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化革命与工业组织——管理以及劳动分工的变革

四、生产关系的革命

苏联和中国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不同的“管理方式”产生了明显不同的社会结果，而“管理方式”又与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所决定的社会条件相符合。依靠社会管理形式，那些掌控（社会产品的）使用权的人——使用权是生产方式和计划分配方式中延伸出来的——或者由代表一小部分掌握生产资料管理权的人（如国企经理，译者注）组成，或者由大多数直接的生产者组成。所以我们在这里采用了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概念。

（社会主义革命后）工厂中的生产关系重建起来，它可以基本反映总体的社会关系——总体上，社会关系也是从社会组织方式中再生出来的，以此为基础，整个社会上上下下，都广泛的产生着阶级斗争。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一般都从阶级斗争中才能产生，首先是从遍及所有社会组织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中产生。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在社会生产力重建的条件下，生产关系居于统治地位。相反，生产力的发展从不直接决定生产关系的转变，这种生产关系的转变经常是各种阶级意志相互影响的产物，也即，阶级斗争的产物。

为生产关系上的社会主义化而进行的斗争无法从“发展生产力”中产生，因为这种“发展生产力”相应的社会形态反映着阶级关系，由阶级利益、阶级意识、阶级要求和阶级觉悟所决定。马克思不止一次的强调指出，在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变革过程中，阶级差别将不断的产生出来，这种差别以合法形式、通过上层建筑领域产生，“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相适应”，因此人民一定要积极参加阶级斗争，并最终消灭阶级差别。[638]

既然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化是阶级斗争的结果，生产关系在资产阶级失去政权之后继续发生变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可以在新的条件下再生出来，这种再生是以社会生产过程没有产生革命性变革为条件的。在一种新的社会关系体系和新的生产方式充分发展以前，社会组织方式必须首先经历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一过渡时期内所有的社会关系必须经历一场彻底的革命。

社会主义是新生、异常复杂的事物，它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其复杂性恰恰源于它的本质——社会主义是历史性的、绝无仅有的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的通道。在社会主义转变时期，新的生产关系尚未取得统治地位，用一个当前中国的常用表达方式，社会主义仍是“不完善的”。社会主义中存在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些萌芽的发展同已有的市场关系和资产阶级关系彼此冲突。

马克思曾经指出：“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是刚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在经济、道德和精神各方面还带着旧社会的痕迹。”并着重强调这种“不完善”是必然的。毛泽东也在一系列场合强调了这一思想，特别是1957年他的讲话：

“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稳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639]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完善和不发达是与旧有生产关系局部范围内的重生（甚至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仍会再生）同时发生、彼此关联的，这一现象消亡——或者说被消灭——仅在社会关系的全面变革条件下才能发生。列宁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这种属性：

“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性。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幼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640]

社会主义的“不完善”，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的特征，围绕这一特征产生了两条路线斗争的客观基础。

在30年代的苏联，这一问题引发了大量理论上的混乱，人们一度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建成”。于是，社会主义不再被视为一个过渡阶段，而是被当作一种稳定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最终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同阶级斗争不再发生关系，相反仅仅依靠发展生产力和维护、并复制现存（社会）关系就可以实现[641]。然而，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阶级仍然存在，社会生产过程的变化仍然以阶级斗争为条件，首先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在这种条件下，必须摧毁资本主义属性的社会关系，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归根结底，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因素彼此斗争的过程中，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须居于从属地位，必须在不同的社会组织中加以限制和约束。

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关系的斗争关系中，矛盾主要方面的转换并非一帆风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制度取得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无产阶级在政治领域、尤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但在初始阶段上，无产阶级并未掌握每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取代（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并未发生，或者仅在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的局部范围内发生。旧有生产关系局部范围的再生，例如在工业企业资本主义“管理”方式上的顽强表现，形成了资产阶级存在的客观基础。

政治上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贯穿于整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根源是旧有生产关系的自我复制和阶级存在的客观基础，通过资本主义属性的社会关系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政治组织中的斗争而实现。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方式主要依靠执政党的政治路线。这一路线代表着正确的群众意志的集中，使得群众自己能够从过去无产阶级斗争历史中总结经验和教训。政治路线是关键因素，只有路线正确，消灭资本主义管理方式才成为可能。工业管理方式的转变同单纯的“管理方法”、“管理技术”上的调整大不相同，它集中于生产关系本身，并且只能通过不断的阶级斗争才能实现生产关系和管理方式的革命化。当无产阶级掌握主动权，这一斗争将逐步让位于群众利益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过渡到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下更为有效的社会所有制形态。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过程中，会产生社会组织方式和生产过程上的转变。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使用机器，工人聚集在工厂中进行集体生产。早先的（封建工场）工人对生产工具的独立关系被打碎，工人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统治、也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组织起来，集体依附于生产资料，无产阶级内部也被分为不同的等级，彼此独立的组织在不同的生产单元中。

“集中的工人”这个概念应当同“联合的工人”的概念区分开来，后者指的是已经彻底摆脱剥削、进入新的关系中的马克思所说的“自由联合”的工人。在这种关系中，资产阶级对劳动分工的干预已经消除，因为全面发展的“联合的工人”的产生意味着三大差别的消除（译注：原文是……意味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管理工作和执行工作差别、城乡差别的消除，以及组织上分隔的“生产单位”差别的消除）。文化大革命标志着旧的“集中的工人”的关系开始被摧毁，也标志着联合的工人的诞生以及社会统一劳动的诞生。

为使生产资料被全社会占有——也就是说为了直接生产者能有效的集体控制生产资料——工人阶级要克服分裂、实现统一，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统一必须战胜他们的分离。

只要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未能足够的实现统一,直接生产者就不能广泛实行直接社会管理.他们行使对社会的管理只有通过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思想政治统一的工具,对于无产阶级专政至关重要。党能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只有在党是无产阶级思想的载体并确保人民群众能逐步掌握无产阶级思想的情况下，而在实现这一的目的的过程中，要求党作为人民群众的一部分而不是凌驾于群众之上。

然而，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支持无产阶级政党这一事实，并不一定意味着群众已经具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他们的实践也不再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支配，在生产斗争领域尤其如此。只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没有被克服，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就会保持分裂状态，倾向于优先考虑局部利益或个体利益，而不是整体的革命利益。中国解放后数年的情形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如此，毛泽东当时的论述也说明这一点。“在经济和财政制度上，我们必须克服不统一、闹独立、缺乏协调性的弊病，建立统一的、目标明确的劳动体系，保证我们的政策法规能够不折不扣的执行。”[642]

文化大革命在使劳动者具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方面迈进了重要一步，并为统一的群众运动创造了条件。这样，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使人们的观点、政治标准、计划、方针以及行动获得空前统一成为可能。相应地，每个企业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心整个国家的利益，甚于关心自身利益。

意识形态上的革命——群众逐步具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是生产关系变革的必要条件之一，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发展需要生产方式的社会化占有，而资源和生产力的积聚需要一个过程，一个实质性的积聚过程。为使这一社会化占有的积聚过程充分发展，直接生产者必须在行动和理念上、目标和手段上有效地联合起来。这一联合不能从外部强加，它需要实践、观念和感知上的统一——这一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统一要求个人利益和特殊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只要情况还不是如此，生产方式和产品的社会占有就依然是不完全的，即只是部分的和形式上的。

恩格斯强调了这个事实，他指出生产方式的国家所有制只是在形式上解决了生产力的社会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生产方式的国家所有制——即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仍然不是真正的社会所有，它表明的是一种法权关系，而不是生产关系的彻底转变。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国家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方式，显然还不是真正的社会所有制（“社会”自身所有）。它还意味着生产者自身还没有直接地完全地占有生产方式。事实上，国家仅仅按照与直接生产者相分离的方式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在生产方式完全统一和直接生产得以实现之前国家必然会消亡的原因。当然，这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历史过程。

废除生产方式的私人占有法权关系和实行计划经济制度是生产方式社会占有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这种社会占有还要求社会生产过程的根本变革，这种变革不能强加给直接生产者，而必须通过联合的集体行动实现。这一联合只有当广大群众抛弃非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才有可能，因为这些意识形态分裂群众并使剥削关系的再生产成为可能。

文化大革命是使人民群众具备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阶级斗争，不过它只是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客观条件相适应的更为广阔的所有制变革的一个阶段。只要这个条件得不到满足，或者仅仅得到部分满足，来源于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观念就会继续存在。这些观念会分裂劳动者并使他们受到剥削关系的奴役，还会使剥削关系以及生产方式和产品的剥削阶级私人占有制的再生产成为可能。不管私人所有采取什么样的法权形式，这种可能性都会存在，这些法权形式可能是“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以及掩盖剥削关系的其它更巧妙的方式，尽管披着相反的外衣，它们代表的还是私人所有制。

广大群众具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基本的条件，因为只有具备这一意识形态，广大群众才能够正确分析社会矛盾，并通过阶级斗争解决这些矛盾。直接生产者具备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这使得他们能够理解生产的社会化过程并不仅仅是“个体行为”的“重叠”，而是一种集体行动，这种集体行动需要在得到控制前就展开。只要生产的社会化过程还不是直接生产者的单个行为，它就会被分成若干独立的基本过程。社会化过程的统一就会在生产者以外的组织的干涉下进行，该组织若不是置于具有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无产阶级政治组织的领导下，就会导向剥削阶级的统治。

由于意识到生产过程的统一似乎“需要”通过上述关系，支配生产社会化过程的阶级的意识形态声称，这一过程是个体行为的总和，或者是只有通过高于直接生产者之上的特权机构的干涉才能够实现、协调并完善的特殊过程。因而，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造成关于阶级分化的生产方式是“公正的”这样一种错觉。通过造成被剥削者可以单独地或通过独立行动“解放”自己这样一种错觉，这种意识形态造成了被统治阶级自身的分裂，使得统治阶级能够维持剥削并再生产维持剥削基本的社会和物质条件。

而且，如果无产阶级政策不包括管理企业，则与直接生产者的分裂一样，企业之间也会发生分裂。这样市场和金钱关系或者外在于直接生产者的生产计划就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第一种情况是受利润支配，第二种情况是受产品支配。无论哪种情况，直接生产者的积极性事实上都是受着特殊利益而不是整体革命利益的驱使。

离开无产阶级政策，无论从创造利润还是从实现“计划”出发，每个企业倾向于追求自身利益甚于整体利益。企业之间不是通过高效合作以完成更困难或较少“利润”的任务，而是尽最大努力完成最容易的计划或者获得最大的利润。在获得特殊的订单和计划方面有很多诡计，以便获得更多的生产设备或者接受质量较差的产品。同时，劳动者不是置身于生产关系变革之中，而是在个人利益驱使下尽力地提高产量，这里个人激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整个激励体系要求监督、控制和等级制度，这使得企业中能够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同时导致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削弱。因而金钱和计划一样是生产的决定因素。

在这种条件下，群众的首创性和积极性被窒息了，生产发展只有通过剩余产品的积累和自上而下的技术革新才能实现。积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驱动力——盛行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中。积累在决定经济计划特殊内容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过于关心生产产量，而产量已经超出了群众的消费量，必然会导致对群众需要的忽视，因而破坏直接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这种情况下，生产者只有在个人物质刺激的制度下才会为完成计划的目标而努力，这种制度使得一个直接生产者以外的阶级能够重建或扩展其对劳动者的控制并进而剥削他们。

必须强调指出，与修正主义意识形态所断言的相反，利润驱动并不能获得与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相“类似”的结果。从意识形态上看，利润优先和首先考虑个人利益和特殊利益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是水火不容的。从政治上看，有些考虑个人利益一定会强化控制、不信任和压迫。从经济上看，劳动者的特殊利益与整体利益及革命始终存在着矛盾。

这是一种“经济学家”的幻想，类似于“自由主义”思想，它相信优先考虑个人利益和满足整体利益之间能够建立一种完全的和谐社会。但总有这样的事例，使特殊企业最“满意的”，并不能在整体上，或者从生产关系变革或世界革命的角度，使劳动者满意。总有这样的事例，为了满足全体利益，有必要牺牲个体或一些企业的利益。像中国人所说的：“我们决不能忘记，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企业只是全体的一部分，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必须始终考虑全体的利益。”

中国工人正在改造企业，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企业现在已不是单纯的“生产单元”，而变成了生产者可以执行权力的政治单元，变成了意识形态单元。对于这种联系，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时，“管理也是社会主义教育”[643]。因此，无产阶级政治领导是企业进行社会主义管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增加战斗决心、生产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基本条件。

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史无前例的一个阶段，但仅仅是一个阶段。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还远没有结束。因此，为整顿新机构的工作风格，批判和运动总是必要的。没有这种批判和运动，机构必然有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危险。1967年8月，毛泽东强调文化大革命要进行多次：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