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资问题上，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小资产阶级路线之间的对立也同样明显表现出来。无产阶级路线的执行者主张最基本的任务是尽可能消灭物质刺激，因为物质刺激仍在强化工人个体中的资产阶级关系；而相反，极左分子主张重建整个工资制度体系。 尽管革命路线也提出了重建工资体系的问题（关注点是在消除物质刺激方面，什么导致了群众一致谴责的关键性的变化，怎样使导致工人内部分化的复杂工资结构简单化），但无产阶级路线并不认为这是基本的和直接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正如马克思所说，分配关系经常是“生产关系的另一面”（即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译者注）。这正是无产阶级路线强调使生产关系革命化至关重要、而不是首先改变分配关系的原因所在，如果认为在生产关系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分配关系可以首先革命化，这种观点仍是一种幻像。 此外，对于无产阶级路线而言，革命的目标是共产主义，也即根除工资体系自身。因此，过渡时期必须为消除旧的工资关系做准备，不仅使生产关系革命化，而且要通过工资以外的方式发展能为现存不平等提供补偿的分配形式（关于体力、医疗等方面）。仅仅从工资方面矫正这些不平等，事实上延长了工资制度的存在，这也是为什么尽可能的从集体分配形式和其他工资“以外”的关系补偿这种不平等更可取的原因；工资“以外”的方面，例如餐饮供给、托儿所、医疗保健等，日益显示出其巨大的作用。 极左分子在工资领域强调绝对的平均主义，事实上加强了工资形式。极左分子在对待人民公社成员工资标准问题上建立政治观点时，也更加明显的表现其认识的资产阶级属性。他们认为，这在政治立场上属于一种“物质刺激”。然而，政治立场仅在从阶级关系出发的条件下、而不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条件下，才是革命的。这一实践的一般应用以“在破除少数人特权方面，先进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观点指导下产生的不断变革”为结果，在“政治机会主义的鼓励下……经常滔滔不绝的讲‘正确路线’……这很容易导致集体主义立场逐渐被出风头的行为所代替，可能被表扬的、有酬劳的政治立场必定是显而易见的。”[654] 对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在群众中的领导地位，极左分子事实上持反对态度，这也更加明显的表现出他们的资产阶级属性。这种反对态度表现在很多方面。一种就是劝阻群众不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鼓励“学习”毛主席语录，“容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655]这种方式把马列主义变成一系列“实用处方”，漠视最本质的东西——对基本原理的消化和掌握。以下事实非常具体的证明了这一点：当极左分子接管出版领域后，他们停止出版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著作，努力向工人头脑中慢慢灌输毛主席的著作（从中工人仅能获得一些断断续续的观点，而不是系统的认识）并不属于马列传统理论体系的思想。 极左分子还反对用马列主义武装群众，把严肃的学习替换成翻来覆去、反复翻印的几句语录，甚至强迫群众背诵毛主席著作中的某几段文字。在1967年，经常能见到工人们上班前排队在一起用心背诵毛主席语录的情景。在上海钢铁学院，极左分子代表让两个研究员当着我的面背诵《为人民服务》的全篇内容。这种“学习”态度是林彪所支持的：“为了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656] 这些极左派的实践，当然与“红宝书”的有效使用是不一致的。它可以作为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介绍，而不是被降低为实践方法或者一系列需要记住的引语。即让工人通过它来学习马列主义而不是让他们做别的事。然而在实践中，极左派竭力阻止群众学习马列主义，尤其是（这显然很荒谬）通过宣布“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来达到此目的。他们这样就能说毛泽东的指示就必须被执行，无论它们的意义是否被（群众）理解。 极左派通过让工人无条件服从来使他们脱离严肃的学习。这与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者必须保持探寻任何事情的原因和理由……决不盲从和鼓吹奴性”。极左派仅仅采纳了刘少奇的主张，它也主张“盲目服从”，虽然以不同的方式伪装。类似地，极左鼓吹的个人崇拜是想要破坏人民对毛主席的信赖，并鼓励盲目服从任何所谓由毛主席发出的指示。这个方法长期来看导致了对群众的广泛操纵。 极左派反对群众掌握马列主义可以从下面的话中得到证实：“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发展的更高阶段。在我们的时代，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最佳途径。”[657]这等于是说学习马列主义是过时的、不必要的工作，并且致力于严肃地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以及马列主义基本著作是无意义的。 由于极左派在政治上被打败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基本著作再一次被广泛地传播；同样重要的是，带着帮助工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学习这些著作被强烈地鼓励了。中国出版社越来越多地出版了工人和干部的文章，文章解释了他们如何从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受益，以及他们为何认为这种学习是必要的。下面的文字是由一名工人干部写的： 一个像我一样的工人干部对党和毛主席，以及我的工作经验有着深深的阶级感情，但是简单的阶级感情不能替代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敏感性，纯实践经验不能代替马列主义。如果我忽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它们是全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我就不能避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虽然从实践中得来的直接经验反映了客观世界的特定现实，但是它只是知性的指示和反映，是肤浅的、部分的和不完全的。[658] 最后一句指出了另一个极左主义的倾向——通过片面强调直接知识的重要性、主张经验主义以及自然主义来让群众缴械。这样就加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让工人们思想混乱。 通过持续地缩小学习的重要性以及片面地强调“直接知识”，极左表现出了对集体经验的蔑视，“忘记”了知识的发展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及最全面的可能性展望。直接知识是部分知识——它从特定的时间、地点，由生活在特定条件下的一个或多个人获得。给予直接知识比间接知识更多地重要性，意味着用个人实践替代全国的和国际的群众历史实践——实践在可以通过学习吸收之前，必须被系统化、被综合起来。通过支持这种替代，极左鼓励经验主义并且倾向于剥夺中国群众对全国和国际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的了解。当它不能接触这个经验时——这些经验是马列主义著作的集合并且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中保持活力——革命运动必然要倒退，这样就相对地加强了资产阶级。 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战线与极左派的鼓吹经验主义的行动展开了斗争。由于这些行动受到了来自革命战线的越来越多的打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趋势开始失去了它的影响力。 “最终的胜利”是毫无疑义的，当然，中国出版社最近的文章说明了这些斗争仍在继续，特别是在早些时候引用的文章“克服经验主义”中，这篇文章有下面的评论： 我们不能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如果我们认为直接经验是完全的和严格的——将部分经验作为不可动摇的公式，并将它到处应用，使用旧的经验来对待已经发展和变化的新的事物，或者高估我们的部分经验、低估或者否定其他正确经验……这些实践活动领域相当广阔，但是个人实践的范围总是有限的。当我们强调从个人实践得来的直接经验，我们还应该珍惜群众的创造，善于做调查和学习，虚心学习人民的经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好我们的工作……一个人不能在任何事情上都取得直接经验。实际上大部分知识都来自于非直接的经验。如果任何人只相信他自己，并且将它个人经验与群众经验对立起来，将直接经验和非直接经验对立起来，他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因为这些经验主义者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在革命实践中的指导作用，不注意学习革命理论……醉心于狭隘的，无原则的“实践主义”，成为没有大脑的没有未来的“实践者”，缺乏坚定的正确的政治导向，他们容易变成伪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的意识形态俘虏。[659] 政治上，极左派自发主义（spontaneism）是经验主义的直接扩展。像经验主义一样，自发主义声称，只是可以从有限的实践中获得，群众总是不会错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坚持从实践中得来的正确理念，将群众的实践放在第一位；这里它被歪曲成这样的主张“群众的所有想法都是正确的”。在1967年1月，《红旗》主张生死战和煽动群众对广大干部进行暴力打击，这详细描述了这个极左派观点。然而革命战线警告这样的行为并且主张“基于理论和事实的斗争”。极左派断言群众总是对的，并且不能超越（couldnotcommit“excess”）。革命战线的追随者批评了这个资产阶级观点，警告了增长的“自我扩张”的趋势，野心，小集团态度，个人主义和极端民主主义。所有的这些趋势都是极左煽动的。 林彪，也努力赞美自发主义。例如，他说“群众的革命运动是自然而然地合理的。虽然群众中有些团体和个人会犯右或者左的错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合理的，总是对社会进步有利的。”这与历史教训是不一致的——存在并且可以存在资产阶级领导的群众运动，就像不幸被法西斯主义，希特勒主义，各种种族主义等等证明的那样。 极左在经验主义和自发主义之间的矛盾（“群众的绝对权威”）以及它的教条（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是显而易见的。在每个例子中，目的都是相同的——否认学习马列主义的必要性，否认理论和党作为帮助群众区分正确想法和错误想法，统一行动的不可或缺手段。在每个例子中，极左派言论都削弱和分化工人。“极左”的经验主义和自发主义是它的政治上的资产阶级特性的进一步的证据。 极左派的暂时的和部分的成功延迟了革命战线的胜利。他们传播混乱，这个明显的极左的“激进主义”创造了假象，似乎它代表了真正的左派潮流。极左派的实践和言论的暧昧特征使它表现为几个不同的等级。 在战术上，极左当然不会公然宣称自己是某个独立的潮流。它努力伪装得像一个马列主义革命趋势；它通过将它自己的主张混入马列主义概念和毛泽东的著作来掩饰它的真正本性，这些它自己的主张揭露了它真正的阶级特征。马克思主义、革命教条和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实践混合物标记了极左的真正阶级特征，并且使它能够欺骗一些工人，渗入权利机关。 毫无疑问，极左口号确实经常在劳动群众中有良好的回应。在转变时期，事实上工人的期望具有双重特征。只要他们连续地伴随着群众的客观分化（源自资产阶级关系再生产，资本主义因素的持续存在），工人仍保有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特征。同时，他们也反映了改造世界的愿望；换句话说，他们也与革命意愿一致。极左因此对带有小资产阶级一面的群众使用它的经验主义，自发主义和教条主义。当极左采纳无产阶级战线的一些说法的时候，这引起了更广泛的回应。 只是在持续的复杂的斗争过程中得到了第一手经验，在从无产阶级战线追随者那里得到帮助之后，受极左思想影响的工人学者区分两种相反的主张：极左从革命战线上借鉴，但是没有转变到实践当中；和不革命的“激进主义”主张，因为它们的目标不是真正的革命而仅是用“生死决战”和个人攻击代替改变社会关系得真正的斗争以保持革命群众的信任。 另一个因素也对极左的暂时的和有限的胜利做出了贡献。文革的开始阶段被认为主要是斗争和批判，因为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姿态成了斗争的焦点，而极左的姿态像是与革命战线很相近甚至一样。即使在这个阶段，革命和极左的不同也像任何时候一样深刻和广泛（因为它们忍受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但是他们暂时被归入一个次要的位置，即便他们在大量的出版物和文章中很明显。对这些出版物的仔细研究使这一点变得十分清晰。 但是在文革的第一阶段以后——一旦修正主义已经基本上被击败新的关系开始以后——极左阵线的资产阶级特征（它培育了旧的关系）迫使它抛弃它与革命阵线的明显的密切关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阵线之间的斗争于是变成了愈加明显的革命阵线和极左阵线之间的斗争。 在文革的开始阶段，极左在激进的大学生和中学生中获得了群众基础。只要斗争还主要聚焦于上层建筑——在意识形态机构，大学，研究机构等等——这些激进青年的力量就是相对重要的。学生环境见证了一个尖锐地斗争着的对立极左派团体的大量增长。在1971年8月13日，我与北大革命委员会进行了一次谈话，在这个谈话中，年轻的委员会成员描述了在刘少奇的阵线垮掉之后极左的行动，认为他们是在试图分化革命阶级的小集团：“事实上，我们年轻学生缺乏社会经验，有一个不成形的世界观，这使得阶级敌人能够渗入到我们的阶级当中。”然后他指出在1967年6月伴随着文化大革命，武装斗争在大学中爆发。斗争在工宣队进驻学校后才结束。他补充说：“我们得到这个实践经验之后，我们意识到我们不能只依赖于学生和教师来推进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没有工农的帮助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随着斗争的焦点转移到工厂，从而建立了一个广泛的工人阶级政治运动的高潮，极左的社会基础锐减。当工人阶级最终参与到大学、中学和研究院等机构时，极左的影响骤减。工人阶级干涉导致了紧密团结在革命阵线周围的群众联盟的加强。 由于极左被孤立了，它被迫掩饰它的真实目的，转而进行个人攻击。 无产阶级阵线，从它自己的角度出发，能够并且必须发动一场意识和原则的斗争。它的进攻不聚焦于个人，除非当这些个人有意地参与真实的阴谋，但是只是在思想上（斗争）；这就是为何被极左意识形态欺骗的人中的多数后来认识到了他们的错误，在各种权力机构保持了负责任的姿态。[660] 在一个时期的混乱之后，群众团结在无产阶级战线周围，要归于他们能够从他们自己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他们在复杂的任务中从无产阶级战线的追随者那里，在绝大多数党员那里和在他们自己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当中得到了帮助。中国工人于是更深入地得到了对极左的虚伪“革命”特征的认识，认识到了它的资产阶级特征。这解释了为何大多数过去的极左追随者会发现他们的错误并在此加入到革命的行列中。这导致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广泛的改变。在这些范围内的改变只有在工人团结在革命阵线周围的时候才有可能完成。 一旦群众完成了联合，几乎所有的极左追随者加入到革命阵线，并且常常保留着他们的原有岗位，极左表面上解散了。这个突然的变化令很多国外“观察家”感到惊讶。这还使大量国外的受中国极左伪激进主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感到迷惑。由于远道而来追随这个事件，并且对已经在中国新闻上公开发动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缺乏足够的关注，他们发现，并且仍然觉得难以理解极左——他们将极左与革命阵线相混淆，同时极左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了显著作用——这么快就崩溃了。然而解释很简单——一旦中国工人抓住了它的阶级特征，极左必然失去它的群众基础。 极左的政治崩溃必然会对那些拒绝承认错误并且竭力进行阴谋活动的极左派有严重的后果。但是历史地讲，这些后果——它只被“严肃”（资产阶级）新闻捕获了——只是极左势力瓦解的次要效果。 然而，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极左不会接受一个“最终的、全面的”失败。无产阶级阵线将会不可避免地继续面对那些资产阶级阵线，他们的修正主义的和极左主义的表现会以新的形式出现。这些冲突是阶级斗争不可避免的产物，这些阶级斗争是植根于转型阶段持续存在的资产阶级关系当中的；反之，这些只有在成功的革命斗争过程当中才可以被根除并且被新的生产关系所取代的。这就是为何其它文化革命要求继续第一个文革发起的任务。 正如我前面所指出的，对两个阵线斗争的主要特点的一些了解，尤其是无产阶级阵线和在极左形式伪装下的资产阶级阵线的的斗争，对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最近阶段，尤其是在文革影响下社会变革得以实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环境，是不可缺少的。虽然阶级斗争在1966年中国开始展开的阶级斗争的方方面面还不能全都被理解，但是这里所给出的结论是可以由对文革开始以来中国出版物的仔细研究所证实的。也有可能中国共产党作出了比公开出版物更广泛/深入的评价，对于许多在中国发生的讨论和从中得到的结论在国外发行的出版物中是得不到的。进一步讲，只要以前极左派绝大多数犯了真实的错误，而且认识到了他们的错误，对这条阵线的意识形态斗争表现出特殊的形式。根据可用的信息判断，这个斗争带有对某些极左意识形态主题批评分析的优势的特性，而不是对极左的全面地系统地批判。如果这是真实的情况，这无疑归于极左从不，将它自己表现为一个统一的潮流，因为它被分为各个部分，并且多少有些互相矛盾的倾向，一个以这种方式发动的意识形态斗争提供了保持党和群众联合的最大的可能性，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一个持久的问题。 [621] 共产党把这样的政治路线称为资产阶级路线，即反对通过切实可行的改革以减少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因素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影响。资产阶级路线占主导地位将导致资本主义形式的分工、管理以及资产阶级立场得以巩固（这样的结果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资产阶级不仅包括前资本家、地主等，而且也包括利用职务破坏工人集体控制生产资料和投资方向的干部、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622] 请参考我1971年11月发表在《世界外交》上的文章。 [623] 关于文革初期的情况，请参见Jean. Daubier的重要著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巴黎马斯普洛出版社，1970年)。本书的后记也将涉及“极左”问题及其影响。 [624] 卡尔·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71年4月17日。 [625] 除了在医学院接受过正轨培训的医生，中国有100多万受过短期培训(通常是护理等初步的练习)医务人员。这些“赤脚医生”继续从事生产，同时有一部分时间投入到医疗和预防保健上。在华南地区，主要农作物是水稻，农民们习惯赤脚在水稻田里劳作，“赤脚医生”因此得名。当赤脚医生遇到处理不好的疾病时，他们将病人送到专门的治疗中心，以接受更好的治疗。这是中国人民自己解决自己困难的一个典型的方式。 [626] 因此管理小组与南斯拉夫的自治是完全不同的，小组的目的不是确保利润并实现利润最大化，而是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利益。 [627] 当我参观这个厂时，同“极左”的斗争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极左”路线的头子包括林彪等高级官员并非众所周知。不过，根据我的经历，如对话中那样直接提到林彪的名字还是很少见的。 [628] 1972年考察期间取得的资料似乎表明这种“个人”代表参加红卫兵只是过渡形式，现在正越来越多地被集体形式所取代。这里将再次强调文中讨论组织形式的特性：“实验性”，以及与之相随的动态性、多变性。 [629] 参见后记，“极左”路线把类似调查变为斗争个人的工具，严重破坏了思想斗争。 [630] 关于街道工厂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角色，请参见Claudie Broyelle, La Moitiéduciel (Paris Denoël Gonthier,1973). [631] 对于国家权力被委员会代表，委员会成员由多数人选举和再选举，是在摧毁国家的方向上又前进了一步（参考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著作）。 [632] 参考Bettelheim, J. Charrière和H. Marchisio的著作，La construction du socialisme en. Chine (Paris Maspero, 1965)；同时参考Petite Collection Maspero. [633] 参考“鞍钢宪法促进革命生产”，北京参考，1970年4月17日。这个宪法的基本原则已经在第一章综述。 [634] 依靠群众一直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整个实践中的一个特点。例如参考毛泽东1943年10月1日的讲话：“既然减租是农民的群众斗争，党领导和政府法令就应该指导和帮助这种斗争，而不是给群众小恩小惠。把减租作为一种恩惠送给群众，而不是激发群众通过自己的运动获得减租，是错误的，结果是不可靠的。”《宣传减租运动，增加产量和在基础区域“支持政府，爱护人民”》，选集，第Ⅲ卷（北京：外语版，1965），第131页。 [635]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2卷(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67)，p.655. [636] 同上，p.664. [637] 同上，p.673. [638] 参见马恩选集二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的一般概括：“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639] 见毛选五卷上，1957年3月12日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 [640]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10月30日，《列宁选集》四卷。 [641] 详见苏联政治经济学研究手册，以及斯大林1936年的文章。 [642] 转引自《北京周报》,1970年4月17日，第9页。 [643] 北京周报,1970年4月17日，第10页。 [644] 《东风》杂志第26期，提供了很多极左分子在工厂和大学里的行为细节，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见第35页，关于学校里的积极分子。 [645] 北京周报，第35期第7页，1967年8月25日。 [646] 北京周报，第43期第10页，1967年10月20日。 [647] 这一极左路线的方向直到1968年仍广泛传播，在《北大评论》第37期（1968年9月13日）第4页，认为本质上应采用“猛烈进攻”“无情斗争”的方式，提出了“揭露所有隐藏在阴暗死角里的反革命分子”，同时没有提出任何改造社会关系的任务。 [648] 在我访问中国期间，1971年9月7日有一次谈话，提到极左分子歪曲斗争方向为反对“尾巴主义”，并拒绝学习国外经验，断言说读国外期刊、杂志没有任何用处。与之对比，革命路线强调“批判继承旧的、国外的经验，服务于新中国”。极左分子展开了反对学习外国经验的运动，实际上是被盲目的爱国主义倾向所激发的，这也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典型特征。 [649] 北大评论第42期第16页，1967年10月13日。 [650] 北大评论第42期第11页，1967年10月13日。 [651] 北京周刊，第42期第11页，1967年10月13日。 [652] AgenceChineNouvelle（新华社，法语），1972年9月1日，第1496号大字报，第083107号电讯。 [653] 《东风》杂志第26期，尤其第26页和第35页，提供了很多关于工厂中资产阶级关系的表现，还提供了很多“极左分子”在这一方面的表现。 [654] Claudie Broyelle,《半边天》(Paris Denoël Gonthier,1973),第213页。这本书涉及中国妇女和家庭问题。 [655] 这句话出自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当中（北京：外国语出版社，1966）。 [656] 同上，出自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北京：外国语出版社，1966）。 [657] 北京周刊，第46期，1967年11月10日，第22页。 [658] 《克服经验主义》，北京周刊，第43期，1972年10月27日，第7页。 [659] 同上，第6-7页。 [660] 关于这一点，请参见《东风》第26期，第26-27页。 （责任编辑 玉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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