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化革命与工业组织——管理以及劳动分工的变革

这本书不打算描述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方方面面的数不清的变革。一个外国访客尝试完成这样的任务是毫无意义的。我的预期目的，只是对文化大革命中的这些变革给中国的工厂带来的影响做出一些理论上的推断。本书将要讨论到的这些变革，来自于1971年我对中国一些工厂的访问中的见闻。这些变革的影响已被在中国发表的大量文章所证实，而且无论是这些事实，还是其所代表的政治倾向都值得密切关注。

本书主要采用的资料是我1971年8、9月在中国期间搜集的。两名女学生(她们希望保持匿名)利用我在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研讨会上的发言、我带回来的一些资料、以及我1971年11月在巴黎演讲的内容，编辑整理了一部分资料。这本书也是基于1958年、1964年和1967我在中国访问的观察资料，以及最近曾访问中国的外国游客（包括工人、农民、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等）发表的或是口头讲述的中国见闻。

这本书主要讨论了影响工业管理和劳动分工的一些变化。

我认为这些变化非常重要。虽然我们讨论的变革在文革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但不能认为它们是源于文革，或者是近年来才发生的。

必须强调几点。首先，目前讨论的这些变革取得了现在的效果，只是因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政治路线被打倒。[621]而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中，相似的变革曾受到刘少奇路线追随者的阻挠。另一方面，这些变化与一场改变着旧风俗旧习惯思想革命相适应，引发了新的无产阶级道德观的树立。[622]

此外，中国农村自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巩固。在1960年到1966年，刘少奇路线追随者千方百计破坏在大跃进中萌芽的农村社会和经济的变革。而此后的文化大革命为社会主义的大规模反攻提供了动力，尤其农村的工业化已经深刻的改变了农村的生活。在这方面，文化大革命又给传统的社会劳动分工带来了挑战，给特别是给城乡之间的分化，及其背后的社会各阶级的分化带来了挑战。

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斗争，她给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带来了影响，在社会关系上破旧立新。文化大革命中，斗争波涛起伏，证明了其结果取决于群众运动，同时也取决于革命领导指引的正确方向。

在文革的每一个阶段，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追随者都必须进行大量的辩论。例如，文革的初期工人阶级花了几个月来反抗当时的经营方式和分工，反抗工厂原有生产关系的死硬支持者。只有逐步通过互谅互让长时间讨论后，他们才相信旧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进。当我在1967年访华时，各厂革命委员会成员告诉我，在初期阶段，他们认为文化革命只涉及文学、艺术，他们不接受对自己工厂状况的批评。终于，他们认识到，要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就必须变革工厂的现况。

此后，当面临制订新的关系的任务时，工人们常常因如何理解革命路线的口号发生争执。需要花费几个月甚至几年的讨论和努力才能达成一致意见——而这是文化革命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623]通过涉及千百万人的辩论和斗争，中国人民开辟出了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的新路。这样的改变社会关系的尝试是没有先例的。这是决定性的、不朽的创举，如同任何发现了新方法、新规律的社会实验或科学实验一样。

简单的说，本书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代表了一个具有伟大的政治意义的转折点，她“发现”（正如马克思在表达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时用到这个词一样）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基本的阶级斗争形式。大家还记得，马克思曾用这样的话语来强调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工人阶级的斗争…由于巴黎人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得到了。”[624]

本书的第一部分论述了在工厂管理和劳动分工方面的变革的基本情况。这一部分在相当程度上是我与北京针织总厂革委会委员们的多次谈话的总结。这个厂的情况是巨大的社会变革的一个缩影，这个厂经历的这些变革，我也或多或少在走访过的其他工厂里看到，在中国的新闻报道中听到，在先前的来访者的报告中读到。这些变革与文化大革命的主旨一致，成为了革命路线追随者奋起斗争的焦点，而且也不断的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法规、标语和指示得到支持。

第二部分简要概述了指导中国计划制定的政治原则。虽然这些原则在文革前也起作用，但其实施却频频受到纵容“集权”倾向刘少奇路线的阻挠。这些原则实施得到了新的动力，其目的是，在一个必需的配合框架内，在规划阶段发挥地方和省级政府的主动性，并允许职工充分参与决策。

第三部分讨论了文化大革命的主旨——逐步消除三大差别——的意义、原理和前景。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道路。

第四部分讨论了文革中推行的政治原则，并就社会生产关系的革命化做出了一些理论上的推断。

——1973年1月于巴黎

一、针织总厂

(一) 组织与政策

北京针织总厂始建于1952年，位于市中心。1971年，共有职工3400人，其中60%是妇女。产品种类繁多，包括纺织品(棉织物、合成纤维织物)到成品衣物(毛衣、夹克等)。全年产量为2000万件。该厂生产产品不仅在国内市场销售，还出口到东南亚、中东、非洲以及东欧。

工厂有编织、漂洗和缝纫三个主要的车间。另外还有一些辅助车间，如负责修理和改造设备的机修车间。工厂有一个托儿所，可以全周照看小孩。有一个负责提供一日三餐的食堂。两名女工和工厂革委会的副主任向我介绍了职工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我们特别注重改善工作条件，这是党指导我们这样做的。我们关心职工的生活福利和保护工人的主动性。在旧社会却大不相同。资本家不关心这些问题。

“车间里有空调，温度保持恒定。有保障工人不受伤害的保护装置。有时因为忽视了保护装置而造成了一些意外，但这样的情况十分罕见。少数设备不够安全，必须更换。有的车间——像有烘干机的车间——特别炎热；在这些车间工作的工人可以获得特殊津贴，可以多吃肉和还有多休息。当然主要的问题还是减少热量。烘干机周围的高温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会尽量减小它对周围的影响。你刚才看到了好些装冰块的车，这是我们降温的方式。工厂还为工人提供了洗澡设施。

“在缝纫车间店，我们每天工作8小时，中午有半小时午餐时间。还有两个15分钟的体育运动时间，以防止过度劳累。这也是我们的军事演习时间，因为我们必须时刻准备，对付帝国主义侵略。

“我们厂有医务室，而且每个车间都有赤脚医生。[625]厂里要求医务室的医生每天都要到车间巡查。这样工人就不必到别的地方去看病。如果遇到厂里的医务室治不好的病人，我们马上把他们送到医院。工厂的对面就有一个医院，在这个地区还有另外一家医院。咨询和医疗都是免费的。工人病休期间照样拿工资。

“当然，我们不能说我们已经尽了足够的努力来改善工作条件。我们必须做出更大的努力，因为不断有新的问题需要解决。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新的矛盾也不断出现。

“女工每月多休一天假。怀孕七个月的孕妇每天只工作7个小时。当孕妇从事的是操作脚踏板缝纫机等难度较大的工作时，她们只在怀孕的前六个月继续原工作，此后将调换工种。遇有特殊困难，医生会推荐更换适宜的工作。正常分娩的女工有56天的带薪产假。如果难产，产假增至70天。孩子一岁之前，哺乳的母亲每天有两次半小时的休息时间来哺育婴儿；此后的六个月，母亲每天有一次半小时哺乳时间。孩子18个月后就停止母乳喂养。18个月到7岁的幼儿可以全时送托儿所，每周只呆在家里一次；但如果妈妈不想让把孩子全天放在托儿所，可以选择只是下午或者白天把孩子放在托儿所。厂里保证为所有的儿童提供足够的空间。我们不知道56天至3岁的婴儿到底有多少。三岁到七岁的学龄前儿童有两百多。

“厂里的平均工资为每月54元，从30元到102元高低不等。最低生活保障是每人每月人民币12元。如果工人的家庭人均收入不到12元，厂里将提供津贴。离退休职工领取原工资的60%。”

以下是一些其他工厂的平均工资。在北京，石化行业、针织二厂以及建筑行业1972年的平均工资为60元，低的有35到40元，高的有90到102元，因工厂不同有所差异。在纺织厂，工程师、技术员和干部的工资可高达150元。

在沈阳，重型机器厂平均工资为65元、从35至114元不等。在变压器厂，1971年平均工资63元，从33至104元不等。这个厂刚参加工作的技术员，如果是中学毕业生，工资为32元；如果受过更高的教育，工资为46元。在453名技术员中，有3个人工资达225元(他们都是老技术员，被允许拿文革前的高工资)。技术员平均工资仅为61元，因为有不少是年轻人。

在上海，在塑料材料三厂的平均工资为65元，从40至100元不等。因资历不同，技术员可以拿50至110元，学徒可以拿18至23元。

地方工厂平均工资要略低一些。关东地区，两个厂工人的工资平均为45元，从32.5元到100元不等。

比较重要的工厂有各类职工学校，供职工们学习新知识，迎接新任务。因教学材料不同，课程长度不同。例如，有经验的工人通过培训成为工程师需两年。中国正在努力用“为人民服务”的新思想来取代“专业发展”的旧观念—从而对集体更加有利。这是中国的基本的观念，意味着一场深刻的思想转变。可以看出，它贯穿于群众组织、党的委员会之间，也影响到工厂之间的关系和计划的制定等。今天，接受新的政治任务并不意味着改变工资。工资的变动幅度仍在讨论之中。这个问题不能马上草草解决，因为需要进行深入调查来确定现阶段的适当的工资政策。一旦这项政策确定下来，将有很大的讨论和说服工作要做，以免把这些决定强加于那些不是“人民的敌人”的人。

工厂革委会的副主任解释了现阶段工厂的政策。他强调目前的口号是“政治挂帅”，这有别于文化革命前流行的那些观点。

“毛主席说过，工业学大庆，执行鞍钢宪法。执行鞍钢宪法，就是要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坚持干部参加劳动，群众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工人、干部（在中国，干部指行政干部）和技术人员的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这是鞍钢宪法的基本理念。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很少坚持政治挂帅。”

大庆的事例体现了“政治挂帅”的观念如何给生产关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大庆是一个石油联合企业，始建于1960年苏联停止对中国的供给之后——这一事件迫使中国必须迅速发展和利用本国的资源。由于中国缺乏钻探设备，这需要工人阶级加倍的努力。大庆的工人不是为了奖金工作，而是为人民、为革命工作。这需要群众的艰苦奋斗。石油技术员不仅仅是发号施令，而是融入到工作队中。每天所遇到的问题都进行集体讨论；因此可以得到超越狭隘的纯技术观的办法。不断创造出来的新方法付诸实践。这使得中国创造出国际钻井规范意义上的世界纪录。

中国原油的年产量每年递增约30％。中国实现了石油产品的自给自足。大庆是中国工业的代表，正如大寨是中国农业的代表。它指明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

革委会的副主任又解释说，以前工厂搞的是“经济挂帅”，就是说生产优先，依靠物质刺激(奖金)，依靠专家办工厂、技术、资金和利润优先。“两参”的办法——干部参加劳动，群众参加管理——虽然自“鞍钢宪法”(1960年)提出以来在原则上众所周知，但只存在于理论。在文化大革命中，“鞍钢宪法”才真正在工人中得到宣传，而工人迫切要求这一政策日益普遍的实行。今天工人注意到干部积极参加生产；而干部和技术人员则意识到参加生产是正确和不可或缺的。

“文化大革命前我是厂长助理，在这个位置上我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我不了解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党内有两个司令部。我只关注生产和技术。我要求工人埋头生产——生产，生产，还是生产。当工人不能完成计划，就给他们物质刺激，发奖金。按以往的老办法，厂里有28种不同的奖金——超额完成任务的月度奖、季度奖、年奖，优质奖…厂里也奖励只顾埋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的人。我们有些从上海来的工人，他们总想回家乡，为了让他们老老实实埋头干活，我们给他们发奖金。”

此外在文革前，有工人和管理人员的区别。能否参加管理的首要标准是技术专长，这意味着工人无法参与管理活动。厂长是中央政府任命的。他的权力很大，可以单方面做决定，但他很少与工人接触。一些党员干部也迷信技术专长，这削弱了中国共产党与群众之间的纽带。厂党委没有做任何努力来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党的领导作用。事实上，党委只关注生产。工人们曾经叫前党委书记“生产书记”。

“在文化大革命的热潮之前，我不明白什么是‘文化革命’。我觉得这只跟教育和文化领域有关。我们越是保卫自己的利益、侵犯群众的利益，群众越是批评我们，越是给我们贴大字报(手写的墙报)。”

工厂以前推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强调生产、奖金，强调专家和技术的重要性。与其它一些工厂相似，这家工厂的修正主义路线使得社会主义的敌人可能担任领导职务。这些因素通过文革得以消除—在党中央的指引下工人阶级领导一切。1969年6月文革期间，工厂的旧党委解散了，新党委取代了它。总而言之，文革给工厂体制和经营带来了全面的变革。

北京针织总厂的情况为这个全面的变革提供了具体例证。这个厂在文革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这些变革的基本特征。在生产经营单位，文革追求的目标是：端正干部的职能和工作，加强干部和职工的关系，转变管理的模式，促进日常生活的社会主义观——无产阶级的道德基础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体现于家庭生活、生产等)。这一设想的核心是个体特殊利益服从于革命的整体利益。

当群众开始掌握革命的理论时，上述目标的实现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这包括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基本著作的学习，以及将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运用理论。理论学校也要求集体的讨论研究，不论是在厂里还是在家里。这些集体讨论形式多种多样。其重点是弄通马克思主义，开展与修正主义及其思想影响的斗争。

这项运动的一个方面是开展批判工厂干部错误的群众运动。其目的不是要让这些干部靠边站（除非错误严重），而是要帮助他们痛定思痛，吸取革命思想和回到革命路线。无论在什么地方，被群众接受的老干部才能恢复职位。但许多被批判的老干部不愿回到原职上——这主要是因为受“极左”路线，批判了一些仅犯有轻微失误干部，有时批判甚至采用了野蛮形式(包括体罚)。这样的做法，打击了老干部们的士气，使得他们仅愿做一些不承担政治责任的工作；而按照党中央指示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教育尽可能多的人。

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作用下，批判运动给大众意识和日常的干群关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党的干预只是一般性；但这对工人的影响很大，甚至在单位党组织暂时被动摇的情况下（就像针织总厂的情况一样）。

(二) 生产单位的群众组织

文革中涌现了大量的新型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在中央委员会的协助和指导下，逐渐得到完善并联合起来。在1971年的北京针织总厂，随着厂党委的解体，工人管理小组、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等各种群众组织诞生了。中国许多其它的工厂，类似的组织——当然不一定是相同的名称——也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北京针织总厂则是这种新型管理关系的模范代表。

1. 工人管理小组

李周霞，一名女工人，北京工厂革委会成员，描述了工人管理小组及其职责：文革期间，人民群众不仅反对修正主义路线，而且也加强了斗争；在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他们根据鞍钢宪法要求参与工厂的管理。

工人初次尝试参与管理是在新的党委员会成立前，由革命委员会发起。一开始在一个车间发起，1969年2月推广到全厂。试验的重点集中在废除旧的管理模式下实施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作组织条例、纪律等，这些规定反映了对劳动者积极性的不信任和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维护。每条规定都交由群众讨论。尽管这一过程仍在进行中，但许多规定已取消，由此使得工厂管理人员根本性的减少成为可能。

工人管理小组职能的形成实际上是对干部的一种控制，这就引起了现实的阶级斗争。小组成立的根本原则从一开始就遭到两种力量的反对：旧的管理人员和一部分工人。最常见的反对认为：厂里已经或即将成立党委会、党小组和革委会，因此工人管理小组是多余的。一些革命委员会成员也强调，这样的想法会立即被阶级敌人所利用。

“这些阶级敌人意识到，工人管理小组的成立将会有数百个积极分子的出现。他们明白他们的颠覆活动将被广大职工密切监视。因此，明显地，管理小组的出现，扩大、加强了两条道路、两个阶级以及两条路线的斗争。”

工人管理小组的选举是由班组或车间组织的，并接受他们的监督；管理方法只能以工人管理小组的原则进行。小组成员由小组自身组织所在的层面对应的组织选举产生：工厂、车间以及班组。这使得小组有着坚实的工人基础。候选人必须积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一定的经验，并且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

北京纺织总厂每年选举一次；上届成员如果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则可以继任。选举是由工人们自己组织的，在广泛的讨论之后拟定一份候选人名单。小组包括老工人（他们是主角）、退伍军人、以及知识青年。他们没有额外的报酬，每天保证一个小时的附加工作量履行其职责(开会、访问工人家庭等等)。

工人管理小组的工作集中在确定方向、检查工作、实地调查、思想政治工作、以及正确的工作作风，而不是管理本身，后者是革命委员会的职责。[626]工人管理小组和革委会都遵从党委的思想政治领导。

管理小组有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思想政治工作；(二)生产、技术革新；(三)财务、物资事宜(成本控制、投资等)；(四)劳动安全；(五)一般福利。他们介于职能管理部门和群众之间，扮演着管理实体，以及党员和行政部门的辅助角色。这其中，政治问题被放在最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