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中渐渐远去的背影 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批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参与城镇化建设，这批人是第一代打工者，他们大多出生在1950至1960年代，现今约50至60岁。 30多年来，第一代打工者是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最主要的人力资源。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逐渐退出城市舞台，淡出公众视野。据估算，目前全国打工者总数近2.3亿人，其中50岁以上、面临养老困境的打工者高达3600万。 那么，我省第一代打工者现在处于一种怎样的生存状态？记者进行了调查。 生活艰辛继续打工 上下班高峰期，兰州市焦家湾范家湾异常热闹，马路两旁商铺林立，车水马龙，交通繁忙而拥挤。 在这个打工者聚居较多的郊区，史东平住了近20年，也算得上是半个城里人了。 5月27日晚6点多，记者来到史东平的出租屋，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光线灰暗，里面放满了杂物。史东平正在烧煤的小灶台上煮面条，烟熏火燎中不时传来一阵急促的咳嗽声。 “这几天感冒了，一直在吊瓶子，也不知道自己的身子骨还能坚持多久。”已过50岁的史东平说。 史东平是安定区青岚乡人。问起30多年在城市的挣扎和打拼，他长出了一口气，并不停地吐着烟圈。 80年代，全省掀起了打工浪潮。 1981年，18岁的史东平第一次来到兰州，在费家营十字的一家建筑工地当小工，工资一天2.5元，扣除饭钱，每月能挣60元。 1987年，史东平结婚。之后的三四年，两个孩子出生，为了养家糊口，史东平当起了装卸工。20多年来，他一直在焦家湾的果品仓库、棉麻仓库、粮油批发市场干装卸，背过米、面、油，卸过水泥、肥料等。 “装卸工很辛苦，风雨无阻，有时货很多，白天黑夜连轴转，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史东平说。由于要经常忍饥挨饿连续作战，他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 打工收入上升缓慢，直到2010年才迎来一波“大涨”：工资涨到了100元/天，甚至有些天能拿到300元，月均能挣3000多元。尽管这样，因为要供孩子念书，加之夫妻俩经常生病，史东平仍然没有存款，有时还要向亲戚朋友借钱。 多年来，打工所得占史东平家总收入的比重一直在攀升，2012年已高达90%， 若停止打工，家里的生活就难以维持。为此，走路已略显蹒跚，身体逐渐消瘦的他还是想咬着牙再干几年。 在焦家湾果品仓库、棉麻仓库、粮油批发市场以及兰州市多家建筑工地的走访中，记者了解到，像史东平一样，年龄在50岁以上，由于生活所迫，继续外出打工的第一代打工者大约占到16%，其中绝大部分主要从事建筑、矿山、搬运、城市清洁、家政等偏重体力的工作。 遭遇就业歧视 在现实中，打工者常常处于弱势地位，尤其是第一代打工者，他们大多虽驻守城市二三十年，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用工单位却慢慢不再需要他们。 靖远县北湾乡的高建民，20多年来一直在白银市一家建筑工地做泥瓦工。今年以来，他却再也没接到老板通知上班的电话。 高建民很纳闷，老板不是说好春节过后就开工的吗，怎么到现在还不通知他上班。 他终于忍不住拨通了老板的电话，老板却开玩笑似地说：“老高啊，你都62岁了，现在都是超龄打工者，还是在家里享享清福吧。”接着，老板解释了何为“超龄”，所谓“超龄”，即超过国家法定的退休年龄，男性60周岁，女性55周岁。 这下，高建民彻底明白了，原来老板嫌他年龄大了。 和高建民一同外出打工多年的雷千钧说，人上了年纪，体力下降是肯定的，这个年纪干体力活，比较容易发生磕碰。因此老板对“高龄”、“超龄”员工还是很担心的。 57岁的雷千钧提起这个问题直皱眉头：“唉，我就在烦恼这个事，工头老是说我的年龄大了，跟我说到了60岁就不让我做了。” 5月25日，高建民在一个老乡的建议下，索性来到了兰州，在雁滩桥头等活。可是已过去好多天了，一起来的同伴很多都被叫走过，唯独他还没有揽到一件活。 让高建民感到恼火的，不仅是活难找，还有老板的冷眼和“歧视”。 “许多老板一看我走过来，直接扭头转向了旁边的人；有的更绝，那眼神就像看见苍蝇一样。”高建民心里感到很不平。 高建民的经历并非个例，记者在靖远、安定、环县等县区的部分乡镇走访时，许多第一代打工者表示在就业过程中经常受到歧视。“岁数偏大的，老板要么根本不考虑，要么每天按女人的工钱计算。” 大部分被迫返乡 打工，是个体力活，“要抡得起大锤，扛得住钢筋，还要熬得住时间。”对于第一代打工者来说，他们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也许就是体力。但岁月不饶人，当挺直的腰板变得佝偻，当矫健的步伐开始滞重，大部分第一代打工者被迫无奈最终选择了返乡。 然而，返乡的第一代打工者，在家乡过得舒心吗？ 今年63岁的王文军是环县毛井乡人，算得上是乡里的第一代打工者。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走出大山，进城打工，辗转兰州、新疆、深圳等地搬砖头，扛沙袋，看大门，一干就是20多年。 “我厌倦了如同塑料袋一样飘来飘去的生活。”王文军说。由于常年在外漂泊，跟建筑工地打了20多年的交道，他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今年，感觉身心疲惫、力不从心的他最终选择了回家。 每天早上王文军都起得很早，去羊圈给20多只羊喂饲料。 当计算家里的经济来源和花销时，王文军很无奈：家里主要经济来源靠种地，总共有60多亩洼地，40亩种小麦，20亩种葵花，遇上雨水多的年份，大概能收入近万元，但是遇上今年的干旱，估计连籽种都收不回来。四个孙女孙子中，两个孙女上高中，学杂费、生活费等各种费用一年就得2万多元；1个孙女上初中，小孙子上小学，虽然是义务教育，但一年最少也要花近万元；家庭日常花销至少也得近万元。 “没办法，今年儿子儿媳再次外出打工。我回来了，就种地，养羊，最重要的是把几个孙子照顾好，让儿子儿媳安心挣钱。”王文军说，“可是，到底老了，有时候干农活超过两个小时，就感觉胸闷气短，浑身没劲。” 在靖远、安定、环县等地的部分乡镇走访中，记者了解到，大部分第一代打工者返乡后并没有闲着，他们仍然要从事务农、养殖等生产活动，还要承担照顾孙子的重任，生活依旧艰辛。 谁来为他们养老？ 随着第一代打工者逐步迈入老龄，其养老问题越来越凸显。他们普遍面临“城市无法养老、农村无力养老”的尴尬局面。 “从社会公平角度讲，不该让上亿的人口把青春献给城市，把养老负担甩给农村。”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曾这样说。部分专家也表示，如果这些打工者辛苦大半生仍老无所依，将不可避免的在老年时期成为社会最贫弱的群体。 第一代打工者养老存在哪些现实问题？谁来为第一代打工者养老？记者近日展开了调查。 传统养老模式日益脆弱 “你还沉浸在节日的喜悦中，我已背上行装匆匆去打工……等到高楼平地起，满天飘雪花；春去秋来又一载，我们就回家……”每当心情不好的时候，张安东就会听打工者歌手李路正的《挥挥手》，这首歌是他打工生活的真实写照。 张安东是安定区青岚乡人，今年60岁。26岁就进城打工，算是村里的第一代打工者。30多年来，他到兰州建筑工地当过小工，卖过水果蔬菜，干过装卸工，直到去年年纪大了，加之老伴杂病缠身，他只好选择回家。 回家后，张安东断了收入来源，但开销却越来越大。他称，自己早些年打工挣的钱都花在了孩子们身上，没有任何积蓄。 “政府每月给我们老两口各发60元养老金，但明显不够。”张安东告诉记者，这些钱在农村也只够买油盐交电费，何况他们老两口还经常生病。现在，他跟老伴带着孙子和孙女生活，生活费全由在青海打工的儿子儿媳负担。儿子儿媳每个月的工资也不高，他们每月只能收到500元左右的汇款，这些钱基本都花在了孙子们的身上。 据了解，我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开始于2009年；2012年，我省实现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 安定区人社局局长马建成告诉记者，新农保从年缴费100元到1000元分为十个档次。最低每年缴费100元，按缴费15年计算，参保农民60岁后每月能拿70多元；最高档次年缴费1000元，按缴费15年计算，参保农民60岁左右每月有170多元。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好，但由于农民手头紧张，绝大部分选择的是最低的那一档，一年交100块钱，60岁以后每年也就领1000元左右。”马建成说。 记者在靖远、安定、环县等地区的农村调查时发现，“养儿防老”的观念和“以儿养老”的现象仍占主导，第一代打工者回乡后，年龄渐长，劳动能力慢慢消退，绝大部分还得靠子女赡养度日。 然而，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农村出现越来越多的“四二一”家庭已难以单独支撑起养老重任，老人想完全依靠儿女生活也是十分困难的，养儿防老的传统模式逐渐褪色。 养老保险制度本身存在问题 当“养儿防老”的传统面临各种挑战时，打工者的养老还是要通过参加养老保险来解决。但当前打工者养老保险的参保率较低。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9月，全国打工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仅占打工者总人数的17.8%。 究竟什么原因导致打工者参加养老保险比例较低？连日来，记者在兰州市焦家湾果品仓库、棉麻仓库、粮油批发市场以及多家建筑工地进行了调查，发现超八成进城打工的打工者由于自身能力有限，参保意识淡薄。而大部分用人单位为节约用工成本，也不愿为打工者投保。 “公司没给我们买养老保险，我们也没敢往那方面想过。”在兰州一家建筑工地当小工的赵国辉告诉记者，他今年57岁，已经在该建筑公司干了10年，老板一直没有给大家买养老保险。 “买养老保险，每月都得交钱，不如工资高点实在。”赵国辉说，他家里有两个老人，两个孩子，女儿在上大学每年花费万余元，儿子在外打工不仅挣不到钱还欠了几千元账，“还靠我挣钱给他娶媳妇呢！” 49岁的打工者李文生告诉记者：“我们经理说了，买保险工资每月要少发近200元，自愿不买的话，这部分钱就发给我们。”于是，好多原本打算买养老保险的工友也都不买了。 记者调查还发现，由于工作流动性大，而现行养老保险制度便携性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打工者参保的积极性。 “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规定，要累计连续缴费15年以上才能享受退休金。而打工者由于流动性强，很难在某一统筹区域或某一企业连续工作15年。”甘肃省社科院专家刘伯霞分析说。 部分业内人士表示，养老保险的异地转移难以转接，也阻碍了打工者参保的步伐。 据了解，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规定，职工跨地区流动时只转移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不转移社会统筹资金。由于打工者工作具有季节性、流动性的特点，他们在一家用人单位参保后，再去其他用人单位，就需要办理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但对于跨省市流动的打工者来说，在转换工作岗位后，往往没有办法转移、保持养老保险关系。即使可以办理社保关系转移，真正去办理的也是少之又少。 完善制度让打工者老有所依 养老保险制度被称为“社会稳定器”，每个为国家作出贡献的人都应安享有尊严的晚年，而不是晚景凄凉，老无所依。 那么，如何有针对性地解决打工者的养老问题？刘伯霞表示，首先应该完善打工者养老保险制度。应当建立全国统一的、明确的制度，以完善全国性的保障体系，避免地区之间各自为政的现象。同时，针对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和打工者工作不固定、收入不稳定、流动性大的特点，建立、完善适合打工者特点的养老保险制度。 “加快打工者养老保险的相关立法也非常关键。”甘肃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斌民说，政府作为社会保障的最主要责任主体，要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制度。对打工者参加社保的具体方式、付款方式、异地转接方式等，有一个明确的、统一的规定，并上升到法律的高度。 刘伯霞表示，解决打工者养老问题，政府还要加强财政支持力度，应担负起打工者社会养老保险方面的财政职责，出台与打工者低缴费年限相应的、低年限低保障的保险政策。合理调整费率和缴费基数，对打工者的养老保险进行适当的补贴。同时也要对那些积极为本企业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的企业予以税收优惠，以提高企业参与养老保险的积极性。 采访中，部分打工者还建议，政府应该完善农村养老服务。在保障五保老人、“三无”老人的基础上，面向全体农村老年人开展延伸性服务、上门服务等，同时鼓励民间养老机构发展，探索供养型、养护型、医护型等多样化养老服务。(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责编：刘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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