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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是伟大的战略欺骗(二)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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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6-14 14:22:20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本帖最后由 远航一号 于 2021-6-14 22:14 编辑

   三、乱云飞渡仍从容

就在美国确认中国核计划存在,积极行动的同时,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正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还在研究怎样才能度过经济困难时期呢!

毛泽东接受了李富春的建议,决定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他率先带人实地调查,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于3月22日下达基层,征求农民意见后,于5月21日至6月12日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作重大修改,形成《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随后,毛泽东又组织调查和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大跃进”的经验教训,由邓小平主持讨论、修改,形成《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9月16日由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后下达。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由于毛泽东提出开“出气会”,带头作自我批评,对饿死人承担责任。所以,邓小平、朱德、周恩来和各部委、人民日报、新华社负责人纷纷登台检讨,各省市区负责人也在小组会检讨,接受批评。

大会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会,毛泽东狠批“单干风”,并再次提出要在城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1962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虽然下降10.1%,但农业总产值增长6.2%,而粮食增长8.5%、油料增长10.5%,国家财政结余8.3亿元。

果然,“三年困难时期”,熬过去了!

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毛泽东专门讲了,临别时又特地嘱咐:要抓紧社会主义教育和经济工作。

对此,刘少奇也格外强调。

于是,会后各地都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当作了一件大事,开始试点工作,而后于冬季转向全面铺开。

1963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9.5%。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8.4%;农业总产值增长11.6%,粮食增长6.3%,棉花增长60%,油料增长22.7%;基建投资增长37.7%,国家财政结余2.7亿元。

中国,恢复了快速发展状态。

当国人还沉浸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庆之中时,1964年12月15日到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

为纠正“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了激烈争论。最终经过朱德、贺龙等人的思想工作,尤其彭真毫不留情的批评,刘少奇向毛泽东承认错误,并接连几天当众自我批评。

由此,中共中央达成共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时,他们已经深刻感觉到了战争的危险,并料敌于先。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

随即,大批城市工厂、工业项目及相应的科技人员、工人,开始转向内地和贫困山区,大西南、大西北的交通动脉陆续开工。由此,旧中国半殖民地造成的东南沿海少数城市以轻纺工业为主而虚假繁荣,广阔的内陆,特别是山区则以传统农业和手工业为主而贫困落后的畸形生产力布局,开始从根本上改变。

1965年4月8日,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武元甲,受胡志明主席委托,率党政军代表团访问中国,请求扩大援助规模并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

刘少奇代表中国明确表示:“我们的方针就是,凡是你们需要的,我们这里有的,我们要尽力援助你们。”

于是,双方签订了向越南派出中国支援部队的有关协议。

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势。

5月22日,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逗留至29日。

8月,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强调:毛主席要求战备,知识青年应该上山,打起仗来在山区建立根据地。所以,下乡上山,上山应该是主要的。从长远看,上山发展生产的潜力很大。

10月10日,毛泽东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强调: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

到1965年底,邓稼先研制组,不仅完成了氢弹的整体设计方案,而且已经开始了制造和组装。所以,国防科工委决定:提前到1967年第二季度,抢在法国之前试爆氢弹。

中国的氢弹试爆一旦成功,就将彻底打破美苏两国的核垄断地位、核威慑政策,全球版的“三国演义”即已成型。

这也就意味着,从1967年第二季度开始,不仅美国,而且苏联也将谋求摧毁中国核武器、核工业,乃至工业化基础的军事行动。而在他们完成战争准备后,大战随时可能爆发。

届时,一旦美苏两国的战争阴谋得逞,中国刚刚完成的工业化基础就会被打烂,生产力和经济水平必将倒退百年,不仅将回归到清末至蒋介石国民党时期靠天吃饭、民不聊生,“一穷二白”、天灾人祸的状态,而且还将出现中国以小米加步枪对抗美、苏、英、法各国“两弹一星核潜艇”的惨状。

而如斯大林能以倾国之力予以援建的伟人,已不再现。因此,任凭中国人如何自力更生,怎样艰苦奋斗,中国也不可能在可见的时间内实现工业化了。

也就是说,留给中国保卫核武器、核工业,保卫工业化的战争准备时间,最多不过三年!时不我待。           


四、早已壁垒森严

“四清”运动方兴未艾、如火如荼,成为全社会的关注点和兴奋点,但毛泽东的主要精力却已经转移到了准备打仗。

1966年3月12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备战、备荒为人民”。

他谋定而动,当机立断:

其一、在外交上,突出重点、全面出击。

1.尽一切可能抗美援越,力争顶住美军北上,把地面战场范围限制在越南南方;

2.尽一切可能支持阿尔巴尼亚反对苏联,摆出一副随时点燃巴尔干半岛这个欧洲火药桶的姿态,将华约和北约其它各国的主力牢牢拴在西方战线,无法东进以支援美苏两国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

3.大力支持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让东南亚各国政府自顾不暇而无力蚕食中国的岛屿和南海,无法配合美军行动而袭扰中国。

4.大力支持亚非拉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美国黑人运动,在美苏两国的后院点火,在他们间制造矛盾,以期实现分化瓦解。

其二、在军事上,南北两线,悄然布局。

1.启用赋闲已久的彭德怀元帅,不动声色地布局南线。

1965年9月11日,毛泽东派彭真代表中央找彭德怀谈话,说明中央决定他担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总指挥。可彭德怀却一如既往,婉言拒绝了。所以,23日,由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作陪,毛泽东与彭德怀进行了一番推心置腹地谈话,明确告诉他:准备带兵打仗,恢复名誉。

这可绝非浅薄之徒所说,是在忽悠彭德怀。因为毛泽东已经给他准备好了必要条件:

明棋两个,一是以首开八路军一个团全歼日军一个大队700余人,俘虏21人而著称,以齐会大捷和青化砭大捷而闻名,彭德怀转战陕北、解放西北、鏖战朝鲜时的部将,西北野战军358旅旅长、第一野战军第3军军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第1军军长,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的黄新廷中将;

二是以上甘岭而一战成名,能打善守的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军长,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中将;

暗子一枚,即是彭德怀统帅中国人民志愿军时的第一助手和接班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代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受彭德怀牵连而改任四川省副省长的邓华上将。

长征途中,他们都曾转战在云贵川,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战士双脚走天下,乌蒙磅礴走泥丸,……

没人怀疑,一旦美军突破一七线,攻入北越,大战爆发,彭德怀统领他们带兵南下出征,以熟悉的天时地利,对阵美军,即便不能将这个抗美援朝时期的老对手打得匍匐在地,但要确保大西南这个战略后方的安然稳固,还是绰绰有余的。

可也没人能领悟,毛泽东给了彭德怀一个很不起眼的任命,却是暗伏下了一件专门收割美军将士性命的大杀器。

2.启用黄克诚,擢升杨成武,重用徐向前、粟裕,布局北线。

受彭德怀牵连而同时赋闲的黄克诚大将,也与他同时被启用为山西省副省长。山西以其独特的地理而成为西北、华北、东北地区战略枢纽,且进可攻、退可守。当年,阎锡山仅据此一隅,就能独霸一方,同蒋介石分庭抗礼。

从八路军出征至转战陕北,毛泽东以赫赫威名的贺龙元帅经营山西。如今黄克诚资格老、历练全,屡受冤屈却矢志不渝,善于独立开创根据地和作战,具有全局性战略眼光。日本投降时,他还只是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却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抢占东北!

从苏北到东北,黄克诚所率新四军第三师三万二千将士,是中共抢占东北人员最多、路途最远的部队,占其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多。而且初到东北,他即敏锐发现了中共东北局的战略失误,旗帜鲜明地支持林彪的正确主张。

大战爆发而经营山西,正当其人。

大战将临,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同诸多将帅矛盾激化,尤其还惹怒了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只能换将。

解放军总参谋长,此前都是由元帅和大将担任,此时年富力强的杨成武成为第一个接任总参谋长的上将。

他是林彪手把手教出来的红军师长,长征路上的开路先锋,抗日八年坚持华北,所部击毙日军名将,创造性地运用地道战、地雷战、水上游击战等人民战争的战法,将平原游击战发挥到了极致,在平津战役中大显身手,尤其抗美援朝期间更是演绎出了坑道战的神奇。

如其所言:毛主席敬我三杯酒,我在三八线死守阵地,创下三项记录,日歼敌最高记录,战役歼敌最高记录和歼敌总数最高记录。

徐向前元帅,山西人,解放战争鏖战山西,歼灭闫军主力,自不必多言。所以,出任军队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

粟裕大将,更不必细说,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和国务院工作。

由此,一旦大战爆发,以能征惯战、熟悉苏联的林彪为主,辅之以徐向前、杨成武指挥旧部老将,粟裕出谋划策,在曾经转战过十五年的“三北”地区对阵苏军,实为当时最佳组合,胜算最多。

北林南彭、南征北战,于无声中、虎帅尽出。如此遣将,除毛泽东,还有谁能!

3.发动文化大革命,实施战争动员,完成战争准备。

公然将全国转入战时状态,必然刺激美苏两国,很可能促使他们提前发动战争,反倒使中国措手不及。而以常规的战略欺骗方式,在一个七亿人口的大国实施战争动员、完成战争准备,那只能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正因如此,毛泽东贯通古今中外、奇思妙想:

借助“四清运动”的经验,以防止修正主义为幌子,以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借口,以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动员青年学生造反夺权,动乱天下而震惊世界,令美苏两国大惑不解而一时犹豫不决、不知所措;

他则趁机顺势而为,通过“三支两军”在关键区域、重要单位、要害岗位实施军管,军训学生和群众,通过造反派和群众组织而实现战争动员,通过建立党政军一体化的革委会而形成战时指挥领导体系,通过“三线”建设、“五七”干校和“上山下乡”而疏散城市,组建后备兵团,保存战后重建力量,以此完成战争准备。

如此创意、如此规模、如此气魄,千古绝唱!德国“巴巴罗刹计划”、美英两国“诺曼底登陆计划”所实施的战略欺骗,相形见绌,其余更不过是小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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