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林彪翻案是不得人心的

　　——评《炎黄春秋》所刊《我写林彪传的遭遇》

　　秋石

　　(本文首发红色文化网www.hswh.org.cn)

　　深圳新闻网以如上标题转载了刘家驹的文章

　　就在笔者查阅、比对史料，撰写《千古奇冤，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铁证如山——评<炎黄春秋>所刊<项英秘书扬帆谈皖南事变>》的辩诬文章时，却又读到了紧随其后的2013年第3期《炎黄春秋》所刊的《我写林彪传的遭遇》(原文见：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3031579063.html)。较之2004年第10期所刊由陈敏撰写的《抗战时期的外交战场》一文为日寇制造皇姑屯血腥爆炸案翻案，以及2013年第2期由“小朝整理”的《项英秘书扬帆谈皖南事变》一文为蒋介石开脱罪责，诬指毛泽东、党中央是这起震惊中外的“千古奇冤”的“主要责任”者，本期刊发的由刘家驹撰写的《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公然赤裸裸地高高扬起为在“文革”中大肆推行法西斯暴政手段的林彪和林彪反革命集团翻案的旗帜!从而一举完成了为历史上对中华民族犯下了滔天罪行的头号仇敌日本军国主义翻案，为历史上那个大敌当前一再高调宣布“攘外必先安内”媚日剿共内战政策，双手沾满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鲜血，发动皖南事变，致7000余名新四军抗日热血儿女死于同室操戈非命的蒋介石开脱罪责，以及把八亿中国人民推向“全民内战”深渊的林彪和林彪反革命集团全面翻案的全过程。

　　本文伊始，笔者仍然是一言以蔽之：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窥其《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作者赤裸裸地这样向读者告白——当然，也可以视作为是不惜与国家大法相对抗、拍板决定刊发这篇前所未有邪文的《炎黄春秋》杂志的决策者们的告白：

　　……几年功夫，通过搜集知情人的眼见耳闻，获取了大量可信的史实，证明林彪在“九·一三”事件中是无罪的。林彪在我心中已不再是一个十恶不赦谋害毛泽东的罪魁祸首;“林彪反革命集团”根本不存在;《五七一工程纪要》证明了林立果的“小舰队”是一帮对中国前途很有先见之明的人。

　　作者还有恃无恐地这样写道：

　　我还想走访“九一三”事件中被称为“四大金刚”的黄、吴、李、邱，他们经受过特别法庭的审讯，也许会从愤懑的胸中吐露些真情。……

　　作者进一步介绍道：

　　……2011年9月初，我们在北京郊区召开了“九一三”事件40周年反思会，邀请当事人和家属26人、专家学者18人，畅谈了“九一三”事件的发生、由此引发的变故，以及今天的认识。

　　紧接上文，作者干脆闭塞起双眼，胡乱杜撰一气，写下了一个与现实大相径庭的结论：

　　历年9月，国内官报都要例行组织批林的文章，但在去年，全世界5300家网站转载北京“九一三”事件反思会的消息后，国内的批林即刻销声。

　　在笔者对《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错误论述逐一批驳前，先替该文作者纠正几个明显的史实错误，或者称之谓作者信笔杜撰的莫须有也可。

　　其一，曰之：“十恶不赦”。

　　这是一个奇怪的说法。

　　因为，除民间对林彪推行的假、大、空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大搞个人崇拜，乃至实施暗杀、爆炸计划的法西斯阴谋伎俩，以惯有的愤怒言辞予以痛斥外，尚无见有那位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对其有过“十恶不赦”的评价，连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错误地利用林彪的毛泽东，还有周恩来等，至今，我们也从无见之他们口中有过这样的说辞。恰恰相反，周恩来在指导(当然是经过毛泽东批准同意下发的)制订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公布林彪叛逃及实施一系列反人民反党反革命事件真相的“中发”1971年第57号文件中，还强调了这么一句话：鉴于历史上林彪对人民有功……(笔者凭42年前听宣读中发57号文件的记忆)。

　　在这里，我们不妨听一听“文革”前夕被林彪最早打倒的另一位老革命家杨尚昆同志(林彪1966年5月18日的那个“政变经”的讲话，就诬指了杨尚昆同志在毛泽东身边搞特务活动和图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来是怎样评价林彪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叶，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领受了拍摄四十年前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三大战役的《大决战》的巨片。但是，摆在编导面前的最大难题是：写三大战役根本绕不开林彪这个人物!而写呢，却又面临着不可预测的风险与麻烦……

　　这事被时任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当年和林彪并肩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又一同列席了著名的遵义会议的杨尚昆同志知道后，很快作出了重要指示。杨尚昆同志的这个被《大决战》的编导们称之为“及时雨”的重要指示，这样强调道：剧中一定要有林彪，如果不写林彪，那当年东北战场的仗是谁打的?而且写林彪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因为他后来不好，就把这个人写成从头至尾都坏。

　　杨尚昆同志的重要指示，对于整个影片真实地反映林彪，完整地反映三大战役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比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仇将恩报”的高风亮节，和一贯坚持的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难道不值得《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的作者深刻检讨一下自己27年来错误、偏执的作为，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是否符合占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的意愿……

　　其二，曰之：“2011年9月初，我们在北京郊区召开了‘九一三’事件40周年反思会，邀请当事人和家属……”

　　上述这个表述，既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说法，又是一个莫须有的用词!

　　“当事人”?

　　什么“当事人”?

　　林彪、叶群、林立果背叛人民、背叛祖国，早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仓皇出逃，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沙漠，且是被焚烧得面目全非，四肢不全;而其他四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接受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度过余生后，也一个个地化作了一堆骨灰，请问：何来的“当事人”?

　　其三，曰之：“历年9月，国内官报都要例行组织批林的文章，但在去年，全世界5300家网站转载北京‘九一三’事件反思会的消息后，国内的批林即刻销声。”

　　上述，更是一个丝毫不加掩饰赤裸裸的莫须有的表述。

　　请问，历史上有过“历年9月，国内官报都要例行组织批林的文章”的惯例吗?

　　没有!

　　压根没有!

　　甭说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结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一类的“革命”，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的这三十五年间，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这十三年;就是林彪一伙自我爆炸折戟沉沙，到他们“文革”初期的同伙“四人帮”被彻底粉碎的五年间，虽有一段时间党中央部署的认识林彪真面目的全国规模自上而下的批林运动，但也从来不曾形成过这个类似《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中杜撰的这个所谓“历年9月”的“例行”。查一查自“文革”以来一直存在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首都三大媒体就清楚了。倒是一拨又一拨的老革命家、老将军，以及研究那一段历史的学者、专家，每每论述“文革”十年浩劫，无不义愤填膺声讨、谴责林彪、“四人帮”一伙祸国殃民的倒行逆施，而且日趋理性：既注意到历史上的林彪为人民为新中国建立的不朽功勋，又注意到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的林彪演变，乃至堕落，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现在发表的一些文章同样如此。至少，自“文革”结束以来的这近四十年间，都从来不曾出现过《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的作者笔下杜撰的“历年9月，国内官报都要例行组织批林的文章”的说法。

　　《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的作者，之所以要杜撰出这一类历史上并不存在过的“事实”，亦即谎言，其用心可谓用心良苦：一为蒙蔽、误导不明真相的后来人，进而达到搞乱整个历史的目的;二则乃系壮胆，壮“我们”这些所谓的“当事人和家属26人、专家学者18人”区区一干人的胆。

　　历史上的林彪战功卓著，“文革”所为却是罄竹难书

　　人之初，性本善。

　　人一生下来，是根本分辨不出日后他是成为一个好人呢，还是一个坏人的。同样，躺在襁褓里的婴儿，也根本分辨不出外面的世界是一个啥子样子。

　　林彪十六、七岁那年脱离家门入黄埔军校四期，后入铁军叶挺部任排、连长，并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年纪轻轻担任红军的指挥员，完全是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地走上了红军的领导岗位。1934年10月，27岁的他带着他的红一军团参加了中央红军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其间，还列席了著名的改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未来命运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遵义会议。“七七”卢沟桥全面抗战爆发才两个月，由他担纲师长的八路军第115师取得了华北战场的第一大胜仗——平型关大捷：于1937年9月25日在平型关附近的老爷庙一线，与骄横不可一世由东北到华北自称所向披靡的日寇劲旅板垣征四郎师团交战，以歼灭日寇1300余、击毁汽车百余、缴获大量辎重武器的辉煌战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进一步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在提高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的同时，也为整个国民政府军队刮目相看。1937年10月17日，当时的最高领袖蒋介石致电朱德、彭德怀：“贵部林师及张(宗逊)旅，屡建奇功，强寇迭遭重创，深堪嘉慰。”要知道，打胜全面抗战第一仗的指挥员林彪，那一年还不过30岁哪!

　　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战场，林彪指挥着他的整个东北民主联军(后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打了一个又一个的胜仗(当然也有败仗，但是胜仗居多)，居然把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中央军给消灭了一干二净，取得了东北全境的完胜，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大面积解放区，为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之后是平津战役的出色指挥，打中原打武汉，直至解放海南岛，为创建新中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卓越功勋。

　　党和人民并没有忘记这位立有赫赫战功的将军。于是，便有了1955年9月23日，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关于人民军队实行军衔制通过的决议中，给予了他高人一头的显赫地位：十大元帅中，继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国防部长之后位居第三的大元帅。连早年参加过蔡锷将军领导的讨伐窃国卖国大盗袁世凯的护国战争的著名将领、比他大十五岁的刘伯承，也只能屈居其下。要知道，刘伯承元帅参加护国战争时，他林彪还是一个光腚娃娃呢!

　　在1958年9月28日举行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他又一次得到荣升：成为最高核心层的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副主席。

　　之后，由不正常的气候，以及林彪本人的一系列不正常举止，使林彪登上了不正常的巅峰：在1966年8月12日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闭幕式上，林彪一跃成为老二，成为了实际上的唯一一位党中央副主席;在三年后的1969年4月28日举行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在被选为唯一一位党中央副主席的同时，还给荒谬地写进了党章。

　　然而，人是要变的，也是会变的。昔日的常胜将军林彪就是这会变、要变的人中的一个佼佼者：从一个对党对新中国对人民立有不朽功勋的领导人、革命者，变成了一个名符其实、臭名昭著的阴谋家、野心家，和一位未遂的窃国大盗和货真价值的叛国者。笔者认为，有一点是相当明确的：他林彪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在变之前，林彪是一个革命者，而非马克思主义者。故而，笔者认为他虽非“十恶不赦”，然却是“罄竹难书”的阴谋家、野心家、叛国者的原因所在。

　　在其“罄竹难书”(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叶)之前，林彪的蜕变已经有了某种迹象：厌世、贪图享受、精神颓变。比如，早在1950年，当美帝国主义及其雇佣军将侵略战火扩大至中朝边境鸭绿江时，毛泽东、党中央寄厚望于他这个常胜将军统帅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可他却称病躲在了一边，与一、二年前的东北战场、平津战场和华南战场上令百万国民党蒋介石嫡系部队畏如猛虎的那个赫赫有名的林总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不光明正大，见风使舵，擅长权术大搞个人崇拜，是林彪自1959年起至1971年折戟沉沙蒙古温都尔汗大漠其生命最后12年与众不同的手段与表现。

　　1959年7—8月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针对彭德怀同志要求纠左的3000字意见信，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并把原定会议的纠左和承担前一年盲目开展大跃进和推行人民公社化的错误，引向了反左，即反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猖狂进攻问题。在8月4日晚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抢先第一个发言。发言中他凭空指责彭德怀想当大英雄，因此就要反对毛主席，还说这是事情的规律。林彪的结论是：从长远来说他(彭德怀)是我们党里面的一个隐患。在林彪摇唇鼓舌下，包括多名常委的发言都给彭德怀扣上了有篡党思想的大帽子。

　　而在同一段时间林彪所记的笔记中，林彪对毛泽东推行的“大跃进”却有着非常到位的近乎严厉的批评。林彪这样写道：毛泽东在干劲问题上持“不正确看法”，北戴河会议后“全左”;“大跃进”只讲“多快”，不讲“好省”，大炼钢铁出废品，是不讲成本，不惜人力“猛搞”的蚀本生意;今后应提“好省多快”，在“好省”基础上“求快”，现在是本末倒置。笔记中，林彪还认为脱离实际的抽象派是“只凭幻想而来”。

　　然而，林彪在一些公开场合采取的手段与做法，弃自己心中的真实的认识于一边，反其道而行之，昧着一个做人的良心，昧着一个老革命、老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党性原则，在迎合毛泽东同志推行“左”的同时，施行更多更疯狂的“左”——极“左”!

　　读着林彪当年的那个符合历史真实的笔记，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其在公共场合所作的那些慷慨激昂的表态发言，其惯于见风使舵的阴谋家两面派嘴脸，则昭然若揭于天下。在这里，结合他在“文革”初声嘶力竭鼓吹、大行个人崇拜的做法，与他们在谋求取代毛泽东地位的阴谋惨败后所制定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这个充溢着法西斯血腥味的反革命政变纲领中，对毛泽东同志近乎丧心病狂的一个又一个的恶毒污蔑攻击——所有这些恶毒污蔑攻击的内容，既有他林彪对于毛泽东的一些错误主张与做法丧失理智(或叫做别有用心也可)的强劲附和，更有他林彪本人无视毛泽东的初衷和再三反对，以及愤怒的谴责，不遗余力鼓吹及推行的诸如“踢开党委闹革命”、“揪军内一小撮”、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及与江青勾结，搞乱整个国民经济秩序，发动的“全民内战”等等。……

　　如何正确并完整地辨识林彪的真实面目，特别是如何解读经林彪授意制定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实质，我们可以从邓小平同志的多次讲话中找到答案。诚如“四人帮”一伙将林彪的极“左”蓄意指鹿为马的极右一样，林彪是用极“左”批“左”!其本质，其核心，在于最终服务于他的篡党夺权的阴谋的实现。

　　1962年1月举行的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的宗旨是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发扬党内民主。然而，面对这一宗旨，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党中央副主席的林彪在反其道而行的同时推行个人崇拜。在1月29日举行的大会上，林彪发言说：三年来，我们在物质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这个方面将要发挥很大的作用。他用极其浓厚的个人崇拜色彩和唯心论的语言、煽动道：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这几年发生错误和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或者用“左”的思想或者右的思想干扰了他的缘故;如果听毛主席的话，困难小得多，弯路也会少走得多。

　　从上述两个发言的核心内容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在中共高层中，林彪是最早推行唯心论和个人崇拜的人，也难怪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前夕，林彪在一再偏面强调、推行“突出政治”、“政治压倒一切”方针的同时，会狂热地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类不着边际的口号。林彪还竭力鼓吹：毛主席的书是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然而，在现实中，林彪本人却又不听，甚至连毛泽东再三强调的话，他也不听，不光不听，而且还偏要开顶风船。——在1966年3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上，针对林彪有关毛泽东思想的极端提法，毛泽东告诫说：“最高最活，不要那样提，也不要讲顶峰。”然而，林彪还是不听，而且越演越烈，于随后不久毛泽东错误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给演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搞阴谋诡计，给他人冠以莫须有的“事实”与罪名，进而达到诬陷、打倒他人的目的，是林彪及其同伙惯用的一种手段。1965年12月发生的林彪诬陷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的事件，便是最为典型的一个事件，其起因是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罗瑞卿在军队工作中对林彪片面强调突出政治提出的种种极端言论微词甚多，而且还一再拒绝林彪的拉拢，并同另一位军委副主席贺龙一起与其针锋相对，搞军队练兵大比武，从而触犯了林彪，为林彪切齿忌恨。于是，经林彪与其妻叶群的授意，早已投靠林彪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和海军副司令李作鹏等人写了诬陷罗瑞卿的材料。同年11月30日，叶群怀揣林彪给毛泽东的亲笔信，以及由吴法宪、李作鹏等人蓄意泡制的诬陷罗瑞卿的11份资料，坐专机赶到杭州，向毛泽东作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汇报。

　　八面玲珑，善于观风使舵的林彪唆使老婆向毛泽东告罗瑞卿的状，是投毛泽东之担忧：在这之前二、三个月前，亦即1965年九、十月间，毛泽东在本该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和1966年计划，以及批准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而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突然提出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的问题，以及询问“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的发问。毛泽东的这个判断，给一直生活在阴影中的林彪造成了可乘之机：清除军队内不听他的话，不与他一起推行假、大、空的“突出政治”的高级将领，以最终形成一个以当年四野将领为核心的清一色林家铺子。

　　在叶群手持林彪亲笔信飞到杭州向毛泽东告罗瑞卿的所谓“罪状”之后不到十天，1965年12月8日，毛泽东自杭州来到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叶群，竟然在会上分三次作了长达近十个小时的发言，发言中，叶群绘声绘色地捏造事实，诬说罗瑞卿如何逼迫长期脱离一线工作及养病中的林彪退位，要林“不要挡路”，“一切交给罗负责”。更为恶毒的一招是，叶群进一步挑拨说罗瑞卿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存在着单纯军事技术观点，等等。

　　正是在林彪及叶群的诬陷下，于这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结束的前一天(1965年12月11日)被召到上海却无缘出席会议进行申辩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罗瑞卿，先是被靠边站，继而被隔离审查，成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革”前夕被第一个打倒的党、军队、国家核心层的领导干部。这不能不说这是林彪最早实施篡党夺权阴谋迈出的重要一步。

　　仅仅相隔半年，1966年5月4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先是在发言中诬陷存在着一个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诬指他们要搞反革命政变。林彪发言后，上述四人被罢免了一切职务，进而被打倒，关进监狱。在5月18日举行的会议上，林彪再度发言，而且这次是长篇发言。在突出地一一列举了长长一串，所谓古往今来的中外政变案例之后，林彪强调指出：“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还骇人听闻地说道：“最近有许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党夺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危险就是出在上层。”林彪还竭力鼓吹个人崇拜，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这个以“政变经”和推行极端个人崇拜为核心的讲话，使党内和国内的政治空气陡然紧张起来，并使得已经存在的个人崇拜在全国范围内更加泛滥起来。随之全面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令一大批德高望重的党、政、军领导干部纷纷被打倒，进而被关押。

　　对待林彪的这个别有用心的长篇大论的中外“政变经”，及其掀起的狂热个人崇拜运动，应当说，在一开始，毛泽东的头脑还算是清醒的。在这个杀气腾腾的讲话过去22天后，1966年6月10日，他在同老朋友、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的长时间谈话中，论及人的死亡与接班人的问题时，毛泽东展示了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的胸怀：“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还话中有话地告诉胡志明：“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一个月后，1966年7月8日在武汉，依据前些日子在湖南韶山滴水洞的多日思考，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毛泽东还委托周恩来专程赶往大连，向在那里休养的林彪讲述了信中的内容——实际上是针对林彪5月18日所作的那个“政变经”提出告诫的，毛泽东这样写道：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唯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

　　“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尽管受毛泽东的委托，周恩来向林彪传达了毛泽东的上述告诫，可是林彪根本不往心里去，不但没往心里去，相反更加变本加厉，直至在“八·三一”首都150万红卫兵和群众大会上泡制出把毛泽东推向云端的“四个伟人”。

　　毛泽东的“唯心地同意别人”，虽说是“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然而，正是这个“唯心”，怂恿了林彪的极端主义，加快了林彪野心的膨胀，最终在将自己拖得筋疲力尽的同时，也把中国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导致了长达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一场地地道道的浩劫。

　　8月8日，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中，声称要“弄的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他还提出了搞文化大革命要“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进一步助长了社会上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全面泛滥。

　　1967年7月27日，在江青煽动造反派，正式提出导致全民内战的“文政武卫”口号五天后，林彪主持会议，针对所谓武汉的“右派”百万雄师组织不满江青团伙、极左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主力关于“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的定论，拥进军区大院的事件，先行在内部撤销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的职务。他还公然号召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即揪出所谓的“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这个口号的提出，不仅将地方上泛滥到极致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这股祸水引入到军队内部，而且也是为实现自己心中酝酿已久的一个阴谋铺平道路——乘机在军队内部清除不听自己话的众多“异己力量”。

　　在林彪、江青的煽动下，在军队内部出现严重派性的同时，各地造反派组织更加无所顾忌地冲击军事机关，大肆抢夺武器弹药，导致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流血计事件频乃发生，也使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资产蒙受巨大损失。有些地区，如四川、河北、河南及广西一些地区，在林彪自我爆炸三、四年后，“四人帮”行将覆没的1975、1976年，两派武斗依然不断。

　　1968年3月，林彪伙同江青搞突然袭击，把他心目中的三个军内政治异己，也是长期以来深得毛泽东信任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以莫须有的罪名发动突然袭击，将他们打倒并关押。

　　在1968年10月下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后期，林彪伙同江青重翻两年前抵制他们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踢开党委闹革命、破坏国民经济，但被毛泽东保护没有被打倒，仍出席这次全会的所谓“二月逆流干将”的几位元帅的老账，并对他们展开猛烈的批判，煽动一些人在分组会上对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和叶剑英等人进行围攻。林彪还在全会的讲话中为之上纲上线，将所谓“二月逆流”定性为“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等等。由于毛泽东在随后的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作出了几位老帅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中的表现与活动“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意见，要说嘛，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没有什么秘密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的结论，林彪与康生江青一伙试图打倒这几位老帅的阴谋，包括编一本供不久后召开的“九大”与会人员使用的所谓“二月逆流”的材料计划，也因为毛泽东的坚决反对，才不能得逞。

　　次年3月15日，在中央碰头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表示，即将召开的党的九大，“我主张报告不讲‘二月逆流’”。不仅如此，还提出“允许‘二月逆流’的人上主席台。”

　　仅仅相隔七天，3月22日，毛泽东找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九大预备工作时，还特地把当时给下放到工厂“蹲点”的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找来参加，并再次重申：“二月逆流，报告中不讲。”从而从根本上挫败了林彪、江青一伙操纵一些人不将这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选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委领导岗位的阴谋。

　　然而，林彪欲图谋取更大利益，乃至试图取代毛泽东发号施令的野心却在日益膨胀，乃至不惜与毛泽东直接抗衡。

　　就在“九大”闭幕，被法定为党中央唯一副主席，同时被荒谬地写进党章(始作俑者为江青)成为毛泽东唯一接班人之后不足半年的光景，1969年10月18日(这一天为星期六)，因预防“苏修突然袭击”和大规模入侵的“紧急战备”名义，刚刚疏散到江苏省苏州市的林彪，在事先不向军委主席毛泽东请示报告及批准的情况下，向在北京的铁杆亲信、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出了一个“关于加强防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而且，这个指示，由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名义正式下达。当晚，这个“号令”迅用电话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立刻进入紧急备战状态，引起极大震动。直到这个所谓的“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向全军发出后的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报告毛泽东，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曾发生过的越权事件，。据汪东兴同志后来回忆，在武汉的毛泽东阅后，愤怒地自己划燃火柴把这个传阅件烧掉了。只是由于汪东兴的疾速劝阻，才使这个传阅件的信封得以保留，以而为历史保存了林彪最早实施篡党夺权阴谋的计划的罪证。

　　之后，又是一个不到半年时间的光景，林彪再次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与毛泽东分庭抗礼的越轨举止。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经长期考虑，提议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并且建议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的提议在当日晚上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由汪东兴同志作了正式传达。然而，留在苏州的林彪于次日让叶群转告：“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3月中旬，毛泽东再次重申：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的这个提议得到了随后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大多数与会者的同意。然而，林彪却让秘书电告毛泽东秘书说：“林副主席建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4月11日夜，林彪不顾毛泽东的再三明确表态，致电政治局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次日，4月12日，毛泽东明确表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在4月下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要设国家主席。并当着林彪的面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毛泽东的这个无比强硬的表态，却仍然不能使林彪设国家主席的梦想由此却步。5月中旬，林彪授意吴法宪：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他要求吴法宪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继续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他就是要将毛泽东放在火上烤，以图自己的“名正言顺”，直至取代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同年7月，叶群在同吴法宪私下里的谈话中，才一语道破了天机：“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无论毛泽东怎样表态和对其规劝，可是林彪欲图篡党夺权，当国家主席的愿望，一天也没有消停过，及至到了1971年8月在庐山举行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竟然到了不择手段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前一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明确表示不作发言的林彪突然拿出一份讲稿，发表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话。讲话的重点是就修改宪法谈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问题：“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国家元首”，就是要设国家主席。林彪还着重强调：“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在林彪讲完后，作为常委的康生表示“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康生还进一步点明林彪讲话的主题：“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

　　当晚，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亲信吴法宪提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很重要，要求重新播放林彪的讲话录音，并获得了通过。在得知吴法宪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这个提议后，林彪兴奋之余派老婆叶群和同在山上的儿子林立果当面表扬了吴法宪，称其又立了大功。

　　至夜，根据林彪、叶群会前的布置，陈伯达会同吴法宪整理出了一份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以及林彪论述“天才”的语录材料，在次日中午打印完毕。与此同时，为抢班夺权，他们还准备了一段设国家主席的宪法草案条文(原宪法修改草案因毛泽东不同意设国家主席空缺)。所有这一切，全都是瞒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私下里进行的。在随后几天的会议进程中，林彪亲信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手持他们预先准备的“天才”语录，在各大组会议上作煽动性发言，并表示要揪出反对设国家主席的“坏人”。

　　8月25日下午，有所察觉的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宣布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会议原定议程。并且十分强硬地宣布道：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当讲到“反正我不当!”时，毛泽东冲着林彪补充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毛泽东还气鼓鼓地发出警告：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并责令陈伯达等作出检讨，从而给了林彪以沉重致命的一击。但林彪在私下里却对抗毛泽东的批评，针对周恩来责成闹的最凶的吴法宪检讨时，林彪却给吴法宪打气说：“你没有错，不要检讨。”

　　回到北京后，在林彪的授意下，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批评并责令“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的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聚集在毛家湾林彪叶群家，叶群为他们定了原则：“要检讨，主要是吴法宪的问题，但是第一不涉及林彪，第二不涉及黄永胜，一定要把林、黄保下来。”

　　实际上，林彪从来不承认自己有错。在其阴暗至极的内心深处，他的最大愿望，或是提前接班，或是抢班夺权。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他认为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会议主旨是九月召开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和讨论修改宪法，而林彪的设立国家主席的构想，则是成了他和他的同伙们出席九届二中全会要实现的唯一的目标。现在，在毛泽东作出的一系列强硬回应和陈伯达迅速被隔离审查的情况下，想当国家主席的愿望，也如一枕黄粱，永远不可能实现了。此时此刻，他内心的失望与仇恨，到达了顶点。因而，林彪不仅不会认错与改邪归正，而且，他也根本不允许手下的黄、吴、叶、李、邱五员大将认错。就在这么一个个人野心膨胀到极点，而毛泽东又对陈伯达、吴法宪欲图“炸平庐山”的闹剧一追到底的关头，一不作，二不休，林彪怂恿自己的儿子、年仅25岁的林立果在空军里挟天子以令诸侯，直至在他的首肯下，订立一个实施杀气腾腾的武装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为兑现林彪窃取党、军队、国家最高权力为最终目标服务的法西斯武装军人组织“联合舰队”。

　　在这期间，当着外国贵宾的面，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林彪上演了两出欲图致毛泽东脸上无光的“溜剧”。一出是在1971年5月1日的晚上，由于对在这之前开了半个月的批陈(伯达)整风会议极为愤怒(在北京举行，共有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九十九人到会。这次会议的内容主要是批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在庐山会议上的错误和对批陈不力，同时也听取了他们所作的检讨)，勉强来到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的林彪一脸的沮丧，始终不与毛泽东讲话，连个招呼也不打。他在城楼上只坐了短短几分钟，便当着同桌的毛泽东和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面，便不辞而别了。以致于连新闻记录片上也来不及留下他的影子。另一次是在一个月后，1971年6月3日，这也是九大通过的党章为之法定的毛泽东唯一接班人林彪与毛泽东之间的最后一次见面。那一天，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赛斯库率领党代表团访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等人在人民大会堂118室与他们举行了会谈。林彪未穿军装，神色呆滞，一言不发。几个月来，他对庐山会议上被批判的错误一直顽固地拒绝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