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和齐奥赛斯库谈到中国的教育时，缓缓地说：“有些人口里说是听话的，但心里是埋怨的。这就要时间，慢慢来。”他的目光划过林彪的脸，林彪好像没有听见，仍不言语。毛泽东提高嗓门说：“赫鲁晓夫叫做‘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我说，把赫鲁晓夫请到北京大学讲学，讲他那‘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柯西金不干，他说不好啊!” 除了外宾，在座的谁都知道，“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马列主义，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发明”，是他作为毛的接班人的资本。毛泽东把它与赫鲁晓夫联系起来，不仅林彪，在座的人都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林彪当然知道毛泽东“放风”的习惯，其后如何，可想而知。 没等接见结束，林彪就离开了118房间，他独自一人坐到门外大厅西北角的一张椅子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警卫员都在远处颇感奇怪地望着林彪。他本来就身材瘦小，再一蜷缩，更是不成人形。 118室里，毛泽东身边的座位空着。毛泽东不动声色，依然谈笑风生。直到会见结束，毛泽东和罗马尼亚贵宾离开了118房间，林彪仍然独自一人坐在门外大厅里。 他在想什么，谁也不知道。此后不久，林彪去了北戴河。毛泽东则开始了他神秘的南巡。 当塞外秋风再起的时候，林彪在外邦大漠身首异处，毛泽东则生了一场大病，精神为之大衰。 1971年8月15日，在久候林彪认错转变立场无果失却信心的情况下，毛泽东离京南巡。而林彪与叶群早在七月初就去了北戴河。在北戴河，林彪一直呆到其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暴露并彻底被挫败，于九月十二日午夜仓皇出逃为止。在南巡的20多天里，毛泽东先后抵达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同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浙江和上海等地的主要负责人，就庐山会议前后发生的一切进行未雨绸缪的谈话。针对林彪不顾一切推行个人崇拜，鼓吹“天才论”;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那个事先不经通报，违反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确定的议程，顽固坚持要求设立国家主席的突兀发言;黄、吴、叶、李、邱拒绝作认真深刻检讨;以及林彪让自己老婆叶群担任自己办公室主任，及吴法宪等人在空军吹捧林立果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直截了当的点名批评。于是，便有了在获悉毛泽东南巡谈话要点后，于九月八日林彪向法西斯小舰队写下了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行动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紧随其后的是林立果制定的在杭州、上海、苏州硕放等地，动用火焰喷射器、火箭筒、炸药、强击机等各种武器装备袭击炸毁毛泽东专列，以及用武器手段“消灭”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党和军队、国家领导人等。只是由于富有政治、军事斗争经验的毛泽东察觉后，迅速调整行程与计划，才得以幸免于难。 动用重武器暗杀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发动武装叛乱，另立中央，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试问，这不是法西斯暴动又是什么?若论林彪的真正的十恶不赦，自1970年8月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到1971年9月13日凌晨仓皇出逃，直至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大漠中，这一段时间的林彪的表现，真是罄竹难书啊!他们的这一系列作为，与今日横行世界各地臭名昭著的那些个极端组织，又有什么两样呢? 密谋动用飞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罪恶计划因毛泽东的察觉，周恩来紧追不舍的查问而告失败。紧接着，又因为自己的亲生女儿林立衡大义灭亲向在北戴河的8341部队举报，再次导致周恩来连夜追查林彪三叉戟座机的动向，遂惊恐万状窜向山海关机场强行登机出逃苏联。途中因油料耗尽，匆忙起飞的三叉戟在没有领航员和报务员，飞抵蒙古温都尔汗沙漠上空时试图强行降落坠毁，被烧个面目全非，命丧黄泉。值得一提的是，在其叛逃飞越出国境的过程中，周恩来还请空军调度员用无线电不断地向林彪乘坐的这架飞机呼叫，敦请林彪飞回来。并且仁至义尽地告诉他们：不论飞机在何处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但飞机上一直没有给予回答。 这，就是阴谋诡计要尽的林彪自绝于党，自觉于人民，在生命最后关头的“出色”表现，同时，他也彻底背叛了自己前半世所立下的丰功伟绩与英名。九月十三日凌晨一时五十分，林彪乘坐的三叉戟座机飞越中蒙边境上空，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用力按下手中的话筒，气愤地说出两个字：“叛徒”。 比对林彪、林立果父子一伙动用包括战斗机在内的各类重武器，丧心病狂地欲图杀害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法西斯罪行，毛泽东对仓皇出逃的林彪可谓一让再让，仁至义尽，表现了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领袖的宽广胸怀：当时受周恩来指派在空军司令部坐镇压阵的李德生通过专线电话，不断地将林彪所乘飞机的位置、高度、方向等情况向在人民大会堂的周恩来报告。当飞机起飞三十多分钟后已飞达中蒙边境时，李德生焦急万分地向周恩来请示处置办法，即是否派战机拦截时，周恩来回答他，已经请示了毛泽东，“主席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 周恩来同样如此。 林彪自我爆炸一个月后，周恩来在广州回答为什么不把林彪座机击落时说：他是副统帅，打下来我怎么向人民交代?只好打开雷达监视飞机的行动，直到飞机飞出国境，才算是真相大白。 对于林彪如此，对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急先锋、暗杀与武装暴乱的前台总指挥、林彪之子林立果等人一手泡制的反革命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由于其直接将矛头指向毛泽东，且用词十分恶毒，有不少内容还似乎顺应了“民心”：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知青上山下乡、干部下“五七”干校劳动等的指责与攻击，但毛泽东看后却力排众议，作出了一个极其不利于自己的决定，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不仅如此，他还主张道：对外国人也无需隐瞒林彪的问题：“谁人问都应直告，不应躲躲闪闪。”要知道，当初是毛泽东一手提拔林彪的呀!林彪的背叛与对他的杀害计划，林彪的出逃，不能不说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大的一块心病，也是对他脸面最大的抹黑。可他依然这么做了，而且还毫不顾忌全国人民因此而引发的对他毛泽东本人的非议。 “林彪反革命集团根本不存在”吗? 历史是一面最好的镜子，它无情地折射出了林彪，与其一手扶植、卵翼下的参与试图篡党夺权阴谋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五位大将，以及林立果和聚集在林立果周围效忠、听命于林彪篡党夺权阴谋的那伙亡命之徒，其在短短两、三年的过程中的所作所为有力地表明，这是一伙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武装叛乱集团，也是自1945年希特勒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彻底溃败以来世界上最为凶恶、残忍的法西斯团伙之一。 林立果小舰队是一伙地地道道的法西斯暴徒 在《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中，作者继为林彪翻案后，其有关无罪的推断，不仅进一步扩大到了林彪的同伙，甚至为中国现代史上继国民党军统之后的又一个法西斯团伙、《“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策划者和实施者林彪之子林立果非法组织的小舰队(即《“五七一”工程纪要》中的那个负有暗杀党和国家领导人、发动武装暴乱使命的联合舰队)进行“正名”，谓之：“是一帮对中国前途很有先见之明的人”。 为辅佐林彪实现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最终目的，搞暗杀，且要暗杀的目标，又是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内的一大批党和国家、军队的核心领导成员，发动武装暴乱——一整套赤裸裸的法西斯政变计划，……这样一个“纪要”，这么一伙人，在《炎黄春秋》与该文作者的眼中，竟然给演绎成了“一帮对中国前途很有先见之明的人”，莫非世道又要变了? 下面，笔者不加评论地介绍一下这个小舰队负责人林立果及由其一手炮制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武装政变计划，以及在1971年9月初毛泽东南巡杭州、上海时，这个联合舰队欲图实施的武装暗杀计划，供读者们参考、分析，以明辨是非(所有内容已经在1971年11月—12月间由中共中央下达的57号文件进行了全民传达，笔者至今记忆犹新。近日又核对了《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传》、《周恩来传》等权威文献资料)。 林立果原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于1967年特批入伍，旋被安排在林彪亲信吴法宪掌控的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任秘书，后经吴法宪介绍入党(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的儿子，在校期间未被接纳入党，在当时的领导人子女中，可见表现过于一般)。两年后的1969年10月，吴法宪任命年仅25岁的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其职级为正师或副军。不仅如此，投靠林彪心切的吴法宪，竟然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不久，林立果伙同周宇驰、王飞等人在空军司令部组成“调研小组”，受到林彪的接见。1970年庐山会议后，林立果将“调研小组”改称为“联合舰队”，为此，叶群还为周宇驰、王飞等人规定了代号。1971年2月，林立果到苏州，与正在那里养病的林彪、叶群密谋后，又窜到杭州、上海一带活动。同年三月，林彪提出要“先搞一个计划”。林立果受命后，在上海同“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周宇驰、于新野等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于三月下旬拟出《“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草稿。其中的“五七一”系“武起义”的谐音，亦即武装起义的寓意。这个名词为林立果所确定。该《纪要》定稿后，曾由林立果连同有关政变资料带往并“留在”了已到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处。 《纪要》宣称：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国内“政局不稳”，“军队受压”，“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形势“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为此，《纪要》规定了武装政变的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一种导弹的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实现“夺取全国政权”或形成“割据局面”，并提出“借苏(联)力量钳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 根据《纪要》中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与安排，1971年的三、四月间，林立果还直接部署了南京(由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周建平负责)、上海(由驻沪空四军政委王维国负责)和杭州(由驻浙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负责)三地的联络班子。由因在南京军区制造动乱，早在1968年4月被免职的原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江腾蛟负总责。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在林立果指挥下，广州、上海等地还组建了“战斗小分队”、“教导队”，要求队员宣誓“效忠”林彪和林立果，抓紧进行有关特种技能的训练。以“教导队”为例，是在1971年4月9日由林立果、江腾蛟策划秘密成立的一个武装组织。 “教导队”由王维国在上海空军主持组建、直接指挥，队员必须严格经过挑选，条件是：必须坚信林副部长，对林副主席、林副部长无限忠诚，身体强壮，身高1.70米左右。并规定：凡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藉的战士，一律不入选;高级干部子弟或同高干子弟有联系者，一律不收。每人配长短枪各一支，平时训练除一般科目外，还进行各种汽车的驾驶、登高、巷战及格斗演练。要求全国哪里需要，就往哪里调。 “教导队”以对林彪和林立果的效忠作为政治训练的中心，要求队员“做到对林彪和林立果的两个誓死捍卫。” 在1971年四月中央召开的有99人到会的批陈整风汇报会期间，面对周恩来明确指出黄永胜等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和示意林彪到会讲话的情况下，林彪却对黄永胜、吴法宪等人表示“坚决不讲”，同时拒绝出席批陈整风汇报会。深感危险正在逼近的林彪一伙以沉默的方式进行顽抗，而林立果则与其“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经过研究，决定“加快、提前”实施《“五七一”工程纪要》确定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 及至到了1971年9月的五、六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先后得到周宇驰、黄永胜的密报，通报了其在南方的余党透露的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深感自己末日来临的林彪一伙作出了疯狂的决定：将毛泽东杀害于巡视途中，全面发动武装政变。七日，林立果向其“联合舰队”的同伙下达了“一级战备”的指令。相隔仅一天，九月八日，林彪亲笔写下了行动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为此，林立果、周宇驰二人多次召集“联合舰队”成员密谋杀害毛泽东的具体方案。林立果宣称：现在首长(即林彪)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要把B—52(美国战略远程轰炸机，此处是林立果隐喻毛泽东)搞掉。”“联合舰队”成员，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被指派为坐阵上海谋害毛泽东的“第一线指挥。” 林立果等人准备用来谋害毛泽东的手段有：用火焰喷射器或“四O”火箭筒轰击毛泽东乘坐的专利;用炸药炸毁毛泽东专列必经的苏州无锡间的硕放铁路桥;派强击机轰炸专列或炸毁专列停放处的油库;派王维国(上海空四军政委)乘毛泽东接见时直接下手等(1976年9月11日上午在上海，王维国欲图与许世友、王洪文一起登上毛泽东专列时，被警卫人员拦住)。除谋害毛泽东外，林立果等还研究了消灭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计划。只是由毛泽东的高度警惕，使得林立果他们在上海附近的暗杀计划告败。而在其后的计划中，林彪、叶群、林立果又紧急策划南逃广州，企图另立中央，分裂国家。还制定与一旦动武“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的罪恶计划…… 作为那个年代的亲历者，在此着重说明一下：笔者引述的上述内容，早在1971年的年底前，就已原原本本地传达到全党、全国人民，并在1980年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时，进行了具体审理和解读。有关林彪的“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这个手令，系“九一三”当天为周宇驰(因叛逃未遂自杀毙命)所携带。周宇驰于自杀前将其撕碎。缴获后，经公安部门对手令碎片进行复原，并作技术坚定，确认为林彪本人所写。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于公审时，有关部门对此手令再次进行技术鉴定，得出“字迹是林彪所写”的相同结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1980年第226号鉴定。 相信读者们读了上述内容的文字后，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在林彪卵翼下的林立果“小舰队”是一帮对中国前途很有先见之明的人呢?还是一伙凶恶至极的法西斯亡命之途? 历史是一面无情的镜子，不是谁想颠倒黑白，就能颠倒了的。 林立衡与她的解不开的林彪情节 在《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中，作者刘家驹用五分之三的篇幅，写了他与林彪女儿林豆豆(即林立衡——秋石注)的会见，以及林豆豆自林彪、叶群、林立果出逃苏联折戟沉沙后几十年间的沉浮。 在揭露林彪一伙出逃，以及在此之前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酝酿篡党夺权欲图发动武装政变阴谋的过程中的作为，林立衡——林豆豆是立有不可抹杀功绩的人。对此，在1971年[中发57号文件]中有过专门交代;在2011年1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毛泽东传》第六卷第2566页，论述到1971年8月31日毛泽东南巡至江西南昌，于“听取江西省委负责人的汇报，引起他注意的有三点：……三、林彪之女林立衡关于同林彪家人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警告。 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尤其是在林彪写下“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行动手令后，林立果、周宇驰“联合舰队”准备动用重武器攻击杀害南巡北返途中的毛泽东，及在京的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等开国元勋的法西斯暴行计划，林立衡所起的作用不可谓之小。 读了《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刘家驹之所以会在酝酿林彪传的过程中，一改初衷，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折，会提出从源头上为林彪翻案，其来源于对林立衡的早期采访，并深受其影响而致。唯一不同的是，林立衡是把林彪与叶群、林立果加以严格区分的。“九·一三”林彪自我爆炸后，失去了所有亲人的弱小女子林立衡偏执地认为，她根本不相信林彪会叛党叛国，出逃苏联。所发生的一切，特别是乘坐三叉戟飞机出逃，是叶群和林立果“挟持首长”的结果，而非林彪本人所愿。她一直偏执地认为：林彪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与爱国主义者，甚至把1965年12月叶群到毛泽东处告罗瑞卿的状，继而打倒罗瑞卿把罗瑞卿关进大牢，说成是叶群一个人的诬告与阴谋，林彪根本没有参与，等等。 很显然，林立衡将自己的家分成两个阵营：父亲和自己是一个阵营，马克思主义与爱国主义的阵营;而自己的生母叶群与同父母生的胞弟老虎即林立果，则属于另一个阵营，是一个胁迫、挟持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爱国主义者林彪叛党叛国的法西斯罪恶性质的阵营。 林立衡如此，而写《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的作者刘家驹，却比林立衡走得还要远：他不仅要为林彪翻案，为林彪卵翼下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组成的反党集团翻案，而且，更甚的是，他要为在中国大地上推行前所未有法西斯暴政的林立果小舰队翻案。 林立衡之所以会产生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诓骗上飞机出逃的，进而认为林彪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是有着历史的渊源的。这是因为，在阴暗、诡异的林宅大院毛家湾，林彪是唯一对林立衡有着温情的人。而叶群却不然，总是对亲生女儿林立衡横挑鼻子竖挑眼，成天斥骂声不绝于耳。自己的亲弟弟林立果(老虎)呢，则是根本不把姐姐的她放在眼里，什么事也不同她讲，形同陌路。这使林立衡长期以来处在一种十分孤独，身心寒冷，压抑至极点的处境中。而林彪呢，虽说对女儿有温情，但是由于疾病引发的长期精神不振，而且还总是到外地疗养，这一抹亲情则显得很是不足。林彪自我爆炸、折戟沉沙后，林立衡陡地成了孤儿，其心情可想而知，她的头脑里唯一想念的亲人，就是从不向她施以打骂并且露出在众人面前难得一见笑容的父亲，因此，林立衡有这种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她的这种想法、观点与立场，与1959年后的林彪的真实面目及所作所为有着天壤之别。 旁观者清。 几十年间，保持头脑最为清醒的是当年被林彪、叶群诬告的阴谋整得跳楼导致终身残疾的罗瑞卿大将的女儿罗点点。 下面，将罗点点回忆多年前与林豆豆(林立衡)会面时的感受，以及林豆豆对生身父亲林彪血浓于水的情感引发的特殊观念与认识，作为对林立衡这个近乎偏执的思维颇具说服力，同时也是比较符合历史上所发生过的人和事的一种诠释，或者叫做解读，则更为合适。罗点点这样写道： 大约是1988年春天，我写的第一本关于爸爸的书《非凡的年代》出版了。不久，有人传话给我，林豆豆看了我的书，说：点点还小，她写的很多事情都是听大人说的。虽然我听出这话对我未加掩饰的轻蔑，但我同时感觉到，豆豆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我，她有话对我说。我一时拿不准自己能不能在和林豆豆见面的时候保持镇静，因为按常理，林彪一家怎么也应该算我们家的仇敌了。 而且，“九·一三”时间已经过去17年，毛泽东离开人间12年，我爸爸去世也已经10年。事情过去了这么久，豆豆能告诉我什么呢?我犹豫了很久，后来还是耐不住想和她谈谈的愿望，决定和她联络一下。豆豆在电话里的声音稍显紧张，但是她很迫切地与我约定了谈话的时间。在等待她出现的那个晚上，我发现自己也紧张起来。算起来，我们已经20年没有见面，这20年的时间里，我们两个家庭像处在跷跷板的两端。 当林彪在“文革”中步步走上权力的巅峰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在阴谋和痛苦的深渊中挣扎。豆豆的父母和弟弟在温都尔汗机毁人亡，则成为我们后来改变命运的原因。听说她在林彪出逃的时候向周恩来报告，才使毛泽东等人在事件发生的当时掌握了基本情况。但对豆豆来说，她在生死存亡的时刻为什么选择“背叛”?一向柔弱单薄的她，得知家庭成员惨死的消息后怎样理解自己的“背叛”?又怎样熬过至今为止的所有日日夜夜? 我家门上响起小心翼翼的敲门声，门开处，黯淡的灯光下站着一个身材中等的男人。我微微有点吃惊，正待询问，一个瘦削的身影从这人的身后闪出来，一个声音说：“点点，还认识我吗?是我。” 这之前我在发愁，见面不知称呼她什么好，因为她在电话里一直用的是化名。而按照20年前的规矩称呼她豆豆姐姐，对我来说又感觉非常的陌生和别扭了。听见她的招呼，看见她与我记忆里的形象相去不远，我觉得我一下张得开嘴了。我不太费劲地说：“豆豆姐姐，请进。” 第一声招呼打过之后，一切都好像变得容易些了。 豆豆的变化不大，还是那么瘦小，眉眼之间还是那么清楚地告诉别人她是谁的女儿。只是她的衣着和头发在两侧梳成两条长辫子的样子显得有点过时，这让我不太舒服地想起六七十年代。我注意到她在走进我家的客厅时，尽量不被人注意地打量各扇门后面的情形，她甚至微微停下脚步屏息静听了一刻。仅仅一刻，我这小小三室一厅中的所有动静一定已在她的耳中了。 豆豆说：“你写的书我看了。” 我无言，等待她说下去。 “你那时候还小，很多事情你大概都是后来听大人们说的。” 果然和传话人说的几乎一字不差。我仍然无言，等待她入题。 林豆豆把林彪与叶群区分开 豆豆开始了她的叙说，我尽量不打断她，尽量从她稍显凌乱的话语中摸索着她的思路。她说：“1965年我们知道上海会议要打倒总长，我们都很吃惊。我们根本不知道。”说林彪后来终于知道了，“心里很难过，还流了泪。很冲动地说要和主席当面谈”。 她说她很怀念我爸爸：“罗总长一直很关心我和我的工作。”说这话时她的语气很真挚。 我问她叶群到杭州找毛泽东告状并带了林彪写给毛的信的事。豆豆说：“叶群办了很多坏事，她不能代表林彪。”还说林彪是“一直信任总长的”。说“总长所以有感觉”是因为“叶群在他们的关系里也起了坏作用。”她还说：“但我们是一直做团结工作的”。 后来我发现，豆豆在她的谈话里从头到尾保持了这种风格，一是对某些关键问题不做正面答复，但总能不失时机地明确表示自己的看法。二是使用“我们”这个模糊的人称代词，有时候好像是指她自己，有时候像是在指她和林彪，还有的时候让人觉得是某些神秘的人甚至是某层组织。 比如她说到“九·一三”事件的时候，就说“我们对这个事有觉察，就一一找驻地工作人员谈，要他们防范”。我问她：“‘我们’是谁?”她说：“是林办里一些我们平常有相同看法的人，都是有经验的干部。”但是有一点很清楚，这个“我们”里绝不包括叶群，她提到叶群的时候总是非常确实地使用叶群这两个字。而且反复说：“叶群这个人政治品质不好，投机心理强。” 我问她“九·一三”事件是不是她先向周恩来报告的。她说是。我又问为什么。她说林彪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时更是个坚定的爱国者，他根本不会同意离开自己的祖国，林彪是被迫登上飞机的。我的脸上一定是露出了不相信这种说法的表情，于是豆豆开始比较连贯地叙述这段往事。 豆豆说，1971年9月12日晚上，为了不引起注意，叶群让她和张清林举行订婚仪式。工作人员都在北戴河中直疗养区的96号楼看电影，林立果从北京带着一架空军的三叉戟飞机来到。豆豆问他北京情况怎样，林立果含糊地说那帮人成不了气候，还告诉豆豆，明早可能飞广州，要她准备一下。豆豆说在这之前，她和老虎谈过一次话，知道他们认为毛泽东南巡以来的形势对林彪非常不利，老虎有到广州，并把林彪和“黄吴李邱”都弄到广州去的想法。豆豆劝他不要这样做，但老虎说，林彪已经时间不多，不被整死也得被拖死。 后来林立果自己去了北京，豆豆便和驻地工作人员一一谈话，让他们做好各种防范工作，保护首长的安全。这次豆豆听老虎说要去广州，就知道事情不好。她回去告诉张清林如有人来找，就说她上厕所去了，然后，她跑到离96号楼不太远的8341警卫部队的驻地，对副团长张宏说，林立果要劫持首长飞往广州，要张宏转报中央和周总理。张宏一开始没把她的话当真，以为他们姐弟之间闹意见，还劝了她半天。 质疑中央为何放林彪出逃 直到豆豆第二次跑来报告，张宏才半信半疑地要通了当时8341部队长张耀祠的电话。这时候，豆豆已经第三次十万火急地来报告了。豆豆说，为了使叶群和林立果带走林彪的事情不能得逞，我们还向警卫部队提出了具体防范措施：让一辆大卡车把路封锁，如果还是堵不住就封锁去机场的路。豆豆说，我们的防范措施当时警卫部队的领导都答应了，可是当林立果和叶群把林彪带上车的时候，这些事情都没有人去做，致使林彪的车一直冲到机场。豆豆说，为什么北京迟迟不答复我?为什么他们答应拦截却又不拦截? 豆豆的话使我十分震惊，因为当时我不仅不能接受她对林彪马克思主义者和坚定的爱国者的评价，更无法相信这种我认为根本不合逻辑的说法。作为堂堂全国军队副统帅的林彪，竟会像一个没有行为能力的病弱孩童，“被迫”上飞机。如果这个父亲不愿上飞机，他可以有一百个强于他女儿提出的，又是砍树又是堵车的办法。无论是8341部队，还是他的贴身侍卫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听从他的指挥。他只要一个眼色或者作出任何一种他正在受到强迫的暗示，就会马上引起警觉，改变局面。历史事实是，林彪自始至终没有这样做。 (摘自《红色家庭档案》 文/罗点点) 对于罗点点的上述文字，笔者深表认同。此外，笔者欲一吐为快的认识还有两点：一点是，承认历史上的林彪，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们一起为创建新中国立下的不朽功勋，与确认自1959年以后所犯的严重错误，以及在“文革”前夕和“文革”中犯下的诬陷他人，拉帮结伙，鼓吹踢开党委闹革命、揪军内一小撮和煽动全民内战，及至到了最后个人野心膨胀到了极点，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谋求当国家主席不成，转而欲图发动反革命武装暴乱和杀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直至叛党叛国的一系列真正“十恶不赦”的罪行，并不矛盾。否认历史上的林彪所建立的功勋，或者否认建国后林彪因个人野心的演变与罪行，都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态度与立场(类似《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所持的别有用心不在此列)。 另一点是，于“文革”爆发前夜的1965年12月，林彪、叶群发动突然袭击，诬陷罗瑞卿，进而将其打倒，并不是他们的初衷与唯一目的，林彪要打倒的是与罗瑞卿一起将人民军队推向现代化强军道路奉献最力的贺龙元帅，以及与他在军队中煽动极左，推行个人崇拜，鼓吹突出政治意见相左的朱德、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元帅，还有已经靠边多年的彭德怀元帅和一大批高级将领。 诚如邓小平同志在1980—1981年间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所强调指出的：“如对贺龙同志，林彪从一开头就要整的。” 早在1965年12月的上海，邓小平就对林彪、叶群整罗瑞卿的诬陷手段及其险恶用心，表示了自己内心的不满意。 印证邓小平同志的这个“不满意”，正是当初偏听偏信林彪、叶群诬陷罗瑞卿同志的毛泽东同志本人。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43位成员时，在作自我批评的同时，说出了一番发自内心的真谛。 毛泽东对朱德说：“朱毛啊!你是猪(朱)，我是朱(猪)身上的毛啊!”紧接着，毛泽东又说道：“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lfcriticism，自我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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