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汉口会议九日结束。十二日，毛泽东乘专机飞抵长沙。当天晚上，又在长沙李合记饭馆吃湖南菜。此时的毛泽东心情是愉快的。 四月十三日，毛泽东乘专机由长沙到广州。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业已临近，毛泽东准备集中精力抓一下会议的准备工作，同时再讨论一下经济问题，主要是工业问题。 到广州的第三天，毛泽东写了一篇短文《介绍一个合作社》。 此前，三月二十日，中共河南封丘县委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介绍该县应举农业生产合作社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改变落后面貌的事迹。这一事迹感动了毛泽东，他看后异常兴奋，欣然命笔。短文于六月一日同时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轰动了全国，把已经鼓起来的群众干劲，推向新的高潮。“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这些话一时间几乎家喻户晓。文中有一句话：“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这句话，原来写的是：“由此看来，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胡乔木在综合各方面意见时，写了一个建议：“原说十五年赶上英国，现说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二十五年就可以赶上英美，似觉复杂；可否改为：我国赶上英国固然不需要很长时间，就是赶上美国，也不需要从前所想的……?”看了胡乔木的意见，毛泽东作了修改。同时，在写给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胡乔木、吴冷西的信里，解释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预计，十年赶英，二十年赶美，而且认为说二十五年已是留了五至七年的余地。但考虑到此文要公开发表，为慎重起见，所以作了这个修改，并且申明，“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其实，毛泽东的这个新的预计，在三月成都会议上就说出来了。四月二日在会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时又说了一次：“我们中国赶上英国，可能不要十五年，可能只要十年或十一年。”“再有二十年就赶上美国。” 四月二十二日，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康生、陆定一、胡乔木、田家英、胡绳、邓力群一行到达广州。晚上，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会议，讨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报告稿。这个报告是刘少奇主持起草的。 这时，毛泽东的兴奋点和注意力已集中到他原来过问得比较少、也不很熟悉的工业上来。从四月二十三日他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的《临时通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说：“请你们立即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关于你们省市区的地方工业指标大体研究一下，到1962年你地方重工业轻工业产值可能达到何等高度，作成一个表，在五月五日前开党大会期间带来北京，以便谈一谈。”“1957年工业和农业的产值比例如何，1962年工农业产值可能的比例如何，这两项也请你们研究一下，连同前项列在一张表内。表之外，请你们作一个二至三千字的文字说明，附在表后。”“你们(代表)到京后，谆嘱留守干部(有能力者)继续研究工业，不要间断。四、五、六这三个月内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工作应当依照成都会议、武昌会议(即前文称的武汉会议。)商定的，把注意力的重点放在工业、运输业、财金贸、文教、军事几项过去被忽视了的方面。”“农业方面在目前几个月内可以委托管农业的一位书记主持，第一书记注意方向、讲几句话安排一下也就可以了，因为去冬今春已经作了大力安排。” 二十五日，毛泽东又写信给周恩来、陈云、彭德怀、李雷春、薄一波，说：“想在这几天内谈一下工业问题，除富春已答应来此以外，你们几位是否有时间，是否愿意来此谈一下。如果可以来的话，请于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南来。又想邀王鹤寿，彭涛，滕代远，张霖之(煤炭部长)，刘澜波，石油部长余秋里，地质部刘景范，水利部李葆华来此一谈，并请带李锐同志一道来。”信中所邀的这些人，分别为冶金、化工、铁道、煤炭、石油各部部长，地质部副部长和水利电力部的三位副部长。与前几次会议不同，这次广州会议的与会者全部是中央各部门负责人。 从二十七日到二十九日，会议连开三天，讨论工业问题。毛泽东每天都下珠江游泳，又开会，又游泳。比如，二十七日这一天就是这样度过的：下午二时四十分，在住地开会。六时十五分上船，继续开会。六时五十分休息，下水游泳。七时十分上船，七时三十分就餐。八时在船上继续开会。十时二十五分回到住地，会议一直开到十二时半。 就在二十七日那天会上，毛泽东对中央两个部提出的十五年赶上美国(比毛泽东刚刚说的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又提前了五年)，表示了这样一个态度：认为“十五年赶美看来不是没有可能”，但同时又说，口号超英不变，超美国的口号还是不提，内部谈。 对于十五年赶上美国，看来毛泽东有些动心，对形势的估计也越来越乐观了。但他又要人们从反面考虑一下问题：现在都从正面来讲，十五年赶上美国。从反面来看，这样调动六亿人民的积极性，究竟对不对?资源、资料、设备、协作，能不能办到?设备大的和精密的，能不能解决那么快?赶快了，抽条，但不扎实。科学问题能否赶上去?他特别叮嘱：考虑问题要想反面，不要只想好的一面，反面问题要分析一下。设想一下可能的灾难，发生战争，社会主义阵营不巩固。 五月一日，毛泽东离开广州，乘专机，经武汉，次日回到北京。当天晚上，在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董必武、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开会，商量有关召开八大二次会议的问题。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于五月五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这次会议的议程是：(一)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二)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报告；(三)通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会议的第一天，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着重说明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今后的任务。报告是刘少奇作的，但基本思想是毛泽东的，它充分表达了毛泽东自一九五六年以来，主要是南宁会议以来，在历次会议上讲话的主要内容。 刘少奇的报告，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提出的一些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加以概括、提炼，作为总路线的基本点，概述如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才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内容，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所取得的成果。对其中的三个“并举”．毛泽东最为满意，称之为“两条腿走路”。 关于十五年赶英的口号，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意见，在党内小范围里头，掌握的口径是，七年赶英，十五年赶美，但公开讲，还是十五年赶英。不过，工作报告作了一个修改，把过去说的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赶上英国，改为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赶上英国。一“长”一“短”，这一字之差，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估计上发生的变化。 工作报告突出了建设速度问题，并且说明为什么必须加快建设的速度，指出：“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经济本来很落后，我国的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设，才能尽快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工作报告确认了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即：“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样，通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 刘少奇的工作报告作完后，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报告稿作了一些修改。毛泽东非常满意。在他定稿的批语中写道：“改得很好，真正势如破竹了。” “势如破竹”四个字，恐怕是这个时期毛泽东对他认为满意的报告或讲话的最高评价。 刘少奇的报告，引起代表们的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赞成和拥护这个报告。 毛泽东在五月八日、十七日、二十日、二十三日四次在大会上讲话，主题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 五月八日，以“破除迷信”为题，发表第一次讲话。 他说：我们的同志有几怕。第一种怕教授，第二种怕马克思。以为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要搭很长的梯子才能爬上楼去。我看，楼下的不要怕楼上的人。列宁说的、做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我们做的也有许多超过了马克思。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里出理论。我们干成功了，在意识形态上反映出来就是理论。 他说：“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我们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它们总是宣传那一套：要服从洋人。封建主义又宣传那一套：要服从孔夫子。对外国人来说，我们不行。对孔夫子来说，我们也不行。”“总之，这都是迷信，一切迷信都要打破。”他再一次引用大量事例，证明自古以来，大学问家、发明家，开头都是年轻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受压迫的人，或者学问比较少的人。他说：“我们的同志不要被大学问家、权威、名人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劳动人民蕴藏着的创造性、积极性很丰富，过去就是上层建筑——党和政府不提倡，或提倡不够，压制住了，没有爆发出来。现在开始看见劳动人民、六亿人口的这种创造性。去冬今春才开始爆发出来。我们现在的办法就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都爆发出来。”他说：我也不懂工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搞工业的同志谈过，开始不懂，学几年也就懂了，没有什么了不起。把它看得那么严重，这种心理状态是不正常的。我看十五年赶上英国，赶上美国，差不多。照李富春同志的话，稍微多一点时间，比如二十年，那是尽够的。但这个不发表，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不要变。“不要改变我们的口号，不要加上一个什么十五年或者二十年赶上美国。但是高级干部、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应当知道这个方向。” 毛泽东还讲到，要学习列宁，敢于插旗子，敢于标新立异。插旗子不要有空白，要把资产阶级插的拔掉，换上无产阶级的旗子。 最后，把他的讲话归纳为：“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马克思。” 五月十八日，毛泽东提议将关于安东机器厂试制成功三十马力拖拉机的报告印发大会。安东机器厂是一个小修理厂，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都很低。工人们土法上马，失败一次再试一次，终于研制成功三十马力单缸轮胎式拖拉机。为印发这个报告，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题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再一次就破除迷信问题发表讲话，还讲了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外行领导内行、插红旗辨风向等问题。 去掉官气，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个问题，从南宁会议一路讲下来，并写进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在这次讲话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把它提到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的高度，加以提倡和强调，同时严厉地批评使人厌恶的官气。他说：“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末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毛泽东认为，外行领导内行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他这样说：是不是可以说，人人是内行，人人又是外行呢?世界上有万门行业，有万门科学技术，有万种职业。一万行，每人只能精通一行或两行。懂这一种，对这一种就是内行，对那九千九百九十九种来说，就是外行。 毛泽东讲话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插红旗、辨风向。他说：“凡是有人的地方总要插旗子，不是红的，就是白的，或是灰的，不是无产阶级的红旗，就是资产阶级的白旗。……现在还有一部分落后的合作社、机关、部门、车间、连队、学校、企业，那里边插的还不是红旗，是白旗或者灰旗。我们要在这些地方做工作，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把白旗拔掉，插上红旗。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插红旗，让人家插了白旗的地方，要把他的白旗拔掉。” 毛泽东还谈到设置对立面的问题。 五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最后一次讲话，主要讲辨别风向问题。 他说：“大风好辨别，小风就难辨别，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这种小风。宋玉写了一篇《风赋》，有阶级斗争的意义。他说，风就是一种风，对贫民一种态度，对贵族又是一种态度。‘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蓣之末，侵淫豁谷,盛怒于土囊之口。’这里写了一个辩证法。风有小风、中风、大风。‘起于青蓣之末’，他说风就是从那个浅水中小草的尖端起的。 ‘侵淫’，就是慢慢地，逐步逐步地。‘豁’就是河川；‘谷’就是河谷。‘豁谷’就是在那两个高山中间的山谷。‘盛怒’就是生了大气了。‘土囊之口’，大概是三峡那个地方。从四川刮起一股风，通过三峡，叫‘土囊之口’。有书为证，你们去翻那个《昭明文选》第四十五卷，我昨天还翻了一下。问题是这个风‘起于青蓣之末’的时候最不容易辨别，我们这些人在一个时候也很难免。‘起于青蓣之末’，大概是成都的那个地方。‘侵淫豁谷’大概是隆昌、重庆那个地方。然后到三峡这么一吹，就生了大气。这次我从那里过了一下，我想大概是那个地方。他说的那个‘豁谷’究竟在哪里?可能就是那个三峡。” 毛泽东这段形象而富有哲理的话，给人们留下了无穷的回味。他用《风赋》来启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会从事物的细微的变化中看出它的发展趋势，当一种事物还处在萌芽状态的时候，就要注意它，研究它，识别它。这是作为有政治敏感性、有预见的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品格。 从五月八日开始大会发言。口头发言的一百一十七人，书面发言的一百四十人，其中有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各级的领导人。大会发言都是充满激情的，有不少豪言壮语。 中央一些部门负责人和地方上的一些负责人，纷纷提出各自部门和各自地区的生产高指标。“十五年赶上美国”的口号特别令人振奋。提前五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原规定十二年完成，已经是脱离实际的)，也是一些代表发言的主题。冶金部门提出，一九五九年钢产量计划一千二百万吨，一九六二年三千万吨，一九六七年七千万吨，一九七二年一亿二千万吨。化工部门提出，我国化学工业也能在十五年赶上美国，而且群众可以用土办法办化学工业。铁道部门提出，在今后十五年内修建十二万公里铁路(当时全国共有三万公里)，等等。 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代表们给予高度评价。有些中央领导人说：党的这条总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光辉范例，同时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学说的新发展”。“拥护和相信毛主席就是拥护和相信真理”。“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中央宣传部门的负责人还提出，由毛泽东倡导，在全国各地开展的声势浩大的大规模收集民歌的运动，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世纪。还有几位省区的负责人发言，批判了本地区发生的所谓“分裂主义”、“地方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对大会发言很重视，听得很有兴致，几乎每次大会都出席。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通过了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通过了提前五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还通过了“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总路线和这一系列口号被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这就标志着经过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直至八大二次会议，一步一步地发动“大跃进”的重大决策最后确定，全国“大跃进”已经进入高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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