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当权派与造反派相互威胁的“策略处境”及其形成过程 文革在每个单位都分成两派,群众组织中间两派的相互对立和缺乏建设互信的管道,最后发展成为互为政治上的威胁力量。在派性政治博弈中间,美国对外战略中间的那种“单边安全”战略就格外有市场——削弱对方的力量才是建设自身安全的出路。从单边安全战略出发,对立派力量的增强就是对己方的威胁上升,为此,需要不顾一切地削弱对方:把对方说成是反革命或者没有任何合法性和正当性,就是派性论战中间的主要努力方向,在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的谈判时期,对方名额增加或者支持对方的干部进入革委会,都被视为对己方的威胁,因此,开动宣传机器妖魔化对方的头头或者干部代表,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策略。策略处境的形成,是派别竞争过程中间,增强各派别内部投机互锁的重要机制。 在文革期间形成的策略处境中间,最重要的表现是当权派和造反派的对立,我们追溯一下这个对立的来由和冲突的性质,能够看到问题的根源所在。我们以外交部为例,在1966年文革初期十五天白色恐怖期间,陈毅指导下派出15个工作组,去外事口单位和院校指挥运动,主要的方式是有当权派和多数派(后来演变为保守派)联手把很多人打成右派或者反革命,这是文革整个政治博弈的起点,当权派及其打手们一方对另一方造成致命的政治危险。陈伯达后来在中央开会时,当面批评陈毅说他支持的张彦工作组是全国最坏的工作组,陈毅表示接受批评还为此做过检讨。 1966年6月,在外交部内部姬鹏飞开会动员号召大家写大字报,结果44个青年人仅仅因为把贴出的众多大字报归纳整理出一张大字报,马屁精式的高官刘新权说这些人是想要推翻领导,陈毅和姬鹏飞等人就特别听得进这样的话,就被外交部当权派联手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当做重点打击对象,死整几个月,这是第二个形成造反派对策略处境有着切肤之痛的体会。 1966年年底周总理明确表示支持外交部造反派成立组织,结果外交部成立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之后,很短时间就发展到1700多人(全部约2200多人),占外交部的绝大多数。此后,在周总理的捏合之下,陈毅勉强认错并于1967年1月24日做了“亮相检讨”,造反派也同意原谅陈毅的前期错误,大家预备实现三结合了,周总理同时安排在外交部的夺权试点内容是夺取运动的领导权和业务监督权为此建立部司两级监督小组(周同时在广播局指导夺权试点,同时夺取运动领导权和业务领导权)。今天回顾外交部十年文革进程,周总理亲自出面捏合陈毅为代表的当权派与造反派,双方成立革委会,这是唯一一次有可能走出策略处境的机会。 结果,这个唯一的机会不几天就被陈毅浪费了。陈毅就反口说自己的检讨是被逼的(这是说周总理逼迫他作检讨,除周之外没有其他人做过他的说服工作),他本人没有什么错误,还破口大骂造反派说他们是野心家(2月12日)。陈毅的反悔,使得外交部的“三结合”连表面文章都维持不住了,造反派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于4月16日召开勤务组会议讨论,以15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打倒陈毅”的口号。此后,造反派砸掉了保守派的办公室,甚至逼得人数很少的保守派在外交部站不住脚,搬出外交部。 在外交部当权派和造反派的对立中间,双方逐步地共同塑造了一种相互威胁的策略环境。第一步是外交部当权派对于44人大字报的粗暴镇压过程,造反派不仅积累了不满,而且有了官老爷完全无法相信的证据;造反派成立组织并得到总理的支持,还发展为外交部的大多数,尚能够接受总理的调处,在陈毅检讨之后还表示拥护他,不料陈毅不到两周时间就变卦了;到了4月中旬造反派勤务组以绝对多数票通过“打到陈毅”口号之后,双方严重对立和互不兼容的态势业已形成。此后,再也没有能够实现矛盾缓和,更不用说和平共处了。不仅仅是蒯大富如此,就算是很多老革命家难道就高明了吗? 把当权派和造反派互为最大威胁的背景突出出来,再去回顾陈毅在处理与外交部造反派群众的关系上面的系列讲话和措施,基本上是朝着激化双方矛盾和对立方向使劲的。如果仅仅从很多陈毅的讲话内容看,确实不愧高于蒯大富,毕竟是有多年从业阅历的人士,他说的很多话也不算坏话,例如说反右运动得罪了很多人,文革的后遗症还要大;例如不要搞逐步升级,什么缺点都说成是路线错误;例如说发动群众批评干部,是我党健康的表现。这些都说的很好,问题在于:陈毅以这种教师爷的姿态说话的时候,他考虑到了听众的感受和心理了吗?说到底,外交部以陈毅为首的当权派自身已经成为造反派眼里的最大威胁力量,而且经过几轮政治博弈之后,可以信赖陈毅的证据逐步消失,要形成新的互信,陈毅必须以自身的言行去接受对立派的苛刻考察,这个时期还抱住高高在上的老爷姿态不放,在那里指手画脚,这到底是要解决矛盾还是要激化矛盾? 到了1966年之后,除了文革小组诸公之外,绝大多数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业已丧失了真正与群众进行交流和对话的能力,造反派和当权派的对立随着运动深入,步步加深,到底是当权派的责任多一点还是造反派责任多一点?从外交部造反派和当权派的博弈过程看,应该算是标准的动态博弈过程:先是当权派表演一番,造反派进行策略性的跟进;结果周总理的捏合,陈毅检讨了错误,造反派也表示谅解;结果陈毅反悔,造反派定性陈毅是不可相信的人而必须打倒。在双方的博弈中间,当权派是首先施加各种威胁对方策略的主动进攻方,造反派的策略是被动跟进性质的;在周总理进行调处的时候,造反派表示足够的和解诚意,但是陈毅没有起码的诚意。 说到底,派性的对立和冲突,起点是你是否兼容对立面的合法政治权利和利益,不兼容对立面的合法政治权益,这是所有派性政治的起点和展开逻辑。到底是当权派的派性大还是造反派的派性大?文革受到具体单位内部的派性对立能量的驱使,蹒跚前行的过程,特别值得反思和深入追问,可以肯定的是:基于派性视野下的不兼容对立面合法权益的动力,不是所谓的法制或者民主制度能够消解的。 (接下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