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周恩来的两段居心叵测的文字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专门设立了《在三年磨难中的豆豆》这一节文字。在这节文字中，作者颇具心机地设置了以下两段让人根本无法考证辨其真伪的文字。现原汁原味地辑录如下，以供读者们参考。 第一段文字： 1971年9月13日林彪从北戴河出走后，惊动了世界，举报这一事件的豆豆和她的未婚夫张清林，10月4日被召回北京玉泉山(这里是中共中央常委的住地)接受高规格的秘密问讯。审问人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谢静宜，她带来毛的安抚的口信： 豆豆： 不要伤心，你是立了大功的，你们家分两派，我在一个月前就听说了，好好注意身体。 毛泽东 10月6日 谢静宜开出一张要豆豆交代的清单，内容有：“九一三”事件的经过;林彪手令怎么来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幕后;林彪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关系;特别要追查9月12日晚上叶群和周恩来通话的内容——这是毛最担心的自己的卧榻旁，是不是还睡有“中国的赫鲁晓夫”? 豆豆只回答了一条：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诓骗上飞机的。 谢静宜认为豆豆是在舍车保帅，她凛然告诉豆豆：“你要放明白，毛主席派我来不是来听你宣传的，你交代好了，还能给你保留《空军报》副总编辑的位置。” 谢要豆豆不要再冥顽不化，和家人划清界限，再立新功。 第二段文字： 三人苦争苦斗了半年，张清林被迫起草了一份交代，谢静宜修改后交豆豆重抄，送给了毛泽东过目。 1972年8月26日晚上，周恩来带领李德生、纪登奎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豆豆。还有总政副主任田维新、副总参谋长张才千、中央警备局(应为“中央警卫局”——引者注)局长杨德中在座，谢静宜做记录。 周恩来开场说得很亲和：“主席要我和你们俩谈谈，我拖了几个月，今天我代表主席来见你们。” 接着，周批评豆豆：“听说你和谢静宜同志吵架了?她是代表毛主席的，你们做得不对嘛。” 周又询问豆豆9月12日晚上一些情况后，转入正题： “豆豆，你在北戴河向我报告，林彪的出逃，都是老虎搞的，他是副统帅，谁还能命令他?老虎在‘九一三’前我还见过嘛……” 豆豆不放过这一机遇，向周恩来陈述林彪是怎么被骗出走的，没说几句，周不容分说，拉下脸来训斥豆豆：“你林立衡的思想作风，完全是你林家的那一套!……” 纪登奎也跟着指责：“林立衡，你不要自认为是很清白的!” 对豆豆的执迷不悟，周要领导专案的李德生对豆豆继续管束。李说：“我要出国。” 周当即宣布由他亲自管理豆豆，并要豆豆回空军去接受群众的再教育。 有关上述文字，第一段，笔者解读后得出的结论是：近乎莫须有。 之所以说是近乎莫须有，是因为周恩来1971年9月12日晚上同叶群通电话，无论是在事先还是在事后，他周恩来都是和毛泽东通过气的。对此事，笔者有记忆。记忆的依据是，时在黑龙江与苏联一江之隔的抚远县县委民兵办公室工作的笔者，听取1971年[中发57号]文件的传达中，有这方面的内容。其中还有在得知周恩来在追查不经中央许可三叉戟飞机已移至山海关机场的叶群向周恩来请示：林副主席要动一动……，周恩来问：是天上，还是地上?叶群答：天上。……那又怎么可能有毛“最担心的自己的卧榻旁，是不是还睡有‘中国的赫鲁晓夫’”这等暗指周恩来是毛泽东最危险的敌人如此可笑的问题呢?” 还有，此段文字中最不靠谱的是有关“林彪手令是怎么来的”问题。凡是在1971年10-12月间听取过[中发57号]文件传达的人，都十分清楚：林立衡根本不清楚林立果小舰队泡制的那个杀气腾腾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还有林彪在九月八日北戴河亲笔写下的“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那个手令(林彪写下后，林立果将其交给了在北京的同党周宇驰)——这是因为，林立果从不向姐姐林立衡提起过。而林立果与叶群密谋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一事，同样是瞒着林立衡的。只是他们在密谋时被富有正义感，对毛泽东有深厚感情，且坚决反对林彪背着毛泽东另搞一套的林立衡偷听来的。至于谈到林彪下达的谋害毛泽东的手令，林立衡事先同样是不清楚的。非但不清楚，而且在林彪、叶群、林立果一伙仓皇出逃时，这个手令也压根不在北戴河他们的住地。这个后来被撕成碎片的林彪手令的发现，是在林彪一伙出逃一个半小时后，亦即林彪他们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大漠中70分钟之后的1971年9月13日凌晨三时许。事实是，林立果死党周宇驰，用林彪的这个亲笔手令劫持了一架军用直升机，携带一应机密文件资料出逃。只是由于直升机驾驶员陈修文在起飞后不久拒绝其叛国阴谋，又飞回北京，强行降落在怀柔县的空地上后，于枪杀陈修文、开枪自杀前一刻，自知罪孽深重处于绝望中的周宇驰撕碎了林彪的手令。后经公安部门对碎片进行复原，并作了技术鉴定，确认为林彪本人所写。有关上述这一内容，1971年的[中发57号]文件，都有详细传达。又怎么会有《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中所谓谢静宜追问林立衡“林彪手令是怎么来的”的这个说法呢?对此，2011年1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同年同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第六卷、以及2008年3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第四卷中，都有程度不同的描述;还特别强调指出：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密谋的武装叛乱、另立中央，以及出逃计划等“这一切，进行得极为隐蔽，对所有稍不放心的人都严加封锁，包括林彪的女儿在内。”又着重指出：“从林立果伙同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劫持的直升机上缴获的大量罪证，对后来弄清林彪一伙策划政变的事实起了重要作用。” 可见，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统观《我写林彪传的遭遇》全文，不仅该文作者为林彪等翻案无任何史实史料的依据，而且该文所涉其他一些内容，也存在着同样为之令人难以信服的杜撰笔法。 关于第二段文字，显而易见，作者出于迫不及待地为林彪和林彪反革命集团翻案的目的，竟然将万众爱戴的周恩来归入到了一个毫无人性、丝毫也不尊重林立衡为揭露和粉碎林彪出逃计划作出重要贡献这一事实的“毛泽东帮凶”的行列。 凡是从那个年头过来的人，凡是当年听取过[中发57号]文件传达的人，都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都是充分肯定林立衡同志所作的这个大义灭亲的历史性的贡献的。不然的话，也不会写入中共中央文件，继而传达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 在这里，笔者还要强调的是周恩来总理对林立衡偏执认识的开导：既是长辈对晚辈的抚爱，也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批评或开导。这是因为林立衡一直偏执地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的林彪是无辜的，林彪从来不曾想过要与毛泽东分庭抗礼，乃至加害于毛泽东;林彪乘三叉戟座机出逃苏联，是老虎(林立果)和叶群“绑架”的…… “他是副统帅，谁还能命令他?” 毋庸置疑，周恩来的这个认识，同全国人民的认识，包括相隔16年后罗瑞卿女儿罗点点接待上门拜访的林彪女儿林豆豆(林立衡)，在听到后者反复谈及的同一话题，还有对林立衡言之凿凿辩解的1965年12月叶群到杭州向毛泽东诬告罗瑞卿一事与林彪无关、及林彪是“一直信任罗总长”等一系列苍白的说法，其所持认识是近乎一致的。因为，周恩来的上述看法，不仅代表了毛泽东和党中央，而且，也是代表全国人民的。 从《炎黄春秋》2013年第二期所刊的《项英秘书扬帆谈皖南事变》一文中，刘少奇同志被说成是“釜底抽薪”，成为毛泽东、党中央对新四军“不公道”“有成见”，致使皖南新四军在国民党蒋介石发起的皖南事变中遭遇灭顶之灾的“帮凶”;到该刊第三期所刊的《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中的“不容分说，拉下脸来训斥豆豆”的周恩来，在《炎黄春秋》的主导者的心目中，除了林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似乎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了”…… 《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除对周恩来施之以曲解外，还列举了长长一串所谓的访谈名单，但又不说明他们的具体观点与立场。毋庸置疑，是这位作者自以为是的“高明之处”：用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手法误导不明真相的后来人!请看作者如此写道： 我决定扩展访谈范围，回到北京，拉网式地采访林彪的方方面面。先找到前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一些老人，战争年代，他们和林彪朝夕相处，都退休在家，如副总参谋长阎仲川、总参作战部部长苏静、某国防工程负责人蒲锡文、上海市委副书记陈沂等。林彪的老秘书中，我拜访了潜艇工程基地主任夏桐、卫生部副部长谭云鹤、建国后林办的工作人员。我还走访了8341的警卫人员、专案组、“小舰队”和知情人。更高层的有林的老部下萧克、耿飚、任思忠(广州军区政委)，专案领导人李德生。 历史是无情的，无论是曾经作为林彪统帅下的东北民主联军即后来的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将领们，还是解放后曾经与林彪有过工作上交往的人，或在回忆中，或同他人谈及，或在专题发言中，都有批判晚年的林彪篡党夺权阴谋的文字宣读及发表过，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又岂是你刘家驹先生一个人能够否定得了。 在这里，特别要提及的是该文涉及的李德生同志与耿飚同志。 李德生同志不仅是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指定的林彪专案组负责人，而且，李德生同志早在“文革”之初，就与林彪。江青一伙煽动的全民内战、“文攻武卫”和踢开党委闹革命、揪军内一小撮等那一套倒行逆施相背道而驰。他因制止造反派武斗，稳定地方大局而闻名军内外，从而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在林彪一伙推行的以篡党夺权为终极目标的罪恶阴谋中，他又是抵制最力的一位军队领导人，被毛泽东掺沙子安排进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由林彪死党黄永胜等掌控的军委办事组。更重要的是，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在林彪的授意下，陈伯达、吴法宪等人泡制的论天才语录，不但事先瞒着李德生，而且事后也没有发给李德生。对此，毛泽东在此后不久的南巡谈话中点及了此事。林彪乘坐三叉戟起飞后，又是周恩来亲自安排李德生同志坐镇空军司令部监视飞机动向，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李德生的高度信任。因而，“九一三”后，李德生同志成为林彪专案组负责人，也就成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儿。在[中发57号]文件传达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材料中，还附有李德生同志就有关情况所作的长篇讲话呢!而李德生同志所著的《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一文，就是从当年——1971年[中发57号]文件所附李德生同志的讲话修改、扩充而成的(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详见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的《缅怀毛泽东》(下)一书第132页)。 值得指出的是，已经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的李德生同志，还是1988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恢复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后被首批授予的上将(1955年时其为少将)，并担任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纪委第一书记。 至于耿飚同志，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时，在外交战线工作的耿飚同志，于第一时间受华国锋、叶剑英亲自委派，并手持华国锋手令，赶赴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接管党中央喉舌的工作。他也著有回忆，内中也有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深刻认识与批判。 不知道《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的作者，为什么仅仅罗列出他所拜访的一长串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名单，而不将他们的观点、立场告知于众?看来，他什么也没有得到，更甭说为林彪翻案的证据与说法了。 什么“获取了大量可信的史实”? 这不是自欺欺人又是什么! 《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的作者还写道： 我还想走访“九一三”事件中被称为“四大金刚”的黄、吴、李、邱，他们经受过特别法庭的审讯，也许会从愤懑的胸中吐露出些事情。可他们都不在北京，是军事法院把他们交给了军区看管，黄永胜在青岛，吴法宪在济南，李作鹏在太原，邱会作在西安。我决定先去见李作鹏。李在东野是林身边的作战处长，东北战场他是最知情的人。李作鹏可能是急于要摆脱自己背负的沉重枷锁，得知我要见他，就给公安部写了封揭发信，说我到太原向他了解林彪的历史，是筹谋为林彪翻案。此信转到了总政，总政怕火烧“阎王殿”，不去清理批准出书的宣传部，反来抓我一个编辑当祭品，责令我停止对林彪有关的一切采访活动，要我保持晚节，并写出书面检讨。 读了上述文字，不禁令人感受到作者深得蚍蜉撼大树的那种逆历史而行的“气概”：黄、吴、李、邱四人成为林彪死党，大闹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参与林彪篡党夺权的阴谋，铁证如山，而且还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当庭供认自己参与的阴谋活动的细节，并受到了法律的严惩，苍天在上，历史作证，岂是你作者想翻案就翻得了的吗?!李作鹏自知罪孽深重，而且他的罪孽要比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还要深重得多：无视周总理的命令，放跑了林彪出逃! 据1980年11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认定：在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时三十二分，林彪一伙在一片漆黑中从山海关机场强行乘坐三叉戟起飞后不久，在人民大会堂彻夜守候的周恩来便接到了报告。而在这之前，周恩来则明确下达了 停靠在山海关机场的这架三叉戟飞机，须有他周恩来(总理)、黄永胜(总参谋长)、吴法宪(空军司令员)与实际主持海军工作的李作鹏(海军政治委员)“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的指令。然而，李作鹏在实际执行时却有意篡改了这个指令。须知，作为毛泽东左膀右臂的总理周恩来，尚且不能一个人独断专行，他小小一个李作鹏，又何以如此胆大妄为，竟敢放跑林彪?而且，正是他的执迷不惑与对老首长的愚忠、葬送掉了林彪的命，死后连个乡梓落葬之处也不可得。 当然，面对刘家驹先生要为林彪翻案，让他李作鹏提供历史上并不存在的那些“佐证”的荒唐之举，生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古稀之龄的李作鹏，自然要为之退避三舍了：在历经为人民建树功勋的二十多年戎马战争生涯，以及后来上了林彪、陈伯达的贼船，乃至干了一系列违背人民意愿伤天害理的事儿，继而又在历经了人民监狱关押的一番大起大落之后，他李作鹏还想安安稳稳地度过余生呐!更何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全面实施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转移，且早已结束了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的清算与批判。痛定思痛，人心思稳，因此，在获知刘家驹来访的真正用意后，李作鹏立马向公安部写揭发信，笔者认为，他的此举不失为一个上上乘的明智之举。相信当时的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三位林彪的老部下，也具有同李作鹏一样的心理。 晚年的黄、吴、李、邱胸中并没有什么“愤懑”而言，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也不愿意翻那个铁证如山根本翻不了的案。可《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作者，却硬是要“帮助”他们“从愤懑的胸中吐露出些真情”来，这就令人奇怪了。说到底，答案只有一个：正如作者在其文中从头到尾一股劲地信誓旦旦申明的那样——为晚年演变为“十恶不赦”的林彪翻案。 令人费解、然又感到好笑的是，《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作者，在读者面前装扮出了一副类似蒙受了莫大冤屈的苦瓜脸相：在李作鹏拒绝其的所谓“采访”，并向国家公安部举报他“是筹谋为林彪翻案”，上级追查他的责任与动机后，居然这样振振有词地控诉道：“总政怕火烧‘阎王殿’，不去清理出书的宣传部，反来抓我一个编辑当祭品，……” 笔者认为，作者刘家驹先生的上述说法差矣!因为这个说法不符合事实真相。 其一，先与刘家驹先生商榷并澄清一个概念：在写林彪传的这个事情上，跟你原来的本职工作无关。你是计拟中要出的这本书的作者，而不是什么“编辑”(责编)。更何况书并没有写成(没有写成致半途夭折，正是你刘家驹先生自行其是，偏离了出版方出此书的意图)，那么，又何来“编辑”一说?其实，细读刘家驹先生的这篇冤气冲天且煽动性语言频频的7000来字叙述文，且不说事实如何，有关这等故意抹杀或模糊事实真相概念一类的说法，枚不胜举，比比皆是。 其二，至关重要、关键的一点是，当初负责约你写林彪传的“解放军出版社《星火燎原》编辑部”，无论是在当初向你布置这个课题时，还是你在“采访”的过程中，都从来不曾下达或允诺你可以拥有恣意违背历史真相，进而为林彪翻案的授权。事实是，他们的宗旨，他们的原则，是让你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也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站在真实的共和国历史的立场上，写出一个真实的林彪来：既有在战争年代为人民、为新中国的诞生建树了不朽功勋的那个常胜将军的正面形象，也有其晚年因个人野心极度的膨胀导致的堕落，在“文革”中挑动全民内战，制定法西斯暴政手段欲图篡党夺权，直到最终阴谋暴露，叛党叛国，野心家、阴谋家嘴脸凸显的林副统帅形象。 毋庸置疑，正是作者违背了创作本书的宗旨，无视事实真相，且不遗余力地为林彪、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林立果法西斯小舰队张目并从根本上为之翻案的一系列非正常举止，远远超出了法律的、道德的底线。故而，既不为出版社组织者认可，也不为期盼全国上下一片和谐，实现中国梦的十三亿中国人所接受。 也正是因为“出书的宣传部”从无向作者下达过可以写一本为林彪翻案的传记的指令，自然，也就没有了刘家驹先生怒气冲冲向外界控诉的“反来抓我一个编辑当祭品”的荒诞说法。 感谢作者的“坦诚”，撰写了这么一篇不加任何掩饰，剖白自己头脑中的真实想法的文章，并将其付之发表公诸于天下，令所有读者明白了他为犯下一系列不可饶恕罪行的晚年林彪翻案所做的一切努力。笔者以为，惟此一点，是《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之实事求是的亮点。自然，也正是作者此举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在十三亿中国人民跟随新一届党中央，为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前进道路上面临的障碍与曲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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