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年初明确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指出“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我们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基础。”某些人动辄说毛泽东时代后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借此全盘否定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进而彻底否定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他们惯用说辞是文革时期“失业大幅攀升”，还说“失业率严格来说是世界第一”，以此来证明所谓的“文革使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确实，用失业率也衡量经济是否崩溃，是一个棒棒的标准。拿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大萧条来说，人们通常说它有三个主要表现：
第一个表现，是工业产值大幅的下降。美国在1929-1933年的四年里，工业产值下跌了69.5%，平均每年下跌17%。
反过来看中国的1966年-1976年，其间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达到了8.8%，总产值翻了一番;至于接近于所谓“崩溃边缘”的1970至1976年其间，更是高达了10.5%！这就一下子戳穿了“崩溃边缘”的鬼话。
其次是股市爆跌的表现。1929年9月到1932年6月的不到三年间，美国股市爆跌了85％。股票，在我看来是一种用产品来做抵偿的债券。产品产量大跌，股票自然要狂跌，并且跌幅还超过了工业产值的跌幅。因此在西方国家，常常把大萧条与股市崩溃当作一回事。诡谲的是中国的股市，官方说GDP年年涨，大盘却一路跌倒了20年前的水准，简直是在逆天(违反客观经济规律)啊。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没有股市的，不好比较。但要从“债券”的观点来看，又是可以比较的。毛泽东主席逝世时中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恰好证明了当时的生产、财政、国力全都棒棒的，谈何“崩溃”?
第三个表现，是开头提到的失业率。众所周知，美国大萧条带来了奇高的非农失业率：从1929年的3.2%上升至1933年的24.9%，紧接着的一年甚至达到了26.7%，这一数据不包括遭受巨大损失的农民家庭。大萧条期间，3400万美国的男人、女人和儿童没有任何收入，城市收入大幅下降，学校和大学关门或倒闭，营养不良发生率达到20%，非正常死亡据估高达数百万人!
现在，国际上通常是把失业率12%当作经济危机的临界点。对于处在低工业化阶段的时代、国家而言，这个门槛是20%。
毛泽东时代如何?请看下面这两张图表：“1952-2004年全国历年非农就业状况(年底数)”。这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1952-2006年全国历年分三次产业的就业人数 (年底数)提供的数据，计算和编排的。
1、第一张图上，非农(第二、第三产业)失业率最高的年份是1952年(22.7%)。1966年，失业率是15.3%，然后一路下降，到1976年降到了10%以下(9.6%)，降幅高达近6个百分点。
2、第二张图上，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毛泽东时代的后十年称得上“理想就业状态”的时期。所谓理想就业，就是“就业增长跑赢了劳动力增长”。由于失业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就业赶不上劳动力人口的增加，失业者自然会越积越多;反之，当新增加的就业人数超过了新增加的劳动力人数，就会把之前遗留下的失业人口也连带着消化掉，为后来减轻了就业负担，自然，失业率会越来越低。
这十年，实际的失业率应该比这账面的数字更低，这是因为，没有把下放到国营和集体农场、林场等的知青(十年累计1100万人)包括到就业人口中去。此外，文革期间农村工业有很大的发展，务工农民(农民工的前身)增加不少;占10%(农业劳动力十个人里一个务工)的话就有2千万人，都没有归到非农就业人口中来。
右派把“失业率”大幅下降颠倒成“大幅上升”，可又拿不出数据来证明，吾不知其为可。
那么美国呢?同时期美国的失业率，从1966年5月的3.9%逐年上升，最高达9.0%(1975年5月)，上升了5个百分点，正好与中国的状况反向而行。换句话说，在中国的“文革期间，美国的失业大幅上升”。(美国历年失业数据)
此外，想找到同时期世界各国的完整的、搁在一张表单的失业数据，是不可能的。搜集零星的数据也是可以的，但缺乏可比性。幸好IMF提供了从1980年以来各国的有关数据，这就有助于进行比较。仅以1980年为例，失业率超过10%的国家，就有西班牙11%、阿根廷15.8%、智利11.5%、牙买加27.3%、尼加拉瓜13.5%、圣多美和普林西比13.6%，等等。
上面从工业生产、股市、失业率这三个衡量“经济崩溃”的主要指标，分析证明了毛泽东时代后十年是一股很大的正能量。
右派信口开河，把毛泽东时代的后十年说成“失业率严格来说是世界第一”，居然还自称“准确”、“严格”。如此令人耻笑的行为，真心说、吾不知其为可也。
铃兰台
2012年9月12日
附文：
用数字补充辛子陵的“濒临崩溃的边缘”
云淡水暖
总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草民也跟着说了一段时间，草民发现，这个说法被引用的频率很高，时间跨度很长，想来大概已经不下20多年了。直到有一次跟一位北京的工程师就此事争论，拿不出具体数据，那小子倒是说了些项目什么的。最近，一个原先名不见经传的辛子陵先生跑出来又讲这个话题，并且言之凿凿地说出来一个“实例”，说邓小平去联合国开会，“全国外汇储备为零”，全国上下忙活，才“搜集”到“三万八千美金”，使得邓小平为“孙女”买礼物都缺钱，只好买一块巧克力应付，辛子陵先生的结论就是“濒临崩溃的边缘”。
草民对这个“野说”或者“戏说”有点好奇，一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的国家，就像一个人已经处于“奄奄一息”的地步，都说“弱国无外交”，怎么就在那段时间来了一个“外交大突破”?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进行了一系列外交往来，并且将蒋介石集团盘踞了20几年的联合国席位回归正常，邓小平也就是那段时间去的联合国。如果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正是一个国家及其“衰弱”的时候，而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又没有“看出来”，“上当受骗”了?
但辛子陵的“三万八千美金”一说，倒是提醒了其他人，要拿实在的东西出来说话，草民查阅了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篇没有出现“濒临崩溃的边缘”一词，而辛子陵“举证”的东西不知道出自何典，待考。
草民最近见到一本资料《中国工业交通能源50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1999》，国家统计局工业交通统计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一个基本前提是，这本统计资料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之说已经流传已久之后编制出版的，此书的编者势必也听到过“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的说法，比如“理论辅导报告”之类。此资料是国家最高级别的最权威的统计机构发布的数据，编者及其单位要对其内容负责，所以，草民想，与其听信辛子陵的“野说”，不如看看正规发布的数据资料，看看怎么个“临崩溃的边缘”。
《中国工业交通能源50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1999》共400余页，编者说明道：“全书共分综合部分、工业部分、运输邮电部分、能源部分及附录。可供……了解和研究我国工业、交通、能源经济发展情况使用和参考”。那么，可不可以从这个统计中得出一些“临崩溃的边缘”的数字形象呢，草民想是可以的。但此书有数百张统计表格，不可能一一看读，草民就拣几个数据来看看“临崩溃的边缘”的具象是怎样的一个概念，这应该有个时间点，草民不妨按照“坊间”关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的前提，将其定点在1976年看看，并且，找一个最初参照点1950年(有的资料从1952年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