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化革命与工业组织——管理以及劳动分工的变革

按列宁的观点，给予专家以管理者的角色，同时还包括较高的薪水，这与无产阶级路线是不相一致的。他把这一步骤当作建立新型社会关系过程中受形势所迫的必要的退却。用列宁的话说：

很清楚，这一措施不仅意味着某个特定形势和某一限度内停止对资产阶级的进攻（因为资产阶级是资金的总和，更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且这还是对我们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力量的部分退让，即从刚开始宣布并进行的将高薪降到普通工人平均工资水平的政策向后退。[635]

以上所引述的确如列宁所认定的是一种退却，这种退却，他并没有尝试去掩饰：苏维埃权力被暂时以行政事务的形式委托给专家，并给予他们高薪。事实上，这种退却并没有迎来所期望的前进。随着时间的推移，专家们的家庭出身改变了。资产阶级出身的专家给工人阶级出身的专家让路，但是这些新的专家只是被安放到同样的拥有管理权力和权威的关系中。这意味着用来对抗资产阶级而采取的“退一步”的政策，同时也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并没有改变。

列宁也要求采取必要的行政守则：

学会工作，这是苏维埃政权应该充分地向人民提出的一项任务。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最新成就泰罗制，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它分析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方法等等。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应该在俄国组织对泰罗制的研究和传授，有系统地试行这种制度并使之适用。在着手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还要考虑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特点。这些特点一方面要求为按社会主义方式组织竞赛奠定基础，另一方面要求采取强制手段，使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口号不致为无产阶级政权在实践中的软弱无力所玷污。[636]

列宁写下这些话时，正是俄国出于混乱而且党还不能培养训练真正的无产阶级队伍的时候。对于列宁而言，这也是一个临时的措施。但这临时的措施却变成了永久的特征。总体上，这一整套规章和奖金制度仍然出于统治地位，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执行了很长时间。

在“苏维埃政府的紧急任务”一文中，列宁强调联合管理必须被个人独断式的管理所取代，因为他认为联合管理引发了责任不清。

可是，怎样才能保证有最严格的统一意志呢？这就只有使千百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

在参加共同工作的人们具有理想的自觉性和纪律性的情况下，这种服从就很像听从乐团指挥者的柔和的指挥。如果没有理想的自觉性和纪律性，那就可能采取严厉的独裁形式。但是，不管怎样，为了使按大机器工业形式组织起来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无条件服从统一意志是绝对必要的。对铁路来说，这种服从更是加倍地和三倍地必要。这种由一个政治任务向另一个政治任务的过渡（在表面上看来，后一种任务同前一种任务是完全不相像的），构成目前时局的突出特点。革命刚刚打碎了强加于群众的那种最陈旧、最牢固、最沉重的镣铐。这是昨天的事。但是在今天，同样是这个革命，并且正是为了发展和巩固这个革命，正是为了社会主义，却要求群众无条件服从劳动过程的领导者的统一意志。[637]

列宁的观点可能与俄国革命的特殊阶段的要求相符合，可是一旦采取并实施，它将无法停止。正相反，厂长和党的书记的权力和权威却不能受到工人监督的约束而一段时间之后便越来越大。事实上，工厂的管理部门、干部、专家和技术人员与一线工人之间的权威和命令的关系，给苏维埃修正主义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毛泽东摒弃了这种形式的管理并不止一次的强调“历史经验值得注意”的信念。在中国，工厂管理主要是政治管理，这是优先考虑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目标，而不是局限于经济目标。在执行管理任务时，革委会在工厂党委会领导之下。党委会也比以前更有效地得到群众的控制，因为工厂党组织一般召集会议，而会议由群众代表参加。

通过工人管理组织和革命委员会，形成了一个最终消除管理与执行任务之间差别的开端。这个过程包括各种形式的工人参加管理和干部参加劳动。

这种倾向在革命委员会少数代表中并没有受到限制，也没有在工人对革命委员会和党委会的控制中受到限制。首先，那些拥有管理和行政职责的人每周必须花2～3天进行体力劳动，一般拥有一份专门的工作。其次，由于成立了工人自治组织、班组和车间的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等组织，管理和支配活动都降到了车间、部门和班组的这种层次上。所有这些组织的活动集中于尽可能多的工厂生活的各个方面——详细制定生产计划，分派生产任务，计算成本，创新与投资，建立健全工作和安全制度，管理福利基金等等。根据已有数据，包括在这些各种形式活动当中的工人比例大概20％，而其他工人也通过如车间和班组等方式参与到这些活动当中来。

自然，这些活动的开展因群众性的政治活动和越来越广泛的无产阶级道德而成为可能。这样，工厂越来越不再是简单的生产单元，只具有有限的狭窄的技术问题，而是越来越明显的成为一个政治单元，一个容纳着强烈的意识形态活动的场所。

(二)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

在资本主义的工厂里，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划分反映在工人和工程师及技术人员的工作之间的差别。工人从事直接生产性的工作，而工程师及技术人员则管理生产过程，决定工作流程的改变、机器的使用和技术规则等等。当这种差别保持着，甚至越来越强烈，就像资本主义工厂那样，把一线工人置于相对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下级地位。而文化革命期间所发生的转变意味着中国发生了一场意在消除劳动分工的这个方面的斗争。

这场斗争的成果之一就是出现了中国人称为“三结合小组”的形式，这个小组着力于解决技术问题，由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组成。依照中国广泛采用的形式，工人是这个组的中坚力量，是他们的领导力量。三结合小组负责工厂的技术革命，技术革新，技术规范的革新，以及与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做斗争。由于这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只有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才有特权修改设计。

三结合小组的活动和政治意识形态教育以及工程师参加体力劳动，逐步消除了工程师及技术人员与工人之间的分离，还消除了技术人员、工程师对工人的统治。具有深远意义的教育革命巩固了这个趋势。这是一个复杂而又远不完善的任务，其中难题的解决还需要时间和试验。

教育和生产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新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直接来自于生产，完成一般课程之后，他们将花上两到三年时间当工人，农民或者人民解放军（士兵也直接介入生产）。接下来，他们的同事将决定推举哪些人继续他们的学习（当然得到他们的同意），这个选择是根据候选人的全面的经历来决定而不仅根据智力标准。基本的标准是积极肯干，乐于为人民服务，并愿意学到知识不是为自己牟利益而是用于为人民服务。进入大学包括三步：个人的入学申请，同事们的选派，根据学员的能力和他（她）的生产单位确定学习的课程。学员们与他们的工作车间保持紧密的联系。

劳动力分工的旧形式显然离完全被粉碎还很远。某些工作比其他的更吸引人，但相对不吸引人的职业越来越被综合到集体任务当中，使得每个个体扮演这明显有用且积极的角色。工人们也有很多机会去学习新技术，可以通过技工学校，还可能由于生产过程改组，工厂自己通过各种途径给工人提供专业训练的机会。努力通过改善条件和让每个工人掌握生产过程来使得工作减少断断续续状态是非常重要的。

生产装配线一定不能统治工人，而是工人逐渐控制它的节奏。改革工作模式的过程必定是个长期的过程，通过认识到特定形式的劳动力分工并不产生于抽象的生产力的发展，这已经开始了。工作模式的产生源于过去与现在的阶级斗争对生产关系的改造。

旨在消除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的变革，对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性。一般而言，这意味着所有阶级社会的最普遍的特征之一（理论和实践的社会分离）处于逐渐消除的过程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种分离具体体现在科学技术理论知识的积累和实践知识的积累。前者假定科学技术形式上大概只由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代表；而实践知识简化为很常规或简单的小把戏。

虽然科学技术假定了其貌似独立的外观，而且有力的推动了知识的发展，然而它逐渐从物质生产实践中脱离出来，产生了相互矛盾的社会影响：它逐渐剥夺了一线工人获取知识的权力，这些知识能丰富他们的生产实践从而自己消化这些知识。同时，这种分离使得工程师，特别是科学家无法获取有用的实践知识。在中国，实践第一得到社会认可非常重要，这深深的影响了科学技术知识的再生产，这样其貌似独立的外观在根源上被消除了。

科学技术与生产实践的分离所产生的影响之一就是技术上的保守特征，这可能与一般人想象不一样。理论第一的幻象趋向于引发对工人的技术革新巨大的阻力，特别是当这些革新与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观点相抵的时候。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展现了成千上万个技术革新是怎样受到技术人员的压制，他们认为这些与他们所教的科学技术概念不相符。理论第一的观念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概念和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因此倾向于放弃不能令人满意的任何生产方法或技术改变，只要被认为技术上不合理，从而鼓励理论上的守旧性。

在当代中国，知识的理论形式和生产实践之间的关系正在逐渐改变着。只通过理论，难题很难解决。有个具体的证据可以说明：当实践第一被社会公认，很多至今还难以综合成理论的革新就已经与实践合为一体，这就大大加速了技术革新，从而引起新型的技术发展（比如，在医学完全不同的领域，针刺疗法的采用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实践是如何引领理论前进的）。由工人领导的三结合小组对这种技术发展和工业生产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社会基础。这个三结合小组使得大量技术革新的产生成为可能，不仅包括新机器的生产，还包括现存机器的改造。机器不再被看作一成不变的东西了，而是服从于工人自己的改造。

由三结合小组所推动的改革与技术革新经常创造出三倍于旧机器生产能力的增长速度。这将潜在的影响经济，因为这使得采用已有的机器会使生产能力很快的增长，同时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尽可能少的预先积累。

除了影响技术革新之外，三结合小组还能转变工人与生产工具间的关系。三结合小组的日益展开的活动正发生在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技术决不是一个中性的，也不会超脱于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及其对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的影响，最终决定了生产力的特征和发展。生产过程的社会主义改造促进了消除科技活动与直接生产之间社会分离的进程。这种改造同时预示着（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实践相反）革新的成果有可能并不服从于出售新产品或通过服务而产生更多的利润。中国已经消除了这一方面，为各方面的革新和技术改造扫清了道路，很多技术改造并没有建造新机器或新工厂，而是对已有的机器和工厂进了改造，使其更成熟。

社会方面，科技活动正在综合到相应的工人活动当中；而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却在割裂这些活动。这种综合意味着新技术和新工作过程的概念，不再适合于专家自己这些少数人的能力，但这却能被工人的多数所掌握，他们的能力因而已被广泛的动员起来。

我们正在见证着科学技术的新式的社会组织形式的产生。他们依靠中国人所说的群众路线。确实是群众自己越来越发起并鼓励技术改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次政治斗争中，群众路线发挥了还会继续发挥基础性作用。今天，它在生产斗争和工人集体掌握科技的斗争中仍然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这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如果革命这个名词有着某种意义的话，那对我们这个时代可能就是实实在在的科学和技术革命。全部的结果都清晰的显示出这场革命是社会主义可能作出的生产力解放的一部分。

(三) 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正在中国发生的生产力发展的条件的改变，正在引发新式的不再受资本限制和约束的技术发展。顺便提及，经济学家们努力用在资本主义构建的发展模型来描绘中国，结果提供了一个很奇怪的描述。这种新式的技术进步属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在中国生产力发展中，最显著的是不再紧密的从属于前期积累这一事实，这正是由于群众性的革新。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中，技术改造紧紧的依赖并控制于前期的资本积累，同时是死劳动控制活劳动。在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中，这些积累同样是必要的，但相对于工人总体的活动而言趋向于扮演次要角色，因为工人经常的改变生产方式。

在参观中国工厂的时候，有人注意到生产发展不再紧密的依赖于投资数量，因而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中，活劳动才是直接的决定性和控制性的因素，而死劳动不过是一个次要的因素。这影响了社会生产分工的形式，也改变了生产单位间的关系和各行各业间的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尽管经济系统的一个部门（生产工具）和另一个（生活消费品）仍然存在着分工，实质内容却已经大大的改变了。第一个角色不再主要的只是生产新机器，它对总生产提供各种直接的持续的支援，着眼点是他们能转变自己的生产方式。

中国正在进行的生产力发展方式的转变与一些其他方面的变化是相关联的。一个例子就是中小企业的迅猛发展。这些发展正在很广的尺度上出现，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影响，同时也证实了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那么深的控制于生产工具的前期积累。

小企业发展最显著的方面之一是城市里妇女工厂的出现。这些生产单位一般是由家庭主妇的单独努力和劳动创建的。类似的小生产单元在人民公社和生产队也已经建立起来。这些过程不应该被仅仅看作是偶然的现象，而应该被看作产生于新式社会组织（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的大背景下的创举。

大部分近年来到过中国的人都会对这一现象记忆犹新：很多小型、中型的企业会迅速在各地“繁衍”，同样的工厂和技术一点不差的被大量复制出来。在法律上，这些工厂具有不同形式的所属关系，一些是集体财产，比如生产队和人民公社建立的小企业，或者城市和郊区的街道企业；另一些，例如在地区水平上建立的小工厂群，转为国有性质。新技术的发展不再受资本增殖条件的约束，也不再受资本集中和积聚速度的限制，好像做了乘法似的，新技术可以在小型、中型企业之间毫无秘密的直接交流。

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技术发展深深的留下资本集中的烙印，科研过程所需资金必须由具有一定规模的资本支配的利润供给，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就产生出所谓的最佳企业规模，例如日益庞大的钢铁厂、精炼厂、化工厂等，这些都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标志。

在中国，这些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都已经被打破了，技术传播过程也截然不同。一些小型的现代化生产单位变得比大企业更加有效率，这些小企业成本较低、需要的单位生产容量投资也较少。引人注目的是，年产量达到几千吨的小化肥厂目前正在广阔的农村地区大量产生出来，这些工厂使用的小型压缩机很适合农村的条件，可以很容易的在乡下生产。

这种中小企业的扩张很明显的反映出一种政治导向，在这种导向下新型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可以在广泛的实践中建立起来。给参观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中小企业的大量增殖，还有它们强大的生命力，它们能够依靠当地资源和当地群众的聪明智慧，从不超过5、6个工人的规模，经过几年时间就发展成为两、三百人的工厂，这一过程甚至不需要国家投资而完全靠工人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连机器、设备都是工人自己制造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工厂把产品卖给国家，所以它们不需要保留过多的利润份额（扩大再生产的方式同资本主义不同，直接投工投劳。——译者注）。

这些企业中的一个具体例子可以表现这一发展过程的两大基本特征。第一，在新型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下，工人是工厂的主人，这使得小型工厂能够有机的组织起来，并可以不断的改进生产方式；第二，社会主义协作关系存在于不同的企业之间，大型的国有企业可以给予中小型企业充分的帮助，包括他们的工人、技术员等，都愿意提供援助。这些大国企的工人和技术员也帮助人民公社、生产队以及家庭妇女们建立集体企业。

正是这两大基本特征，使得乡村工业获得新生，在区域的水平上建立“初步工业化网络”。每一个已经建立、或者正在建立工业化网络的地区，在接受最初的援助之后，就基本依赖自身资源去创造工业化的条件了，通过自力更生的方式解决工业化过程中扩大再生产和消费需求。

这一发展过程的主要特征，就是每个区域基本都依靠自身资源发展装备能力、依靠自身创造财富进行积累。这种发展模式是在特定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的，因为它只能依赖激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汇集群众智慧才能成功。

一个访问者注意到，这个意义深远的开端意味着农村的生活发生了重大转折（即一种新型的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译者注）。区域间、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已经建立了千万个中小型企业，给农村提供电力、铸件、钢铁、建筑材料、各种金属材料、电线、农业生产工具、耕种机器、化肥、纺织品、农药等，还有每天的必需品。几个数字可以将这一基础工业化网络的图景展示于我们面前。

以上海附近的Tchia-ting区为例，这一区域有19个人民公社、4个大队，大约45万人口。解放前没有任何现代化工业：仅有几个炼油厂，设备是木制的；一个生产餐巾的工厂，餐巾由手工编制而成；一个面粉厂，面粉用石磨碾压而成。在1956年末，这一区域有了140家工厂、7500名工人，产值达到3100万元；到1960年、大跃进之后，有341家工厂、1.25万工人，产值达到4200万元；到1971年，有731家工厂、2万名工人，年产值1.15亿元。换句话说，不到十五年内这一地区工业产品产量增加了近4倍。在当时的中国，这决不是个案。

基干工业网络的发展打破了长期以来城乡对立局面（城市＝工业/农村＝农业），这种城乡差别开始消亡——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特征，马克思强调，城乡差别是市场经济和阶级社会一系列矛盾的基础。

中国这一城乡对立的消失，是乡村工业发展的反映，也是城市中发展工业不单纯依靠工厂规模扩大的结果，其中包含了一系列政治努力，例如引导大工业中心的工人迁移到偏远乡村地区。

在人口非常密集的大城市里，如上海——这是帝国主义的遗产——被视为无法忍受的情形而必须加以矫正。例如上海的学校，每年有20万年轻人毕业后要到城市以外去工作；工厂车间、整个部门和科室迁移出去；经过工厂里集体讨论以后，需要迁出的人就要下决心离开；等等。

乡村工业给生产活动带来了重大改变，之所以这些改变成为可能，是因为农业基建投资逐渐减少、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发展迅速。这使得劳动力可以从农业中解放出来转向工业活动，因此我们才看到，一个崭新的生产力空间分布格局展现出来，这种新式工业化格局中止了大城市的聚集效应，也消除了资本主义国家中常见的“城市病”。中国的工业化伴随着——毫无疑问是历史上的第一次——非城市化的过程，不仅在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也在沈阳这样的城市中，成千上万的人都从城市中迁移到乡村。另一方面，这又不意味着这些城市里的工业被忽视了，它的结果是工业发展建立在一个稳定的、或者城市人口逐步减少的基础之上的，尽管农村、小城镇工业随着人口增长而迅速发展。

相应的，农村工业网络是自治性的。它的任务包括给农业提供必需的生产工具、增加农业产出、改善工作条件等。所有的这些变化显而易见，其结果源于生产关系发生了全面的变革。生产关系的一系列变革首先需要意识形态的革命——介绍一个崭新的无产阶级关于农村发展的世界观。

从传统意义上讲，农民是城市的附属物，但在无产阶级看来，这种观念应该结束了。农民正在有意识的组织起来，共同改变他们的生存条件、共同创造农村新生活。

大跃进对于激发农民自主意识和主观能动性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场运动中，农民群众开始意识到他们有能力驾驭工业化生产进程。乡村工业化需要中央计划机关和不同地区单位之间的关系做出全面调整，人民公社和生产队被给予更多的自由度，更多农民群众的需求受到重视。一旦许多大的政治路线建立起来，人民公社的小工厂就可以充分发挥它们自己的积极性。

为了全局协调、防止区域间矛盾激化，必须有相应的政策规定——也即，各地的生产单位必须给予全局需要以优先地位。这需要每一个体都要主动把握全局利益的本质，也意味着各部分群众对全局政治、经济问题要采取新的态度。（即群众要掌握全国形势发展的趋势，计划要反映群众的一般需求。译者注）

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分散化给人以深刻印象，之所以这会成为现实，是因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都发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变化。这是一种同“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当然，中国领导者也因此屡受非议。很多人都认为这些转变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恰恰相反，中国非常现实主义的政策既不是空想，也不是空洞热情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