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陷入僵局 林彪集团的暴露与覆灭使得毛主席打算在九大之后结束文革的计划落空，因为揭露与批判林彪集团成为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根据揭露的材料看，林彪集团涉案人员很多，案情相当复杂，而且很多投靠林彪的官员都是看到林彪爬上了法定接班人的位置后才卖身投靠的。为此，毛主席认为有必要进行一次全党范围的清查与整风。于是随着关于林彪反党集团情况的逐级传达，批林整风运动又开始了。 批判林彪必然涉及文革前与文革中他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打击、迫害老同志问题，于是批判极左思想就成为批林整风的一个重点。 随着对林彪极左思想与行为的批判，越来越多的老同志的问题提到桌面上来，于是给被林彪打击、陷害的老同志平反就成为批林整风的重要内容。可是当初林彪打击、迫害老干部是得到了江青等中央文革主要成员支持的，所以批判极左思想必然涉及到对中央文革当初行为的批判，批判极左思想引起了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的反感。 特别是周恩来急于借批判极左思想来恢复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的工作，所以格外强调彻底批判极左思想与行为的重要性，于是中央文革与周恩来的矛盾就激化了。这个矛盾在文革初期就已经产生，原因还是林彪与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在批判老干部时的无限上纲遭到了周恩来的“柔性抵制”，所以那时林彪与江青、张春桥等人就曾批评周恩来“和稀泥”。现在周恩来要为那些被林彪、江青等、张春桥人打倒的干部平反，不就是否定了当初对这些人的批判吗？不就是对江青等、张春桥人的批判吗？他们当然要抵制。 在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说：“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也曾多次谈到反对极左思想，他说：“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那时他是批评极左思想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如果批判极左思想可能导致否定文革命本身，那他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于是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谈话，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尽管周恩来批判极左只是为进一步解放更多的老干部打开道路，并没有想否定文革，但是批极左必然涉及对文革中政策把握上错误的批判，容易使人想到否定文革，所以周恩接受了毛主席的批评，立即降低了批极左的调子。 周恩来降低了批判极左的力度，可是没有影响解他继续放老干部的工作。这个工作的一个新的重要成绩是邓小平的复出。 林彪覆灭的消息传达到在江西劳动、学习的邓小平耳中后，他马上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并且通过江青转给毛主席。邓小平在信中首先表示拥护中央对林彪的批判，然后极力赞扬了文革的成绩与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特别明确说到“永不翻案”。毛主席看过后就交给周恩来要政治局讨论，并且说要与刘少奇有所区别。那时毛主席与周恩来均已患病，日渐沉重的病情使得主持中央全面工作的周恩来不堪重负，所以毛主席也正想找一个能够顶替周恩来的人来接班。遍观当时所用的大小干部，实在没有一人能够有掌控全局的能力与威望。所以当邓小平要求重新工作时，毛主席上实际上已经在心中默许了。 经过四个月的工作，周恩来终于说服了政治局多数同志，决议给邓小平一个副总理的职务，协助周恩来工作。决议得到毛主席的肯定，邓小平终于以副总理身份出现在73年4月12日周恩来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的晚宴上。 不久，当毛主席与周恩来谈话说到邓小平的复出的事情时，周恩来向毛泽东反映了一些老干部挨整、一直没有工作的情况。毛泽东说：“我并不知道那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周恩来说到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从此开始，解放老干部，为冤案平反的工作就顺利多了。也为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届代表大会顺利召开提供了干部条件。 批林整风进行了快两年了，毛主席认为可以准备召开党的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以解决修改党章（党章中仍有林彪的法定接班人条款）及组建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问题了。 在组建新的中央委员会问题上，他认为来自工农的年轻干部身上更少官气，更容易接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于是他通过周恩来指示中央从全国选拔几个中、青年工农干部进入中央工作，以改善中央领导层的结构。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等人因此进入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他们四人当中，当时身为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洪文尤为突出。他刚刚四十岁，出身农民，做过工人，当过兵，又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所以大约在邓小平复出前后他被指定参加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自此，王洪文很快就走上了“接班人”的位置——毛主席年事已高，急于求成了。 十大之前毛主席做的第二件大事是提出了儒法斗争的问题。据说是专案组在搜查林彪住所时发现一些孔孟语录，使得毛主席联想到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认为二人有共同的思想根源——孔孟思想，因而认为应当彻底批判孔孟思想，以从根本处挖掉干部特权化、官僚主义的根子。 不论毛主席是否因林彪收集的孔孟语录而想到批孔，毛主席认为孔孟思想是官僚主义，特权思想的重要根源之一，是不用怀疑的；更重要的是毛主席认为因为孔孟的思想是“厚古薄今”，是留恋旧制度，而法家思想的特点是“厚今薄古”，是不断向前看的。毛主席曾经多次指出，历史上那些推动历史进步的大政治家多数是法家，而阻碍历史进步的大多数是儒家。 毛主席的文革从根本上说，是试图创建一个更能体现人民民主的新体制，而党内大多数干部仍然留恋旧的政治体制，对文革中产生的新事物看不惯。特别是随着大批老干部解放出来，他们对旧体制的留恋，和对文革中新事物的不满又在老干部中逐渐泛滥起来。为了帮助这些老干部克服“向后看”的缺点，教育他们珍惜新事物，支持新事物，因而毛主席提倡批判孔孟思想，学习法家思想。这一点对于即将召开的十大肯定文革的理论，巩固文革的成绩是十分重要。 但是，党内当时很少有人真正理解毛主席的用心。 首先江青、张春桥等人认为是批判周恩来的机会来了，因为从文革开始就不断有对周恩来 “和稀泥”的批评，而且毛主席也确实有几次对周恩来的批评。所以他们批判孔子的中庸思想就可以起到暗指周恩来“和稀泥”的作用。于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积极行动起来，迅速把批林整风变成了批林批孔。 另一方面，周恩来敏锐地觉察到了江青等人的阴谋，感受到了批林批孔对批判极左思想的冲击，更体会到了批林批孔对解放干部工作的干扰与阻力。他忘记了毛主席总是借古喻今，忽视了毛主席在此关键时刻提出批孔必有深意，他对批孔采取了消极对抗的态度。这就更被江青等人抓住了把柄。这一次又让江青等人占据了政治斗争的“制高点”。他们又一次通过大学生造势，企图再搞一次“大批判”，把斗争的矛头引向周恩来。他们的倒行逆施又把一部分造反派发动了起来，又把派战挑动了起来，许多地区很快又陷入了混乱。 与此同时，十大的准备工作还在继续进行。73年8月，周恩来召集会议讨论了毛泽东对十大准备工作的指示，讨论成立以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等为副主任的中央十大选举筹备委员会，周恩来解释了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原因。尽管这是毛主席的部署，仍然有许多人想不通。最典型的是许世友，他为此与张春桥吵了起来。对提拔王洪文的不满背后确实有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的因素。 73年8月24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主席主持开幕式。大会的主席团成员有：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秘书长张春桥。 大会上周恩来作了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大会选出的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中包括了新解放的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苏振华、杨勇、廖承志、陶鲁笳、叶飞等一些老同志，而遵照毛泽东的意见，毛远新、王海容没有被提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选举。 十届一中全会选出了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和主席，副主席。毛主席为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五人为副主席。王洪文超过康生位列第三。 十大之后不久，筹备四届人大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四届人大要选举人大委员长，也要选出新的政府总理（周恩来病情已经很严重）。这两个高位又成为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和邓小平、叶剑英为代表的老干部们争夺的目标。周恩来基本上站在邓小平、叶剑英一边。 四人帮首先发动了舆论战，他们把批林批孔升级为批“周公”。历史上的周公是周王朝的开国功臣，孔子对周公推崇备至。“四人帮”把批孔转到批周公分明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目的就是批周恩来。 73年10月至1974年1月，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迟群等受江青等人指使，在清华大学大搞“反右倾回潮”，批斗了几十名师生和原学校几位领导人。很快“反回潮运动”波及北京和全国教育界、文艺界和其他领域，大有启动第二次文革之势。这股恶风的高潮是74年1月24日、25日江青未经中央批准，私自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的两次万人批林批孔大会。在会上迟群放肆地攻击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江青、姚文元则插话支持。 毛发现这些情况后很气愤，对江青等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要周恩来传达到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面对毛主席的批评，江青不得不写出检讨：“我做了蠢事，对不起主席！”，“今后当努力学习，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 在随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批评江青：“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又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毛主席还郑重声明：“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这不仅是毛主席第一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公开批评江青，也是第一次第一次提出“四人帮”小宗派的概念。 毛主席的批评并未动摇四人帮夺权的决心，在周恩来提名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显然是要他接周恩来的班——时又起冲突，以至于王洪文竟然背着周恩来偷偷飞往长沙告周恩来的状。毛主席训斥了王洪文，警告他：“‘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指示他要向周恩来请示、汇报工作。 74年11月12日，毛主席在给江青的批示中说：“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毛主席又在另一个批示中说：“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 到此四人帮在四届人大人选问题上大势已去，最终是元老派胜，邓小平升任第一副总理，不久又担任了总参谋长，可谓军政大权集于一身。 邓小平大权在握之后开始整顿交通与工农业生产，而不重视批林批孔。四人帮于是又掀起了批判“经验主义”的浪潮。邓小平向毛主席汇报了批判经验主义的事情，并表示反对。74年4月23日，毛主席在一份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他又指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注意，毛主席在这里暗含着“各打五十大板”的意思，明着是批评江青等人，也隐含着批评邓小平等人不懂马列的意思。理由是：“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两种错误倾向都要批评。 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邓小平为代表的元老派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之间的战争时起时伏，没完没了，而毛主席与周恩来的病情都日趋严重，难以控制局势，中国的政局陷入僵局！ 毛主席如何看待这种僵局呢？我猜毛主席这时已经意识到文革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目标是无法实现了。或者说他已经意识到在他去世之后，中国必然走上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原因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 ！ 所谓经验主义是抛弃马克思主义，“摸着石头过河”，走的就是“改开”时代的官僚资本主义、买办资本主义道路；教条主义就是理论脱离实际，政策脱离群众，早晚也要走向官僚、特权主义和资本主义。 毛主席已经看透了邓小平是铁了心要走“摸着石头过河”的资本主义道路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则死也不肯放弃教条主义，而中央的其他高级干部中又没有能够与这两股势力抗衡的优秀人才，所以他预见到中国必然走上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 文革期间就传抄着据说是毛主席的这样一首诗： 父母忠贞为国酬， 何曾怕断头？ 如今天下红遍， 江山靠谁守？ 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 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自古忠臣多逆子，唯有宝黛入神州。 不论这诗是否是毛主席写的，可是那“忍将夙愿，付与东流？”确实反映了毛主席当时对国家未来的判断和当时的心境。 毛主席在那个时期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将来他是要被打得粉碎的，并对江青说过要准备坐牢，甚至准备被杀头。 所有这些都显示了，到了75年毛主席已经感文革没有找到防止党腐败、变质的办法，十大选出的人中也没有人能够继续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继续下去，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是不可避免的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