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详细批判

赤色飞蛾

迟飞
前言：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批判，不是要否定，而是要发展它，摈弃其落后过时的部分。这与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密切相关。若说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是官僚特权阶层的存在，那么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就在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本身。而要否定官僚特权的等级社会，那么仅仅在政治上规定不要这些特权是不够的。必须在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理论上加以彻底批判否定。这要求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进行批判，否则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一个巩固的基础。批判的核心就是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关系，不是倍加累乘的关系，而是剥削关系。文章略长，共一万一千多字。如果要只看理论批判的核心部分，在第五部分。

（一）简单劳动复杂劳动形成的各种原因

劳动有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之分，这是马克思的发明。所谓复杂劳动，即需要长期学习才能掌握的劳动技能，而简单劳动则只需要短期学习或正常人直接就能胜任的劳动。但两者的区别又是相对的。在文盲普遍盛行的时代，识字的工作本身就是复杂劳动，但义务教育普及了的时代，识字的工作就成为人人都能掌握的简单劳动。

根本地说，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倍加或自乘关系，是很难在实践中确定的，不同的劳动有不同的性质，能相互比较的只有劳动时间。而单位劳动时间里的劳动轻重程度用劳动强度表示。这里的劳动强度，是人们劳动对身体或精力的耗费程度。至于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劳动密度”不同的说法，根本上是在劳动成果，即完成劳动的效率的角度说的，而不是从劳动耗费程度的角度说的，这应当称作“价值密度”。就劳动本身而言，它的密度，就是身体或精力的耗费程度。

在最原始的商品交换中，即物物交换中。个别的劳动者之间之所以能够达成交易，根本地看各自的劳动耗费是否能够达到一致，一致就成交。但是在商品交换发展了的形式中，劳动耗费程度本身就不是能够进行交换的依据了——同一商品进行普遍的交换，而其生产者对其使用的劳动耗费并不一致，这受劳动技能或技术本身的制约，还与每个劳动者的健康或年龄有关，总之，劳动耗费程度，在不同劳动者那里都是不同的。这里就需要对其进行平均化，即有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同一商品内部是有个这种必要劳动时间的，以此确定劳动耗费与交换价值之间的普遍关系。当然商品生产就是为了交换，交换价值本身就体现的是劳动结果，而不是劳动耗费。能用熟练劳动或更高技术的劳动者用较少的劳动耗费就能取得较多的劳动结果，那么他就能取得在交换中的优势地位，即他的劳动是复杂劳动，他的所谓劳动密度就大，不过这里应当指价值密度。这里需要批判的地方是劳动密度与价值密度并不是一回事，两者存在背离，而且是普遍的背离。

同一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确定，并不表示该商品生产的劳动时间和强度是普遍确定的。即便是同样劳动时间内，手工劳动和机器劳动对劳动强度的要求也有根本区别。而协作劳动与单独劳动的效率也有极大不同。如生产纺织品，机器生产要比手工生产大大提高劳动效率。那么同样条件下机器劳动产品能获得超额利润，而手工劳动产品就卖不出去，陷入破产境地。机器生产下劳动者的轻活远比手工生产下劳动者的重活要有价值得多，尽管手工生产需要更多的个人技能。商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确定本身，就已经有了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分野，这里的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不断变化，根本体现的是技术和组织的不断演进，如手工协作替代个人劳动，前者就是复杂劳动，后者就是简单劳动；机器生产替代手工协作，前者就是复杂劳动，后者沦为简单劳动。科技创造式个性生产替代机器机械生产，那么前者就是复杂劳动，后者又沦为简单劳动。这种演进哪怕在一种商品内部都体现得极为明显。而新的科技和组织发展总是能成为复杂劳动，先前是复杂劳动的在全社会得到普及，被甩在了后面，就沦为了简单劳动——全社会的劳动者都能做到的事情。

若在不同商品之间比较，它们的基准是生产价格，即商品的成本价格+社会的平均利润水平。本行业的剩余价值多，但其利润并不等于其剩余价值，它行业剩余价值少，但其利润可能大于其剩余价值。相互损益，总体平衡。那么就是说，劳动耗费多的，获得的价值回报未必多，反之亦然。这还与整个社会的利润波动有关系。那么劳动密度与价值密度的关系由此更加增加了波动性。

有些行业是“朝阳行业”，资本构成高，发展快，所需劳动力更为稀缺，如IT行业。有些行业是“夕阳行业”，面临被淘汰的命运，劳动力需要转移，如煤炭，钢铁等行业。那么他们其各自的生产价格加入了科技发展的要素，那么实际中的表现就是朝阳行业获得超额利润，而夕阳行业获得低额利润。这是变动不回来的，即前后两者作为社会普遍平均利润的极端，都不会回归平均利润。那么如IT行业，超额利润，劳动供应更少，劳动价格就更高。煤炭等行业就恰恰相反，甚至不能维持原来的规模。当然这里IT研发就是复杂劳动，煤炭采掘就是简单劳动。后者哪怕上千万人的简单劳动，依然不如前者的数千人的复杂劳动更值钱。这里体现的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大趋势与劳动力供求对所谓劳动密度与价值密度关系的影响。劳动耗费程度哪怕一样，价值也有天壤之别。

随着社会大生产发展，公司规模扩大，管理要求越来越高，这里同样出现了管理的复杂劳动与被管理的简单劳动的差别。管理层级越高就被认为是劳动更复杂，理应要求更高薪水。自然，管理劳动是极为必要的，如同军队的指挥官置于士兵的指挥一样。它不直接参与生产，但没有它生产也不能自发保证进行。那么管理与被管理之间就拉开了收入差距——高级管理劳动价值高——公司CEO动辄年薪上百万美元，这是普通劳动者望尘莫及的。但是在这里，就根本谈不上管理这种商品与其他商品的比较了。就社会化大生产本身而言，管理类劳动只不过是劳动的一个普通工种，它之所以能拿高薪，与老板们的利益有莫大关系——资本家们要找寻维护他们利益的雇佣劳动者，必须把该雇佣劳动者的报酬提高到相当程度，让他们加入自己的阵营，而不是通常的让他们竞争以至于丧失与资本家的阶级认同——他们若是沦为普通雇佣劳动者，那么这些掌控公司的经理人们就要背叛资本家，架空他们。这就对于资本主义的根本统治不利了。因此他们必然要拿高薪，让他们也成为资本家，进行投资买卖等。虽然管理的劳动很轻松，但这也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复杂劳动。依管理层级产生等级关系。

设若把劳动力市场本身视为是一个部门，那么我们能看出的是劳动复杂简单与否与劳动供求有密切的联系——能产生超额利润的总是劳动力供不应求的，而越是社会普遍的利润水平，劳动力供给越趋于平衡，在社会利润最低的地方，劳动力也是最过剩的。各行业复杂劳动简单劳动的分野大致可寻其规律。

如IT行业，从事研发的苹果公司与从事组装生产的富士康，利润率大大不同，苹果的研发设计是复杂劳动，富士康员工的生产是简单劳动。但这里体现的，根本是劳动力供求的区别——能进行研发设计的人才总归少数，而能从事组装生产的人总是社会多数。那么劳动力供应不同，造成所谓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回报的巨大不同。这不如说是产生了两个阶级，虽然都是雇佣劳动者。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差别，也可以用劳动力的供求规律和结构变化规律来解释，即劳动力结构由低技能的劳动力向专业化，高素质方向转化。这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要求，由此产生了劳动力内部层次不齐的价值密度分布。相同的劳动耗费，带来了待遇的极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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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简单劳动复杂劳动的批判

由此，我们可以知晓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逻辑，与商品经济密切相关。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中，资本追求的是资本的平等，交换的平等，而交换平等背后并不是劳动的平等，而是极其悬殊的差距。商品经济的市场形态，本身就是以普遍的社会交换为基础，本身就是以劳动的效率为依据。那么这对于劳动者根本不利，因为劳动密度（劳动耗费程度）与价值密度（商品价值）之间是相互背离的。商品交换以价值密度一致为基础，而不是劳动密度。对于资本家们极为有利的格局便确定了。

而在社会化大生产的高度上，我们可以看到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产生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必然性。而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发展，在各领域的扩张，同样导致的是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长期变动以及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不断提高。这反映到商品交换里便出现了劳动报酬的巨大差异，且以资产阶级的利益计，它也是要支持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分野的，这样才能获得他需要的劳动者，乃至于维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都寄托于这种等级化的收入分配结构。资本的平等，就是对劳动者的不平等。

概而言之，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差别，体现的是普遍的教育素质和经验技能的差别。这与劳动力供求的长期发展变动的合拍的。

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必要性什么时候是应当被消除的？是在当资本主义的必要性被消除时。关键在与哪里？在于生产力的发展能够普遍保障劳动者的生活条件时。生存的竞争变得不再必要时。那么物质供应的扩大就应当是在全社会范围内普遍提高生活水平，而收入的差距在此时就成为限制物质生产发展的因素。这时社会生产能够满足的东西，在等级化的分配当中也满足不了，从而限制需求发展。此时资本主义就是过时的了。它制造的劳动者的生存竞争，剥夺劳动者的生存条件，就再也不可能扩大市场需求了，而是压制市场需求了。简单劳动的劳动者由于收入低，不能满足自身的符合社会生产发展水平的需要。

资本的平等，不是劳动的平等，更不是人的平等。消除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在劳动者之间规定出来的三六九等，才能消除一个等级的社会，实现人类的真正平等——经济平等。

从哲学角度来说，人的平等体现在哪里？不仅体现在对人自身价值的承认和尊重——法律面前要人人平等，政治上要一人一票。而且要体现在社会对其生命力的调用，要用相同的标准。这种生命力，便是劳动对身体和精力的耗费。即劳动轻重之分。劳动轻松还是繁重，直接体现劳动者对劳动的投入乃至尽心尽力。拿市场通俗的话来说，人命同价，不应当一部分劳动者累死累活得到的比另一部分劳动者悠然喝茶的报酬更少。他们的生命都同等地宝贵。要想实现真正的人人平等，那么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分野也必须被消除。

复杂劳动要求高薪水，实际是与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根本规律是相悖的。因为社会化大生产越发展，劳动在商品里的含量越稀薄，即单位商品价值量含量越低，如若实现完全的生产自动化，那么劳动价值在产品里的含量就为零了。这里的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是体力和精力耗费的无差别，而显然不是指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按照复杂劳动拿高薪的逻辑，那么生产完全自动化，不是表示劳动价值在产品里含量减少，而是相反，是无限地增加。因为生产自动化越发展，对控制生产自动化的人的技能的要求就越高，技能越高越要高薪。随着社会化大生产产业链条的不断延长，其趋势便是劳动价值正无穷了。这显然是与劳动价值论的根本结论是违背的。

就复杂劳动的基本体现——教育素质的提高来说。复杂劳动把教育本身当做成本，以此索取高薪——即从事复杂劳动的生产价格，当然是要把平均利润加进去的。这样把劳动本身作为一个生产价格的部门，那么我们显然能够看到复杂劳动本身存在着的资本的逻辑——复杂劳动的从事是要赚一笔的。那么复杂劳动本身就不是纯粹的劳动范畴，而是属于资本剥削的范畴了。这种复杂劳动的资本剥削对象是谁呢？当然是简单劳动者。简单劳动者以自己比复杂劳动者多得多的劳动耗费为复杂劳动者的养尊处优创造条件，且使其能够领得起高薪。逻辑与资本家的逻辑一样，要在简单劳动者这里榨取剩余价值。这是关于劳动的投机商的买卖，把这个复杂劳动的投机买卖做到极致的，便是那些工人阶级中的贵族——企业经理人阶层。当然这个队伍里，对冲基金经理更为成功。动辄就有上亿美元的年薪可拿。在这里，这些“打工皇帝”们都还自称“工薪阶层”，给自己打上“复杂劳动”的标签，但他们的本质都是资本家，是与资本家们站在一起的。倘若我们承认复杂劳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把他们纳入按劳分配体系之中，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原来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很显然当代的纯粹的资本家很少，而经理人或金融家阶层倒是颇为庞大。他们的收入就是可以称之为“复杂劳动”的，同样性质的复杂劳动之中还是要“多劳多得”的。但现在显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不是社会主义。他们的巨额薪水当了继续投资的本钱。只不过与纯粹的资本收入名义不同而已。

对于社会教育本身来说，这就不应当被视为是负担——以便把教育的代价叠加到对薪水的要求当中去。教育本身是劳动，但学习本身不是劳动，学习本身是没有资格去借其学习的努力当做代价来拿独自一份薪水的。这种逻辑，是社会对其进行教育，受教育者反而依恃教育成果向全社会收费。当然这是剥削的逻辑，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合理的。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套剥削规则则是必须废除的。更何况社会主义条件下教育免费，那么受教育者更无资格来向社会收费，充当投机商。这就不是劳动集体的一员了，而是剥削者的一分子了。因此苏联这样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是国家资本主义，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国家实行了一整套工资等级制度，不仅技术分等级，管理也分等级。上级剥削下级。这就是复杂劳动要求按资分配的逻辑体现。当然这就酿造出苏联的官僚社会，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凌驾于人民之上，名义上没有剥削，实际其就在剥削。这些官僚的投机商们最终就依恃其投机的商业嗅觉，瓦解了苏联的计划经济，摇身一变成为垄断资本家。这种转变，只是复杂劳动的利润投机的必然表现。资本主义的资本家摇身变成复杂劳动者，苏联所谓的复杂劳动者摇身变为资本主义的资本家。性质都是一样的。

进一步说，复杂劳动要求的是对劳动的“物质刺激原则”，即必须以物质奖励乃至创造生活特权来维护其劳动积极性。这种“物质刺激原则”本质上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它客观的作用是让社会拜金习气渐增，个人主义影响增加，冲击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物质刺激原则本身，是雇佣劳动的原则。如果说只有重赏才要冲锋的军队不是社会主义的人民军队，而是雇佣兵，那么同样可以说只有重赏才要努力工作的劳动者不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而是雇佣劳动者。个人利益至上是其根本的特点。为了自己的利益竭力往上爬，把其他人踩在脚底下的逻辑自此而始。这是私有利益规则。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体系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而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价值体系是“宁可教我负天下人，也不可使天下人负我”，或者“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社会化大生产的总体方向是节约劳动，满足需要。这跟鲁滨逊一个人的社会一样，他的劳动，无论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都是按劳动对身体和精力的耗费一并视之的。他不断节约的社会总劳动，劳动之间也是无差别的，唯一的标准还是劳动的耗费。那么就节约劳动满足需要方面来说，复杂劳动简单劳动的划分是难以有效节约劳动的，且不说其节约劳动还出现了严重的资本主义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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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能够节约劳动，但其总是复杂劳动占多数，它对社会索取的代价就高。这本身就抬高了新技术普及的门槛，同样抬高了旧式生产淘汰的门槛。复杂劳动为主的新技术与相对简单劳动为主的旧生产之间的竞争，就劳动力成本角度来说，是不利于新技术的，因为复杂劳动者索取的太多。这造成的客观结果是简单劳动本身不被重视，被资本认为不值得节约。宁可节约一个复杂劳动者，也不节约十个简单劳动者，这是资本对劳动者天然的歧视，当然就节约社会总体无差别的劳动就根本不利。这方面最真实的例子如能源更新就体现这一点，虽然火电占用大量社会资源，但只要是简单劳动力，那么还是值得发展的。虽然风能太阳能占有的社会劳动力较少，但对资本来说效率依然是不高的——其复杂劳动的比例太大。那么资本主义只发展符合自己利润的新科技，太阳能之类的“高成本”能源自然就要被搁置。倘若按照总体劳动耗费来说，很显然这些新能源的使用比旧的火电使用更节约劳动，最起码的，是没有动辄数十亿吨煤炭的采掘和庞大繁复的原料运输，这是要占用大量劳动力的，虽然是简单劳动力，但这些劳动力的实体，还都是人。他们的劳动力在资本的眼里不值钱就不值得节约。依照劳动耗费程度的劳动价值体系，那么火电不便宜，风电太阳能等不昂贵。节约劳动，提高社会效率与否直接就体现出来，就更有利于新技术的普及——资本主义体系下可望不可即的事情，社会主义体系下就都能办到。

（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中的教训

马克思提出了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概念，这在其巨著《资本论》里只是区区数行字。在他写下这几行字时，并未意识到这几行字的重要历史价值。马克思是未及对此进行批判的，或许他还没有意识到需要批判。但这最终对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苏联覆亡的直接根源是官僚集团存在，但根本的理论缺陷，为官僚要求特权建立了理论基础的是马克思。这是马克思本身的失误之处。而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领袖们，由于对马克思的过于崇拜，并未提出对其根本的否定意见，反而是斯大林，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彻底肯定了马克思的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划分逻辑。而其他革命家，如托洛茨基，曾经在其文集里批判过斯大林搞计件工资，在工人内部制造矛盾。如毛泽东，也曾直接批判“八级工资制”是资本主义，但他又在其他论述中承认了复杂劳动领高薪的逻辑。始终都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上来，可以算作是其作为革命家的直觉。

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暂时失败，但要找寻缘由。那么就有必要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进行一番批判了，核心的批判就是其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划分，是客观上维护资本主义剥削的论断。是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这是马克思的历史局限性。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划分只能用来解释资本主义下的剥削关系，甚至在这个方面也有局限性，马克思并未察觉到复杂劳动是对简单劳动的剥削，不过这一点在当下已经极为明显，即便是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也应当强调把复杂劳动的高薪视为是劳动领域的生产价格，这存在的是资本剥削的逻辑。盲目崇拜不加批判的结果便是如此——简单劳动复杂劳动的逻辑直接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设当中来，构建起一套复杂劳动剥削简单劳动的社会等级体系来，让社会主义失败。任何社会科学都不可能建立在某个创立者的绝对正确之上。这不算是马克思的错，错在后来人没有就其理论进行必要的更新和批判，这当然是指社会主义的革命者。唯有社会主义的革命者，才能给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

另外有必要提到一点，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复杂劳动简单劳动划分，也并不是严格到森严的地步。即便是简单劳动的体力劳动者，在自己的权力争取的斗争中也能获得必要的补偿。欧美很多蓝领工人的工资比白领要高。北欧国家甚至把清洁工与大学教授的收入差距拉得近乎相差无几，而那些小资产阶级，哪怕在中国来说，个人炸油条摆摊的简单劳动也能获得较高收入。这当然不是工人劳动的角度，而是在全社会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社会里有很多人员有摆脱收入等级的束缚。这并不严格。而过去的那种苏联式的所谓社会主义，虽然强调了劳动，但劳动的收入差别成了社会的正式规定，等级更加森严。这在自由度上反而不如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本为人人平等而奋斗，但苏式所谓社会主义却固化收入差别，造就不平等。这种历史上的斯大林主义行径绝不是社会主义的，因此苏联只能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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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问题的回答
        社会主义要否定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分野，建立依照劳动对身体和精力的耗费程度的价值体系，那么就不得不回答否定复杂劳动拿高薪所引起的各种怀疑和可能的问题。
        首要的就是否定复杂劳动拿高薪，那么劳动者的积极性怎样来激发。这是有相当局限的问题，因为否定复杂劳动拿高薪，并不是在否定按劳分配——依照身体损耗程度分配才是真正的按劳分配，这才能让社会普遍地得到公平的分配结果。这反而是要促进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而复杂劳动拿高薪，造成社会不公平，其逻辑就是收入差距越大越刺激积极性。这是反动的逻辑。效率和公平在这种体系里是对立的。但在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中，效率与公平是相互促进的。这里要谈的应该是高技术的劳动者拿什么激发积极性，这就不应当是投机商人的利己心态了。这要在劳动者之间的竞赛中获得解决——有技术的劳动者并非只有高级的而已，在劳动者收入不拉开的条件下，技术经验是共享的，就技术和经验保护来说，这可以通过劳动的民主迫使高技术劳动者共享其技术经验，以体现平等。而这将会使生产力提高得更快，劳动者技术经验的快速提高本身就迫使高技术劳动者不能躺在功劳簿上，也要创造，也要力争。这是为劳动的集体发展进行的竞赛，有益而无害。
        那么学习技术是要花费代价的，有的还很大。那么这怎么能促使劳动者能自觉地学习新技术新技能呢？学习是种权利，人们不断地在为学习的权利而奋斗，但有的人却为不学习而担忧，这是一种杞人忧天。要明确的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并非为生存而进行，在生存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自然就是发展的需要，即完善自己的需要。发展的需要就包括了学习的需要。人的性质绝不是只知吃和睡的动物，在提供了能够实现个人理想的条件时，他们就能够积极地为实现自身的价值而努力。更退一步说，不学习技术又如何呢？这里就要谈到整体的社会氛围了，在金钱至上的社会里，社会价值观的要求是努力赚钱，否则谈不上社会合格的一员。在劳动至上的价值观里，不积极劳动，努力学习和掌握新技术，就谈不上合格的劳动者，得不到社会的认同。社会的价值观有塑造人的能力，劳动的价值观则有能够塑造劳动的人的能力。劳动价值观的巨大影响力，在毛泽东时代体现得就非常清楚——有多少热血青年响应了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里安家的号召？当然时代不同了，条件也不同了。但这种劳动至上的精神，只有在充分尊重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充分体现出来。不劳动不积极学习者，全社会的唾沫都能把其淹死。更何况一个组织化的社会，劳动民主的社会，不仅会对其进行舆论上的压力，而且会给以实打实的教训。
        学习新技能，是不应谈什么条件的，这本身就是一种人的需要，获得社会认可的需要。且这也应当是一种义务——如同人类繁衍生息，培养下一代是人们自觉履行的义务一样。其间要付出很多艰辛，但人类社会从来都是无怨无悔地承担着。这本身就是人类的共同需要，维护人类文明必须做的。倘若抚养孩子不应让社会付给自己精神损失费，当然学习新技能也不应让社会付给自己学习的精神损失费。如有必要，劳动的技能学习，可以由社会强制进行，既然能义务强制教育，那么进行强制的技能培训也是可以的。
        批判复杂劳动简单劳动部分的劳动价值论，就能构建起社会主义的劳动价值体系来。这是集体主义的劳动价值，也是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这种以身体耗费为标准的分配制度，本身的逻辑就是通往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这存在顺畅的过渡逻辑，而这种按劳分配，应当尽量强调计时工资制度，以避免计件工资制度对劳动者集体的分化。而劳动强度问题，则是可以由劳动者自觉调整的——依靠其对不同行业的劳动强度主观感受来投票进行均衡——社会主义要求劳动者能够自由地调整工作岗位，成为多面手，更广泛地参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各个部门。其投票就能够形成一套综合的劳动强度变动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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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批判继承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所谓简单劳动复杂劳动差别的理论解释
  若按照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体系来评价，那么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之间并不是倍加或自乘的关系。劳动本身是无差别的，而无差别的劳动划分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表明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之间存在的是剥削关系，公式如下：复杂劳动=简单劳动+教育费用+平均利润。这里就是要把劳动领域本身视为生产部门了，那么这个部门同样适用生产价格，即劳动的生产价格。简单劳动的生产价格是实现劳动能力的再生产和对子女的教养抚养费用。
   那么复杂劳动的生产价格就是在简单劳动的基础上建立的，即是经由剥削简单劳动进行的，这个在耗费劳动程度与简单劳动一样的劳动，是在进行资本化，即它要依恃社会对其进行的教育，要把这种教育的投入当做投资，要把投资本身收回来，而且还要赚一笔利润。即它是要榨取剩余价值的，很明显，劳动的资本化在复杂劳动的设计中完成，要榨取剩余价值的对象就是简单劳动。复杂劳动是假借劳动为名的资本投资行为。这在现实当中就很自然地表现出来，劳动者若深造，为自己提出的理由便是这是进行教育投资。投资的回报必然地要比投资本身要多。多多少，看市场行情。这里就是复杂劳动者自身在进行复杂劳动时就考虑好了这是个投资行为。
    在这里，投出的资就是其教育费用，而其自身的学习则只是为使投资获取收益而进行的自我管理行为。这如同企业主投资一样，当然不是把资本投出去了事，而是要努力让这个投资见效，以便利润能到自己腰包里来——即便是剥削，也是要用精力的，否则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怎么会自动地流到自己的口袋里来呢？复杂劳动者的逻辑同样如此，为了让收益流到自己的口袋里来，那么就要付出些与教育投资相应的努力才行。
   那么由此资本主义下存在的经理人阶层，乃至各种高得吓人的领薪者，他们的逻辑实际就是这种按资分配的逻辑，这里存在着按资分配与按劳分配交叉的状态，即这种劳动领域的投资逻辑，还套着个多劳多得的劳动逻辑——如高薪者更加努力地工作，他们就能够获得更高的薪水，这里就是又按劳动耗费程度的按劳分配逻辑进行的了。
   在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到垄断阶段，企业的管理和技术人员越来越多，这形成官僚化的科层体制，而这种科层层层的薪资特权，实际就是劳动领域的资本投资逻辑，不过投资未必就是教育费用了，有的是贿赂或者说请客送礼的费用。这种投资当然同样获得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要比一般市场的超额利润前途光明得多，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官僚体系膨胀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苏联的官僚体系是同样一个逻辑。所谓官僚体系，实际就是新形式的资本体系，每个特权官僚都是一个特权的资本家兼普通劳动者，以劳动者的身份进行管理，以资本家的身份获取特权。这兼具资本与劳动两面属性的阶层过去称作是小资产阶级，但新时代出现的是官僚等级体系，该体系里的是新小资产阶级，现在时髦的说法是新中产阶级。实际都一样，他们也投资，充当小散户等等，他们也与资本市场内外勾连等等，本质是相通的。而官僚体系本身就是一套新资本主义剥削体系，那么也就无比地清楚了。而社会主义，必然要消灭这种等级待遇的官僚体系，否则社会主义就不能成功，这个逻辑同样明若白昼。
   但是当社会主义社会到来，教育也实现了免费的时候，那么所谓复杂劳动要求投资回报的逻辑也就没有了。没有了教育费用——这由社会承担了，那么就没有了个人投资本身，而学习不是劳动，那么若要继续坚持所谓的复杂劳动，就是一笔无本万利的剥削行为了。这就形成一整套劳动领域的无偿占有劳动者剩余价值的行为。但这名义上不是剥削，而是掩人耳目的“复杂劳动”！这理所当然地是要形成社会的剥削阶级，而这个剥削阶级顺理成章地是要实现其阶级统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他们有向更广领域投资的要求，这要求市场经济。
   这里总结就是，当商品经济形成雇佣劳动的劳动力市场时，那么商品经济就升级为了市场经济。而在劳动力的生产价格本身尚未被消灭时，那么劳动本身就是个资本投资领域。必须消灭劳动力市场这一资本投资领域才谈得上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灭亡。
   很多人曾经疑问，苏联这样的计划经济国家为什么还是有银行，还是有储蓄，有了超过自身消费能力的储蓄是不是要进行投资，如此个人投资会不会造成资本主义。这曾经困扰了很多人，那么把简单劳动复杂劳动的逻辑弄清楚了，那么就应当理解，是的，个人要进行投资，尤其是教育投资，把自己变成所谓复杂劳动者，以此更加积累投资能力。这种个人投资能力的最终逻辑，便是要冲击计划经济体系本身。要市场经济才能展开这种逻辑，但这种出现投资的一系列市场逻辑的展开，全是以所谓复杂劳动的耳目隐蔽进行的。否则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若按照劳动耗费程度按劳分配，最终的逻辑结果是按需分配，而不是最终的按资分配。复杂劳动的分配，或者是带着按资分配烙印的按劳分配，或者说是带着按劳分配特征的按资分配。如何定性，看劳动复杂程度与否，以及其领薪高低与否。不过无论哪一种，都是社会主义应当抛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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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劳动价值问题的终结
        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是向共产主义的一个过渡过程，其长短现在并不能确定。但就当今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来看，生活服务的社会化发展非常迅速，大量的服务由家庭层面上升到社会层面来了。按需分配的共享消费在当下某些先进行业已经成为现实，如互联网的多数服务。未来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将存在大量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并存的状况。随着物质生产的丰富和人们社会关系的调整，按劳分配的领域也渐次地要被按需分配取代。那么关于劳动价值的话题，在此期间就成为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