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谎言与历史事实对照

马列托主义者

转贴者按：该文总体是正确的，

不过1，抗日统一战线的毛的言论和实际做法不是一回事，就是毛的言论有些是为了忽悠蒋介石（所以是正确的做法），而实际上毛暗中是按照托派意见处理和蒋的关系的，不是言论上那样对蒋投降，这点应该弄清楚，前者是策略，后者是战略。


所以对于毛，主要应该从他的行动来分析判断，而不是仅仅从他的毛选来分析判断，只能结合毛选来分析判断，比如毛当时喊出蒋委员长万岁，你不能从这句说毛屈服蒋介石，这不过是当时的策略，为了稳住蒋介石，其实毛是希望蒋介石被打死的。后来文革也是如此，不能说毛的思想和他的实际做法是一致的。这些都不是简单的心口不一，而是斗争需要。

毛忽悠蒋介石，其实就是一种兵法，是对敌人撒谎，这是正确的做法，毛在斗争中，无论是和帝国主义，还是蒋介石，还是党内对手和苏联等的斗争中技术非常老练，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也不是托派能及的，这点我们必须承认。毛不亏是军事家。

第二毛派确实把他们的政敌污化，可能也是他们一贯的斗争策略，到现在也没有改变。目前毛左如此，在台上的毛右也是如此，比如把打倒的政敌尽可能的搞臭，比如今天看到的张春桥的词条，百度百科还要露骨，说张春桥的父亲就是汉奸，张春桥也是，张春桥的老婆也是汉奸等等。

毛派无论右还是左，在斗争中喜欢把对手首先污名化，然后宣传部大肆宣传，有没有根据不重要，这里抓点，那里抓点，搞编辑，写小说。这也是他们胜利的法宝之一，托派没有这个能耐，可能也是失势（虽然理论方法正确）的原因之一。


让谎言与历史事实对照
军行



　　天安门事件【指1976年4月纪念周恩来的四五运动——录入者事件】以十分迅猛的力量，震动了全世界，惊醒了广大人民，特别是年青人，也冲击着中共。这在香港表现得很明显。

　　许多大、中学生对这事件的反映，可说是多年来对政治事件反应最强烈的。第94期《盘古》杂志的大专同学座谈记录，反映出这方面的一部分情形。

毛派大刮“反托风”的真意

　　面对这种冲击，香港的中共和亲中共人员，便发动了反击，托派帽子又满天飞，几乎把所有对天安门十万群众表示同情支持的青年学生，都说成托派，或与托派有关，而托派则被说成是帝国主义、苏修、台湾蒋政权的走狗。

　　从《文汇报》、《新晚报》到《盘古》、《青年知识》等，都不时刊登攻击托派的文字；从工联会会议上理事长等的发言，到培侨中学毕业礼上校长的致词，都在大骂托派的“罪恶活动”。反托成了时下流行的热门题材。人们的目的，是想把托派描写成万恶的“魔鬼”，以图阻吓一切不满、反对中共的人，使之不再表露出不利于中共的言行；另方面也想藉此冲淡天安门等事件对中共的坏影响，震慑党内外人心。今天这种反托热的规模，恰恰反映出人们受天安门事件冲击的震动程度。

鲁军凭空捏造

　　至今为止，所有反托的言论中，5月16日《新晚报》发表的鲁军先生那篇《“港托”“老托”“俄托”三代托派合论》，可算是反得最卖力，他所罗织的“罪状”也最多：

　　“原来‘老托’在1931年‘九一八’沈阳事变后，已接受了日寇的‘津贴’，努力替日寇效劳了。从几十年历史侃侃来，不论俄国的托派还是中国的托派，都是‘职业反革命’，可以为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和任何一类反动派服务。请看，俄国的托洛茨基最初不是替德国帝国主义效忠，后来不是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么？中国的‘老托’陈独秀、彭述之不是先后依附过德、日等帝国主义，后来又服从于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吗？托派这个‘有奶便是娘’的反革命传统，也被今天的‘港托’全盘继承了。”

　　鲁军摆出了‘言之凿凿’的语气，仿佛他真是根据“几十年历史”事实来说，越说得肯定、越说得恶毒，就越能使别人确信无疑似的！

　　但实际上，这完全是毫无事实根据的造谣污蔑。鲁军能举出任何确实的证据，来证明他这些无耻诽谤是真实的吗？

托派一贯的主张和实践

　　与鲁军所捏造的污蔑完全相反，托洛茨基及他所建立的第四国际，几十年来一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号召、组织和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在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内，要推翻帝国主义政府；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要支持、推进民族解放运动；在特权官僚层统治下的工人国家，要保卫国有财产制，并推翻官僚层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所有这些主张，都详见于他们几十年来发表的纲领文件和书籍、刊物中。他们的立场是鲜明而不容歪曲的。他们长期受尽所有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以及特权官僚层等统治者的迫害打击，为革命事业作出了无数的牺牲，但他们始终不屈地继续斗争（1968年参加了、而且部分领导了法国革命，多年来在美国反对美帝进行越战及国内种族歧视等，就是他们这种全球性斗争中较具规模的表现）。

抗日时期的历史事实

　　毛派污蔑托派“服务于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但历史事实显示，在抗日时期中“服务于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却正是中共自己。早在抗日战争开始时，中共就主张与蒋介石国民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进行抗日战争，一切都服从于这条统一战线，“号召全国、全体一致诚心诚意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合作，拥护全国团结，反对敌人所施任何不利于蒋委员长、国民政府、国共合作与全国团结的行为。”（见中共党主席毛泽东1938年10月在中共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录入者注：1949年后出版的毛选删改了这份报告，删改版和未删改版，均收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栏，在第二卷中】。托派则主张在进行抗日战争中要保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独立性，不放弃对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政府的斗争，要批评国民党政府的“应战”错误政策，以便于把抗战坚决进行到底，争取彻底的胜利；因此，托派当时也批评中共的政策是阶级调和合作政策。但中共却因此而反责托派为“汉奸”。事实证明中共当时对抗战的政策及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立场是极右倾的机会主义。虽然中共后来在重印当年的一些文件时加以某种修改，企图以此掩饰其错误，但那些已流传在民间的旧文件却仍保持原来面目，成为历史文献，无法修改或否定了。

马列托主义者

托派因斯大林而被指责为“反苏”

　　中共跟在苏共二十次大会之后，经过1956年4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才第一次违反了它以往的意见，勉强而隐约地承认了部分事实：

　　“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他“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俱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这里用的字句虽特别婉转轻描，且只限于后期，但已经公开违反了中共在这以前对斯大林的评价，而较为接近于托洛茨基们过去所批评的一部分事实。但对于特权官僚层的存在，对于斯大林在中国的反蒋的解放战争中的实际态度，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损人利己政策，在经援中国名义下实行不等价交换（中共当时还要美化之为“无私的国际主义援助”），等等，却仍替苏联官僚守密；直到中苏论争爆发之后，才逐渐地零散地透露出来。

【录入者注：很显然，当时中共这种极有限的承认只是跟从莫斯科指挥棒的表现，由于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不打招呼”半公开批判斯大林、而当时北京还洋溢着对老毛的个人崇拜歌功颂德，让中共简直措手不及，闹了大尴尬，老毛曾抱怨苏联人搞“突然袭击”。对于赫鲁晓夫这种根本是为了自己派系权斗的有限批斯政策，当时的中共首先必定是见风驶舵跟从，到底以官僚本位利益为转移，根本不可能去做阶级意义的根本反思。】


中共自己转为反苏和同帝国主义勾结

　　在中苏共交恶之后，中共作了一百八十度转变，宣布苏联已成为“社会帝国主义”，成为战争的主要危险来源，成为中国的主要敌人；中共宁愿其他帝国主义“强大而团结”起来，共同对抗苏联。过去，托派如实地指责斯大林官僚独裁，主张推倒这个官僚层而实行具有社会主义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但同时无条件地保卫苏联这个工人国家抵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进侵；中共却跟在斯大林后面，同声指托派这种态度为“反苏”，因为“反苏”于是成为“帝国主义走狗”呢？而仅仅由于托派维持一贯对苏联及其领导层的态度，不同意中共今天对苏联的评价，于是又被中共骂为“苏修走狗”，“为苏修效劳”了！由此可见，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是中共。托派被加上的罪名，是随中共对克里姆林宫官僚的态度而变换的！谁保卫苏联？谁反苏？谁是苏修走狗？谁替克宫辩解？都有历史作证。

《学习与批判》的证言

　　中共的辩护士仍要“不甘失败”地解释：苏联只是由于赫鲁晓夫上台之后才发生这种变化；在斯大林生前，苏联仍是一个正常而健康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远离事实的曲解是经不起证验的。1975年第三期《学习与批判》中《有这样一张便条》一文，便部分地指出了：“苏联从列宁逝世以后，逐步放弃了巴黎公社的工资原则。斯大林……不断扩大了党政负责人和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个人收入方面的差距”。这就是说，不是含糊的在“斯大林逝世以前”，也不是在他“一生的后期”，而是“从列宁逝世以后”，他就开始实行了的。这样，中共的刊物便打了中共一记耳光，部分地证实了托洛茨基三十年代所指责的那些事实了！

新旧立场的矛盾

　　中共理论政策历来反复多变，这使它底辩护士左右为难，使他们在根据中共某一立场从事辩护时，免不了抵触中共的另一立场。例如：当鲁军先生企图引用鲁迅的信来打击托派时，他就免不了把自己落实在中共的旧的立场上，而与中共今天的“权威理论”有所抵触。十分明显，鲁迅当年骂托派“高超理论”的信，是根据中共当时的政策而立论的。但是，这条在当时为整个中共大力推行的路线，却在近几年来被指斥为应由王明派负责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了。

　　鲁迅是一个文艺工作者，而不是一个政治家、理论家；他当时跟在中共后面随声附和，高谈政治理论，如果还有可原谅之处，那么，在经过几十年之后，特别是中共的立场已不断改变之后，今天仍有像鲁军这样的人，死捧着鲁迅那封信继续抛出那些破烂货，企图以此表现自己是反托的急先锋，这不但证明毫无“自知之明”，也表明他不懂得几十年来中共立场的变化。人们所采用的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只是大套帽子的手法。

同样的手法和帽子

　　这种手法，与中国国内近几年来的大套帽子的手法如出一辙。例如林彪在中共九大代表中共中央报告：“现已查明，刘少奇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叛变投敌，充当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但四年之后，中共的十大又宣布林彪是：“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而刘、林两人，在垮台前都曾经先后是中共的第二号领袖，先后是党主席的唯一继任人。我们固无所爱于刘林，反而认定他们都同样是应被打倒的特权官僚层代表；我们之重引这许多罪恶性字眼，只想证明滥加罪名的手段早已公然盛行于中国，而且还是施之于自己几十年的“亲密战友”哩！对于非共党的政敌，当然更加无所不用其极了。

　　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前不久，旧俄统治者曾制造大量政治谣言，企图打击革命者，例如广泛谣传列宁是德国的间谍，同类的污蔑当时也加诸托洛茨基身上。但这种造谣很快便被粉碎，既然无损于革命者及其事业，也阻止不了反动统治者的倒台。

　　鲁军今天仍沿用旧沙俄反动统治者当年滥加于列宁、托洛茨基头上的罪名，这也证明他不过拾沙俄统治者的余唾，继承它的衣钵罢了。

　　“从几十年历史看来”，尤其是近十年的中共党争历史看来，要紧随某一派系的领袖后面呐喊“服务”，并非一件易事，常会因某个上层“班主”的失势而使追随者的“饭碗”被打破，也常会因时移势易而有今是昨非之悔。如果为了一时的“米饭”而昧着良心，写出任意诬蔑不同政见的文章，那才真的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必会被人民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中去”（括弧内文具俱借用自鲁军的《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