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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经济计算论战
尽管奥地利学派处心积虑机关算尽,但社会主义运动仍在继续发展。
这个进程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了。短短几年内,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却在整个欧洲引发了一波革命浪潮,群众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绪被愤怒和激进化取代,最明显的是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革命,以及近12个月后的德国。
统治阶级对这些革命的发展感到恐惧。与此同时,自由放任主义的支持者也对国家计划、垄断、远离私有制和竞争加剧感到担忧。
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某些资产阶级的阶层也被计划经济思想所吸引。面对赢得战争的紧迫任务,各国政府并没有转向市场来生产军备和其他必需品,而是将经济集中到国家手中。
雅内克·瓦瑟曼在《边际革命者》中叙述道,“在德国和奥地利,政府建立了战争计划委员会以分配资源,被称为 ‘战争社会主义’。”
传记作者继续说,“这是第一次,国有化和社会化成为可以施行的政策立场。”[9]
这引发了奥地利学派年轻一代的新一轮攻击。从1920年左右开始,米塞斯等人领导了后来被称为 “社会主义计算论战”的运动。
用米塞斯话来说他旨在表明社会主义,不是“理论上正确,但实践上错误”,而是“理论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
总之,米塞斯断言,由于经济的复杂性,社会主义计划是不可能的。他认为,所需的计算量对于任何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来说都太大了。
米塞斯声称,有这么多东西需要生产和分配,只有货币价格信号提供的信息,通过市场的力量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和劳动力。
此外,他说,任何国家的参与或监管都会导致价格被扭曲,阻碍市场的力量。因此,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让完全自由、竞争激烈的市场发挥作用。
米塞斯在他的《社会主义》一书中断言,“社会一旦放弃了产品的自由定价,理性生产就不可能了。”
这位奥地利经济学家总结道:“每远离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货币一步,就远离理性经济活动一步。”[10]
但苏联和大萧条这两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对这个极其抽象和唯心的论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正如列夫·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中,评论苏联在计划经济下取得的巨大经济进步时所写的那样:
“工业的巨大成就,农业的大有希望的开端,旧工业城市的急剧发展和新工业城市的兴建,工人人数的迅速增加,文化水平和文化需求的提高——所有这些都是十月革命的无可怀疑的成果,但旧世界的预言家们曾把这次革命当作是人类文明的坟墓。
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争辩的。社会主义已经证明有权取得胜利,不是在资本论的书页上,而是在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工业舞台上;不是用辩证法的语言,而是用钢、水泥和电力的语言。”
与此同时,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导致了1929年的华尔街崩盘,以及随后的1930年代大萧条:这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深刻的危机。对此,奥地利学派对此既没有一个真正的解释,也没有解决方案。
事实上,奥地利经济学家提出的治疗方案,在许多当权派看来似乎比疾病本身更可怕:稳定金本位、平衡预算、自由贸易,所有这些都冒着加深通货紧缩、加剧失业、延长危机的风险。
简而言之,奥地利人建议政府后退一步,扯开安全网,勒紧腰带,让经济“自我调节”。
“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是他们的座右铭。毋庸置疑,这种极端的紧缩政策对寻求选举的政客来说不是特别受欢迎。
于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试图改变目标来应对这些事。
哈耶克在1935-40年间的一系列文章中指出,社会主义计划并非不可能,而是在技术上很困难、更低的经济效率、在道德和政治上都不可取。
然而,从本质上讲,哈耶克与米塞斯或者亚当·斯密的论点并无不同。换句话说,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那么通过市场的“看不见的手”,这将为社会带来最好的经济结果,从而为所有人带来最好的经济结果。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奥地利学派 的主要倡导者之一。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奥地利学派 的主要倡导者之一。
哈耶克认为,没有一个中央规划机构能够跟踪不确定的、不断变化的个人偏好和优先事项。只有自由市场,通过价格信息,才能处理这种动态和复杂的计算。
然而,为了证明他的观点,哈耶克主要攻击的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对当时苏联自上而下的斯大林主义扭曲官僚计划。
反过来,哈耶克并没有证明他自己观点的正确性,而是攻击那些捍卫各种形式社会主义计划的人。
这些人主要分为两大阵营:要么是斯大林主义官僚主义的辩护者——比如英国共产党人和剑桥大学经济学家莫里斯·多布斯(Maurice Dobbs);要么是像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和弗雷德·泰勒(Fred Taylor)这样的改良主义者和学者。
由于官僚主义的窒息效应,前者对苏联发生的经济灾难基本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后者则是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的支持者:一种乌托邦式的混合经济,建立在共同所有权、中央计划和资本主义市场混乱和永久的混合上。
尽管哈耶克本人也不乏学术缺陷,但他却毫不费力地将这些笨蛋们撕成碎片。这些人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坚实理论基础来进行反驳,只能在同哈耶克的论战中挣扎。
托洛茨基谈计划
唯一能够真正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辩护以及对官僚主义的危险做出适当解释的,只有列夫·托洛茨基。他在《被背叛的革命》和一篇题为《苏俄的经济危机》的精彩文章中做到了这一点。
在这些文章中,托洛茨基概述了苏联计划经济的成就,以及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的癌症生长如何扼杀了这种潜力。
然而,重要的是,托洛茨基还讨论了官僚主义的本质,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了官僚主义是如何给十月革命的胜利蒙上阴影使之偏离轨道。
简而言之,官僚机构的崛起并不像哈耶克和奥地利学派理想主义所坚持的那样,是社会主义计划的必然产物,而是试图在经济落后和孤立的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的结果,正如在俄国所看到的那样:
“官僚统治乃是建立在社会缺乏消费品,因而惹起大家相互斗争这个基础之上。若是店铺里的货物很充足,那么购买者要什么时候去,就可以什么时候去。若是货物很少,那么购买者就不能不排队等待了。若是行列排得太长,就必须派一个警察去维持秩序。这就是苏维埃官僚权力之起点。它“知道”什么人可以得到东西,而什么人必须等待。”[1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哈耶克唯一一次接触托洛茨基的论点,是在他方便的时候选择性的从托洛茨基的著作中引用,为讽刺他的对手而完全断章取义。
例如,在《苏俄的经济危机》一书中,托洛茨基提出了一些完全正确的论断,他说:
“构成经济均衡之完美的制度是不可能的。”;并且没有“在拉普拉斯之科学的幻想中,其所描画的普遍的睿智存在的话,亦即将自然与社会的一切过程同时记录的,将其运动之动态测定的,将其相互关系之结果预见的睿智存在的话,则这个睿智…能够作成一个先天的,正确而完满的经济计划吧!”。
然而,哈耶克没有提到的后面的内容,托洛茨基继续解释,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成功规划经济最重要的是,工人民主以及必要性的控制和管理。
托洛茨基解释说:
“苏联经济的效果,是只有于实行过程中,从事计划之常时的调整,和基于实验的指示,而予以部分的和全体的改造,才能获得其保障。”
“社会主义计划化的技巧,不是凭空而来的,也不是一个既成品,随着政权的获得便被付与了。这技巧不能单独的获得,它属于新经济和新文化之一构成部分,只有随着斗争的进展,一步一步的,依据数百万大众而才能获得。”[12]
此外,托洛茨基继续解释说,这样的工人国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从稀缺过渡到丰饶, 必须利用市场价格信号提供的信息,以确定哪里的短缺最大,哪里最需要投资。
托洛茨基解释说:
“直接参加经济的国家和个人,集团和单独的参加者,不仅有助于计划委员会之统计的计算,而且有助于需要和供给之直接的影响,其必要和相对力是必须发表的。计划经过检讨,并于其显著的程度上,以市场为媒介而实现。市场自身的调节,依存于经过中介而显现的趋势。事务室的预定,必须经过商业的计算,才能证明其经济的合同的性。过渡的经济纲领,不从事卢布的统制而来思考是不可得的。不单是要统制卢布,便是卢布自身的安定也要预想一下的。商业的决算,若没有确实的货币,则只能助长其混乱之增大。”[13]
托洛茨基后来在《被背叛的革命》中重申了同样的观点。“计划经济不能单靠知识资料。”他评论道:“供给与需求的作用,在一段长时期以内仍然是必要的物质基础和不可缺少的矫正者。”[14]
事实上,托洛茨基早就预见到了这些问题。早在1922年,他就强调,纯粹的社会主义计划方法“不能通过先验的创造,也不能是闭门造车”[15]
列夫·托洛茨基 (1918)
列夫·托洛茨基 (1918)
他解释说,在资本主义和一个完全社会主义的富足社会之间,将存在若干过渡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市场方法不能完全被抛弃。
政治和经济
托洛茨基同意自上而下的官僚计划是行不通的。他也接受价格信号的必要性,但只是作为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中一个暂时的指引,要随着货币、市场、国家和阶级的消亡而消亡;或者,用恩格斯的话说,“管理人的政府被管理事物和控制生产所取代”。
当然,哈耶克和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在形式上的相似之处完全是肤浅的。实际上,这两位理论家来自完全相反的阶级观点。哈耶克从右翼批评苏联官僚主义的计划;而托洛茨基则是从左翼批判它。
在这方面,自由主义者(无论当时还是现在)用托洛茨基来支持他们的反动思想是非常虚伪的,托洛茨基始终坚决的维护苏联和十月革命的胜利。
托洛茨基在评论俄罗斯堕落的工人国家时说:“尽管它继承了糟粕、饥饿和萧条,尽管官僚主义错误,令人憎恶,但全世界的工人必须竭尽全力捍卫这个国家所代表的未来的社会主义祖国。”[16]
与此同时,当哈耶克和兰格等人对唯心主义蓝图进行抽象争论时,我们看到了托洛茨基是如何用辩证唯物主义地看待经济计划问题的。
他强调,完全的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按照官僚集团所设想的计划从上而下实施,而应该在工人阶级掌权后,从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物质条件中产生。
因此,托洛茨基强调,利用市场力量和价格信号指导社会主义计划的前提条件是,革命消灭了资本主义,夺取了经济的主杠杆,并把它们交到了工人国家手中。
换句话说,不是斯大林式的官僚计划经济,也不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需要一个真正理性的社会主义计划,包括工人的民主、控制和管理制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力发展,共同所有制扩大,经济对立减少,工人的民主系统将逐渐取代对货币价格信号的需要。
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不再由市场力量引导,而是自己决定什么可以、什么应该被生产;投资应优先考虑的领域;劳动和物质资源应该如何分配。
与此同时,负责任和可召回的代表将利用所有继承自现代资本主义的最新最好的科学、技术、工艺、计划、数据、物流和会计方法。
托洛茨基强调,重要的一点是,社会主义计划的“问题”不是哈耶克和米塞斯断言的“经济计算”。类似地,像兰格这样的知识分子关注这个细节是错误的,这不是制造更大更好的计算机的问题。我们不能计算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
经济不是一组待解的联立方程,也不是一个可以从上编程的计算机模型。它也不是假想荒岛上抽象、孤立、原子化个体的集合。
相反,经济是由血肉组成的有生命的、会呼吸的系统。是普通人试图把食物放在桌子上;是努力维持生计。
首先,它是对立阶级和物质利益之间的斗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斗争;资本家寻求利润最大化,而工人寻求保护自己的生活和生计。
因此,正如托洛茨基所强调的那样,真正的问题不是“经济计算”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这不是一个计算问题,而是一个阶级问题。一个权力问题,由哪个阶级拥有并经营生产资料?根据什么法律?为了需求或利润?
正如托洛茨基雄辩地总结:
“作为计划最基础的因素,即活生生的社会利益之间的斗争,也带我们走近了政治的领域(它也不过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苏维埃社会内各个群体的工具是,也应该是:苏维埃,工会,合作社和最首要的执政党。只有依据国家的计划化,市场和苏维埃,民主这三要素关联之点,才能实现过渡期之正确的经济指导。数年来的矛盾和不均衡,并非要完全的克服(这是梦想!),而是将这种情势缓和下来,根据这个,则新而真实的革命,将社会主义计划化的战线扩大,直到改造其纲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才能取得保障吧!”[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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