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化革命与工业组织——管理以及劳动分工的变革

后记

重读前面的文字，我发现对下面这个事实没有给予足够的阐述，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对社会关系的改造，不是群众在“自发的意识形态”这一错误观点激励下通过自发运动实现的，而是在毛泽东革命路线政治领导下的群众运动中，在坚持革命路线的工人、农民、干部等的活动中实现的。路线和运动是激发劳动者适当的首创性、使中国的群众统一起来进行战斗、并且在群众还没有克服资产阶级路线和阻碍中国向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社会关系之前就能够明确必须达到的目标的唯一保证。

目前我还没有给革命路线的积极作用以足够的阐述，也未能提供足够的历史数据说明它对资产阶级路线的挑战，这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好像社会主义变革是有利的客观条件单独形成的“确定的”结果。这种观点会使斗争的范围和复杂性变得模糊不清，而中国群众必须与伪装成修正主义和“极左”形式下的资产阶级路线进行斗争。

为了更好地理解文化大革命中的斗争，必须注意，虽然矛盾——文化大革命使矛盾的解决成为可能，因而开辟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客观条件，群众只有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别是通过中央委员会1966年8月8日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及1966年8月12日十一中全会的决议）的号召下运动起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文化大革命才显示出巨大的力量并产生深远的影响。这里还必须指出，革命路线的推行还受到群众自身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阻碍。如果这些思想在群众中不很盛行的话，资产阶级路线就只能够动员一小部分“吃老本”的群众。

因此，文化大革命只能看作是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路线与资产阶级路线斗争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有其特有的特征，可以肯定，斗争还将继续——斗争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存在，而只要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存在，只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继续相互冲突，斗争就一定会继续。牢记一些决定性的因素，这些观点就会变得显而易见。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继续存在，这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以后，甚至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形式盛行以后，资本主义关系（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存在的客观基础）并不会简单的消失。由于这些资本主义关系的继续存在，工人仍将继续部分地与生产资料分离，并且一小部分仍可能处于被生产资料雇佣的状态。无产阶级路线的基本目标恰恰是破坏资本主义关系及由这种关系而产生的阶级。这个目标只有经过社会关系——既包括生产关系，也包括政治和意识形态——整体的革命变革才能够达到。

资产阶级路线的基本目标是通过保存甚至可能是发展资本主义关系来维持阶级划分。资产阶级路线引导下的运动在追求上述目标时，不考虑这条路线的追随者特别是普通工人怎么“看待”其客观表现。由于上述关系决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特殊属性，资产阶级路线呈现出两种看似相反的观点。

其中一种观点显然具有十分保守的特征。其追随着提倡社会关系的一切革新都要“延迟”，除非“生产力已经足够发展”，同时他们鼓吹要提高“经济效率”，进而要求一种特殊的纪律。在中国，资产阶级路线的上述观点的代表是刘少奇路线。尤其它已经被频繁的分析过，包括我引用过的Daubier的“HistoiredelarévolutionculturelleprolétarienneenChine”一文，对于这个观点我就不赘述了。

资产阶级路线的另一种观点披着“相反的”外衣，其保守特征模糊不清，只有仔细分析它的口号和实践才能揭示其真正的阶级本质。资产阶级路线的这种观点与“极左”路线是一致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非常盛行。本后记将专门提供一些与这条路线追随者的活动相关的最新事件和反映，这方面已经产生很大混乱。

这条极左路线提出两种口号。一方面，它提出脱离现时需要和可能性的标准，而竭力将次要矛盾指为主要矛盾，给群众提出现时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而使群众分裂。另一方面——这一面更为重要——它迎合群众而提出小资产阶级的口号，是伪装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些口号阻碍着变革进程，对群众提出貌似“激进”的口号，并不能引向社会关系的真正转变。从长远看，这些口号会解除群众武装，消磨群众意志，并分裂他们。极左行为破坏群众的革命团结，在其它方面也是如此，例如，它竭力迫使一些人民公社废除按劳取酬的实践，或者在群众还没有准备好时就提出立即全面放弃土地和农业的个人私有制。

为了理解文化大革命期间资产阶级路线如何伪装成极左的样子，我们有必要简要回忆一下这条路线的一些手段和形式，将其与无产阶级路线的口号和实践进行一些比较。

为使广大群众能够掌握马列主义的思想和分析方法，无产阶级路线发动了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对于那些需要认识错误并进行改造的批判对象，极左分子尽可能地诉诸人身攻击、羞辱大会甚至人体暴力。

1964年7月29日，我在上海钢铁学院亲眼目击了一场让人感觉羞辱的会议。我想在那时这仅代表一次孤立事件，没有太多政治上的普遍意义。当1971年再次访问钢铁学院时，我发现这种羞辱人的会议是由过激左派（即“极左”）发起的，为数众多，最后经常导致使用身体暴力。学院的工作因此而停滞了几个月，在几个极左领导者被赶下台后，工作才恢复起来。顺便提一句，那个被批斗了很多次的有问题的人，并不是一个工人，而是一个知识分子。

在当时的中国，开批斗会、搞人身攻击、使用暴力是资产阶级路线的典型特征。然而，对错误思想的批判帮助群众逐渐辨识清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也分辨清楚，什么关系到革命利益和他们切身利益——人身攻击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一实质效果。如果说需要帮助被批判者矫正错误，这些错误做法阻碍了矫正过程，尤其是那些行政上简单粗暴的错误，或者表现出来决没有错误的行为，实际上却是严重的政治错误。[644]

最重要的，人身攻击往往将群众注意力引导到那些并不关系到本质的问题上去，例如这个人的历史问题，将群众对关键问题的注意力转移走——他们的思想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根源在哪里，这种思想所植根的社会关系和物质基础是什么，需要对哪些社会问题进行改变，等等。在发动人身攻击时，极左分子广泛使用“传记”方法，将一系列关于党员政治历史的细节集中起来。这实际上将群众注意力从分析思想、观察行动等方面转移到被动的等待“被批露的新鲜事”、从“秘密档案”中推测被批判者的历史等。

人身攻击的形式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实践紧密相关，也会导致特殊的政治结果。在诉诸实践的过程中，极左分子实现了两个结果：将富有经验和充满献身精神的革命干部换成自己派系的人；保存现有社会关系不变革。理所当然，这一过程加重了这样一种认识：撤换一个人比使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革命化要重要得多。在1967年极左分子公开鼓吹“生死斗争”，提出了具体的形式，即“把彭揪出来曝光”“痛打落水狗”[645]。这清晰的表明，极左分子并不关心社会关系的变革，只关心个人化的斗争过程。

在1967年下半年，坚持革命路线的人越来越坚决的要求发动两部分斗争——首先，“彻底怀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次，“在各自单位中胜利实现革命批判的任务”[646]，也即，为实现社会关系的变革而斗争。极左分子则从其自身派系出发，继续要求批判和谴责某个人，这使得人们忽视使社会关系革命化的任务。[647]

在我访问上海钢铁学院期间，我向一个革命委员会的成员问题关于极左问题的看法，他回答说“不是斗争－批判－变革（即“斗、批、改”，译者注）的完整方式，极左分子只想斗争－批判，他们想废除学院而不是在学院中变革。他们想抛弃旧知识分子，而不是要帮助他们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意识。极左分子不懂得一分为二，不懂得旧知识分子掌握知识，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我们在同这些错误倾向做斗争。”[648]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路线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坚持的革命实践相一致，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完全不同。这条革命路线把“社会变革”的问题——需要改变社会关系，改变工厂里的管理方式、推行鞍钢宪法，需要对犯错误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等。在1968年9月，毛泽东作出了如下指示：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649]

两条相反的路线显现出来——极左分子领导的是一条资产阶级路线，诉诸于人身攻击、“生死斗争”；无产阶级路线主张再教育、对社会关系进行变革。

在取消人身攻击、转为开展文化革命的过程中，极左分子进而提出了抽象的道德标准，并用这样的标准去“鉴别”每一个人。其中的一条标准是关于自私问题的，极左分子继续鼓吹对利己主义进行抽象的斗争——有时也称做“根除自私思想”。这样的斗争使人产生幻觉，进而忽视根除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忽视对修正主义发起有力的斗争。1967年中国发表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

“利己主义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是修正主义的温床。修正主义是利己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不能打倒利己主义，毛主席在发动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提出的各项理论、路线、原则、政策都不能被深入贯彻执行，斗争的总体方向也不能被很好领会，反修斗争就不能进行到底……除非克服了利己主义、全社会都关注公众利益，否则就无法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捍卫社会主义制度。”[650]

这样的论断掩盖了修正主义的真实本质：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政治路线，深深植根于资产阶级本身及其所有的社会关系当中。对于极左分子而言，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仅仅是利己主义的“结果”，这种观点反映出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唯心主义概念，它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源于社会实践、带有阶级的烙印。

当然，极左分子并没有把他们提出的观点简单的表现为“从天上掉下来的”。传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认为，利己主义代表“自然的人的本性”，极左分子并不这样认为，他们想当然的认为，利己主义是资本主义残余存在“在人们的头脑中”的表现。1967年《红旗》杂志社论如下：

“剥削阶级意识体系的核心是利己主义、自私。作为私有制存在几千年的结果，这种利己主义仍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旧的社会关系已经被铲除了，但伟大领袖毛主席看到：‘反映旧体系的旧思想将在人们的头脑中存在很长时间，不会轻易消除。’资产阶级正好利用这种垃圾去腐蚀群众和年轻的一代，试图用利己主义征服人们的心灵，同无产阶级顽抗到底。”[651]

类似于“旧的社会体系已经被根除了”的这种错误言论，意思是说旧有阶级及其意识形态在当前不再有任何社会基础；这就使得人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意识形态的残余会存在，其中最重要的是，树立在群众面前的仅仅是一个“道德上的目标”，而不是政治目标——破坏在资产阶级的社会存在、实践和思想基础上的社会关系。自然而然，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关系尽管已经被根除了，但它产生的思想仍将继续存在，这种断言使资产阶级关系完整无缺的存留下来。刘少奇也是这种观点，他提出要穷根究底、深挖利己主义错误思想的任务。

极左分子通过否认资产阶级存在，不仅帮助资产阶级关系完整维持下来，而且也阻碍了对自私自利现象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必须的，在意识形态领域并不是彻底消灭自私自利，而是在意识形态革命的框架下，具体的为经济、物质关系变革清扫道路、巩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唯物主义者的历史观清晰的说明，在通往无阶级社会的过程中，需要不断的改造客观关系和思想（即两大决裂：同私有制的决裂和同私有观念的决裂。译者注），以此巩固社会革命的成果。而在抽象的唯心主义口号下，极左分子实际上在“左”的伪装下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路线。

对比极左分子和革命立场，有助于思考这一问题。在《红旗》杂志一篇题为“为什么必须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文章中，集中阐述了革命路线的具体观点：

“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有时彼此符合（这是基本特征），有时彼此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但同时又不完善，这种不完善同生产力发展又继续发生矛盾。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符合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但上层建筑也存在很多不足，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间发生矛盾。特别是资本主义因素仍然存在于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当中，对生产力的发展形成阻碍，削弱、甚至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渴望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求对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不断进行变革，以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加强、完善。资产阶级及其党内代理人希望走资本主义道路，试图阻碍这一变革，原因在于这种变革不断的在消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资本主义因素，这种资本主义因素的消除意味着资产阶级及其党内代理人的末日。”[652]

非常清晰，革命路线的实质是“清除资产阶级及其党内代理人”，指的就是社会关系的革命性变革。

极左分子路线的小资产阶级性质也非常明显，在工厂工作规章改革方面也同革命路线有很大差别。革命路线执行者强调清除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作规章中的“清规戒律”（早先被受修正主义影响的工厂管理者不断加强），这些规章“保护”工业企业中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形式，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管理者脱离劳动，以及一线生产者对技师、工程师、管理人员的从属关系，等等。[653]对于革命路线的支持者，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为了使工人阶级创立革命化的工作制度，将技师、工程师和干部都统一到这种制度之下。在实践中，极左分子将工作规章的问题变走了样，他们主张的不是工作规章的具体的变革——对生产关系和劳动分工的法律形式进行变革——而是要消灭任何规章制度，包括劳动安全、工作时间、质量控制等方面，这完全是幻想。

极左分子对此提出了几项具体的目标。由于他们提出的是不切实际的目标——消灭所有规章制度，而不是一个切合实际的目标——从社会关系和工厂规章角度提出有效的社会主义转换——极左分子事实上阻碍了可行目标的实现。而且，通过反对社会分工革命化和追求虚幻目标拖延现实斗争，极左分子干扰了社会生产，违背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使群众开始对文革发生动摇、怀疑，群众厌倦了整天无休止的辩论、对质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生产和日常生活的破坏性影响。极左分子动员群众批判资产阶级工作规章，同时又鼓励转变到小资产阶级方向，而不是转到无产阶级的方面。有很多种做法，但主要通过将个人不满合法化，允许个人在不愿意工作时不去工作。当然，这样的观念同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它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概念的歪曲理解。

通过行动和口号，极左分子为革命路线的胜利设置了一系列障碍。但在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和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群众和革命干部克服了这些障碍。毛主席的指示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包括群众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经验和极左分子破坏性实践的教训；这些指示给出了应当追求的具体目标——对资产阶级分工方式进行斗争，也给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方法——消除“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尤其提倡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三结合制度。

当获得正确路线的指导，尤其充分吸收“五.一六”指示当中的革命内容，群众能够克服极左分子的反对，实现生产关系的积极转变。极左分子经历了第一次的失败，但通过推动群众愿望中小资产阶级的方面、忽视无产阶级革命要求，他们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组织上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