韩国撤军（朴正熙一再强调必须借美国之力抗衡共产主义），面对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挑战，朴正熙于1971年12月宣布实行紧急状态，颁布“国家安保特别措施法”，停止了宪法规定的集体讨价还价和集体行动的权利。1972年10月，“维新”宪法封闭了所有政治空间，赋予朴正熙不受约束的行政权力的终身总统地位，确立了官僚独裁体制。 

　　为了淡化公众的不满，朴正熙极力以经济成绩购买政治合法性。为发展军事防御能力，同时也由于轻工产品出口市场受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制约并丧失了比较优势，朴正熙转而发展重化工业。通过新的产业升级计划，政府把巨额政策性补助贷款投入六个战略性行业：钢铁、电子、石油化工、造船、机械、有色金属。整个1970年代，韩国经济年增长率达7.8%，制造部门年增长率为14.8%，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71年的289美元提高到1980年的1592美元。其间，越战和国际经济的某些特别因素相当有利：国外金融机构的大量贷款；韩国公司从繁荣的中东得到庞大的建设项目；参与越战带来的巨大利润；服役士兵汇回的大量；美国给予韩国商人很多有利可图的合同，和向美国市场出口的优惠待遇。 

　　但是，强行推动重化工业发展也导致了大量的重复投资、设备过剩、非生产性投机盛行和沉重的债务负担，并使原已畸形的经济更加扭曲和失衡。盲目刺激经济和赤字财政政策使韩国患上了“通货膨胀中毒症”，1970－1980年年均通货膨胀率高达29.1%。 

　　财阀们积极参与重化工业，拥有进出口垄断权，从事土地投机和其他商业投资，积累起庞大的资本。由于大量从事土地投机和私人借贷，大多数企业的财务结构非常糟，负债比例太高。银行信贷失控导致大量的呆账。投资者热衷于发现新的细分市场，对发展公司福利、培养工人技能和生产力没有兴趣。劳工培训通过国家管理的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来承担。 

　　1980年代末，朴正熙几乎实现了自己关于经济发展的许诺，但是，韩国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恰恰在这段经济腾飞的过程中累积起来，并达到剧烈的爆发。 

新一代工人阶级的成长史 

　　大规模的、快速的工业化必须伴以相应大规模的、快速的无产阶级化，也就是说，必须大量地吸收、榨取工人的劳动。劳动力来源主要是农村。在韩国，这个过程是通过政策造就农村的不断贫困化来完成的：整个1960－1970年代，农民被迫按大约为市场价格85%的低价出售粮食，而购买农药、机械的成本则不断提高，消费品和子女的教育费用不断增加，大多数农民入不敷出，从1970年代中期起越来越深陷于债务之中。 

　　韩国工人的教育水平按国际标准来说比较高。他们不像早期的欧洲无产阶级那样难于适应工厂纪律。朝鲜战争加剧了人口流动，接触城市生活和“工资性就业”的机会增多。兵役制则培养了韩国男子服从权威、命令、纪律，对个人自由的严格限制。而对“军事化”组织的借鉴和引入是韩国工厂管理方式的重大特征。总的来说，这一代韩国工人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对劳动法没什么了解，多多少少把工作的艰辛视为正常。 

　　一如在当代中国，长工时、恶劣的生产环境、危险的工作条件、高度的权威和等级制，这些，都是韩国工人每天所面对和承受的。按照很可能已经低估的数字，1980年，韩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工作周达到53.1小时，并随着经济的发展稳步加长到1986年的54.5小时，只是在1987年工人大斗争之后才开始缩短。 

　　加班是强迫性的，低工资则迫使许多工人“自愿”加班，甚至竞相领取加班任务，或希望进入有更多加班机会的工厂。但是，很多加班时间并未给予相应的报酬。这是当时劳工抗议的主要内容之一。 

　　由于劳动力尤其是半熟练工人供应的充足、工人的顺从，经理和管理人对工人的权益和状况都极度漠视，常常在滞销时随意裁员，订单多时就不顾工人身体承受力，逼迫工人赶工，甚至达到三四个通宵。当时的工人经常服用一种叫“定时”的防瞌睡药片。不仅闲暇时间被剥夺，连休息和恢复体力的时间都不够。工人的身体迅速耗竭和毁坏。即便如此，工资常常还是不够维生。据韩国劳总计算，1970－1980年代中期，制造业的平均工资只能满足维持生存所需要的50－60%。 

　　工业事故的高发率也是臭名昭著的。1978－1980年，每年发生12625起工伤事故，涉及127641名工人，每年有1402人死亡。劳动保护措施的缺乏，营养和休息不足，使各种恼人的职业病往往在几年之内就摧垮了工人的身体。韩国制造商在工厂安全措施方面的投资少得不能再少了，因为他们不须承担责任，还因为，资本对劳动的原则就是：用完即弃。 

　　最后，在家长制专制权威盛行的工作场所中，工人们必须遭受极大的屈辱，并累积起巨大的愤恨。这种家长制，因韩国企业往往由单个家族拥有和控制而更为强化。除了国家封赐的“产业战士”的廉价勋章和“你们年轻的时候越努力工作，年龄大一点的时候就会生活得越好”的欺骗之外，剩下的甚至不是老板们“一文不值的微笑”，而是森严的等级，上司的大声呵斥、点名、咒骂、粗言秽语，是无条件服从和经常性的言语和身体暴力，是对工人的工作、工作时间乃至个人空间和身体的严格控制，包括穿着、发型、人际关系以至上厕所的时间和权利，都受到工头和监管人员的苛刻管制。大型集团企业甚至更严厉。雇主最喜欢以开除来威胁工人，尤其是参与劳工组织活动的工人。 

　　社会对工人，尤其是体力劳动者，冠以羞辱性的称呼：臭工人。男工被称为“孔顺尼”，女工被称为“孔多里”（类似于中国的“打工仔”和“打工妹”，且鄙视程度更重），其含义近于卑贱的仆人。这使得工人们不是倾向于“表达”（积极的阶级认同和自豪感），而是“脱离”：离开工厂的悲惨世界，摆脱工人地位。他们缺乏自信，认为自己处于被虐待的非人状况是因为受的教育不够。绝大部分工人都曾在筋疲力尽的工作之余参加过夜校学习，当然，这并没有改善他们的普遍境遇。 

　　低工资、害怕失业，使得单个工人对资本家的欺凌无能为力。当经济发展创造出新的工作职位，他们就设法更换工作。这表明了韩国工人对公司与工作的态度。跟年功序列工资制及终身雇佣制下的日本工人不同，他们没有产生对公司和工作的虚幻的“归属感”，更没有身为工人的自豪。他们刻苦地投入工作，忍受压迫欺凌，不是因为儒家伦理，而是为了他们那贫困的家庭。 

1970－1980年代：韩国工人的斗争史 

　　新一代韩国工人的斗争，是悲壮的。1970年11月13日汉城西南部服装工业区发生的小规模抗议中自焚的，22岁的裁缝全泰壹，在工人心中播下了抵抗的种子，成为阶级意识觉醒的强大象征，并极大地冲击了知识界，使他们把政治斗争范围扩展到劳工问题、经济平等问题。全泰壹一直极为关注该加工区两万多工人的工作条件：低矮的房间，没有阳光也无通风设备，每天工作14小时，劳动队伍90%为妇女，三分一为平均年龄15岁的、工资甚至不够养活自己的徒工。他痛惜这些工厂女童“成为肮脏贪婪的富人的肥料”。他勤奋地研究劳动法，给劳动局、报纸甚至总统写过请愿书。在小劳工团体“三栋会”会员的帮助下他进行过相关调查，将证据提供给当局。但一切努力都是白费，主流社会根本听不到工人的呻吟，国家领导人为出口行业的繁荣、国民生产总值和生活水准的提高洋洋自得，认为国家经济的馅饼做大之后，工人们现在“暂时”的投诉抗议自然就会消失。于是全泰壹选择了这条极端的道路。 

　　在自焚的火焰中，全泰壹手拿《劳动标准法》的小册子高喊：“我们不是机器！”“让我们在星期天休息！”“遵守‘劳动标准法’！”“不许剥削工人！”很多学生参加了葬礼，发起示威，并成立“人权保护大学生联盟”。劳资纠纷从1970年的165起激增至1971年的1656起。不过，1970年代上半期的工人斗争没能促成产业关系的变化，工会意识开始进入了工人先驱者脑中。 

　　工会化斗争包括创建新的独立工会，夺取黄色工会的控制权并将之改造为民主工会（比如1972年两大纺织公司元丰和东一公司的女工斗争）。当然，工人得饱受来自沆瀣一气的老板与政府的侮辱、欺骗、诽谤、阻挠以至防暴警察的无情镇压。工人的工会经常受监视，领袖不断被骚扰、殴打和监禁。公司极力对工会活动分子和普通工人进行隔离和分裂，胁迫工人退出工会，组织黄色工会并挑动暴力对抗，利用性别歧视意识，动员男工破坏女工所领导的独立工会，等等。像清溪被服劳组在1980年甚至被迫关闭。但是会员们从未屈服于压力和威胁利诱，而是继续发起和展开斗争。 

　　工人需要自我组织，但他们还太弱小，缺乏经验和知识，他们必须广泛宣传他们的斗争和遭遇，获取社会的声援，从而给管理方施加压力，或者迫使政府释放被捕的工会领袖。由于“维新”体制下官方工会组织同政府的合谋，工人们还需要外部的帮助，包括教育，需要提供给他们聚会的社会空间，有时还需要避难所。而在1970年代，知识分子的组织过于薄弱，这个角色主要就由人道主义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免遭“共产主义”标签审判的进步教会组织来扮演。其中最重要的是“天主教劳动青年会”和新教组织“都市产业宣教会”。他们从1960年代就开始了面向劳工的布道，发展“工厂牧师”，在工业城镇设立宣教场所。在工厂的体验使得教士们自己受到教育，发生了转变，从空洞的精神修炼转向帮助工人组织工会，进行集体斗争，为此开办了有关劳动法和工会组织的课程，赞助种种文化和社会活动，提高产业工人的社会意识，以小组活动的形式培养工人的团结精神，并且最终造就一批将要领导基层独立工会运动的劳工活动分子。 

　　1970年代的工人斗争主要集中于汉城—仁川地区，工厂区的集中为工人的联合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女工的领导作用至为突出，这是轻型制造业加劳动密集型的工业模式造成的，在纺织、服装、电子等行业中，女工占多数。1970年代为工会化而发生的劳动纠纷绝大多数就发生在这些行业中。她们深受资本主义制度和家长制传统文化的双重迫害，但这些女工表现出远胜于男工的决心、团结和反抗精神，完全打破了亚洲工厂女工的顺从、被动和不关心工会活动的形象，让人惊异和钦佩。女工会活动家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参加了教会领袖组织的小组活动和工人夜校，学习组织和管理工会。不过，性别歧视虽然是她们的日常体验，但在当时的工人运动中妇女权益问题尚未提上日程。 

　　朴正熙时代被称为“资本家的天堂”，工商业主被抬举为“民族英雄”。政府、全国性工会和老板的三位一体，促使工人在不断强化的斗争中日益政治化。国家频繁地动用暴力，将劳工活跃分子列入“禁止雇佣”的黑名单并赶出产业领域的做法，造就了一批铁了心的工运分子和民主工运的地下网络，加强了工人同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团体以及民主运动的联系。最典型的例子是东一公司女工争取复职的延续数年的斗争。她们在1978年领导的跨企业的工人团结斗争，标志着劳工运动新模式的出现，并成为1980年代的主要趋势。 

　　1979年的Y.H.商事公司女工在新民党总部举行的抗议活动也具有重大意义。虽然抗议被警察镇压下去，但引发了釜山区大规模示威，并蔓延到邻近的工业城市马山。参加者包括了学生、工人、失业者和普通市民。当政治抗议力量增强并扩大到全国，经济衰退加剧了政治骚乱，促成统治者内部分化，最终导致朴正熙于1979年10月26日被他的情报部首脑暗杀。 

　　朴正熙死后，在被称为“汉城之春”的几个月的政治自由时期，新一轮工潮开启了。劳动纠纷的数量从1979年的105起增至1980年的407起。除了针对欠薪、要求加薪、工厂关门或裁员等经济问题，工人的目标还包括解散御用工会和组织独立工会。5月17日军官接管政权，在残酷镇压了光州市民起义之后，全斗焕再次恢复对市民和劳工的控制，废除工会。雇主们借机开除工会积极分子。进攻持续到1983年。 

　　尽管被迫陷入沉默，工人阶级却变得更加强大和成熟了。劳工活动家们开始思考韩国社会形态、民众运动的历史使命和美国卷入韩国的问题，很多学生、知识分子受到了马克思主义、依附论（不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所处的依附地位）或人民解放神学的强烈影响，接受了以集体行动实行激进社会改造的思想。在这个群体思想迅速提升的时期，教会温和的人道主义方针已经不能满足工人斗争的需要，影响开始减弱。职业劳工活动家组织大规模示威，要求修改劳动法，废除黑名单。基层工会活动分子日益增多，已经不必依赖外部组织。他们不断加强的外部联系不再是因为自身的弱小，而是因为意识到自身力量，并且作为自觉战略的结果。这一时期，学生活动家起到了重大作用。在全斗焕统治的头几年，所有的反对派都被封杀，学生们发展起“劳动现场论”，从1970年代的人道主义关注进步到1980年代的视劳工为最重要的政治同盟，认识到“劳工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到1980年代中期，约有3000名以上——其中一半为女性——学生离开学校，隐瞒学历进入工厂工作。大部分学生在经过一段艰苦的适应过程后，得到工人的信赖，开始吸收工人组成小组。小组由7~12名工人组成，定期聚会，讨论劳动管理问题，研究劳工史、劳动法和组织工会的基本原理，通过学习、讨论和娱乐活动培养工人的阶级意识。学生出身的工人和那些被解雇的在野劳工活动家，在不同企业的小组间形成密切的社会网络。 

　　1984年春，政治压制有所松动，原因大致包括：全斗焕试图扩大支持其政权的社会基础；为1985年的大选和即将来临的亚运会、奥亚运会做准备；经济自由化和福利社会的目标要求更自由的政治手段；经济的强劲增长使全斗焕对公众的支持有了自信。 

　　总之，有着更强大组织力量和高度政治觉悟的劳工运动开始爆发，迅速组成许多独立工会，奠定了以工人与学生联盟为基础的新的斗争模式。1985年4月大宇汽车公司工人的组织良好的罢工，标志着斗争扩展到重工业部门，男工开始成为工运的主导力量。政府选择暑期（6月份，学生开始放假）发动进攻，引发了九老地区民主工会的团结罢工，斗争直指压迫性政权：“释放我们的工会官员！”“保证劳动三权的实施！”“停止镇压民主工会！”“防暴警察滚开！”“大宇，战斗！”。总共有8家企业2500名工人参加了长达6天的斗争。公司通过恶毒地欺骗和利用工人的父母来瓦解罢工。最后是数百名暴徒的进攻：用木棒和铁管残酷地殴打罢工者，几乎把学生们打死。尽管斗争失败了，但“九老团结斗争是极其有意义的斗争，它通过既打破过去消极被动的倾向、经济主义和仅仅是做准备性工作的方针，又打破工会主义的局限，从而成为韩国劳工运动的一个关键历史短时段”（Kim Moon-soo 1986，154）。劳工活动家致力于合并工会，组建了汉城劳工运动联合会（首劳连）和仁川劳工运动协议会（仁劳连），克服企业层面上的经济工会主义，将劳工抗议转化为更广泛的政治目标。这两个激进组织，都把自己定位为工人反对“法西斯主义国家”的革命斗争中的先锋政治组织。 

　　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韩国知识分子发起了“民众”文化运动，颂扬团体合作精神，民主参与，对社会不公正的批判意识，为了变革而集体战斗的激情。工人阶级的文化也不断成熟，范围扩大到诗歌、戏剧和小说，出现了优秀的职业工人作家，并且刺激知识分子批评和反省含糊的“民众”文学中的小资产阶级倾向。“面向民众的文学”向着“民众领导的文学”转变。到1980年代中期，每个劳工工会都建立了农乐乐队、农乐舞小组和面具舞小组。这些文化活动增强了工人的团结和阶级意识，激化了他们对资方和政府的态度，效果胜过演说家的雄辩。直到今天，精彩的民众文化仍是韩国社会运动极具特色的一部分。 

　　由工会和面向工人的教会组织定期出版的工人报纸也出现了。此外还有简报和小册子。这些报刊内容丰富，具有激进的、明显的政治取向，报导工人抗议的新闻，反击官方对现实的说法，登载有关劳动法和工人权利、对政府经济政策进行批判性分析的文章，以及大量的读者来信、短文和诗歌。 

1987年韩国的劳动冲突大爆发 

　　1987年6月初，全斗焕企图把权力转移给执政的民主正义党主席卢泰愚，并取消了与反对党就修宪问题的谈判。当一名示威学生被警察拷打致死、审讯警官对女学生劳工活动家施暴的消息被揭露出来，公众的愤怒被点燃了。越来越多的店员、白领工人和其他工人加入了学生组织的街头抗议。革命的幽灵迫使全斗焕军事独裁政权做出让步以避免危机。这期间，产业工人尚未被组织起来，而仅仅作为个人参加到街头抗议中。 

　　但是当全斗焕宣布了政治自由化计划后，产业工人马上大规模地动员起来，从制造业蔓延到采矿、运输、码头和一些服务部门。7－9月间，发生了多达3311起劳动冲突，包括停工、自发罢工和示威，数量超过1960年以来劳动纠纷数量的总和，约有120万工人卷入。斗争席卷了几乎所有地区和产业部门，大型行业的工业生产基本上陷于瘫痪。不过，这次斗争的中心是从重化工业中的大企业发端，从现代集团各公司中心所在的南部工业城市蔚山开始的。斗争来得如此突然，而且完全自发，无计划，无组织，令知识界劳工活动家茫然失措。但是工人斗争本身迅速催生出大量工会组织和自己的领导人，一年内组建了4000个工会，共70万工人加入。大多数黄色工会被民主工会取代。在很多企业，工人争得了20%以上的加薪。全斗焕被迫举行第一次全民直选总统，并放松政治管制。 

　　这场劳工大攻势具有非常激进的特征，几乎所有的罢工都是违法的，工人们有意忽视官方规定（某一企业罢工时另一企业不能再罢工，以造成强制冷却期，等等），采取具有战斗性的行动，如占领公司大楼，举行街头示威，将管理人员扣为人质等。工人们提出的要求包括：提高工资，颁发更多奖金，缩短工时，终止实行由工头武断进行的评价体系，取消引起公愤的工人工资竞争制度，消除蓝领和白领工人的身份区分，改善饭菜质量，撤消对服装和发型的限制，终止实行强制性的早操，等等。除了建立工会，改善工资及工作条件之外，工人的反抗集中在军事式独裁主义管理上。团结斗争的胜利使阶级认同从少数先进劳动者扩大到整个工人阶级，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拥有“关闭工厂，令整个经济瘫痪，让资本家跪倒在脚下”的强大力量，获得了作为工人的尊严和自豪感，以及相对于雇主与管理者的权力感，积极地“表达”出作为工人的自信，克服了失败主义、逃避主义，不再试图“脱离”和忍耐。 

　　工人的团结从同一工作场所向同一企业集团、同一地理区域延伸，建立各个地区的劳动组合协议会，成为劳工运动的洪流。不论在蔚山，在马山－昌原地区还是汉城－京仁地区的工业城镇，每一次罢工都伴随着邻近其他工厂工人的同情罢工和示威，小企业的工人尤其需要借助这样的团结增强自身的力量。 

　　这一时期，白领工会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发展起活跃的工会运动，组成各种职业、行业联合会，并于1990年1月22日同部分中小型制造业工人组织联合建立了全国性的全劳协（“全国劳工运动团体协议会”）。由于产业升级和深化，低级别白领工人数量急增，事务性工作因不断采用自动化技术和“流程合理化”而消失，白领工人的地位和处境都越来越糟。工会是他们用以对付不断恶化的工作市场的最佳途径。同时，他们还面临着和蓝领工人相似的长工时、专断的工作任务安排，不合理的工作程序，等级制的压制，糟糕的产业关系。新闻工作者、教员和研究人员则积极反抗国家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控制，进行了富于进攻性的工会化斗争。 

　　1987年的劳工斗争是韩国当代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标志着韩国工人阶级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由于罢工以重化工企业为主导，男工在工运和工会中起到压倒性的领导作用。 

1990年代：国家、资本的攻势和工运的进退 

　　在1987－1988年的劳工战斗中，国家第一次从产业领域撤出。资本家不得不对工人做出让步，这种让步由于当时的低利率、低油价和低美元对韩元汇率而得到补偿。随之而来的却是韩国经济的下滑，国家恢复干预劳动关系，以及资本的反攻。 

　　1988年末，卢泰愚宣布了“关于国内安保的特别声明”。政府对激进领袖和全劳协领导人进行监禁，拒绝承认其合法地位，并通过税收审计和其他措施骚扰其团体成员。小企业受到经济下滑的打击，使得全劳协在成立一年内失掉一半成员。 

　　在新的攻势中，国家积极塑造其中立形象，减少使用暴力，而主要借助复杂的法律、行政手段和教育宣传。1987年12月，国家修改了劳动法，允许企业组成工会和集体讨价还价，但阻止企业间的工会团结，不让他们组成全国性中心组织，以与政府控制的韩国劳总相抗衡，并设置许多限制性条款掣肘工会的行动：禁止在同一企业成立超过一家的工会（以此保护国家支持的黄色工会），禁止第三方卷入劳动纠纷，禁止工会从事政治活动，禁止教师和公务人员组织工会（前两项禁令在1997年底的大罢工之后废除，后两项在1998年3月由金大中政权废除，以换取“允许公司在紧急状态下裁员”的协议）。 

　　资产阶级则在1989年12月组织了“全国经济团体总协议会”，针对工会普遍的经济困难，提出“不工作不给报酬”策略，以限制罢工行动。该策略在1990年代初开始制度化。大型企业积极借鉴日本和美国的管理办法，实施“新管理战略”： 

　　一、人事政策上，取消了许多限制工人自由的规章，减少独裁主义内容，尽量不激起对抗。同时建立单独的人力资源部门，将年功工资制改为以功劳或业绩为依据的工资制。 

　　二、在钢铁和汽车等重工业领域推广自动化，以机器人取代人力劳动。大型企业雇佣更多的临时工和兼职工，扩大分包生产体系以增加弹性。小型制造商则雇佣低廉的外籍工人。日本式工厂管理、团队工作生产体系非常盛行。 

　　三、当工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之后，雇主便试图驯化和拉拢工会领导人，并通过对雇主有利的法律来限制其行动。 

　　四、通过媒体宣传，把劳资纠纷和不断攀升的工资说成韩国产业竞争力下降的主要因素，为政府压制战斗性劳工制造藉口。“公司文化运动”积极以家长制语言灌输虚假的家族意识，培养团队精神。国家宣传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色彩的“多勿”思想，将之列入教育课程，公司则从中录取学习成绩较佳者。 

　　表面上看，从1989年劳工运动的高峰至1997年，工会会员人数和集体行动的数量减少得很快；很多地方性工会从战斗性转向实用主义；工人的多次集会和请愿都未能达到制度变革的目标；中间阶级脱离了劳工运动。不过，工会会员减少主要出现在衰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小企业，大型企业的工会人数则处于饱和并一直保持稳定，白领工会在迅速增加，目标更为激进和社会化。1995年11月，民主工会的全国性中心全劳代（“韩国工会代表会议”）的最终形成是一个重要成就，它包括862个工会，42万名会员，一年后发展到50万人。 

　　1980年代后，韩国遭遇到经济的结构性危机，日渐攀升的工资受到东南亚低廉工资的压力，不断地丧失竞争力，大型财团日益显得无效率：过分扩张并背负着巨额债务；低水平的技术开发；过时的财务制度；官僚文牍主义；高昂的生产成本和下降的生产率。 

　　1996年，南韩以全球第11大经济体的身分加入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OECD），财阀以此为由，要求按国际惯例修改劳动法。金泳三政权决定，在集体劳动法方面放宽限制，而在个体劳动法方面，则放宽雇主的裁员条件，允许雇佣临时工代替罢工工人。12月26日，执政党在反对党议员缺席的情形之下，秘密以七分钟时间通过新劳动法和“国家安全企画厅法”。 

　　消息传出，民主劳总（KCTU）领导人立即开会并决定号召总罢工。当天下午，在现代和起亚两大汽车厂工人带动下，约14.5万工人加入。第二天，保守的韩国劳总在基层工人压力下向120万名会员发出有限期罢工的号召。韩国汽车、造船和其他大型行业处于停产状态。工人的罢工热情在新年假期后不减反增。保险、银行、医院和广播服务业中的白领工人也加入罢工，前后持续了三周多，动员了总共300万名工人。这场大罢工还得到了国际上和各个国家劳工组织、人权组织的有力声援。1997年1月21日，金泳三会见了反对党领导人，表示撤回并修改新劳动法。 

　　但是，修改后的劳动法仅仅承认民主劳总为合法组织（之后，有大量劳工离开韩国劳总，加入激进的民主劳总），允许在一个企业里组织多个工会。其余改动很少。和罢工的巨大的规模相比，工人得到的成果相当微小。由于经济自由化和金球化迫使韩国企业暴露在全球竞争之下，而赋予资本对付劳动以更大权利的弹性化策略正是经济竞争的要求和自由市场的逻辑，并已成为国际潮流，这使得国家不可能顾及劳工关于经济公平的呼声。当民主劳总试图再次发动罢工之际，金融风暴席卷韩国，情势急转直下。 

　　在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570亿美元贷款并实施了作为贷款条件的开放国内市场和经济紧缩政策之后，企业破产数量惊人地增加，欧美跨国公司大举收购南韩大企业。破产与合并重组的结果是失业人数从1997年12月的65.8万上升到1998年12月的170万，税负增加，薪酬剧减，大量的家庭破裂。“绝对贫困家庭”比例从1996年的5.92%增至2000年的11.47%，贫富分化程度高居OECD成员国中的第三位。青年失业率高涨，社会面临着严重的金权腐败问题，金泳三、金大中和卢武炫都有亲信或家属涉及金权丑闻。 

　　1998年1月，金大中按社会合作主义模式，由劳工－管理方－政府组成“劳使政政治委员会”，2月6日达成“三方协议书”，规定允许公司在紧急状态下裁员，作为补偿，批准了组建公务员和教员工会，以及工会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该协议遭到民主劳总的谴责和抗议。因为工会的地位虽然提高，权力增大，却被纳入合作主义框架，要求接受制度变革，安抚劳工，从而与先进工业国的劳工运动局面趋同。 

韩国工人阶级与政党政治 

　　尽管韩国工人在工会运动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在政党化方面仍然经历了许多波折。1987年政治自由化之后，很多知识界劳工活动家和其他政治家组成民众之党和韩国民主党，试图寻求城市工人阶级、贫苦农民和中间阶层进步分子的支持，但选举上屡屡失败，在整个1990年代进展不多。安保意识形态的持续影响、保守的政治文化、对小党不公平的选举程序、法律对工会活动的苛刻限制，以及劳工领袖的内部分裂，都是造成尝试失败的原因。1997年，民主劳总结合其它社运团体，推举媒体劳动者出身、前民主劳总委员长权永吉参选总统，并为此组成了“国民胜利21运动”。1999年成立了进步政党准备委员会，着手组党工作。2000年1月，终于成立了自称为代表“劳动者、农民、城市贫民、小企业主、女性、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的第一个劳工政党“民主劳动党”。今天，民主劳动党拥有5万党员，党内成份包括了亲北韩的民族主义左派（NL，占40%），87到89年斗争中涌现的因反对北派而集结起来的泛左翼的力量（约占25﹪），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国民派”（约占6-10﹪），激进左派团体“All together”。 

　　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民主劳动党现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支持，2004年4月15日，在国会选举中一举获得了十个席位。该党的竞选政纲涵括四十项要求，包括透过降低工时、扩张公共投资等来达成充分就业、课征富人税和裁减军购预算、创设议员召回和不信任制度、将财阀转变为民主和参与式的公司、停止公共服务私有化、非正式员工任职一年后自动转变为正式职、反对派兵伊拉克以及关于女性、农业、媒体、住房、环境、性少数等等。 

　　国际资本，韩国资产阶级和媒体一方面已做好准备将民主劳动党纳入体制，一方面给以警诫和劝诱，力图使之踏上选举主义道路，并遵从议会制游戏规则。民主劳动党何去何从，是踏上各国社会民主党的老路，还是为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改造体制而奋斗，尚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与考验。(2) 

当前韩国工人运动状况和问题 

　　1990年代末韩国工运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是女权意识的提高和女性工会的兴起。1999年初，9个地区成立了妇女工会，包含不同行业和不同职业的正式工、临时工、兼职工和分包工人，同年组成全国性庇护组织“全国女性劳动组合”，不仅处理就业问题，还处理工作方面的性别歧视、性骚扰和缺乏产育服务等问题，比男性工会更明显地介入社会。 

　　今天，小企业工人无力抵抗公司的迁厂或结构重组。强大的工会一般集中在大集团企业。工会忙于保护会员的工作，防止会员减少，没有精力考虑工人所面临的更广泛的问题。此外，工运发展还存在其他一些重大问题： 

　　一、民主工会运动局限于工作场所，没有同更广泛的劳动群众和贫困社区相结合，介入激进的社会运动。国家一直竭力阻止工会运动走出工厂大门，而在军事统治结束后，进步知识分子领导的以市民为主的“新社会运动”同工人斗争相分离，并为常规政党政治所吸纳，也限制了劳工运动的范围。 

　　二、工人阶级内部在分化，大型企业工人获得了较大的工资增长，核心工人越来越走实用的工会主义路线，形成个人主义、不问政治的倾向，有三分一以上的工人自认为属于广义的中产阶级。大公司提供慷慨的福利服务以换取工人的合作与忠诚。中小企业雇员则落在后面。资本大量利用临时工、日工、兼职以至家庭劳动的策略造成了劳动队伍中得不到保护的外围部分日益扩大，妇女则是弹性就业策略的主要受害者。 

　　三、工会的战略严重落后。当资本采取了更先进的“新管理战略”，对工人进行“感化”、金钱引诱、加强监控工人并促使工人加剧竞争的时候，工会却没有提出相应的长期对策。 

　　四、家长式统治和家族意识形态的影响仍然严重，社会上仍然普遍存在着对“官”和管理者的敬畏。寄望于政府来改善经济地位、认同“劳资合作”的工人比例颇高。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内容的“劳动解放”主要保留在工会活动家和“先进劳动者”当中。 

　　五、民族主义一直是韩国社会主要的意识形态和统治工具。战后至今，每一任统治者都要拿来挥舞一番。朴正熙的“现代化”和专制诉诸民族和国家振兴。1980年代韩国的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也从自己的“民族性”中寻求反抗的依据与象征，诉诸韩国本身的历史与文化。今天，具有沙文主义色彩的“多勿”思想教育成为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并得到企业的积极配合。对于工人运动的国际团结，这是亟待克服的重大障碍。 

　　要求工人阶级在“正常时期”始终保持高度的阶级意识和战斗性，这是不现实的。韩国的工人阶级在组织、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仍然弱小和易受伤害，阶级意识也较为粗浅并带着诸多矛盾，但他们已经在多年史诗般的斗争中争得了在政治上和工作场所中的一定程度的民主，改善了社会经济地位，并具备了高度的权利意识和反资本主义的感觉，对阶级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有着鲜明的意识，具有高尚的团结情操。斗争还锻造出大批激进的工会活动家和先进工人，这些，都是未来的社会斗争宝贵的起点和财富。

（责编：刘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