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历史不容篡改（十五）上

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作总结讲话，主要讲工作方法六十条，形成正式文件时，题名《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产生的又一个重要文献。如果说，《论十大关系》所要解决的是如何处理经济建设中几个主要的矛盾；那末，《工作方法六十条》所要解决的是经济建设的领导方法，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突出地提出工作方法问题呢?这同他对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估计是分不开的。他认为，现在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空前高涨，全国人民为十五年赶超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作某些改变的需要。

《六十条》的内容十分广泛，不仅讲工作方法，还涉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党的战略任务和目标，以及思想方法等等。

《六十条》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提出技术革命，要求从一九五八年起，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与此同时，规定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抓社会主义工业，抓社会主义农业；从一九五八年起，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着重抓工业，抓财政、金融、贸易。在刚刚经历了一场政治运动之后，这些规定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使人振奋，令人鼓舞。

毛泽东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无疑是正确的。

毛泽东还提出一个在他看来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叫做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问题。他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说一个和九个指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

关于改革规章制度问题。这是刘少奇提出来的，被毛泽东所肯定，作为《六十条》中的重点条目之一。这一条是这样写的：“八年来积累起来的规章制度许多还是适用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又指出：要根据具体情况，“保存现有规章制度中的合理部分，修改或者废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并且拟定一些新的适合需要的规章制度”。这一条贯穿着改革的可贵精神，规定的原则也是对的。

在《六十条》中，有许多规定是正确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几十年经验的总结，有它的理论意义和长远的指导作用。

关于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就是这样的一条。毛泽东说：“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不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

关于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也很重要，它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平等观。他强调指出：“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 “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 “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

关于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又是一条。这个方法的适用性不只限于开会，而具有普遍性。“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率这些材料。”

关于写文章和文件要有“三性”，即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也是一条。“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

毛泽东还专门讲了一段认识论，可以当作一篇哲学短文去读。其中写道：“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TEE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对它的内容，应当进行具体分析。其中有些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有些是错误的和不科学的。对《六十条》中凡属正确的、包含着真理性的思想观点，都应当作为一份精神财富继承下来，加以研究和应用。

南宁会议结束前夕，中央讨论了长江流域的综合开发问题，就是否兴建三峡水库问题听取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为了加强这项工作的统一领导，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治理长江工作。

南宁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它对中国后来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这次会议继承了中共八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并且提出要努力开创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迅速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把中国早日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三节  从最高国务会议到政治局扩大会议

经过南宁会议，毛泽东的主张，在中共最高领导层被一致接受了。在毛泽东看来，这是关键，但又远远不够，还必须把他的主张推广到党内外的更大范围，推广到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去。

南宁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乘专机飞往广州，在那里休息了两天，二十六日离开广州返回北京。

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讨论一九五八年的预算和经济计划，为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准备。这是八年来讨论预算和经济计划最早的一年。毛泽东主持会议，他首先讲话：

“七八年来，都看出我们这个民族有希望，特别是在去年一年，使得广大群众感觉到光明的前途。几亿人口，精神发扬起来。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把一些问题搞清楚，任务也提得适当了，比如十五年赶上英国，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之类。四十条农业纲要重新发布，给群众很大的鼓励。许多认为做不到的事情，现在群众觉得做得到。”“我们这个民族在觉醒起来，好像我们大家今天早晨醒来一样，在逐步觉醒。因为觉醒了，才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打掉；因为觉醒了，才把私有财产制度废除；因为觉醒了，才进行整风，批评右派。现在还要革掉一个东西：我们是又穷又白。白纸好写字，穷就要革命，要干，就有一股干劲。现在的生产节约，各种社会风气的改革，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大国，一个强国。现在的情况完全不相称，还比不上比利时，比利时有七百万吨钢，我们只有五百多万吨，粮食水平很低，不识字的人很多。因此，现在这个觉醒，群众这个热潮，我们要好好注意。我看，我们这个民族现在好比打破原子核释放出热能来。”

毛泽东认为，有群众这么大的热潮，十五年赶上英国是完全可能的。他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有一股干劲。他特别称赞元旦社论的两句话：“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座谈会上，当时任教育部长的张奚若对共产党的工作提了个批评意见，归纳为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毛泽东接过这四句话，当作正面的东西作了新的解释。毛泽东说：“我很欣赏这几句话。这几句话是好人说的，说这个话的人并非右派，我很喜欢这一位，这个人是个有正义感的人。”他说：不好大喜功不行。但是要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要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不急功近利也不行。《易经》上讲：“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曾子也说：“夏禹惜寸阴，吾辈当惜分阴。”这都是圣人之言。我们要的是革命的、合乎实际的平均先进定额(指标)。过去的东西不轻视不能活下去。历史是要的，但对过去不能过于重视。人类历史是五十万年。(这是当时通行的说法。根据最新的考古成果，人类历史至今至少已有三百万年至三百五十万年。)“拿现在来比，倒数上去，总是一代不如一代，这才叫进化，才叫进步。所以，轻视过去，在这一点意义上讲完全必要”。还有一个“迷信将来”。人类就是希望有个将来，希望也总是寄托在将来。所以说，“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四句话，恰好是正确的。毛泽东强调说，现在我们是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地球开战，工作重心转到技术革命，要革地球的命。“十五年赶上英国，这个事情要变成一个主要的事情。”

二月一日至十一日，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实现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动员大会。会议听取并讨论了李先念关于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的报告、薄一波关于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议。还听取了周恩来关于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报告。

会议批准的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体现出跃进的精神，也还照顾到实际可能性。计划提出：基本建设总投资一百四十五亿七千七百万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十七点八。农业和农副业总产值六百八十八亿三千万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六点一。粮食产量要达到三千九百二十亿斤，棉花达到三千五百万担。工业总产值六百四十三亿七千万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十四点六。钢产量拟定为六百二十四万八千吨，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十九点二。

在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鼓起干劲，力争上游!》、《高产区能再跃进，低产区也能跃进》、《发动群众打破陈规》等社论，继续批评右倾保守思想，提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造起了“大跃进”的声势。

此时的毛泽东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他利用开会间隙，跑了一趟济南，接着又到东北，去作调查。

二月五日上午十时，专列开到了济南。毛泽东在住地召集几位地方负责干部和农业合作社社长谈话。有山东省委书记、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莱阳和聊城的地委书记，泰安县委书记，历城县的一个农业合作社社长，寿张县一个农业合作社驻社干部。第二天上午，又在住地同省委、莱阳地委和济南市委的负责人谈了一次话。下午返回北京。

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毛泽东开始了他的东北之行。他想更多更快地了解一些实际情况，增加一些感性知识。为了节约时间，提高效率，这次出行，不坐火车而乘飞机。二月十二日下午到沈阳，顾不得休息，立即去东塔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参观。晚上，与辽宁省委书记、鞍山市委书记等人谈话。十三日上午，参观沈阳飞机制造厂总装配车间、沈阳地方国营小型开关厂，看了沈阳高坎农业社打井情况。接着，不顾疲劳乘汽车到抚顺参观露天煤矿，向矿党委书记和矿长询问生产情况。然后，又来到电解铝厂参观。中午，接见抚顺市委负责人。十三日下午，从沈阳飞抵长春。一到长春，就去长春汽车厂的工作车间和总装配车间参观。然后在住地与吉林省委书记等人谈话。十四日上午，再次与吉林省委、长春市委负责人谈话，并参观了长春电影制片厂。下午返回北京。

四天跑了四个城市，看了不少工厂，找了不少人谈话。在谈到这次调查时，毛泽东说：“我们在南宁开会，有华东、中南、华南三个地区的人参加。东北找了个欧阳钦，华北找了一个刘仁，西北是张德生，西南是李井泉。下一次我们准备到成都，大概是三月上旬，去谈一谈。因为《六十条》里有一条，一年要抓四次。东北我没去过，就是有一年路过，那不算去。华北的山西也没有去过，绥远也没有去过，河北的事情我也过问不多，西北根本没有去过，西南没有去过。所以我这几天又到了济南，又到了沈阳，又到了抚顺，又到了长春，这就多了一点了。等几天我还要跑。”

这次调查，也为即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一些准备。

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颐年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在京的中央委员，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共一百一十九人。这次会议是传达南宁会议精神，讨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这是继杭州会议、南宁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以批评反冒进和发动“大跃进”为主题的更大规模的会议。毛泽东认为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央内部的整风”。

二月十八日开会那天，恰好是春节。毛泽东说，今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叫“团拜会”。他以高昂的情绪大力称赞生产高潮的到来。他说：“今年是一个很大的生产高潮。以前没有解放，一部分上层建筑，一些环节，有错误、缺点，生产关系上不完善。因为整风，就改善了，攻破了，破坏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较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了，能讲话了，可以贴大字报了，老爷气少了，这样，群众就高兴了，就来了一个生产高潮。现在这个高涨的群众情绪，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没有见过。一九五六年春季是有一个高涨，但是没有现在这一次高涨。”

接下来就批评反冒进：“我赞成这个冒进。这个冒进好嘛!这使农民的水利多了嘛!工人的气刚刚上来，一九五六年夏季就来一个巴掌。十一月二中全会以后就好一些了，因为二中全会也算挡了挡。没有几个月情况就改变了。冒是有点冒，而不应该提什么反冒进的口号。有一点冒是难免的。同志们，今年下半年，你们就会看到，要有一个大冒就是了。我看是比哪一年冒进还要厉害，为了对付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办?处在这个大的群众高潮面前，中共中央，共产党要采取态度。”“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群众。反右倾这个口号为什么不会打击群众呢?反右倾所打击的就是一部分人的那些气(官气、暮气、骄气、娇气)，一些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应该加以打击。”

毛泽东着重地讲了打掉官气、以平等的态度待人、改进领导方法的问题。他说：“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论你官多大，无非是当主席，当总理，当部长，当省长，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样，你的官更好做，更多得到人民拥护。”又说：“在北京做官，官气比较重，下去的时候很要注意，不要学‘巡按出朝，地动山摇’那一套”。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所有制，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分配。毛泽东认为，所有制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就要解决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就是党政军干部和群众，工厂的领导和职工，合作社的领导和社员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他说：要消灭官僚主义，消除资产阶级作风，要使得大家感到，现在是真正地解放了，建立起真正平等的关系。以前，我们的相互关系，如在基层，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和职工之间，并不平等，群众把他们称为“官”，党、政、工、团是“四大领袖”。而现在，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情况就改变了。群众看到，这些人可以批评，他们也真改正缺点。于是群众也纷纷起来改进工作，落后的职工批判了自己过去只为人民币服务、只为“五大件”服务的错误态度。经过运动，他们认识到应该为人民服务了。于是劳动热情高涨，干劲十足。这样，我们解决“相互关系”这个中间问题，就进一步巩固了所有制，同时也使得分配问题容易得到解决。

解决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关系，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他执着追求的一种理想。他认为，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一旦建立起来，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劳动热情、生产积极性就会解放出来，成为无穷无尽的力量。

最后他说：“群众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革命热情。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要适应这种情况。工作方法要改变，不改变就不能继续前进。”

毛泽东讲话后，大家对《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发表了意见，并同意下发征求各省和各部门的意见。

陈云在发言中，表示要对反冒进中财贸工作的问题负主要责任，并自责说，在财经工作中，对毛主席和政治局采取了“倾盆大雨”和“本本主义”的办法。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再次讲话，对《论十大关系》中涉及经济方面的几个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和解释。他说：十大关系中跟经济有关的，最大的是工业农业两个产业的关系。到了一九五六年春季，我们就感觉到应该有所调整，不要单调地搞重工业，要着重农业和轻工业，但是明确地讲，就是见于去年二月二十七日讲的、六月十九日发表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那上面说的是同时并举。再就是去年三中全会上讲的，宣传上不要偏于工业的宣传。

毛泽东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个大事。我是历来主张虚君共和的，中央要办一些事，但是不要办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同市去办，他们比我们办得好，要相信他们。现在的情况是下面比较活泼，中央部门中的官气、暮气、骄气、娇气就多些。我就有这么个企图，在南宁会议上，觉得要把这些气革一下，要老百姓化，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资格出现。

讲到沿海内地关系时，毛泽东说，这也是一大解放。沿海把辽宁算进来是八个省，人口大批集中在沿海。有原材料，你就可以开工厂。有铁矿、有煤矿，就可以搞小型钢铁厂。化肥厂、机械厂，各省都可以搞。

讲话结束时，又回到反冒进问题上来，他再一次肯定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他说：虽然总理有那篇报告，但是这个问题人们还不那么很了解，所以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这个炮，我看不过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何必那么十分紧张。南宁会议我们就讲了的，就是这么一件事，一个时期，一个问题。接着他说：“一九五六年反冒进，这是个什么事情呢?这是大家都在正确的路线之下，在个别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么一种性质。”

对反冒进的这一定性，对涉及的有关人来说，是一种解脱。

这是毛泽东的一贯做法。当他认为党内出现了重大错误或偏差的时候，大声疾呼，在犯错误的人背上击一猛掌；待他们作了自我批评，他又加以鼓励，继续委以重任。一九五三年八月全国财经会议上是如此，一九五五年批评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是如此，此次南宁会议上又是如此。在以后的党内生活中，类似的情况还出现过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