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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工论坛政论选集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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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0:05:55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傑瑞米柯賓 于 2022-5-1 02:34 编辑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二零一二年

2012:鬥爭的一年,新希望的一年

他們說2012將是“末日之年”,但我們知道2012將是鬥爭的一年,或將是新希望的開始。

過去的2011是全球憤怒的一年。從美國華爾街到俄國莫斯科,從埃及開羅到希臘雅典,英國倫敦、法國巴黎、西班牙馬德裏、智利聖地亞哥、突尼斯突尼西亞、印度新德裏、馬來西亞吉隆坡、……全球數以億計怒不可遏的民眾一呼萬應,舊世界與舊精英在億萬怒吼中瑟瑟發抖。

2011年的中國,從嶺南閩粵到漠北草原,從東海之濱到青藏高原,從大都市到小鄉村,億萬工人、農民、青年、少數族群和廣大民眾前仆後繼地加入到風起雲湧的抗爭中。一年之中,30萬起群體事件、10萬起罷工,上萬起暴力抗爭與騷亂。憤怒的火焰已經越來越接近爆炸的臨界點。

“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巖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於是並且無可朽腐。”(魯迅)

“2012世界末日的預言”只是個無稽之談,但某種程度上恰恰是人們對於現實世界厭棄與絕望的心理寫照——“時日俱喪,吾與汝皆亡”。不過我們後人的歷史書或許會記下如下的話:

在21世紀初第二個十年,曾經不可一世的帝國與強大無比的資本在長期的危機面前束手無措。新自由主義的一神教被徹底唾棄,資本主義遭到了歷史性的挫敗。一切統治者被顛覆,一切壓迫者被壓迫。新紀元的大門已經打開,真正的人類平等解放從那時開始……

這一切能否實現,完全取決於我們今年今日今時的鬥爭。社會主義者絕不會以厭世和消極的態度等待罪惡的舊世界自我終結,更不會寄望於詛咒與乞求能贏得造物主的垂憐。

是的,還會有黑夜,還會有沈寂,還會有寒冷。但無論夜多黑,黎明終會來臨;無論多沈寂,吶喊終會迸發;越是冰冷的壓抑,越是熾熱的反抗;億萬雙渴望的目光,如林般舉起的拳頭;社會的主人必將重新聲張自己的權利,這不僅僅是權利,更是責任;這不僅僅是責任,更是希望。

普羅米修斯的後人們,高擎起火炬,焚毀舊世界,照亮新世界!

革命!將是我們對舊世界的回答。

世界與歐洲局勢展望:一個深陷危機的制度

本文是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國際書記處(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就世界與歐洲局勢展望所發布的公開文件。文件將遞交給1月份召開的工國委國際執委會會議進行討論。經過會議上的討論與修改,文件最終的英文版本將於1月底在socialistworld.net網站上發布。

一個動蕩的世界

1.自從上次世界大會以來,僅僅過去1年,世界已陷入持續的動蕩中。我們已經見證了中東和北非的數場革命,11月末在開羅和其他地方發生的流血沖突顯示革命仍在持續中。與之相隨的是埃及舉行的選舉。在埃及國會選舉的第一階段,伊斯蘭黨派似乎贏得了三分之二的選票。根據選舉的初步結果,穆斯林兄弟會的自由正義黨獲得36.6%的選票。極端保守的信奉薩拉夫主義的原教旨主義光明黨(al-Nour party)在埃及27個省中的9個省中贏得了幾乎四分之一的權票,包括開羅和亞歷山大的城市地區。另一方面支持穆巴拉克政權的黨派只贏得了3%的選票!到召開國際執委會的時候,選舉將會完成。我們對這一次選舉的意義將會有一個更好的了解。

2.工國委(CWI)在世界大會上采用的文件,已經預見到了革命在這一地區的爆發,特別是埃及(我們將在後面更詳細地敘述事態的發展)。這需要和希臘的革命運動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群眾性罷工和抗議相結合起來分析。新的社會爆炸出現在意大利、愛爾蘭、英國和其他地方。甚至看似“最強大的”或者說目前“未受影響的”歐洲國家不會對從所謂“邊緣的”南歐傳播來,即使不能說是革命的至少也說是激進的病毒具有免疫力。而美國同樣見證了大規模的“占領”運動,其影響使部分工會也卷入其中。

3.世界和歐洲資本主義持續的深度危機為這些事件提供了動力。而“主權債務”亂局極大地加劇了危機。這可能會導致歐洲出現國家破產和歐元區崩潰,近而對歐洲和世界資本主義產生嚴重後果。這場危機已經導致眾多國家的政府和總理被推翻或下台: 僅僅在過去的一年中,意大利令人厭惡的貝魯斯科尼、希臘的帕潘德裏歐、西班牙的薩帕特羅、葡萄牙的蘇格拉底和愛爾蘭的科文紛紛下台。

4.在此之前突尼斯的本•阿裏,埃及的穆巴拉克,利比亞的卡紮菲,以及之後也門的薩利赫相繼被推翻。而中東和北非的群眾運動和革命並未完成其使命;這一地區的其他政府也很可能在下一階段被推翻。歐洲可能同樣面臨進一步的動蕩,導致現政府的提前下台,法國總統薩科奇可能在新的總統選舉中失敗而下台,同時英國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的聯合政府也可能會破裂,導致提前舉行選舉。令人絕望的影響整個歐洲的經濟形勢不僅僅可能導致卡麥倫政府垮台,歐元危機可能在一系列歐洲國家引發公投。盡管英國退出新的“條約”,但並不能排除保守黨在這一問題上可能發生分裂。

5.愛爾蘭同樣在這個問題上面臨一次重要公投。10月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47%的愛爾蘭選民將會對修訂《裏斯本條約》投反對票,只有28%的選民會投讚成票。在英國,同樣可能會否決這樣的公投。如果歐洲其他各國政府都允許在條約修訂問題上進行公投表決,這也可能發生在其他歐洲國家。在那種情形下,我們(工國委)將被迫支持“反對”運動,正如我們此前在愛爾蘭做的。特別是當《裏斯本條約》和整個歐盟在財政緊縮方案上比以往對工人階級生活水平造成更為野蠻的損害。這一問題已經提上英國勞工運動的議事日程。英國鐵路、海運及運輸工會(RMT)中的鐵路工會希望我們積極參與“反對”運動。工國委(CWI)的英格蘭和威爾士支部認為有必要參與。然而我們必須給運動尋求一個清晰的反民族主義特征,無論是否在歐盟內部都支持社會主義政策。我們很可能會針對這一問題準備專題資料。

“占領”運動

6.同時,支持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基礎也被嚴重破壞。不僅僅是由於資本主義面臨其“有史以來”最大的經濟危機(英國央行行長金恩(Mervyn King)如此描述),而且還面對深度的合法性危機。這在工人階級群眾性罷工和遍布全球各大洲約1000座城市的世界性的“占領”運動中得以反應出來。

7.盡管運動有其弱點——沒有堅實的意識形態基礎也沒有深深植根於工人階級的組織中,但它還是激發了廣泛而公開的包括工人階級和勞工運動在內的同情。這場運動與世紀之交的反全球化運動的不同是在於現今正處於嚴重的經濟衰退下。但是,在許多國家,積極支持運動的是日益孤立的年輕人,以及眾多(假如不是多數)的社會中間階層。然而,作為“現代”資本主義同義詞,群眾性貧困背景下所凸顯出的極端貧富不均在歐洲和美國的群眾中激發了強有力的回響。另一個因素是在這場危機中,不止是工人階級,而且大量中產階級同樣受到了影響——其中有人還受到了極其嚴重的影響。例如在美國,體力工人(仍被資產階級媒體說成是“中產階級”,以此模糊日益增長的階級覺悟)的平均工資實際上只相當於上世紀50年代的標準;資本主義將會永久發展下去的信仰已被打碎。‘1%’(的人)的財富的無限制的增長為抗議註入了燃料,正如馬克思所預見的,這也許是有史以來最集中的資本。在過去的一段時間中這一點有很多象征,然而其中最令人震撼的是現任紐約市市長布倫博格(Bloomberg)同時也是世界上第30位最富有的人)——也就是地球上每兩億三千萬人中才有一個的億萬富翁,——而他試圖通過他管轄的警察撲滅在“他的”城市中發生的“占領”運動。關於這一鎮壓的照片被傳播到世界各地,在西雅圖(警方)無差別地對抗議人權使用胡椒噴霧,受害者中包括一位80歲的老年抗議者。

8.這些發生在英國對學生的打擊(提高學費)之後,隨之而來的是嚴厲地報覆性懲罰。英國大學學費大規模增加並取消給予16歲到18歲學生的每周教育資助(英國政府原給高中生每周提供最高30英鎊(約合300元人民幣)的現金補貼)。2010年末進行抗議的英國年輕人被捕後遭到嚴苛的監禁判決,他們是由於他們的未來遭到毀滅性打擊而進行抗議。但鎮壓並沒有阻止2011年夏末倫敦發生的騷亂。這證明了我們的觀點,除非勞工運動能夠對保守黨與自由民主黨聯合政府推動的野蠻削減福利公共開支的政策進行有組織的抵抗,否則出於絕望,就會爆發自下而上的不成熟的運動。政府試圖通過將騷亂參與者的“犯罪”來解釋這場騷亂。但這完全被後來的報告推翻,大多數參與者是窮人,在精神和文化上遭到雙重剝奪。另一方面,其他一些力量,諸如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WP)則試圖美化這場運動,將之稱為“積極的”被壓迫者真正有覺悟的反抗!這種想法是同樣錯誤的,而且對於工人階級運動具有潛在的危險。

9.正如發生在希臘的事件,已經被孤立的青年被無政府主義所吸引,而不加選擇地和挑釁性地攻擊警察,這為政府鎮壓參與罷工和抗議的工人提供了借口。我們在希臘的同志正確地批評了這種行為,並與之保持距離。這些行為方式,特別是在運動遭遇失敗和挫折的條件下,可能導致一部分失望的青年(他們並不全都來自小資產階級)訴諸於恐怖主義的方式。在希臘的一場示威中,是工人自己—希臘共產黨(KKE)的成員—主動發起攻擊。這些方式完全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即使這些青年和工人真誠的相信這些方式可以削弱和最終推翻資本主義,然而馬克思主義的任務之一便是要改變這種錯誤傾向。這些行為持續下去只會使反動力量得益,不僅為政府進行鎮壓提供口實,而且(特別是在這個階段)讓那些可能是第一次參加鬥爭的一部分中產階級甚至工人疏遠運動。因此有必要教育參與抗爭的新一代反對無政府主義方式,這只可能導致工人運動死路一條。我們需要特別指出,在歷史上不是采取爆炸和恐怖主義方式的人領導推翻了沙皇政權和封建主義;而是布爾什維克們,他們基於工人階級采用群眾鬥爭、總罷工、獨立委員會—蘇維埃—工農政權的方式推翻了沙皇政權。

10.最認真和最有遠見的資產階級已經改變了他們最初對“占領”完全敵視的立場,而尋求同化與“吸收”它。他們試圖影響這場運動的“領袖”或“非政治”發言人,通過一個“托賓(Tobin)”或者“羅賓漢”除去資本主義的一些刺眼的瑕疵,即向金融交易征稅。並且在事件轉折的關鍵時候給資本主義高層敲響警鐘。不排除美國政府會采取一些修補性的措施,例如向銀行甚至“富豪”下手。資產階級中的緊張情緒最近被倫敦右翼《獨立報》(Independent)的創建者安德魯斯•懷特阿姆-史密斯(Andreas Whittam-Smith)歸納成:“西方國家革命的時機已經成熟。”懷特阿姆-史密斯的意圖和他的講話訴諸的資產階級並不準備進行自殺或離開歷史舞台,而是準備把這場運動作為一個杠桿來拯救(如果有可能的話)或者修覆資本主義制度。而且,由於大多數運動領導人缺乏明確替代方案,這有利於讓他們執行這一任務。

11.“占領”運動是自斯大林主義崩潰後最大範圍的全球運動。它比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的反全球化運動涉及範圍更廣,並且意義更深。盡管“占領”運動的核心觀點是“反對資本家”,但運動並沒有嚴重地挑戰資本主義制度。許多運動領導人沒有建議“制度改變”反而去尋求“修理破爛的制度”。令人吃驚的是,一些左翼,甚至像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USFI)(例如其西班牙支部)這樣的所謂托洛茨基主義者,嘗試去增強這種“非政治”的姿態。這種姿態是由於一部分參與的青年代表拒絕親資本主義的“政策”和反映這些“政策”的大政黨。

12.歷史上,沒有一個階段像現在這樣需要強調組織、一個群眾性工人政黨,以作為發展群眾中階級覺悟的關鍵重要一步。過去贏得的改良正在不斷喪失。某種程度上,由於歷史性的倒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低潮),我們面臨一些列寧當年面臨的任務——,例如在他的冊子《怎麽辦》中提到的,需要一個黨來和錯誤的概念進行鬥爭/在他的例子中包括那些“經濟學家”和所謂的“自發性”反對“政治”等等。當然我們面對完全不同的時期。我們並不是從一張白紙開始。我們有工人階級和組建政黨的經驗。但我們仍然需要考慮到人們對(社會主義)深深的懷疑——前社會民主黨的背叛和斯大林主義的產物——這影響到了新的一代,導致他們走進“反政治”的死胡同。這在最近西班牙選舉中清晰地顯示出來,群眾提出的口號包括:“他們不代表我們”,“他們都是一樣的”;“選票在歐洲央行的保險箱中”。不僅如此,廢票、棄權和空白票總共有1100萬張,比右翼獲勝者人民黨(Partido Popular)的選票還要多。

13.這一運動在這個階段在一些國家,包括西班牙、希臘以及一定程度上美國,有相當多的群眾參與。這代表了一個必要的階段,即群眾尚處於迷茫中,但重要的政治意識開始重新覺醒。這是不可避免的(歷史趨勢),超過30年占統治地位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和資本主義制度,還得到了斯大林主義崩潰後資產階級進行意識形態反擊的全面支持。而當前這些運動為那些參與者和旁觀者提供了引發革命性後果的希望。然而實現這一目標的前提是勞工運動的介入,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介入。馬克思主義在對運動保持同情與審慎的同時,應反對眾多參與運動的人所持有的“非政治化”和“反對政治黨派”的立場。

14.同時,我們也不會迷信一個組織和一個政黨。當然,工人階級需要一個群眾性政黨來奪取和掌握政權。然而,這一道路必須根據各種事件的發展過程和工人階級自身的經驗而得以發展,而且這一道路也會由於各國具體情況的不同而有所變化。政黨,特別是具有群眾性特征的黨,在這個爆炸性時期可能不會像那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組建的那些群眾性政黨一樣以一種線性的方式按部就班地構建起來。資產階級領導們向我們傳遞了工人階級面臨“無窮盡緊縮”的信號,而當前嚴重的危機形勢可能導致發生群眾性起義,這也許最終會迫使群眾轉向奪取政權。畢竟,這曾經在1936年7月西班牙起義之後發生過,也在1975年3月葡萄牙斯皮諾拉政變失敗之後發生過。當時銀行被沒收,大多數工業被置於國家政權的手中。在那些形勢下,迅速建立群眾性政黨的問題被提出,而且變得可能;因為在那樣的形勢下,如果存在一個主觀因素——不需要數百萬只要有數千或者數萬用政治和理論武裝的幹部就足以幹預局勢。因此不能向現存的反政黨或反政治情緒讓步。相反,(我們)需要明確地表明建立組織的必要性,使之成為能夠吸引群眾的革命一極;從而有能力介入當前局勢,並建立起強大的工人階級力量;尤其是在真正的前革命形勢下,工人階級邁向革命之時,以此來鞏固力量。僅僅在這階段提出這一問題就足以說明政治敏銳性,而這恰恰也是我們在當前時期所需要具備的。

總罷工

15.總罷工強有力地回到了工人運動的議程,特別是在南歐。在希臘,——僅2011年就發生7場總罷工,這其中包括一場48小時的總罷工,這還未包括公共服務部門的各種罷工。在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以及近年來的法國,一日總罷工和部分“總罷工”如火如荼。與此同時歐洲北部正在迎頭趕上,正如英國11月發生的公共服務行業一日總罷工。這是一場龐大而有效的罷工,至少有150萬工人卷入罷工,是自1926年總罷工以來參與人數最多的罷工,在工人運動歷史上具有標志意義。比利時總工會試圖在12月2日組織有8萬人參與的白天全日示威活動從而回避關於總罷工的呼籲,但是(工人中)對總罷工行動的支持在不斷增長。特別是在瓦隆尼亞(Wallonia)反對安塞樂米塔爾公司計劃部分關閉其位於比利時列日市(Liège)的平軋鋼廠,工會正式要求國有化該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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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0:07:06 |显示全部楼层
16.總罷工毫不隱晦地將權力問題擺在了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的面前。然而在現階段其沒有以這種方式出現在工人階級的政治前景中。我們已經在之前的文章中概述了這原因:這是斯大林主義政權崩潰後以一種親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形式表現的產物;隨之而來的工人階級政治不成熟;擔心(總罷工)超出資本主義範圍的工會領導人犯下機會主義錯誤。不僅是這些因素阻礙了工人階級從當前形勢中得出全面的必要結論,還有一點就是替代性的革命一極的吸引力微弱。因此代表工人階級鬥爭最高點的總罷工在這個階段,更多表現為群眾性抗議,而不是嚴肅認真地為從資本主義手中奪取權力進行準備。資本主義正在破壞經濟和社會,將工人階級一步步地推向經濟和社會的深淵。然而通過這些鬥爭創造了新一代的鬥士特別是幹部,工人將變得更為強大。而這將改變並深入工人們的思想中,新的總罷工將提出一個工人掌握權力和社會主義的新社會替代方案。

17.此外,鬥爭將在不同階段采取不同的形式。比如在希臘持續一日總罷工的數目令人驚訝,事實上就是前所未有的。其次是48小時的總罷工,我們在希臘組織第一個提出和宣傳這一口號。從這個意義上說,希臘工人已經超越了世紀之交阿根廷工人的類似鬥爭。不僅僅是工人階級參與,還包括部分被拖入鬥爭中的中產階級在內的更廣泛的階層參與。因此這可以認為具有一些印度和斯裏拉卡城鄉聯合罷工的特征,幾乎整個人口都參與到這樣的行動中。同時,當群眾在某一個行動領域遭到阻止時,譬如工業行動領域,他們就會轉向替代選擇,如選舉領域。當工業鬥爭和社會鬥爭在下一階段繼續發展之時,那麽它可能使群眾轉向事先許諾的2012年初的選舉。這就要求我們的希臘同志提出工人政府的替代方案以替代泛希臘社會運動黨和新民主黨的右翼選擇。對這一方案的準確表達還需要支持它的各方力量進行討論(才能確定)。

中東和北非的革命

18.中東和北非的革命浪潮與希臘的一連串事件構成了過去一年工人運動最重要的發展。突尼斯和世界上最古老的國家埃及為該地區群眾發揮了示範效應。他們也在新殖民主義世界和先進工業國家引發了強有力的共鳴。例如在美國他們激勵了威斯康辛州的抗議,埃及的旗幟飛揚在奧克蘭等地區的“占領運動”上。然而正如所有革命特別是在推翻獨裁者之後的階段裏,主要任務已經完成的幻想在當地群眾中漫延。事實上,因為革命尚未完成,從一開始革命和反革命勢力就在爭奪最高權力。自由資產階級和伊斯蘭主義者都試圖與舊政府的殘余勢力共同來抑制革命。他們試圖造成一種“民族團結”的階級調和情緒。他們本能地反對所有組織獨立行動或工人組織的嘗試。此外,在群眾中,由於一開始會本能地尋找最小阻力的路線,也存在這樣的情緒。即使有強大革命政黨從一開始就試圖警告工人階級並反對這一情緒,例如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這一情緒還是能存續一個階段,而使階級合作主義者們得以建立聯合政府。需要經過時間和各種事件,並有革命力量的介入,才能改變這一情緒。而在埃及沒有處於地下的群眾力量能勝任這一任務。

19.在現存的政治真空中,如歷史上其他事件一樣——斯大林主義政權下的波蘭,伊朗國王統治下的伊朗——植根在群眾基層中的宗教勢力從一開始就能提供一種有吸引力的反抗力量,在其周圍能調動起對抗獨裁政權的反對派。在埃及伊斯蘭主義的穆斯林兄弟會和各清真寺扮演了這樣的角色。他們遭到迫害,他們在穆巴拉克甚至更早以前的薩達特時代建立了各種慈善機構和企業等,這些增強了他們對被剝削的工人和農民的吸引力。因此在當前的選舉中他們充分利用這些優勢獲得了目前預計的約36.6%的選票。此外,圍繞著光明黨(al-Nour)更原教旨主義的右翼伊斯蘭沙拉菲教派,與來自沙特阿拉伯的和堅持基地組織教義的更原教旨主義的瓦哈比教派聯系起來。他們似乎很成功,在12月5日已經投票的城市得到了幾乎四分之一的選票,並很有可能在農村獲得更好的結果。

20.如果他們被允許組建政府,那麽兄弟會將受到認真的檢視。在任何情況下,他們是一個比過去更保守的勢力。他們曾放棄推翻獨裁的鬥爭,專註於建立為貧困群眾提供食物的組織。他們最初站在一邊旁觀革命而造成分裂,尤其他們隊伍中的青少年沒有卷入鬥爭。不像當伊斯蘭激進勢力最初發展時的伊朗革命,兄弟會政治上很保守,接受自由市場,不支持獨立工會;並讚成“埃爾多安“土耳其模式,而拒絕伊斯蘭“極端主義”,甚至借用土耳其執政的“自由和正義” 黨的名字。該黨被《紐約時報》描述為“運動中心的宗教右翼,而不是狂熱派”。這也是在整個地區受“溫和”伊斯蘭勢力歡迎的模式,包括突尼斯伊斯蘭覆興黨(Ennahda),該黨在近來的突尼斯選舉中嶄露頭角。然而埃及軍事委員會(SCAF)沒有拱手將全部權力讓渡給“平民”勢力的意圖。另一種“模式”是巴基斯坦,在那裏軍隊和將領從巴基斯坦建國以來一直在政府和議會後面“垂簾聽政”。

21. 在推翻穆巴拉克時人們對軍隊有很大的幻想——“軍隊與我們一起”。在基層士兵甚至在很多的中層軍官中確實如此。 然而,正如那時我們所警告的,那些高級將領與舊政府是一體的。事實上,我們在當時曾評論說這實際上不過是軍隊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和美帝國主義勾結下對穆巴拉克實行的“軟性政變”。但他們現在被正在進行的革命嚇壞了——它曾經是一場革命,而如今仍然還是——;在推翻穆巴拉克政權後還在深化,而且會進一步向社會和經濟革命發展。埃及擁有所有阿拉伯人中的三分之一人口。埃及革命(首先)是一個群眾性事件,工人階級,特別是在蘇伊士、塞得港和其他地方的工人發揮了關鍵作用。

22.一旦群眾從獨裁統治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他們必然提出迫切的社會和經濟要求。曾有一波工人行動——試圖建立獨立工會——已被軍隊有效地扼殺,他們要求對那些推翻穆巴拉克運動中殺害示威者和在11月犯下大屠殺的罪犯進行審判。自二月事件後巨大的幻滅導致人們開始質疑它是否從一開始就是一個真正的革命。事實上,突尼斯和埃及人民群眾確實是獨立或半獨立地推翻了本阿裏和穆巴拉克的獨裁統治。他們創造了革命,但卻因為他們沒有充分意識到自己的力量並制定可以實現這一目標的綱領。這導致他們沒有在社會和經濟意義上完成革命。

23.馬克思說:“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 ,而反革命——獨裁——作為一個巨大制動器極大地阻礙了這一意識。在突尼斯和埃及我們所看到的其實是一場政治革命,它改變了舞台上的主要演員,但沒有觸及埃及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社會基礎。這些將軍們擁有各重要經濟領域裏約40%的股份。此外,美帝國主義也已捐贈約1億5千萬美元以促進(埃及政權)“向民主過渡”。埃及軍隊仍然從美國獲得每年13億美元的援助。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裏,軍隊都是保護私有財產的主力衛士。一些二月起義參加者現在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真實情況,他們說所有已經實現的目標不過是“換了個窗簾”而已。這是真實的狀態,但對群眾的意識來說並不是如此,尤其是對於參加了革命的青年和工人群眾更是如此。群眾已開始轉向工業行動、社會和政治階段的改變。確切地說現在需要第二次乃至第三次革命。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的是在經濟和政治鬥爭兩個層面建設強大和獨立的工人組織。

24.帝國主義和其在該地區的代理人完全被革命的爆發搞懵了。奧巴馬和這個星球上最強大的國家的代表們無力進行幹預,只能單純地表達美帝國主義在扶持穆巴拉克政權問題上的遺憾。薩科齊和卡梅倫也同樣無能為力。在埃及和突尼斯,城市群眾為排除軍事幹預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仍然視這一地區有重要的戰略和經濟價值的美帝國主義,完全被伊拉克和阿富汗拖累住,即使進行軍事幹預是可能的,它也無力做到,尤其無法使用地面部隊。而這同樣適用於其北約盟友。

25.只是在利比亞和一定程度上在巴林的事件上才給了帝國主義建立反革命據點的借口。我們對利比亞事件的分析在北約的幹預和隨後9、10個月的鬥爭結果後經受住了事實的考驗。我們支持在利比亞班加西以及其他城鎮反對卡紮菲的起義。在最初他們代表了反對獨裁統治的真正群眾運動。在趕跑卡紮菲和包括現在被囚禁的卡紮菲兒子賽義夫的追隨者之後,成立的管理班加西的委員會的權力似乎當時是掌握在真正的群眾代表手中,而且其擁有廣泛的民意基礎。在這個階段,班加西的群眾反對帝國主義的外界幹預。然而,當卡紮菲的軍隊開進到班加西郊區和隨之而來將被屠殺的恐懼,給予了帝國主義通過北約采取軍事幹預的借口。隨後在戰爭的過程中——北約精心策劃指揮的空中和地面打擊——完全改變了“革命”的性質。工人國際委員會(CWI)一直反對卡紮菲政權,並呼籲支持真正的群眾運動以在利比亞建立一個真正社會主義的民主社會。

26. 然而這場對卡紮菲進行的戰爭實際上擁有帝國主義軍事幹預的所有特征。馬克思主義者不可能支持這樣的行動。然而,那些自稱馬克思主義者(支持帝國主義軍事幹預),這將成為他們難以洗刷的恥辱!反對卡紮菲的宣傳活動包括制造歇斯底裏宣傳和粗俗地誇大事實,如聲稱卡紮菲的軍隊如占據“造反者”控制的利比亞城市,大屠殺會隨之而來。可是當卡紮菲軍隊在米蘇拉塔和其他城市與叛軍戰鬥時,這樣的事情並沒有發生。反而,這被用來掩蓋“造反者”一方進入據稱支持卡紮菲的城市和通過北約進行的空中戰爭真正進行的大屠殺。雖然還無法計算出受害者的準確數字,但估計有3萬到5萬人被殺。這不能被解釋為“革命”的勝利成果。

27. 利比亞事件剛開始表露出來的是一個真正革命的初期特征,但是它被反革命用“民主”的形式顛覆了。由於大規模的流血沖突和報覆——有時是對完全無辜的人民,包括利比亞黑人和外籍工人,其中有些人在利比亞已經居住多年——讓人民產生深刻的質疑,當前是“民主”還是反革命占據主導。事實上,後卡紮菲時代的利比亞明顯成為了帝國主義掠奪富裕資源的新區,特別是它們的石油儲備。過渡國民大會無法在近段時間內完全整合從各類“民主主義者”、伊斯蘭主義者到卡紮菲政權叛逃者的各種對抗性勢力。利比亞面臨著土崩瓦解,正如我們在戰爭之前警告說,在未來不存在已承諾的民主阿卡迪亞(世外桃源),反而會沿著索馬裏的道路發展,將是一場充滿著種族沖突和部落分裂的噩夢。我們呼籲班加西工人階級的獨立運動並主張他們作為一個整體向利比亞群眾提出階級呼籲。該地區的所有國家都有必要采用類似的階級路線——對於該地區的具體展望難以濃縮集中反映到本文件中。

28.目前在敘利亞的運動顯然處在一個十字路口。現在因政府打壓造成的受害者人數超過4000人。每日都有大規模示威活動發生,同時該國一直被聯合國和阿拉伯國家聯盟施加制裁。由於他們和阿拉伯鬥爭的歷史聯系,後者(阿拉伯國家聯盟的制裁)對圍繞阿薩德政權的精英們是一個沈重打擊。只有伊朗——不像在敘利亞那,伊朗是什葉派占多數——支持阿薩德政權。但伊朗現在也面臨著由於其核計劃而導致的制裁。正如我們以前指出,這可能導致軍事行動,甚至引發包括戰爭在內的地區沖突。的確,伴隨敘利亞內戰的臨近,各種相關的沖突都可能爆發。由於大量難民從邊境湧入土耳其,它已警告敘利亞政權,可能會被迫進行幹預。另一方面以色列,雖然實際上更願意看到阿薩德政權繼續存在,然而由於擔心其被推翻的後果,也可能被迫介入 。以色列可能對伊朗或敘利亞甚至兩者采取軍事行動。該地區就像是一個火藥桶,什麽事情都可能發生。再有就是巴勒斯坦問題,它也隨時都可能爆發。此外,發生的所有這一切都在以色列國內政治日益激進化的背景下,其表現為諸多罷工和占領運動。隨著世界性經濟危機的深化和其對中東和北非的嚴重沖擊,很可能出現一個爆發廣泛性鬥爭的新時期。我們必須積極尋求工人和青年中最先進的部分,並用我們的思想和觀點說服他們。

29. 敘利亞的反對派似乎在過去一段時間有所斬獲。但是,目前尚不清楚它是否已達到成為“臨界物質”,從而能迅速推翻阿薩德政權。敘利亞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國家。這就是為什麽帝國主義和鄰國土耳其害怕敘利亞的解體。充滿仇恨的民族和宗教沖突會對鄰國造成不可估量的後果。反對派中的大部分來自以遜尼派穆斯林為主的人口。與此同時,始終維護圍繞阿薩德的阿拉維派(Alawite)精英權力的軍隊尚未瓦解,雖然有一部分倒向叛軍。因此,敘利亞的鬥爭最有可能會持續很久。該政權還沒有到達崩潰點,但在這種極不穩定的情勢下它會很快到達崩潰點。

資本主義的嚴重經濟危機

30.占領運動是受危機打擊下的形成的公眾情緒的強烈反映。它也預示了在很多尚未明顯受政治影響的國家中的即將到來的群眾運動,不僅是歐洲國家,而是遍及全球。這一推論來源於對資本主義長期危機的預計,它自2007年8月以來已經成為了工國委(CWI)分析方法的基石。我們的結論是,我們進入了革命與反革命的時期,因為資產階級們無法解決這場根本性的危機。

31.這在所有環節得到了事實支持。然而,在群眾中存在幻想,認為通過國家幹預和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等方式,資本主義將能解救自己。這些措施確實在緩解1930年代伴隨著嚴重失業的嚴峻衰退方面有過作用;然而它們無法解決根本性的危機。另外,美國、英國以及某種程度上在其他地方,從半凱恩斯政策向緊縮計劃的轉變加劇了衰退,它們的實施引發了很多蕭條跡象;資本主義發現自己陷入絕境。

32.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用事實闡釋了資本主義的災難性後果,不僅是在歐洲,而是遍及全球,在“世紀初十年”的繁榮中,信貸泡沫以指數增長,卷入了大量虛擬資金。這一可回溯至1970年代的進程,是歐洲、美國和日本出現缺乏獲利渠道的現象的結果。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圈內存在關於導致危機的直接因素的探討與爭論。然而,馬克思避免將危機的發生歸咎於單一因素。無疑,馬克思已經證明,由於對勞動力的剝削必然導致群眾有限的購買力,以及近20至30年來過分不平等的特點對這一因素的加強,還有最近的對生活水平的打擊,是目前危機的幾個主要因素。

33.另一方面,利潤率長期下降的趨勢,特別是資產階級最為關心的毛利潤的減少,可能成為導致危機的因素之一。正如我們指出的,這並非是目前的事實,現在存在大規模的現金積累(資產階級稱之為“流動性”)。塞繆爾•布裏坦(Samuel Brittan),一名曾經堅定的屬於撒切爾夫人陣營的經濟學者如今強烈擁護半凱恩斯主義政策,已指出大企業金庫中目前的健康的利潤可以提供新增投資的來源,他主張,這可以提供開始經濟增長進程的火花。然而,資本主義面對的是凱恩斯的“流動性陷阱”的主要元素之一—資產資金貯藏,低利率,擔心通貨緊縮持續等等—資產階級在拒絕投資,實際上是在進行“資本罷工”。債權人拒絕放貸,而被債務的沈重靴子拖累的貸款人拒絕借更多。這時,系統被阻塞了,考慮到政府和私人債務,在可預見未來似乎無法解決。資本主義世界的所有經濟機構都指出最樂觀的結果是經濟停滯於目前的狀態—“L型(直角型)覆蘇”—慘淡的增長率,另外,在一些預測中,歐元區為零增長。同時,不能排除在遭受危機的那些資產階級的癱瘓將導致劇烈衰退,至少衰退跡象已經在一些地區——歐洲的一些國家甚至整個歐洲大陸——成為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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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0:08:17 |显示全部楼层
中國面臨危機

34.中國也不能提供挽救危機中的世界資本主義的救生索。2008年中國曾面臨嚴重危機,工廠大量關閉,失業率急劇上升。結果,中國精英擔心大規模的“社會動蕩”,這是指代“革命”的密語。於是他們通過支配經濟的國有銀行主導的大規模信貸註入來“刺激經濟”。這導致了年度信貸增幅達到170%,大約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經濟刺激方案”。中國能夠做到這些是由於它的獨特之處。通過這種方式,中國精英計劃將增長率提高到兩位數。然而另一面是,那些大規模建設的工廠和購物中心將無法取得利潤,很多處於閑置中。這一產能過剩是中國尤其是統治精英當時為了防止中國群眾起義而準備支付的代價。他們能夠做到這些是因為中國的獨特之處。它擁有數目可觀的純資本主義領域,尤其是在沿海省份。但是現已瓦解的“計劃經濟”殘余在決定經濟方向上仍然起到重要的,某種程度上是決定性的作用。我們已經將其描述為“特殊”的“國家資本主義”政權。它的“特殊”在於在銀行和產業領域有相當一部分(有些估計是大部分)集中在國家手中,但同時存在大量的“純”資本主義部分。現在的中國這種狀態不存在歷史上的類似實例。這允許這個政權在危機中做出一些其他國家無法做的事;龐大的一攬子刺激措施,不僅在中國創造了就業而且間接地為那些中國的貿易夥伴國家如德國創造了就業。

35.然而這一過程的另一面是信貸刺激導致的大幅度的產能過剩,以及似乎尚在中國政權控制之下的一個時期的通脹。官方稱政府債務保持在GDP的20%之下。然而,如果你計入地方政府的基礎建設貸款和其他各種擔保,中國的國家債務接近GDP的70%。愛德華•錢塞勒(Edward Chancellor)在12月5日的《金融時報》上評論到“北京無法重覆2008年9月開始的大規模的一攬子刺激措施。這是需要為其後果付賬的一次性把戲。”然而,仍然無法排除一定規模的第二次一攬子刺激措施。這一過程同樣反映在長期的房地產問題上。這伴隨著嚴重的大規模腐敗和不平等的增長,這從激起了群眾的憤怒中得到應證。據估計,經濟增長率可能降到約8%,這將可能直接影響那些通常認為在制造業上極大受益於中國的國家,比如德國,以及一些大宗材料產品生產國,如巴西。它們提高了與中國的貿易量,然而如今可能會面臨衰退。這些影響無疑將激發不滿情緒,青年和工人對在中國存在的不可接受的社會現越來越不滿。 從2008年起,中國的私營信貸(“民間金融”)總量增長至超過美國在雷曼兄弟破產前的若幹年信貸增長量的程度。世界經濟的放緩將可能對中國經濟造成嚴重沖擊。

36. 資本主義危機不止是經濟上的,很大程度上也是政治上的,特別是對社會高層而言,伴有數十年來資產階級所有階層的最大和最公開的沖突。他們的政治領袖因為無能力展示前途而幾乎受到蔑視。資產階級們像是不滿意他們足球俱樂部教練的球迷,大喊著“你簡直不知道你在幹什麽!”他們的徒勞無效在11月召開的20國集團戛納峰會上得到了非常明顯的證明。會議進行時期,法國媒體充滿了樂觀主義,用法國發音仿效美國總統奧巴馬說“我們能(戛納)做到!”(戛納(Cannes)的法語發音與英語中“能夠”(can)發音相似,“我們能做到”(We can do)是奧巴馬的常用口號)”。結果,最後的結局是“我們沒能(戛納)做到!”。

37.這次峰會也證實了美帝國主義的經濟力量的下降。二戰結束後不久的時代,美帝國主義能夠通過馬歇爾計劃按其經濟意圖支配資本主義世界。即使在過去10至20年的峰會上,美國也能夠對經濟政策施加影響。在這次峰會中,奧巴馬完全無法對“歐洲”的經濟解決方案施加影響,使之有益於歐洲大陸(當然也有益於整個世界)。薩科齊也遭遇了輕蔑對待——他被迫在公眾場合無聊地等待,直至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終於屈尊轉身面向他。這次峰會本應成為薩科齊開始謀求總統第二任期的講台,他在法國人面前把自己打扮成為歐洲和資本主義世界的“救世主”。他提議中國動用它龐大的外匯儲備放貸或是向歐洲央行擔保的形式認購歐元債務,但該建議在發表幾天後被拒絕了。即使北京政權想要這麽做,它也很難把這一計劃推銷給億萬中國民眾,因為普通中國民眾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只相當於薩爾瓦多(中美洲國家)的水平,(中國政府)卻要拿出龐大的資金支持“富裕的歐洲人”的退休金。

38.旨在為經濟危機提供出路的資本主義峰會失敗的同時,與之相伴的是(資本主義)也公開表現出無能采取和協調任何關於環境議題的實質性措施,尤其是在氣候變化方面。事實上,相反的進程正在發生;甚至京都議定書這樣的有限和無效的措施都已經成為歷史,一些國家正要退出京都議定書。德班氣候會議(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17次締約方會議,COP17)就是這一失敗的證明。在2008年和2009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微弱下降後,甚至美國能源部的全球數據也顯示2010年排放量出現空前增長。這比聯合國世界氣候委員會(IPCC)的專家們4年前給出的所有悲觀預計還要糟糕。2010年5.9%的排放量增長使得增長速度達到了新的歷史頂點。同時針對第17次氣候峰會的示威規模也比過去減小,由於無法找出解決方案的現實對工人尤其是青年的意識產生了重大沖擊。環境問題將在將在未來再次成為抗議和抗爭的觸發點。

騷動中的歐洲——法國

39.正如歐洲所有國家的政府一樣,因為法國經濟形勢惡化與失業率上升的影響,(法國總統)薩科齊自身正在遭到圍攻。他面臨著一場艱苦的戰鬥,以確保在四、五月間的總統選舉中能勝出連任。還有的問題就是陸續出現的零星裁員,法國汽車巨頭標致因為其計劃在全球20萬雇員中裁減5000個工作崗位而激怒工會。薩科齊以法國面臨降低信用評級的威脅為理由準備大舉殺伐野蠻削減開支,叫囂道:“花得更少,幹得更多”。政府和雇主們喧囂鼓動要“降低勞動成本”。據稱,法國的勞動力成本從2000年至2010年每小時增加了9歐元,而德國同期則只上升了4歐元。這只是各國資產階級調唆工人階級內鬥的一個例子而已。與此同時利用國債“降級”的恐怖為大規模增強新自由主義政策進行辯護。

40. 雇主也要求徹底地廢除每周35小時工作制,它“對(削減)勞動力成本構成障礙”。法國就是法國,選舉正在臨近,工人階級縱然會在選舉層面(進行鬥爭),但也必然在今後一個時期也會在工業(行動)層面回應這些打擊。而法國工人階級中更為先進的部分則會尋找一個明確的戰鬥性的替代選擇。這不會來自薩科齊的主要挑戰者法國社會黨總統候選人奧朗德(Hollande)。正如他在歐洲的其他“社會民主黨”的同夥們一樣,他已經表明會主張削減債務,這就意味著對工人階級進行進一步的攻擊。不過,如果他能成功擊敗薩科齊而推行類似的政策,那麽他將遭遇強烈的抵抗。在社會黨總統候選人“初選”時,投票人數眾多,據說有200萬人。但這並不能為總統候選人進行“黨內初選”這種從美國殘破的政治制度抄襲來的方法進行辯護。因為這一制度是為了消解黨內有組織的力量,將有政治意識的黨員等同於受媒體影響的普通大眾。但初選的結果是選民中相當多的人,特別是感到被剝奪權利的工人們,一次強有力的表達,沒有候選人或政黨真正代表他們的意見。因此,在初選中有很多人參與投票,而所謂相對“左翼”的候選人阿爾諾-蒙布爾格(Arnaud Montebourg)在第一輪投票中獲得了17%的支持率。雖然他的所謂”左翼“綱領非常抽象模糊,但是其中隱含的對資本的批評和建議實現激進的替代選擇的內容則觸動了眾多選民的心弦。

41. 試想一下,如果法國新反資本主義黨(NPA)在過去一段時間能夠有效地自我組織,並制定出一個明確進行階級鬥爭的展望,積極地介入過去數年發生的所有工業和社會沖突,那麽會得到怎樣的回應。我們法國的同志報告說,僅在過去二月至六月初法國就發生了77起罷工。新反資本主義黨(NPA)本可以至少贏得部分如今支持其他左翼力量和候選人的群眾,從而成為一個具有影響力的競爭者。然而不幸的是,現在看來新反資本主義黨是不會在選舉中成為有力的競爭者。這本身就是對現在仍然在領導新反資本主義黨的領導層的批評。新反資本主義黨的領導層其實就是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USFI)法國支部,前革命共產主義聯盟(LCR)的領導層,他們無法重現2002年總統選舉的成功。但我們仍然有必要支持那些有意將之改造成真正有戰鬥性的社會主義政黨的最優秀的工人與青年。在同一時間,我們有必要緊急吸收那些為我們的旗幟所吸引的力量,無論他們是在新反資本主義黨內還是在黨外的眾多青年與工人。震撼性的騷動正在席卷法國全國,法國和法國工人階級將再次證明它作為歐洲一流的激進和革命力量的地位。

德國——在歐洲的主導力量

42. 德國長久以來就是在歐洲領先的經濟力量。然而,歐元區危機迫使它成為一個更明確的政治力量。德國資本主義的代表承擔起看護整個歐洲的角色,正如美國此前承擔的對整個世界的角色。它利用歐元區對其他歐洲國家進行操縱,通過歐洲央行設定利率而控制和決定利益分配。實際上這得到了那些歐元“外圍”國家的容忍,因為這意味著允許它們以低利率借入資金而獲益,雖然這幫助它們實現所謂的“經濟增長”,但同時帶來了巨額成本。而這給德國帶來的報償則是這些國家和歐洲其他國家為德國出口,尤其是工業產品出口,提供了市場。雖然中國也是德國一個龐大的市場,但是隨著中國經濟可能放緩的前景,這些(德國產品)的銷售也會下降;最新的預測說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將可能低於8%。當然,事實的另一面是,其他這些歐洲國家,尤其是那些相對經濟弱小的國家,面對著嚴重的貨幣束縛;正如我們預見的,一旦經濟景氣轉成蕭條,那將是災難性。然而,德國資本主義通過其銀行購買主權債券在歐元區進行大量投資,這也是為什麽揭示它們面臨崩潰的局面。

43. 就在過去十年的前半段,通過削減收入的綱領、包括兼職和不穩定的工作等,迄今仍然是德國資本主義的出口競爭優勢項目,德國工人生活水平遭到攻擊。歐洲和中國一起為此提供了主要出路,但在未來卻未必繼續如此。一個階段的貨幣競相貶值和之後導致的歐元區解體,可能會給德國經濟造成破壞性影響,有人預計這可能導致德國至少失去100萬個工作崗位。

44. 德國總理默克爾代表德國的統治階級,如同一個“巨人”般在整個歐洲向經濟罪人們(債務國)揮舞大棒以駕馭歐洲,但她在國內並沒有扮演相同的角色。雖然失業率在下降,但她與前“自由主義”的德國自由民主黨(FDP)並不受到民眾歡迎,而聯合政府隨時可能垮台。而且,她還要面對她自己基督教民主黨內的大規模反對派,黨內的部分力量得到一些大企業的支持而在歐洲問題上與她持不同意見,因此威脅要分裂基督教民主黨而組建一個新的對歐元持懷疑態度的政黨。在2011年後半年的數個月內,德國工業生產一直上下波動不定,這進一步使德國資本主義社會中具有遠見的代表和默克爾對當前世界和歐洲經濟出現惡性循環和通貨緊縮不斷深化的威脅深感憂慮。她關註於最低工資的問題,部分就是由於這個原因,部分也是因為想以此迫使衰弱的自由民主黨離開政府而奠定基礎。反過來它可能準備與社民黨組建大聯合政府,但這也可能導致執政聯盟的分裂,而需要提前舉行大選。

45. 雖然德國左翼黨(DIE LINKE)在地區選舉中遭遇挫折,並且在全國民調中,其支持率降至8%左右;但它仍具有重新增長潛力,並成為一支集合左翼反對派的力量,尤其是當社會民主黨重新回到聯邦政府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就像西班牙的聯合左翼(IU)等其他左翼政黨一樣,德國左翼黨(DIE LINKE)在危機中進一步向左傾方向移動。它最近通過了一項左翼的改良主義綱領,其中包括公開表態參與資產階級聯合政府和呼籲“轉變制度”,並誓言要“建設一個民主社會主義社會”。左翼黨是德國聯邦議院(Bundestag)內唯一反對歐盟領導人“救援計劃”的政黨,加之拉方丹的重新回歸,使之有另一次得以重新贏得(群眾的)支持,但很可惜的是它是否能抓住這個機會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英國

46.危機爆發深刻地影響了英國,特別是自從去年選舉後組建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聯合政府以來更是如此。英國統治階級的災難性錯誤已經徹底暴露於天下。它縱容基礎制造業萎縮,放縱金融服務與投資行業,而後者如今也已崩潰。當初建立起來用以減緩資本主義經濟風暴對英國打擊的儲備如今已經被蠶食幹凈。(英國的)帝國時代已經一去不覆返了。北海的石油收入也開始日漸幹涸。

47.更多空前的削減生活水平的政策將接踵而來。(英國)政府也承認,2015年的生活水平將低於2002年的,社會將仍然經受10年的停滯!這將作為一個失去的十年而記入歷史,百萬青年和百萬婦女已經失業,他們處在迷惘中而窮途末路。

48.英國正面臨它80年來所沒有面臨過的情況。 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聯合政府宣布發動打擊英國工人階級權利與狀況的戰爭——因為這正是它所代表(的階級力量)——這是自1926年總罷工以來英國工人階級面臨的最大挑戰。這也足以解釋2011年英國勞動人民群眾通過巨大的示威和罷工所體現的激烈反應:3月26日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工人階級的示威遊行,6月30日部分公共部門的罷工,以及11月30日龐大的罷工。

49. 英國總工會(TUC)的官方領導層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盡管不情願卻不得不批準反對政府計劃的工業行動。在這方面我們的同志發揮了關鍵作用,特別是當我們在工會的左翼中有相當影響的情況下。首先,我們一直積極參與全國工會代表網絡(NSSN)在這種情況下提供了相應的回報,通過這一網絡我們在工會內部同時從上層和底層進行動員。我們青年同志同時針對青年失業問題也進行了英雄的和充滿活力的運動,包括新賈羅大遊行(註:New Jarrow March。Jarrow March (賈羅遊行)是1936年10月英格蘭北部的207名抗議者為抗議失業和貧困從賈羅鎮(Jarrow)出發經480公裏遊行到達倫敦威斯敏斯特國會大廈向一申訴。青年爭取就業的同志們在2011仿照賈羅遊行進行了這次新的遊行以爭取群眾支持)。

50.英國的情況說明了很多東西:資本主義制度陷入絕境,所有的主要政黨和組織都缺乏替代選擇和出路。這也包括絕大多數工會領導人,特別是那些右翼(工會領導人)。這也說明即使是一個小組織只要具有明確清晰的觀點而能發揮的作用。它可以發揮遠比其規模大得多的效果。這是我們目前已經在英國所取得的成果。然而,僅僅發揮影響還是遠遠不夠的,需要在黨內組織更為重要認真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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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0:09:20 |显示全部楼层
美國工人開始反擊

51.在針對未來歐洲采取什麽樣的經濟方向的問題上,不同的歐洲列強之間深陷僵局,這已經清楚地表明了這場危機。如果還有什麽值得提及的,那就是統治階級不同派別之間的鴻溝,而統治階級在美國的代表間的鴻溝(相對其歐洲代表)表現則更為明顯。這表現為國會和奧巴馬之間在預算削減規模、健康和教育支出等問題上出現的嚴重對立。奧巴馬被歐洲日益深化的危機嚇壞了,整個銀行業的破產或者部分破產將在美國和世界範圍內產生更為廣泛的回響。這可能導致他明年競選總統連任的希望破滅。

52.但今天美國的經濟災難也給其他國家的資產階級提出了警示,因為美國對於世界各國資本主義統治階級而言仍然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11月28日,英國《衛報》發表標題為“美國噩夢”的社論:“美國現在經濟規模比20世紀70年代初要大幾乎三倍,但是這種變革帶來的經濟增長並沒有給勞動人民的腰包裏增加一毛錢… …要是回到20世紀60年代,富人們的這種窮奢極欲早就引發了一場革命。” 由於相當多數的群眾的境況一直在制度性地並且是看似永無止境地衰退,所以從工人階級的前景出發,發動革命的基礎早已打下。雖然,官方失業率仍然只有9%左右,但在現實中,失業率應是這兩倍的水平,而且大規模長期失業有明顯趨勢正日益接近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期。

53.在某種意義上而言,這場危機已經比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更為糟糕。總體來說,在(大蕭條的)十年見證了濟停滯和“蕭條”。但在這一整體框架下,從1934年6月到1937年曾經出現過一個階段的經濟增長期。羅斯福1937年對第一次世界大戰退伍軍人的養老金的削減威脅美國經濟使之重新陷入危機。然而,美國由於為戰爭進行的準備工作,使得國防工業的增長滲透到其他行業,從而避免出現一個新的和更深的危機。沒有這一點,在20世紀30年代出現的社會動亂完全可能觸發一場強大的革命運動,並有可能建立一個獨立的群眾性工人政黨。然而,歷史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是,現在歷史的覆雜性再次出現,正在產業層面和社會層面上重新喚醒美國的勞動人民。這一進程將在這次危機的打擊中而進一步發展,危機將全面襲擊美國工人。

54.此外,美國正經歷深刻的政治危機。美國國會參眾兩院日常的表現展示出美國政治制度的功能失調和美國的憲法是多麽過時。這部在18世紀設計的憲法是針對當時以小農為主導地位的社會和“兩黨合作”,如今已經不再與“目的相適應”。兩黨合作是完全過時,根本無法調和階級對立,這幾乎是無法控制的。這在任何國家都將是一個問題,它能帶來最強大的致命危險。

55.臭名昭著的“特殊利益集團”——擁有至少13,000名國會說客,也就說每一個美國國會議員要面對25個說客——大企業和其同夥主宰這個有史以來未曾有過的“美元民主”。同時,超過50%的人將這視為拙劣的對民主的嘲弄,而未來的美繼續國總統大選中這一數字可能會繼續增長,越來越多的貧困人口日益將這看作是在一幫百萬富翁和億萬富翁的匪幫中挑選誰將在未來四年主宰和剝削他們。

56.在美國歷史上,還沒有一個美國總統能在當前的失業水平情況下成功當選第二個任期。根據十二月份的一個民意調查,奧巴馬的受歡迎程度下降了24%! 這“通常”表明,他將在總統選舉中敗北。然而,很少有美國總統,(如果有的話)會面臨像美國茶黨那樣可笑和瘋狂的想法和其領導層,這本身就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現象。也很少有國家的潛在總統候選人會像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得克薩斯州州長佩裏最近嘗試得那樣得以脫身。他在攻擊奧巴馬,據稱援引奧巴馬的話說經濟是“並不重要”。然而,事後證明奧巴馬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話,而是他在上一屆總統大選中的對手(共和黨的)麥凱恩曾經這樣表述過。但當這一真相得以披露時,佩裏卻絲毫沒有表現出道歉或反應。

57.在大多數國家,(群眾中)整體的政治水平都出現了倒退的現象。如果任由媒體操縱的話,(媒體)唇齒的說出的謊言甚至反對“自由派”的思想;即使政治上的水平能有所提高的話,也不會提高太多。美國(政治)本身就始於一個很低的水平,而且沒有以階級為基礎的政黨,所以人口中的相當多數在政治理解能力上甚至更低。然而,在大型運動的壓力下,群眾的政治理解力,特別是工人階級的政治理解力,可能會發生跨越式發展。這將有助於建設一個真正的“第三黨”,成為具有極大吸引力的群眾性激進政治的一極。

58.對茶黨而言,奧巴馬毫無疑問就是個“社會主義者”!但他當然不是,當他向大企業屈膝投降時,他的行動已經證明這一點。而且他還在關於健康醫療必要改革的問題上變卦。羅斯福在20世紀30年代,還模仿據說是耶穌基督的方式,揚言要“將放債人從寺廟中趕出去”。但奧巴馬甚至沒有試圖修剪一下大資本的指甲,因此他越來越明顯地表明他是堅決地站在資本主義陣營中。

59.另一方面,美國工人階級在過去一個階段,面對資本主義的現實得到了非常嚴重的教訓。他們目睹積欠住房貸款的居民被大規模從家中驅逐出去,總共有超過200萬套住房子“沒收”——,當富人們開始累積更多的財富的時候,普通勞動人民卻被從工作場所和工廠中趕出。他們也親眼目睹並擊敗眾多右翼州長們的圖謀,例如俄亥俄州企圖將工會非法化,並禁止其在公共服務行業中組織的權利。工會進行了成功的宣傳活動,從而在州的公投中將這一陰謀徹底挫敗。它只是(工人階級中)鬥爭意志日益提升的一個指標——階級分化日益明顯——而這就是今天美國發生的現實。因此,這決不是偶然的,與歐洲大多數國家相比,美國的“占領”運動得以有更高層次的參與,尤其是聯系到眾多的工會。由於美國工人中工會會員密度很低,只有12%的美國勞動力得以組織到工會中,加之主導工會運動的大部分官員的保守立場,所以“占領”運動得以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因此,工會——尤其是它們中許多具有戰鬥性的基層——熱切地參與到“占領”運動中。通過這種方法,“占領”運動的氛圍得以反饋到工會運動中,並被證明是進行變革的重要催化劑。

歐元區的困境

60. 資產階級自身已經完全茫然無措,也無法商定出解決歐元區的前景和歐元的命運的辦法。當英國央行總裁默文-金恩(Mervyn King)被問及未來幾個月可能發生什麽時,他直截了當地說:“我不能告訴你明天可能發生什麽,更不用說關註幾個月後發生的。”同樣,對我們來說簡單地解決這些事件也是非常困難的,尤其是在短期內如何應對“主權債務危機”的問題上更是如此。對這一問題進行詳盡分析的文章刊登在我們的網站(socialistworld.net)和工國委(CWI)英格蘭和威爾士支部的雜志《今日社會主義》(Socialism Today)上。國際書記處同意所作的分析,並得出以下結論。

61. 文章指出,盡管歐元區各國政府包括薩科齊在內都主張歐洲央行進行幹預,但是默克爾和德國聯邦銀行阻止歐洲央行大規模購買歐元區政府債券,雖然這是唯一可能在短期內能支持主權債務的措施。與此同時,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 – 只有約2500億歐元)並沒有成為一個有效的幹預手段(它沒有能從金融市場上募集到額外的資金)。默克爾迄今仍然拒絕引入可保證歐元區中弱勢國家地位的可相互擔保歐元債券。

62. 默克爾認為,歐洲央行的幹預或發行歐元債券是讓那些“揮霍無度”的歐元區國家政府躲避緊縮措施的限制。這將帶來“道德風險”,並允許它們產生更多的債務,而不收到任何懲罰。同時,金融市場對歐元區債券的襲擊仍在繼續,甚至威脅到法國的主權債務。菲利普-斯蒂芬斯(Philips Stephens)在《金融時報》(11月22日)上評論道,“很少有人會懷疑默克爾女士的好意,但更多的人會擔心良好的願望和她所癡迷的道德風險可能會導致(歐元)貨幣聯盟的死亡。”

63.然而,德國和法國也是試圖通過後門等措施擴大歐洲央行購買各歐元國政府債券或提出將歐洲穩定機制(ESM)的實施提前到2012年。這場危機正推動德國和法國的資產階級越來越多地嘗試集中歐洲的力量以拯救銀行和國家,這一趨勢將繼續下去直到他們無論是在財政或政治上都無法承受。而之後離心力將占據上風。新的180度的大轉彎是可能的,(政策)會同時變得更趨向集中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方向。

64. 大型債券交易商迫使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主權債務的成本上升,而現在轉而對付法國政府債券。而其他國家例如荷蘭與奧地利等國的債券也都受到威脅。盡管德國經濟相對實力較強,但市場甚至還有開始拋售德國國債的,這反映了在亞洲投資者中出現的越來越多歐元區徹底崩潰的擔心。

65. 默克爾的回應已提出“更歐洲化的計劃”,初步緊縮歐元區貨幣聯盟。根據她的計劃,這將是另一個小規模的但逐步增加歐盟財政和政治聯合的方案。她提出設立更嚴格的歐元區制度,針對稅收和支出建立更嚴格的規則。將創造一個新的機構“歐洲貨幣基金”(European Monetary Fund),該基金將有力量幹預、,監督甚至取代各國政府決定財政和經濟政策。然後,它也是暗示,有可能引入相互擔保的歐元債券和部署其他措施以支持歐元區各國政府。這項計劃意味著對所有歐元區預算進行監督,過去被法國和德國破壞的穩定協議將實現真正回歸,現在反而被“大大加強”!

66.然而,默克爾並不歡迎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提出的推動歐洲債券計劃的建議。德國版的方案要比歐盟委員會提出的條件更為嚴苛。這在歐洲各國領導人間引起恐懼,因這就意味著新的歐元區制度實際上就是德國的霸權。在最近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的大會上,默克爾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聯盟的議會黨團領袖沃爾克-考德爾(Volker Kauder)表示, “歐洲現在要說德語了”,更是說明了這個情況。

67.默克爾提出的建議將需要重新修改歐盟條約。雖然修訂只影響到17個歐元區成員國,但條約修訂要得到所有27個歐盟成員國的批準。在一些國家,這將要求進行公投。在默克爾與卡梅倫的會議上,看起來默克爾急切希望得到英國政府的認可。根據一些報道,英國政府將承諾不會在英國國內就此進行全民公投,而作為英國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聯合政府接受修改條約的回報,默克爾會同意英國不受歐盟一些社會和就業立法的約束。

68. 默克爾提出的措施足以拯救歐元嗎?第一個問題是時間。歐元區領導人制訂並自己批準這樣一個新的歐元區框架將需要至少幾個月甚至可能是明年一整年的時間。但是,到那時歐元區各國政治上接受這一約束將面臨更大的問題。隨著進一步的緊縮措施、歐洲(和很可能全球)的經濟低迷,以及默克爾和其他人在政治聯盟的問題上采取的有限步驟,群眾中反對意見無疑將與日俱增。

69.默克爾對通過漸進的步驟來實現政治聯盟的長期目標提出了疑問。一個具有中央政治架構的財政聯盟——即一個超越民族界限的國家機器——是單一貨幣的必然邏輯結果。目前的危機顯示如果沒有財政和經濟的協調,一個純粹的貨幣聯盟是不可能的。富裕的資本主義國家如果不能對較弱經濟體的經濟政策有決定性的話語權,它是不會輕易勾銷較弱經濟體的債務。從長遠來看要成功維系(貨幣聯盟),貨幣聯盟中的各國就需要一個共同的財政政策、共同主權債券和財富從富裕國轉讓到較貧窮的國家以避免經濟差距不斷擴大和政治緊張局勢。

70.這意味著需要建立一個類似於美國的聯邦結構的歐洲聯邦國。然而,美國的形成是經過了19世紀的長期經濟增長期。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之所以穩固是因為內戰打倒了依賴種植園經濟的南部奴隸主。美國的資本主義得以能夠發展出一個共同的(或至少是一種占主導地位)的語言和文化。相比之下,歐洲(17國或27國)是不同民族國家的集合,它們都擁有自己的語言、歷史和民族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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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0:10:40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傑瑞米柯賓 于 2022-5-1 00:10 编辑

希臘工人持續抗爭

71. 因為這些我們長期主張的原因,歐盟以及歐元區不會導致一個更統一的歐洲,反而會造成相反的結果:分裂、民族主義和所有的“罪惡”,這些本來我們被告知歐元計劃將永久性消滅的(問題)。歐元區本身將會隨著數個成員國自發或被迫地退出而瓦解,而這將從希臘開始。因為(如果繼續)留在歐盟中的代價將是維持一個長期而粗暴的緊縮方案,而國債在這種情況下將依舊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20%!然而,目前意大利國債已是達到“不可接受”的程度,造成巨額預算削減,並迫使前意大利總理貝魯斯科尼下台,最後由一個毫不民主的“技術官僚”政府接替。

72. 這代表著在整個歷史階段,希臘人民面臨廣泛的貧窮。其他國家的工人也將面臨相同的命運,正如英國保守黨與自由民主聯合政府幾年來緊縮政策所顯示的。目前,希臘人害怕若從歐元區脫離後,將會導致歷史重演,回到經濟落後和故步自封的前歐元時代。因此,民調中80%民眾表示反對前希臘總理帕潘德裏歐(Papandreou)原本提出而後取消的退出歐盟的公投。然而,這種情況或許會有急遽改變,且在一個“留下/退出歐元區”的公投上(不只在希臘,其他歐洲國家也可能會被提出),離開歐盟也許比繼續戴著緊縮政策的緊箍咒還更有吸引力。不過我們必須強調,不論是“留下”或者“退出”,同樣的問題將繼續產生,對希臘人民生活水平的剝奪也將繼續出現。德拉克馬(譯註:原希臘貨幣)重新啟用可能造成銀行全盤崩潰,以及儲蓄系統的破壞,正如阿根廷所經歷的;可能造成新貨幣大規模貶值,並伴隨一場惡性通膨。

73. 我們必須采取十分靈活的方法處理歐盟和反對歐盟和歐元區公投的可能,即使這只是一種可能性而已;無論對於在歐元區的17個國家或者歐元區外的10個歐盟國家都是如此。那是因為,群眾的意識中會將持續保留在歐盟內的會籍視為對生活質量更進一步無情的減縮,在某些條件下工人階級和我們(工國委CWI)的支部可能會面臨投票選擇離開歐盟。在這種情況下,極端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明確表明一個階級性和國際性的立場,並清楚表態反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這是我們無論任何時候都堅持反對的。然而鑒於歐盟官僚中央集權主義式的發號施令,一個正當的民族憤慨可能因而產生,希臘便是一個鮮明的例子,而這在其他地區也有可能發生。托洛茨基便指出過,工人階級和其組織才是一個“民族”真正的捍衛者,因為“民族”中的多數人其實都是工人階級和其盟友。

74. 有關歐盟是“進步的”,將不可避免地走向一個“統一的歐洲”的幻想已因本次經濟危機而被徹底粉碎。這種幻想,不僅為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和親資本的工會領袖所擁抱,甚至一些馬克思主義者乃至托派的信徒都有所期待。但這種幻想已經因歐盟的新自由主義特征而明確遭到嚴重削弱,譬如歐盟通過的反工人的《工人職位法令》(Posted Workers Directive)等法令,為迫使工人接受新殖民世界的薪資水平和工人條件而打開了大門。這樣的觀點隨著可察知的事態而進一步強化,尤其是那些作為勞動力接受方的國家被迫接受一個虛擬的殖民勢力強加的痛苦和發號施令勒令。而這正是希臘說所面對的,接受歐盟安插的(至少試圖安插)官員在數個部門辦公室,以確保(希臘政府)執行緊縮政策。同樣也可應用在意大利,號稱“非政治性”的蒙地政府(Monti government )發動的“政變”,將貝魯斯科尼趕下台。同樣的進程也發生在希臘,一個“全國國民政府”取代了帕潘德裏歐。這個政府由歐洲央行前任副行長帕帕季莫斯(Papademos)領導,他同時以新民主黨和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之間的仲裁者自居。

75. 這代表著歐洲進入一個新階段,反映出了經濟危機的深度和嚴重性、對工人階級猛烈的剝削、工人階級本身的抗拒、以及作為階級鬥爭激化的後果。即使在“社會安定”的“正常”階段,兩個抗衡的階級之間依然進行著一場暗戰。然而最近這場內戰以更直接和公開的形式發生,因為資產階級在某些例子中采取了對付工人階級的權利和生活條件殘酷的策略,誠如希臘所明顯顯示的。希臘工人們依舊勇猛地抗拒著,在反對政府實施對未繳納新制財產稅者強制斷電時展現的力量足以反映。這件事情伴隨著一場我們的同志正參與其中的“拒絕付款”運動。但是,即使在其他國家,當前階級鬥爭尚未到達這個階段;譬如在愛爾蘭、英國和其他國家等等,一種“單方內戰”早已開打,只是當前工會領袖還未做出充足的應對性反抗。事實上,資本家在許多國家已經贏了第一輪的戰鬥,在某些國家如希臘,也贏得了第二、第三輪戰役。在英國,自保守黨與自由民主黨聯合政府掌權以來,已經失去了30萬個公共服務部門的工作機會,並正計劃削減另外40萬個職位。奧斯本(Osborne)和卡麥倫(Cameron)承諾的用以替代它們的私營部門的工作機會,如同灰燼中重生的火鳳凰已被證實完全是種幻想。空空蕩的工廠中充斥著“灰燼”,失業率大幅升高,但卻毫無火鳳凰出現的跡象;他們早已飛去中國或者其他“成長區域”,不會再回來了!

西班牙和葡萄牙註意懸崖

76. 隨著西葡兩國右翼政府的掌權,工人階級可以預期他們的處境的急劇惡化。西班牙拉霍伊(Rajoy)帶領的新的右翼政府和六月選舉產生的葡萄牙中間偏右的聯合政府承諾要加深和擴展緊縮政策。葡萄牙經濟在2011第三季(7月到9月)已經連續衰退了四季,是歐盟27個會員國中表現最差的。與前兩個季度環比,第三季國內生產總值(GDP)下降了0.4%;與前一年同一期同比則降了1.7%。稅收增額造成公務員和養老金實際的收入與2010年相比減縮20%。具有重大意義的是,十一月群眾性示威和總罷工中,軍人和警察也穿著平民服飾加入抗議,這次行動造成全國日常運作全面停擺。

77. 即使是高齡87歲的葡萄牙社會主義黨(PSP)前領袖和前任總統馬裏奧-索雷斯(Mario Soares)也被迫站出來反對政府的方案和支持總罷工!索雷斯嘴臉真是轉變迅速,想當初他是讓1970年代初的葡萄牙革命變質的關鍵人物!他當時扮演(與CIA有所聯系的)德國社民黨的角色,促使葡萄牙反革命以所謂“民主的”形式實現,並因此挽救了葡萄牙的資本主義。《時代》雜志在1975年3月發生的事件之後,過早發布了訃告宣告葡萄牙的資本主義死亡。不幸的是,索雷斯以及他的黨,加上當時其他因素——尤其是缺少一個群眾性革命政黨,從而成功地讓資本主義起死回生,使革命的成果付之一炬,並反過為今日葡萄牙人所面臨的噩夢埋下了基礎。

78. 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的:1974年開始的葡萄牙革命的傳統將會被投入鬥爭的新世代重新發現。在今天,一個領導群眾的組織的需求依舊像1974年推翻卡爾塔諾(Caetano)政權之後的日子一樣迫切。即使葡萄牙共產黨在工人階級中扮演重要的存在,它尚未成功消除過去斯大林主義的傳統和方法,也因此無法接觸新世代而擔當一個真正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民主的革命性政策和組織。另一方面,左翼聯盟(Left Bloc)雖在其創建時承諾成為一個新的具有吸引力的替代性革命的基礎,卻因為其階級組成的異質性而踟躕不前——它並沒有如它宣稱的深深紮根於工人階級,尤其是產業工人中。最近,它支持社會主義黨的總統候選人助選更是一種機會主義的作法!葡萄牙的一小群馬克思主義者,必須要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綱領而奮鬥,面向新一代的青年和工人,並同時將之與兩大左翼勢力葡共以及左翼聯盟內的鬥爭聯系起來。

79. 持續的經濟危機可能將歐洲的民族問題重新帶回議事日程中:例如西班牙和英國內部,英國內部特別是蘇格蘭和威爾士的問題。即使在一些看似民族問題已經得以解決或被置於幕後的國家,這也有可能重新浮現,諸如比利時、意大利(北部地區和上阿迪傑大區(Alto Adige))、愛爾蘭、塞浦路斯等等。除非采取一種清楚的政策和措施,否則這將會使工人階級的鬥爭覆雜化。這涉及對正當的民族意向的支持,但又反對資產階級式民族主義,同時通過統一的工人組織、工會和政黨為行動中的工人階級謀求最大的團結。

80. 在西班牙,隨著歐盟強硬地要求更多財政刪減,右翼政府將快速引入各種“改革”,其實也就是大規模的反動。一項約涉及160億歐元的削減支出方案必將施加於西班牙人民以緩和“市場”的走向,而實質上只有極少的債券交易秩序委員在控制。大眾黨(Partido Popular )的領導拉霍伊默默地勝利了,或許是期待他的政府將在之後能修正當前經濟。然而資本家對這個右翼政府所能供應的毫無信心,PP大選的勝利導致隔天股市大崩盤!這也是默認了即使在龐大失業率存在時,西班牙的工人和他們的組織依舊是一個強大的勢力必須審慎對付。薩帕塔洛(Zapatero)的政府選擇抑制與工人階級進行全面廣大的對抗的政策,因為其所謂的“社會主義”出身;然而實際上,他們已經向右翼走得如此遠,就像在“憤怒運動”(indignados movement)所顯示的一樣,只能將之視為另一個資本主義政黨。

81. 也許在開始階段抗爭會有暫時的停頓,西班牙群眾需要匯集他們的勢力和想法,準備對抗一個完全右翼的大眾黨政府。在西班牙的社會、工業和政治領域內,一場持久的鬥爭展開了。“憤怒運動”始於西班牙,很明顯是受到埃及革命的啟發,運動一開始就采取明確的“非政治性”立場。這明白無誤地是由於青年中對腐敗的主流政黨的完全失望。這也包括對工會和聯合左翼(United Left – IU)的失望。確實聯合左翼(IU)在西班牙國會中的席次增加了三倍,但但是,在(群眾)對所有資本主義政黨失去幻想,尤其對“社會主義黨”也幻想破滅的情況下,加之整個毀滅性經濟危機的背景,它(聯合左翼)的表現本應該遠遠好得多。西班牙第三大城瓦倫西亞(Valencia)有四分之一的勞動人口處於失業中。西班牙社會主義工人黨(Partidoc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 – PSOE)在2011當地議會中席次為1977年佛朗哥政權垮台以來最低的,只有110席。

82. 不論如何,在西班牙面臨如此嚴重危機和迫切尋求可行性解決方案的緊要關頭,年輕人中政治上棄權主義的想法不可能再維持下去。“占領”運動終將煙消雲散,除非它能選擇明確的政治方向。工國委(CWI)在西班牙必須繼續執行迄今為止十分成功的做法,即在左派組織內(尤其是在聯合左翼中)推動清晰的馬克思主義鬥爭路線的的鬥爭,從而能夠將那些為占領運動所吸引的青年引導上明確的階級路線。我們也必須同時繼續高舉清晰獨立的馬克思主義大旗。當拉霍伊宣布,“不會有奇跡了……我們不會做出任何承諾。”之時,其實也表明了西班牙的資本主義制度作為一整套體系而言,正如(資本主義制度在歐洲乃至全世界範圍內一樣,已經徹底破產了。

貝盧斯科尼走了,但意大利面臨更多削減支出的打擊

在其他國家也發生了類似路線,包括那些類似於所謂意大利民主黨的貝爾薩尼之類的所謂“左派”力量。民主黨是曾經強大一時的意大利共產黨的殘余,而他們加入了資本家們的共謀,用蒙蒂組建的完全不民主的“技術官僚”的政府取代臭名昭著的貝盧斯科尼。事實上這是右翼發動的一場“軟政變”,但是“左翼”政治領導人們對此沒有絲毫抗議。他們現在表現出對於奪取政權上台的恐懼,正如托洛茨基對20世紀30年代比利時社會民主黨的“亨利-德-曼計劃” 的評論所分析的(註:前比利時弗拉芒族社會民主黨人亨利-德-曼(Henri De Man)提出的如何限制納粹主義在比利時的發展的計劃,當時被媲美於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新政,德國納粹占領比利時後亨利-德-曼曾與納粹合作)。部分是由於貝盧斯科尼長期掌權而隱藏的毀滅性危機現在已經清晰可見。意大利經歷了經濟停滯的“失去的十年”,而如今經濟增長位於世界排名表的底部。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統計,“只有津巴布韋、海地和厄立特裏亞的經濟增長表現比意大利更糟”。正像其他南歐國家,首當其沖遭受打擊的是失業率至少30%的青年,而且其中許多人因為住房危機被迫繼續與父母同住直到他們40多歲。作為“國家保護傘”的蒙蒂政府在歐盟敦促下,將試圖攻擊所有意大利工人階級在過去所贏得的成績,特別是削減養老金和將退休年齡延長至67歲。但這不會毫無代價的贏得,正如北方聯盟的博西在貝盧斯科尼下台前提出的警告,如果他們敢動養老金的話,“人們會殺了我們”!這同樣適用於蒙蒂政府或其他任何將取代它的政府。

83. 在意大利,也在其他國家正在發生的是,整個家庭唯一收入是一個退休的父母的養老金。而蒙蒂政府必將對養老金進行的攻擊會在意大利比其他國家對整個家庭有更直接的沖擊。這必將會挑起群眾性的抵抗,而且提高退休年齡也是如此:“你怎麽能在一條生產線上工作到67歲才退休呢?這在生理上是不可能。我們現在生產一輛汽車用的時間不到一分鐘。”《金融時報》報道一名意大利汽車工人的評論。

84. 因此,認為這個政府將能維持到2013年舉行大選的期望是一種幻想。如果蒙蒂政府有“左”傾的變化,譬如引入財富稅,雖然這可能性不大,但不能排除——那麽它將遭到目前在紙面上仍然占據大多數席位的右翼政黨的打擊而垮台。但是,重要的社會問題絕不會在議會中得以決定。其決定性的影響將發生在工廠、工作場所和“街頭”上。貝盧斯科尼下台之時,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和唱頌“聖歌”更像是一場“解放”,而不是政府輪替;意大利各地的學生的遊行的口號和強烈的反應是即將到來時代的一個標志。

85. 所有的主要工會都呼籲在12月12日舉行總罷工,因為此前幾天剛剛宣布新的緊縮方案,這是來自底層憤怒爆炸的一個跡象。它預示著一個新時期的階級鬥爭,這也證明了仍然堅持支持意大利民主黨的意大利重建共產黨(Rifondazione Comunista)的左翼根本沒有能力領導鬥爭。而由著名的金屬工會領導人喬治-克萊瑪薩其(Giorgio Cremaschi)所發起組織的,已聚集數百左翼人士的“取消債務”運動(Cancel the Debt)也將在主要的階級沖突中經受考驗。

86. 意大利將在今後一個時期目睹其最好的革命傳統的死灰覆燃。建立“工人陣線”的概念,即將最優秀的激進工人階級戰士和青少年組織起來,可以奠定重建一個真正的工人政黨的基礎,以填補當前意大利需要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意大利和希臘出現的非民主的政權對當前階段的資產階級民主的性質和局限性提出了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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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0:13:08 |显示全部楼层
波拿巴主義的元素

87.  資產階級民主的功能之一是遏制上升的不可控制的危機中緊張的社會沖突局勢,將之限制於每天日常的“正常而和平的”議會鬥爭中。但隨著緊張的階級局勢日益上升,所蓄積的“電流”終於達到使“保險絲”癱瘓的程度。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的話語就概括出了跨階級的解決危機的方案的想法,“我們需要守望相助。” 但是,在這階級緊張局勢加劇的時期,幾乎沒有多少人會相信階級鬥爭已經淡出的說法。所謂的世界首富巴菲特直言不諱地表示:“現在確實有一場階級戰爭,好吧,我的階級,富人的階級,正在發動這場戰爭,而且我們正在取勝。”

88. 面對如此一個嚴重的甚至威脅性的挑戰,其將表現出越來越多公開的特征——在希臘和其他地方——資本家們能夠訴諸議會外的措施。即使是在在最“民主”或“共和”的國家中,國家政權仍然表現出了波拿巴主義的特征,即各國政府可以在“緊急情況”下訴諸的“潛在的”或“後備性的”的措施。這一進程的一部分表現為國家日益增加的鎮壓的傾向。而議會外極端反革命的措施當然就是法西斯主義。資產階級不能在當今時代訴諸於希特勒和墨索裏尼式的經典法西斯主義。因為階級力量的對比,尤其是工人階級在社會中壓倒性的力量,包含其中的新階層,以及小資產階級或其中部分階層的激進化,將這可能性排除了。

89.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資產階級不會去尋求更多的“集權”措施,其目的就是繞過民主控制的通過選舉產生的機構。在未來,尤其是如果工人階級和它的組織錯過各種機會去介入事態的發展,而導致群眾性幻滅的話,那麽不可排除——在具有各種野蠻特征的混亂中,一個新的“強人”會出現。這正如20世紀70年代在拉丁美洲所出現的一幕。在噩夢真正降臨之前,特別是如果馬克思主義能贏得絕大多數的人的支持的話,工人階級將擁有不止一次機會去實現社會主義轉變。很明顯,在在過去的兩三年中,希臘工人階級本可以有奪取政權和實現社會主義轉變,如果他們能得到一個群眾性革命政黨的領導的話——而我們當前的組織就是建立在群眾基礎之上的。

90. 但是,即使在目前的危機,資本家們仍然可能恢覆波拿巴主義的形式——特別是議會波拿巴主義——尤其是在出現的政治僵局,這在希臘和意大利已經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此外,這種措施可以威脅全歐洲範圍,也可以針對具體的民族國家;例如我們可看見在愛爾蘭人民和國會獲悉明年愛爾蘭財政預算案的具體內容之前,德國聯邦議院已經外泄了相關內容!由於默克爾和薩科齊的縱容——非選舉產生的歐盟委員會使出波拿巴措施以迫使不願吞下財政緊縮政策的“惡棍”國家們就範。他們提出一個更嚴格的在經濟繁榮時期都無法完全實施的“穩定公約”,因此在嚴重的經濟危機時期,更不太可能得到有效實施。他們同時威脅要對那些違反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限制的有罪的國家進行“罰款”。

91. 然而,在這個階段,議會波拿巴主義仍然是非常薄弱的的形式。然而,一旦狀況發生變化,它隨時發生強烈影響,尤其是當階級鬥爭局勢在一些國家加劇的時候。此外,在希臘,如果苦澀的局勢進一步發展的話,一旦自上而下的緊縮政策帶來的全面打擊而使希臘人民感受到過去一段時間遭受的痛苦,那麽工人階級會重新開始反抗。

極右翼

92. 歐洲的極右翼政黨和組織繼續占據了政治真空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政治真空已經存在了相當一段時間。事實上,在一些國家,他們特別是在選舉領域得到進一步加強。法國勒龐(Marine Le Pen)領導的極右翼國民陣線可能會對明年的總統選舉產生重大沖擊,甚至不能排除她可能在第一輪初選中擊敗薩科齊在。在荷蘭,維得爾(Geert Wilders)的自由黨(PVV)正支撐著現政府。維得爾在民意調查中是該國第二受歡迎的政客。在奧地利,極右翼的自由黨在民意測驗中僅次於或與執政的社會民主黨的支持率持平,而未來聯盟(BZO)也獲得了5%的支持率。在俄羅斯的議會選舉中,日裏諾夫斯基率領的右翼民族主義的俄羅斯自由民主黨獲得11.4%的選票。糟糕的是,在民意調查中希臘的民族主義右翼政黨人民正統黨(LAOS)目前得到8%的支持率,而在匈牙利的惡毒的反猶太主義的更好匈牙利(Jobbik)在2010年的選舉中贏得接近17%的選票,和47個議會席位。其選票數量比2006年的上次選舉超過7倍。此外,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德國、意大利、英國和其他地方存在一些具有有準軍事組織的惡性極右翼組織,雖然其成員數量仍然很少。在夏季挪威由種族主義的右翼狂人安德斯-布列維克(Anders Breivik)針對無辜者發動的屠殺揭露了他們可能制造的破壞和混亂。其次是,一個德國新納粹分子的小集團在過去7年進行一系列謀殺活動,但從來沒有被警方發現。

93. 當這些政黨和組織擡頭時,必須對此認真應對,但他們仍然不能代表右翼反應的一個堅實基礎。為確保選舉中的支持度和認受性,其中多數政黨試圖淡化其公開的種族主義、反猶太主義和反伊斯蘭主義等。但是,如果工人階級不能提出一個明確的替代方案,組建一個新的政黨為他們進行抗爭,那麽這些右翼政黨就會有所發展。隨著危機的加深和隨之而來的無助和絕望的增長,它們可能得到進一步成長。所以,對我們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和各國支部而言,當前,我們迫切需要特別繼續註意反對工人運動的極右翼,並用有效措施對打擊和削弱他們的影響。

俄羅斯和東歐遭受嚴重影響

94. 東歐和俄羅斯也嚴重受到歐元區危機的影響。捷克、匈牙利和波蘭的本國貨幣價值一落千丈。最近還被視為本地區的“避風港”的捷克克朗兌歐元匯率也明顯下跌。此外,捷克共和國可能會是遭受打擊最明顯的國家,因為其國內生產總值的49%是出口到歐元區,而匈牙利出口歐元區是44%,保加利亞和波蘭是20%!另一方面,俄羅斯出口歐元區的貨值只占國內生產總值不到10%,而土耳其僅略高於5%。這些國家通過回歸資本主義和加入歐洲而實現通向永恒的財富和繁榮的階梯的金光閃閃的承諾與前景已經被嚴重破壞。盡管歐盟充滿混亂,但是像波蘭這樣的國家中的統治階級或上層仍然對加入歐盟滿懷期待和敲門不止。然而,當塵埃落定,如果發生了一切註定的,那麽在今天歐洲爆炸性局面終結之時,那麽對這些國家而言,它們可能會發現根本已經無門可入!歐盟的權柄對其影響越深的國家諸如波蘭可能會發現結果是它們自己重新陷入一種經濟災難之中,正如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等國在過去一段時間說面對的經濟災難。

95. 與此同時,普京政權依賴石油收入所獲得的光輝也逐漸黯淡。因為世界經濟停滯不前甚至可能進一步下滑而影響到了這種商品的價格。與此同時,民眾中有越來越多的不滿,部分反映在對人為操縱的議會選舉的結果不滿。普京的政黨“統一俄羅斯”黨已經失去了其三分之二的多數,從64%的支持率下降至只獲得半數選票。共產黨的得票率從11%提高到近20%,它似乎從部分青年處贏得相當多的選票。由於針對反對派的取締和恐嚇,普京政權尤其擅長這種藝術,所以真正的群眾不滿只能是間接的方式表達。然而,引人註目的是普京出席一次武術比賽時,根據他自己承認的他可是這方面的“專家”——他竟然遭遇群眾的噓聲。這明顯震驚了普京。然後,他的辯護士狡辯說他們並不是反對普京,而是只是想去廁所!因此推測,他們想邀請普京去“一起撒尿”!

96. 在現實中,類似這樣的事件表明了人民中所蘊涵的對於普京的仇恨——以及以他為“沙皇”而形成的周圍與世隔絕的小圈子和他的政權。他們以犧牲人民為代價掠奪俄羅斯的資源,群眾中越來越多的人表示:“普京主義就是他創建的選擇性的專制政府就是一場龐大的廉價出售國家資源的後備箱大甩賣。”(大衛-赫斯特(David Hearst),英國《衛報》,2011年11月30日)。他上台時曾經承諾要消除“寡頭”的權力——他們中的七個控制了俄羅斯一半的財富,——但是,他在實際中創造了一整套新的黑幫寡頭以謀取他們自己的權利,以替代像霍多爾科夫斯基這樣少數幾個被關押的寡頭。最近在倫敦的法庭進行的別列佐夫斯基和阿布拉莫維奇之間的案件則暴露了對俄羅斯經濟進行可恥的掠奪的所有血淋淋的細節,他們通過大規模私有化和“野蠻的資本主義”偷竊了俄羅斯人民創造的資源。這可能是人類歷史上犯下的最大規模的搶劫。這兩個寡頭和他們的斑斑劣跡使得卡彭(Al Capone)和巴格西-西格爾(Bugsy Siegel)這些20世紀30年代的芝加哥黑幫看起來就像普通的街頭毛賊一樣。

97. 一個強烈的意識正在人民中,包括青少年中,不斷壯大,雖然他們在20世紀90年代對於俄羅斯和前蘇聯覆辟資本主義曾經有最大的幻想。但是,在經歷了一個腐爛和未老先衰的俄羅斯資本主義制度後,他們所經歷的另一個政府卻是一個強盜政權。正如英國《衛報》的文章指出:“俄羅斯人仍在等待他們渴望的正常生活。許多放棄了等待。針對莫斯科國立大學的5000名學生進行的私人民意調查發現,80%打算離開俄國。”估計俄國有30%至40%的人口想移民離開!

98. 赫斯特還表明大量資本正在潮水般地逃離俄羅斯。今年的“財大氣粗”的富豪們通過資本流出增加一倍,即從340億美元增加到700億美元,來證明他們的“愛國”!此外,原油價格達到每桶125美元,但這不意味著將有4倍以上的資金可以用來改善俄羅斯人的生活,因為占GDP一定比重的資本正在逃離,而不是進入。換句話說,無論是人口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年輕人,還是資本家及其國際支持者都對普京和其所依托的政權沒有信心,因此,發生革命的條件,一場社會爆炸,正在醞釀之中。一位莫斯科的分析人士尼古拉-彼得羅夫(Nikolai Petrov)說,“很明顯,當局擔心開羅式的情況會在(莫斯科)發生。”[《金融時報》12月5日。]

99. 正如其他地方一樣,工人階級獨立的力量未能通過強大的獨立工會或建立工人階級的群眾性政黨而表現出來。在這個階段反對普京的主要力量是圍繞著那些“自由派”,他們反對普京的“裙帶資本主義”,而希望建立一個更加“正常”的資本主義,建立在牢固的“[資本主義]法治的基礎上”。

100. 由於俄羅斯工人運動的歷史,一旦付諸行動,他們將重新找回過去豐富的革命傳統。新一代認真審視工人運動和工人階級的學生以及青年工人將為工人運動在俄羅斯的崛起提供必要的酵母。

結論

101.顯然,我們已經到達了一個世界歷史上的轉折點。在全世界的目光下,資本主義的徹底破產已經是明白無疑的了。資產階級——至少他們的代表——已經公開承認他們無力解決人類的問題。所有提供的拼湊補救之法都是遠遠不夠的。在經濟領域與社會領域,勞苦大眾日益增加的貧困和環境問題已經將之徹底暴露。任何虛偽的“綠色議案”的幌子都被拋擲腦後了,因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命脈正面臨著生死存亡而亟需挽救其制度。雖然在任何情況下都是虛幻的幻想,但是英國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聯合政府宣布即使可能導致有害氣體排放的上升,也要不惜任何代價實現“增長”。同時,在德班舉行的氣候變化會議完全處於混亂狀態中,可能直到會議破裂,都無法達成一個最小共識的協議。這進一步證明了我們的論點,資本主義無力將世界從災難性的和潛在不可逆轉的冰蓋融解和作為整體的環境問題中挽救出來。

102. 在危機期間,巨大的階級鴻溝正不斷擴大,並註定要進一步擴大。但最大的差距是日益衰敗和瓦解的資本主義的客觀形勢與群眾覺悟之間的差距。這個問題由若幹不同來源所呈現出來,並且(其表現)在不同的大陸之間和一個大陸的不同國家之間有所不同。由於對最近階段的繁榮的記憶,工人階級中的部分階層面對危機的嚴重程度和長期性仍深感震驚。他們將需要更多的時間才能認識到資本主義為尋求出路,正以損害他們及他們家人的權利和條件為基礎。人還抱著一線希望以期待“好時光”將重現。當這無法實現時,其中大多數人將充滿失望。然而,如果我們認為這是所有工人階級,或者大部分工人階級,對前景的預計;那麽我們將犯下錯誤。自從2007-08年來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經給眾多工人階級,特別是年輕人,的意識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深刻印記。然而,正如我們此前反覆多次說明的,這些工人中的大多數人清楚地知道他們不想要什麽,但尚未明確地認知需要的替代選擇。但是,正在發生的各種事件和大事件將改變這一點,並為進一步的革命或類似革命的爆炸性局面提供基礎,導致勞動人民的覺悟發生結構性的變化。在這一階段,包括群眾性政黨在內的工人階級的新的政治形態將會出現,並將給我們提供機遇。(工人)覺悟的改變將使我們為馬克思主義的旗幟、和工人國際委員會(CWI)贏得最優秀的力量。

世界經濟:充滿危機的一年

國際貨幣基金(IMF)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警告:「2012年不會像在公園散步那麽輕松」。隨著歐洲經濟衰退,中國、印度和其他準開發國家的經濟成長明顯的緩慢下來,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正瀕臨新的低迷期。歐債危機還未看到解決之路,且可能隨時會引發新一波的全球銀行及經濟危機。

新一年開始之際,資本主義領袖承諾會有更好的一年。的確,在美國,歐巴馬再次提到「經濟覆蘇的曙光」,指出官方失業率統計數據有小幅的下降。在歐洲,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預測2012年對歐元區而言會比2011更加艱困。法國總統薩克奇(Nicolas Sarkozy)則警告這是「充滿危機的一年」。印度總理辛格(Manmohan Singh)警告印度人不應將快速成長當作理所當然,並且這則警告同樣適用於在近年來被視為全球成長火車頭的中國。

所有的領導人都放下了虛偽,不再假裝2007-09的經濟危機和低迷僅僅只是一個周期性危機,所有的一切很快就會回歸「正常」。事實上,,歐洲已經進入衰退期,對資本主義強權國家來說,采取任何行動都太遲了,根本無法避免這個趨勢。唯一的問題就是這是一個淺層的衰退,或是一個長期的經濟低迷期。

危機中的歐元區銀行

隨著嚴重的信貸緊縮(這使歐洲經濟衰退更加惡化),歐元區銀行正面臨新階段的危機。一些銀行已經再次被迫尋求政府財政協助。歐元區銀行需要總共募集1150億歐元的資金來滿足新巴塞爾III協議(Basel III Agreement)對於資本準備金的要求,這大約剝奪了9%的資本積累。這一政策意圖避免不顧後果的借貸,那曾經導致2008/09年銀行業的崩潰。但以現在的情況來說,新的法規正在使情形惡化。新的資本準備金的要求,以及為維持目前業務而進行滾動式歸還債務,意味著歐元區銀行在今年底需要募集到5000億歐元。同時,歐元區的政府也須要募1.6萬億歐元來歸還現有的貸款和資助他們的日常政府支出。這導致了被一位銀行家形容為「死亡循環」的政府和銀行間對資金的爭奪。

同時,銀行之間的信任也在崩潰,銀行們寧願把現金存在歐洲中央銀行(ECB),即使這只能獲取較低的利息率,而不肯通過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把資金借給其他銀行(日常交易的正常管道)。最近,銀行在歐洲中央銀行的隔夜存款高達4640億歐元,創歷史新紀錄。銀行同業拆借市場出現的停滯,雖然目前還沒嚴重到如同2008年雷曼兄弟崩盤後的局面,但已經是危機重現的一個象征。

銀行給商業的借貸已經急遽減少,這並不只出現在歐元區內,而是國際性的現象。例如,有些亞洲航空公司近來無法貸到款項購買新的飛機。

在平常時刻,銀行業會發行更多的股份來募集新的資本。但在銀行股價格急遽下滑時,這亦變得日益困難,這同時也反應了銀行業危機的成長。與之相反,銀行現在正變賣資產,例如眾多海外子公司(美國銀行通過不良資產救助計劃(TARP)以納稅人的錢進行資產重組時低價搶購)。估計歐元區的銀行到明年將會賣掉將近3萬億歐元的資產以籌措足夠的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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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0:14:49 |显示全部楼层
近來有傳言德國的大銀行德國商業銀行(Commerzbank)將會被迫回頭尋求第二次紓困(因為2009的紓困政策,目前德國政府已經擁有該銀行25%的股份)。德國商業銀行的問題部分是所持有的希臘政府公債帶來的損失。先前,比利時和法國合資銀行德克夏銀行(Dexia),被迫在十月時後尋求政府幫助避免崩潰。比利時的一位經濟分析家評論:「銀行業系統極度脆弱。很難說這會不會導致特別的事件,例如崩潰或國有化。但我不會排除任何可能性。」

歐洲中央銀行的角色

歐洲中央銀行的新總裁馬裏奧-達拉吉(Mario Draghi)證明了自己比前任讓-克洛德•特裏謝(Jean-Claude Trichet)更具有靈活性。特裏謝幾乎是以宗教神學般的熱情反對歐洲中央銀行扮演歐洲各國的政府「最後貸款人」的角色。這是基於相信通貨膨脹,甚至是惡性通貨膨脹,是一個即將發生的威脅——而並不是低成長或慢性停滯。如同梅克爾,他也相信債務問題應該藉由緊縮開支而非政府緊急財政援助來解決。但是,即使在特裏謝的掌控之下,歐洲中央銀行仍然通過在次級債券市場購買「周邊」國家(希臘、波蘭等)的政府公債來支持他們。他也被迫通過有限地購買意大利和波蘭的公債來避免信貸市場出現主要危機。

達拉吉接手後,歐洲中央銀行購買意大利和波蘭公債的數量明顯增加。但是,達拉吉的主要策略是大量增加給歐洲各國銀行的貸款。這是用以支持債務國政府的秘密手段。用各種各樣的抵押品(包括希臘、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家政府的公債),銀行可以以1%的利率幾乎無限制地向歐洲中央銀行借貸。

這提供了銀行一個有吸引力的動機去購買政府公債,用它們作為抵押品向歐洲中央銀行貸款。在某些情況下,銀行會用這些便宜的現金去投資更多的政府公債,回報率大約5%~7%。不管是對歐洲中央銀行(已經累積了一些騙人的政府公債)或是對有關的銀行而言,這明顯是一個冒險的政策。數個歐元區政府的拖欠借款就會引發新的銀行業危機,且幾乎確定會比2008/09年的危機來的更嚴重。這就是為何一些銀行和金融機構都追隨更加小心謹慎的政策,例如,購買德國政府公債——即使這些債券首次出現負利率!

另一場峰會

隨著一月三十日另一場高峰會議的接近,梅克爾不斷表示自上一次高峰會已取得「進展」。但局勢遠未明了。一月份的高峰會議旨在使歐盟二十六國簽署的「協議」具體化(卡梅倫代表英國投了反對票),其實條約內容就是一系列大的方向與承諾罷了。然而要歐盟各國擔起一個憲法性的財政平衡義務恐將引起廣泛的反對。另外也很難相信歐盟各國政府可能會同意這些新的條件,尤其是由歐洲法庭執行規定中的作用和關於罰款的問題。薩克奇和梅克爾為此問題已經發生爭論(薩克奇本人傾向於較彈性的方案)。

梅克爾同時要求加速籌集歐洲穩定機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中的五千億歐元拯救基金。但對於各國該如何分攤份額卻毫無共識。現行的歐洲金融穩定基金 (EFSF)似乎已經被放棄了。它只有四千五百億的余額,像救助西班牙、意大利這種大型歐元國根本是杯水車薪。但借額外的更多資本來增加其幹預危機的力度似乎也不太可能。

所以,歐盟轉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尋求協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目前有2900億美元的額度,提議歐盟國家和非歐洲各國應各加繳兩千億美元。再次,我們無法肯定各國是否會遵照執行。譬如,卡梅倫如提議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增加繳款額會因為保守黨(托利黨)內反對英國歐化的力量而遭遇許多困難,這恐怕會被視為一種間接幫助歐洲各國的行為。

美國和亞洲各國也不太有意願幫忙。它們可以想見地會質疑為何一些強勁的歐洲經濟體德國或荷蘭不出多點力。德國資本家繼續要求著歐洲更弱的經濟體以減少其赤字,但這些赤字是諸如德國等國貿易順差的產物,假如德國和荷蘭等國不從這些更弱的經濟體吸收更多進口的話,那麽這些赤字就無法消滅。

因此,一月份的歐元區會議恐怕至多只是針對短期問題頭痛醫頭、而無法根本解決潛伏的危機的迷糊仗。

歐債危機隨著經濟成長下滑而更加嚴重。歐元區政府的緊縮政策和歐元這一緊身束縛衣正使情況進一步惡化。最新的數據顯示2011年最後一季度,歐元區經濟重陷衰退之中,而現在已經太晚以至於不可能阻止今年上半年的經濟低迷。唯一的問題是:這將會有多嚴重?

梅克爾和薩克奇兩人都宣稱自己在峰會上提出經濟成長的方案。但在當前完全應金融市場要求的緊縮政策下,他們又怎能刺激成長降低失業率呢?刺激成長要的是大規模的金融刺激方案——對金融資本來說一大詛咒。如一位德意志銀行的分析師指出,「目前的市場已無空間施展凱因斯式財政政策,在進低成長率情況下擴大國家經濟需求。市場根本不接受這種政策。」(2012年1月10日,《國際先驅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Crunch Time for Euro Is Not Far Off – 歐元破碎的日子已經為其不遠)

希臘的定時炸彈

歐洲的領導人絕對還沒有解決希臘的金融危機,而它很可能在下一個階段爆發。殘暴的緊縮政策除了施加給工人階級和部分中產階級極為惡劣的生活條件,還造成了連四年的經濟暴跌,在2011年就經濟下滑了百分之五。由於帕帕季莫斯的過渡政府為2012年通過了更進一步的緊縮方案,譬如調漲電費等,臨時政府從紓困方案中獲得了另一筆八十億歐元的資金。

然而,目前希臘政府急需第二筆一千三百億歐元的資金以資助擬議中與私人債券持有者進行的債務交換。這數字根據希臘債券持有者債券額刪減百分之五十之後(總額約兩千億歐元)所得,並預估先行支付三百億給這些人。但協議並未達成,有報告指出政府需要更大比例的刪減,而即使是百分之五十也有許多持有者拒絕接受這樣的替換。

這對於一月三十日的歐盟高峰會將是重要的問題。若希臘債券替換問題無法達成協議,即將面臨的前景就是大規模拖欠債務,希臘被迫退出歐元區。但即使達成協議,也不代表希臘解決其債務問題。那將只是一次短暫的修覆,而在短期內引發更進一步的危機。持續成長的債務包袱在經濟上已經無法持續,也不能再被工人和中產階級所忍受。

希臘的經濟衰退,並減少其自歐盟經濟體的進口需求,將影響整個世界。然而歐元區的債務問題是一顆定時炸彈;若引爆將引發另一場金融和經濟危機,說不定比08到09年那場危機還嚴重。

前景黯淡

由於挽救銀行和其他金融財政機構(產生的支出)和因經濟成長減緩和稅收下滑導致積累的財政赤字, 主要經濟體正被巨大的債務包袱所拖累。經合組織(OECD)最近預估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今年將為新貸款舉債十點五萬億美元,這幾乎是零五年的兩倍。政府主權債務的無力償還,亦或大型銀行的崩盤將無可避免地引發新一波銀行危機,並促使大規模經濟低迷。

許多評論員期望美國的覆蘇將能協助其他國家從經濟衰退中走出。,美國失業率極其微小的下滑(十二月時從8.7%降到8.5%)使人燃起覆蘇的希望。但這種「進步」實際上是肇因於工人從勞動力人口中被剔除。二零一一年美國增加了一百六十四萬工作機會,自零六年以來最好的記錄,然而在衰退期仍然還是缺少九百萬個工作機會。

同一時間,美國出口正因為歐洲持續發展的危機而遭受打擊。標準普爾指數(S&P)的前五百家大企業有14%的產品銷往歐洲。出口也因為美元貨幣升值而蒙受損失,資本大量流入美國以尋求「安全天堂」。這些趨勢打擊了大企業的利潤(第四季中標準普爾前五百家大企業的利潤從17.5%降至7.9%)。這極有可能造成投資減少,對經濟產生沖擊效應。

嚴肅的評論員已經指出美國經濟目前出現「日本化」的趨勢,並預言美國在一漫長階段將面臨緩慢成長而脆弱的商業周期。今年對美國2%的經濟成長率的預測還是太樂觀了。

同時,中國經濟成長明顯逐步變緩,成長率也許會降至8%甚至7%。無庸置疑,中國政權必定會出面幹涉以避免過陡的經濟下滑。但它是否能像上次危機一樣,將成長率保持在9%到10%之間,還值得懷疑。另外,中國工業用料、能源和食物需求的減少將對巴西、澳大利亞等因與中國進行貿易而成長的國家產生沖擊。

另一項因素是石油價格。目前它在一桶一百美元左右徘徊,但只要伊朗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或者發生嚴重的美伊沖突,可能會導致石油價格約五十美元的暴漲。這也會對全球經濟成長有所影響。

一份由摩根斯坦利投行發布的最新「2012展望」(Global Economic Outlook, 15 December)給出了陰森的訊息。2012世界經濟成長底線為3.5%(零七年年底成長率平均為5%)。這是假設歐洲只有很輕微的衰退、美國保持微弱但積極的成長,而「新興市場」如巴西、中國、印度等則有較緩慢的成長。它略帶疑慮地提出一個「合乎情理的」牛市的情況,使2012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達到4.2%。

而最糟的「熊市」則是全球性蕭條,美國經濟減緩,而歐洲也處於蕭條中。這將使2012年全球成長率降至1.9%。然而,摩根斯坦利還進一步提出一種「超慘熊市」的狀況:「你真的不會想知道。」

「我們假想的熊市狀況也許還太過樂觀,」報告警告說。若歐元使用國無法成功同意對歐元危機提出有效方針,若歐洲央行拒絕增加它對掙紮中的(歐元區)政府的援助,「最慘的情況是一系列公私部門無法償付債務,而歐盟解體。」摩根斯坦利說這種狀況最不可能發生,但最近其發生的可能性變大了。「考慮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數字還有其他經濟指標,這種情節不太容易發生。但若歐盟真的解體、並出現銀行和政府廣泛失靈,則雷曼垮台引發的大蕭條與之相比恐怕仍將是相形失色。」

無需否認的事:2012年將是充滿著重大事件的一年,也將充滿大規模的工人階級鬥爭。

台灣經濟之前世今生:從何處來,往何處去?

台灣總統選戰期間,國民兩黨花樣百出,空口許諾與相互攻訐漫天紛飛。為選舉勝利,國民黨的馬英九政府在民國九十九(2010)年拋出“黃金十年”的主張,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則祭出《十年政綱》的訴求,雙方爭相向2300萬民眾許下“甜蜜的謊言”。

但是,環顧天下,歐洲債務危機不斷、美國經濟停滯不前、日本蕭條覆蘇無力、甚至連中國大陸經濟也開始趨冷。身處全球性危機中的台灣,則如風雨飄搖中的一葉扁舟前途未卜,未來十年何去何從?民主均富的榜樣Vs貧富懸殊的典型?

台灣經濟自二戰結束後,一直是亞洲新興工業國家發展的模範,而且也曾經是國民黨津津樂道的所謂“民主均富”的榜樣。從1950年代末到1990年代,台灣經濟(除若幹年)在40多年間一直維持著8%以上的平均經濟增長率,有些年的經濟增長率甚至達到20%、30%(按台幣計算),人均GDP從1952年197美元增長到2000年13090美元,增長超過67倍。與此同時,台灣貧富差距倍數也從1951年的20.47倍縮減到1981年的4.21倍(當年台灣人均GDP2500美元),而此後台灣的貧富差距不降反升,在21世紀擴展到6倍以上,經濟發展也日趨困難。

台灣最高收入20%與最低收入20%的貧富差距倍數:

1951        1961        1964        1981        2002        2010
20.47        11.56        5.33        4.21        6.39        6.19
21世紀初,全球資本主義經濟正處繁盛高漲期,台灣的資本家們更是“西進南下“雄心萬丈。2002年1月1日,台灣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但台灣經濟也在2001年出現自1947年以來首次負增長-1.69%,當年人均GDP為13348美元。而2008年遭到金融危機打擊再次出現-2.14%的增長。2010年台灣人均GDP為18304美元,十年收入增長39%,年均不足4%。而且,不僅是社會整體收入增長緩慢,更嚴重的是社會財富分配呈M型發展,也就是居於收入兩端的富有者和貧困者不斷增加,而位居中間的中產階級數量則不斷減少,社會階層撕裂明顯,階級矛盾加劇,青年一代反資本主義情緒日盛。

根據相關統計,2009年台灣收入所得最高的族群,平均年收入近281萬元,但最底層的窮人全年所得只有9.9萬元,兩者相差28倍。全台低收入戶為13.3萬戶;中低收入戶為18.3萬戶,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的涵蓋率為台灣總人口的3.7%。

2010年台灣每月平均實質薪資為4.3萬元台幣,甚至低於12年前的水平。1990年代中期,當時多數大學畢業生的起薪在3萬元台幣左右,而如今多數大學生的起薪收入受制於“當局恩賜的22K”,甚至可能更低,只可勉強維持個人生活。在薪資降低的同時,青年失業率長期居高不下,維持在12%左右。即使獲得工作的,也是合約條件極差而工時極長的臨時性工作為多。根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出具的《世界競爭力年報》台灣人均一年工作時數為2282小時,全球排名第一,甚至超過日本與韓國等以長時工作著稱的近鄰。

廣大基層民眾普遍感到收入低下,福利不健全,缺乏就業保障,缺乏法律保護,尤其是眾多青年(無論是大學畢業生還是普通工人)都感到毫無希望改變生活。根據《天下》雜志發表的調查數據顯示,受訪民眾認為台灣貧富差距嚴重的比例從2005年的77%上升到了2009年的93%。

僅僅十多年前還號稱“台灣錢淹沒腳”的“均富”典型如何變成了今天青年無望與民怨沸騰的“被撕裂之島”呢?

國家資本主義與台灣模式

台灣經濟在1990年代前是典型的東亞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在台灣也被稱為“黨國資本主義”模式。這種經濟模式廣泛存在於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和今天的中國大陸等東亞國家。即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初期,由專制(準專制)政府積極壓制底層民眾反抗和壓低勞動力成本,主導投資和產業方向,通過出口導向帶動生產和產業升級,從而維持長期高經濟增長率。也就是說經濟發展和市場養成並非是所謂利伯維爾場“無形之手”的結果,而是專制政府這個“有形之手”的操弄。

二戰前,日本殖民資本全面控制台灣經濟,當時台灣地區規模資本20萬元以上的企業有53萬家,台籍企業家數量僅為總數的8.3%,占總股本的9%而已。國民黨政府接管台灣後,全面接收日資企業,除1950年代為籌措資金,釋放少數公營企業股份允許民間收購外,長期控制台灣90%以上的工業企業。如以國有資本占工業經濟比重比較而言,1950年代中期台灣國有經濟比重甚至大於當時海峽對岸的“共產主義的紅色中國”。

1950年代,一方面,歐美等發達資本主義工業化國家的資本需要尋求勞動力成本低廉的邊緣資本主義經濟體體替代國內實體工業;另一方面,希望通過亞洲周邊資本主義國家政治聯盟和經濟發展,圍堵處於在亞洲擴張的“共產主義的紅色中國與蘇聯”,加之此後在東亞地區來連續發生的韓戰和越戰兩場戰爭帶來的軍事需求,所以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家積極支持台灣、日本、韓國、印度尼西亞等資產階級政府的專制統治與經濟發展。僅從1950年到1965年,台灣直接接受美國經濟援助達14.8億美元。所以,處於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化的台灣經濟之所以得到快速發展,在外部因素上很大程度受益於冷戰和資本主義世界貿易體系的發展。

而台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內部主要因素包括廉價而缺乏組織與保護的勞動力(工人無罷工權、官方工會由一黨控制)、人為控制和調節的低匯率和金融政策(禁止私人擁有黃金儲備、外幣管制,人為壓低台幣匯率)、政府主導產業發展和特殊優惠政策吸引投資(減免租稅、設立產業區,發展“十大建設”)及專制統治下強行降低的交易成本(無新聞自由、無結社權、無反對黨、禁止宣傳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大規模鎮壓政治異議人士)。換而言之,台灣的經濟發展是依靠專制機器壓榨台灣工農血汗而來的,資本主義市場秩序的建立也是依賴於黨國一體的專制政府推行的國家資本主義,而並非是所謂自由發展起來的市場經濟。當時台灣的“均富”也並非是“民主下的均富”,而是赤裸裸的暴力威權下“資本主義發展”。

進入1980年代中後期,隨著台灣資本主義市場的日漸成熟,舊的官僚主導的產業模式與日益強大的本土資產階級的發展需求不相適應,黨國資本主義相伴的僵化控制、官商勾結、貪汙腐敗和世襲壟斷等弊病導致額外的交易成本和貿易障礙,這已嚴重阻礙資產階級建立利伯維爾場和資本自由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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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0:16:35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傑瑞米柯賓 于 2022-5-1 00:17 编辑

與此同時,由英美肇始的在世界範圍內出現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政策的全面擴張,於是台灣的政府和公營資本逐漸退到後台,成就了1980年代到1990年代所謂“民營化(私營化)的歷史背景。從民國78年起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至99年底,台灣大部公營事業已經轉換為完全私人資本或者含有私人資本的產業。迄今計完成38家事業民營化,結束營業17家;目前尚有經濟部所屬事業5家(台電、中油、漢翔、台糖及台水)、財政部所屬事業1家(台灣煙酒公司)及交通部所屬2家(台灣鐵路管理局及中華郵政公司)等8家列於推動名單。

國家資本主義和官僚體制開始逐漸放松對資本的管制,但其實不過是當初與國民黨官僚官商勾結的那些資本家將原本掌握在官僚手中名義上的公產“名正言順地”鯨吞蠶食,合法轉化成他們的私產。而且,也正是在這個轉型階段,黑金政治與官商勾結瓜分公產的消息不絕於耳,為了填補所謂秩序維護者的角色,黑社會開始大行其道。

也是從1980年代後期和1990年代早期。民進黨雖然通過“民營化”和“追繳黨產”打擊了一黨專制的國民黨,但同時其自身也日益從街頭運動的半群眾性帶有改良主義色彩的政黨日益變成體制內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精英政黨,與眾多資本家和財團關系緊密,從私營化中分得一杯羹。21世紀初,在民進黨八年任期內,台灣的貧富差距也是有增無減,所謂建立福利社會的承諾,被一句“優先發展經濟,社福暫緩”而拋擲腦後。仿照美國兩黨制的台灣特色的資產階級兩黨制逐步建立。

尤為值得關註的是,雖然名為“民營化”,實質就是“私有化”。廣大的底層民眾並沒有得以在這場官商自肥的遊戲中真正參與公有財富的分配。隨著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發展,台灣基層民的處境反而愈加艱難,大量產業出走,經濟增長乏力,失業率居高不下,台灣(高收入20%與低收入20%之間的比例)貧富差距從4倍多重新擴大到6倍。

經過兩次政黨輪替已充分表現出,無論誰上台,都是采用類似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為資本家大佬服務。無論是“黃金十年”也好,還是“十年政綱”,除了一些空口許諾“社會公平”和“促進就業”外,仍然堅持利伯維爾場經濟和推動融入全球化貿易。差別無非是側重點依靠對象和手法不同。國民黨強調要更為專註通過ECFA與中國大陸經濟融合,而民進黨則強調要多元化的國際貿易,雖然也時常唱唱“在地經濟”的高調。其實只要在現行資本主義的利伯維爾場經濟和全球化貿易體系下,這些政策既無助於解決台灣基層民眾的民生痛苦也並不可能帶來經濟上的所謂自強與獨立。

成也全球化,敗也全球化

全球化分工,名義上是使各國有效利用自身資源,但實質是資本將由政治與民族邊界劃分的相互區隔的資本主義經濟體整合成同一大市場,以尋求最低成本和最高利潤。由於資本主義建立在私有經濟的基礎上,這種分工和對於市場競整合,一方面使各國經濟依賴緊密相連,而另一方面又促使各民族資產階級國家與資產階級間為利潤和市場份額展開激烈爭奪,弱肉強食,叢林規則。在這種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所進行分工,往往是以犧牲勞動人民為代價,尤其是那些弱小經濟體的最底層工農群眾。

台灣的經濟體系自清末以來就是典型的外向型貿易。今天,台灣的進出口貿易額總和約是GDP的140%,進出口分別相當於GDP的70%左右。在日占時期,台灣是向日本出口大米和蔗糖的典型殖民地農業經濟。即使在二戰後,1960年代以前日本一直是台灣的第一大貿易夥伴,美國居其次。這是因為台灣的工業和技術發展一直嚴重依賴於相對更為發達的日本。從1961年開始,美國取代日本成為台灣第一大貿易夥伴,日本則退居台灣第二大貿易夥伴,這一格局持續了近40年。

隨著冷戰結束,特別是1980年代後期中國資本主義經濟覆辟和日益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中國大陸迅速取代美國成為台灣的最大貿易夥伴,美國和日本退居成為台灣的第二、第三大貿易夥伴。假如將中國大陸與香港特區的出口份額相加,占台灣的出口貿易額達41%以上。而且,同時中國大陸也是台灣資本家的最主要投資目的地,目前台資在大陸約有10萬家企業,台灣常住中國大陸人口達到150萬以上,多數為在當地投資的中小資本家和中層技術與管理人員及其家屬。

於是,島內有人擔心,台灣對中國的出口依存度逐年攀升,中國對台灣的出口依存度卻逐年下降,兩岸貿易呈現不對稱關系。中國不斷覆制台灣經驗,挾其低廉制造成本,可能跨越台灣,讓台灣日益邊緣化。因此提出要限制與中國大陸的經濟融合和對其投資,改變“西進政策”,或是“南下”投資東南亞或是強調“在地經濟”促進島內生產與消費。

民進黨政府任內也提出過“戒急用忍”政策,對中國大陸的高技術和巨額投資進行限制和審查,但這並沒有改變與中國大陸進一步緊密的貿易關系。事實上在民進黨任內(2000-2008)台灣對大陸貿易增加了2.8倍,投資增加了3.8倍,2006年對中國大陸投資占台灣對外投資達50%以上為歷史最高。

雖然這一發展與民進黨的政綱和島內傾向獨立的民粹主義意識形態發生沖突,但是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產業西移不過是全球生產分工下資本逐利的必然現象。譬如10多年前原本支持民進黨和本土意識的眾多台灣資本大亨,諸如奇美集團和長榮集團等,為登陸中國大陸分得一杯羹,早已改換門庭與中共當局眉來眼去。台灣資本家這種朝秦暮楚的逐利行為毫不奇怪。正如列寧指出,資本家就是人格化的資本,“資本從來無祖國”,其目的就是最大程度的追求利潤。只要世界上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繼續維持現有的全球化的國際貿易格局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這一趨勢就很難根本改變。

2010年台灣對外貿易格局

主要出口夥伴:                  主要進口夥伴:

中國大陸             26.6%              日本            20.8%     
香港特區        14.4%        中國大陸          14%
美國        11.6%        美國        10.4%
日本        7.1%        韓國        6%
新加坡        4.2%        沙特阿拉伯        5%
同時,假如從全球化貿易的大視野中進行分析,目前中國大陸與台灣的經濟關系很難簡單地描述為台灣單方面依附中國大陸經濟,更確切的說法仍然是全球生產鏈中中下遊間的關系。首先,中國大陸和香港尚不是台灣出口的主要終端消費市場,消費市場以歐美等發達國家為主體格局沒有改變。只有700萬人口的香港本身消耗的台灣產品數量非常有限,香港主要是作為自由貿易的中轉港存在,多數輸往香港地區的制成品往往是直接出口到歐美。而台灣對中國大陸出口的產品中約75%是中間材,也就是用於在中國大陸進行再加工,然後才能銷往終端市場,其中大部分也不會在中國大陸市場銷售。而且這些中間材往往是相對先進技術的高附加值產品,主要是生產各類IT設備和電器的電子部品。

如以鴻海為蘋果代工的IPHONE為例,,2010年蘋果每賣出一部iPhone,就能拿走利潤的58.5%,原材料供貨商能拿到21.9%,勞動力成本在蘋果全球產業鏈中的所占比例還不到6%,中國以外的勞動力能拿到iPhone利潤的3.5%,中國的勞動力只能拿到1.8%。每一部售價數百美元的iPhone中,估計支付給中國工人的薪水部分只有10美元或更少。

目前台灣直接對美出口約為總出口額的11.6%,但如果考慮加上經過中國大陸等第三地再加工然後出口的美國的產品,則要占到台灣出口額的20%左右,由此可知對中國大陸出口的中間材,其最終消費市場並非是中國大陸本身。

其次,中國雖然具有全球範圍內第二高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但現行的血汗工廠模式對工人壓榨非常殘酷,人均收入遠遠落後於台灣(2010年尚不足4500美元),其內部消費占GDP的比例也不過35%左右。而貧富差距和少數資本家壟斷財富的部分更是遠勝於台灣,這也意味著中國大陸的勞苦大眾在短期內根本沒有能力消費更為昂貴的工業品,也根本無法提供一個足以大規模消化台灣產品的消費市場。譬如為鴻海集團生產蘋果IPAD和IPHONE的中國大陸工人,往往需要2個月的工資不吃不喝才能買1台IPHONE手機。所以,對這些工人而言,是依賴於台灣資本在大陸的投資就業維生。

再次,中國大陸大量從台灣進口中間材和生產設備的企業往往是台資企業,並非中國大陸本地企業。這些台灣資本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而西進轉移到低成本的國家,不僅是中國大陸,也包括越南和柬埔寨等國;只不過因為大陸同文同種,加之有一黨專制的中共政府執行和當年國民黨類似的黨國資本主義制度,壓制工人自我組織和抗爭,極端親資方和提供各種優惠體檢,所以台灣資本家更樂意前往當地投資。

即使台灣政府能出台相關政策或者成功限制對中國大陸的投資,也並不能使這基礎加工業回到台灣,而是很可能會轉向越南、印度尼西亞等其他東南亞的低成本國家。所以,台灣的輸出資本對於中國大陸的貿易依存,實質是對廉價勞動力和血汗工廠模式的依賴,而並非是台灣產品對中國大陸市場的依賴。

另一方面,由於全球生產鏈根據技術水準和資本而實現的上下遊的分工,直到今天日美兩國仍然是台灣進口先進設備和技術依賴的主要對象。日本仍是台灣的第一進口來源國,占進口比例的20.8%,從美國進口也占總額的10.4%,兩者合計也達到了31.2%。而且,最主要的是,台灣從日美進口的都往往是核心技術設備和高技術產品,也就是不可替代的進口 ,且日美兩國對台投資總和達到台灣吸收的外國投資的40%以上。此種投資和進口格局恰恰與台資對中國大陸的投資和中國大陸從台灣進口中間材的格局相類似。

如從具體產品的生產鏈分析也是如此,如計算機生產,位於上遊的是,日美等國生產核心部件(計算機芯片),台韓等經濟體生產周邊部件(硬盤和內存條等),並將之與核心部件整合,然後發往中國大陸等低技術低勞動成本地區進行最後裝配。最終,生產的制成品則還是主要銷往歐美等發達國家市場。

所以,從島內經濟構成而言,台灣在資本、技術和裝備上仍然受限於美國和日本,這意味著台灣所謂實現獨立的“在地經濟”的不切實際。只要無法實現真正的“在地經濟”,即使削弱與中國大陸的貿易依存度,也無法根本改變台灣嚴重依賴國際貿易的局面。

目前台灣經濟在整個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猶如是階級社會中的中產階級。向下它依賴剝削其他欠發達經濟體的廉價勞動力和資源,而向上必須要仰賴於技術更為先進和資本更為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體。正由於其經濟地位處於上下隨時變動中,也使台灣經濟變得更為敏感而脆弱。而且隨著經濟危機的發展,因為處於頂端的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可以向下轉嫁危機,而處於最底層的經濟體因為本身經濟權重而影響有限,中間地位的國家必然會是受沖擊最為明顯的,而且這種沖擊往往是其單純依靠自身政策很難得以擺脫和抵禦的。

台灣民眾出路何在?

民進黨宣傳台灣發展真正的“在地經濟”,但是,在經濟危機的條件下,缺乏資源與核心技術,而內需市場有限的台灣很難得以真正依靠“在地經濟”實現經濟增長。若通過與中國經濟保持距離,而繼續依靠國際貿易的發展,在今天同樣難度巨大。

中國大陸作為新的世界工廠,整體經濟處世界第二位,且與日美等國有著極為密切經濟聯系,而台灣在中國大陸投資超過1500億美元的情況下。而且,由於中國和東盟的經濟關系日益緊密,即使尋找亞洲其他國家如印度尼西亞和越南等,剝削當地的廉價勞動力而完全替代中國的生產基地也變得愈加困難。並且這種轉移,會與中國大陸在經濟上形成對抗局面,在現實中加劇兩岸的民族主義對立情緒,帶來更為嚴重的沖突局面。

在當前條件下,資本是逐利而行的;要禁止資本自由流動,就意味著至少要限制資本家和私人企業的投資決策權利,也即“侵犯私有產權”;要維護島內社會福利,至少要通過增加稅收調整島內的收入差距;要確保就業和民眾生活條件,需要國有化關鍵產業以確保就業,加強工會和其他工人組織運作以抗衡資本。這些措施都意味著嚴重損害資本家的利益,並會招致資本家的嚴重抵制。

在不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下,這就意味至少要重新恢覆政府強制管制資本,並且與日美經濟進行割裂,推行政府獨大的國家資本主義政策。這對於與資本家關系密切而且篤信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民進黨而言,無疑是天方夜譚。

至於國民黨提出降低稅賦、促進對外貿易和與中國大陸經濟融合實現市場共享的方式也許會成為極少數資本家的福音,但也絕不是台灣普通民眾的出路。在經濟危機日益嚴重的情況下,當全球多數國家的需求開始下降後,主要仰賴大量國際貿易的台灣經濟無可避免地會出現大幅經濟衰退。而以現行模式繼續與中國發展經濟融合,其結果只是有益於海峽兩岸的資本家與官僚。

台灣資產階級通過對中國大陸和其他周邊欠發達經濟體的數億勞工進行剝削而大發橫財,會進一步激發中國底層民眾對於台灣人民的敵視情緒,因為他們會將殘酷剝削的台灣資本家視為台灣的代表,助紂為虐,並可能最終貽害台灣民眾自身。

而在島內,由於台灣資產階級在中共專制當局協助下肆無忌憚地剝削中國大陸的勞工, 從而可以以轉移產業要挾島內工人階級,比照對岸的工人狀況被迫接受人為壓低的收入和惡化的工作條件,從而在海峽兩岸形成“競次效應”(Race to bottom)。即使所謂維持經濟增長,其實不過是加大對海峽兩岸勞動人民的共同剝削而讓資本家得利罷了。

所以,國民黨和民進黨所提出的兩種貌似相互對立的經濟政策,都不可能真正改善台灣青年和民眾的狀況。對於台灣勞苦大眾而言,要根本性地改變自己的生活與命運,就必須徹底推翻資本家和其藍綠政客代表在島內推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並聯合海峽對岸飽受資本主義壓迫的勞苦大眾推翻中共當局的專制統治。從而在海峽兩岸都建立起由勞動人民當家作主,不進行內外剝削和壓榨,實現完全民主與自決,滿足社會絕大數需求的民主社會主義制度。只有到那時,海峽兩岸人民才能避免因分化而相互敵視,並真正實現海峽的永久和平。

對於台灣勞苦大眾而言,要根本性地改變自己的生活與命運,就必須徹底推翻資本家和其藍綠政客代表在島內推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並聯合海峽對岸飽受壓迫的勞苦大眾推翻野蠻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和國家資本主義專制統治。

歐洲:拒絕債務!拒絕緊縮!拒絕恐嚇!

2012年,所謂的「市場」與為其服務的資產階級政府的悲劇接踵而至。這同時也意味著,經濟危機的深化,以及向勞動人民的生活與前途宣戰。除此之外,還有最近已由歐盟領袖簽署,實際上就是緊縮政策的所謂「簡潔財務」(Fiscal Compact)條約。而希臘新一次的四十八小時總罷工將在二月十號與十一號舉行,這也指向了大規模的階級沖突以及這場戰爭中所要面對的戰鬥。我們,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在希臘、愛爾蘭、葡萄牙、意大利與西班牙五國的支部,在歐洲其他支部(包括德國和法國支部)的支持下,我們提出以下宣言來響應各國內即將發動的針對勞動人民與青年戰爭,,響應歐盟以及市場提出的恐嚇,以及響應所謂「除了向市場與債券持有者投降以外,我們別無選擇」的這類教條。

位於目前經濟危機的震央,歐洲的工人和青年們被一波又一波的危機摧毀了現在與未來。尤其是在歐洲的「邊緣國家」-希臘、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愛爾蘭-放眼皆是失業,尤其是青年之中,長期的蕭條和越來越嚴重的貧窮化成了最嚴重的問題。

而決定讓工人來替危機買單的緊縮政策,反而更加惡化了經濟。

新的「對市場友善」的政府,譬如西班牙的人民黨和意大利與希臘由投機客所扶持的所謂「技術官僚」政府,也正如預期的對這些趨勢無能為力。

隨著意大利和西班牙(信用等級降低)而將被債市所排除,我們可以預見危機的擴散。而這將伴隨著債信危機的進一步擴大,甚至於吞沒那些「核心」國家,自身利益和處於經濟危機中的東歐國家(如匈牙利、羅馬尼亞)利益相關的法國和奧地利也失去了它們的「AAA」信用等級。這些都指出了,最終將成為一個金融風暴,歐元將無法以其現有的形式存活下去。

逐出歐元區?

我們正面對著來自歐洲強國的帝國主義勢力,特別是德國資本主義,這是毫不遮掩的殖民主義式政策的回歸,迄今弱國統治階級卑躬屈膝馴服合作。德國政府蠻橫地提出直接取消希臘的預算制度,派遣歐盟專員前往監督希臘預算,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目前危機的階段擁有的另一個特色,是這些「領主」們繞過所謂的民主「規範」,而以更加赤裸裸的方式直接欽點銀行和財團進行獨裁專政。試圖保衛這套腐敗的資本主義體系的政客和政府們,將自己的角色限縮為市場和三頭馬車(歐盟、歐洲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獨裁政權手中操控的魁儡。最近在歐盟高峰會上通過的跨政府條約,用法律條款的形式銘記了緊縮政策的統治,也更強調了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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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0:20:53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傑瑞米柯賓 于 2022-5-1 00:24 编辑

資產階級領導人(尤其是愛爾蘭)孤註一擲地想避免將這些議題付諸公投,更加顯示了他們的反民主,這是國際資本主義意志的強行灌輸。然而,在其他的例子中,譬如今秋帕帕季莫斯統治下的希臘,我們也看到資產階級政府能夠利用公投的方式,宣傳、恐嚇人民,如果向緊縮政策說「不」,將會帶來悲劇性的經濟崩潰。

歸根結底,只有以取代「資本主義悲劇計劃」的替代方案,動員工人和青年的力量,才是可信賴的。然而,我們支持人民有權力透過完全民主組織的公投來反對債務的支付、社會支出削減等等。我們會加入數百萬要求公投的工人、青年之中,而且我們會清楚地、毫無猶疑地選擇向緊縮政策說「不!」

對抗恐慌蔓延和恐嚇

2011年我們在許多歐洲國家看到勞動人民積極參與鬥爭的場景。希臘2010年發生七次總罷工,2011年發生七次總罷工(其中兩次長達48小時)。然而當希臘政府正在討論新的殘酷緊縮方案之時,2012年的二月稍早另一波全國罷工風潮已經掀起。這顯現出,面對令人沮喪的局勢,希臘工人們積蓄已久的憤怒和決心對抗的堅定意志。葡萄牙在11月發生一場總罷工,意大利的罷工和示威風潮則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葡萄牙以及西班牙的「憤怒」運動的爆炸性發展,明確地表達了對銀行家的獨裁作風的憤怒。在這禮拜,群眾湧上了布加勒斯特(Bucharest)以及其他城市的街頭,導致羅馬尼亞政府下台。

伴隨著隨之增加的殘酷的國家壓迫,政府的反應已經成為一場制造恐懼和恐嚇的競賽,脫離歐洲與歐盟的期待變成是一座懸在工人們之上的斷頭台,給工人們帶來正當的恐懼。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局限之內剩余的基礎上來說,許多國家脫離歐盟的結果的確會激化整個歐洲地區進入更深層的經濟危機時期,包括影響數百萬工人的失業增加、貧困及悲慘化等現象,而這首先在外圍的國家發生─希臘、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

因此,在存在群眾性左翼政黨的地區,在這些政黨的支持下,工人階級運動和社會運動有任務發展一個綱領以克服這超越歐洲地區和現今市場體系的框架與邏輯的挑戰性危機。

這一切必須以明確拒絕向市場上如禿鷹般貪婪成性的資本家(Vulture)、其他債權國家及歐洲央行(ECB)等的歐洲機構支付國家債務作為開始。這些巨額債務來自於歷屆新自由主義政府推動的資本家投機、有罪的管理失當以及任人唯親等——其中包括那些在西班牙、希臘、葡萄牙和其他地方的早已名不符實的「社會主義」政黨所執政的國家。這不是我們的責任去挽救遭到公眾強烈反對的銀行制造的龐大債務。

然而像是退休基金等的工人們的真正投資一定要加以捍衛,吸取社會資源以支付這有罪的債務包袱則是一定要堅決地反對。如不遵循操控著三頭馬車施令的統治菁英的發瘋邏輯,這些資源能通過投入龐大的公共投資計劃創造數百萬工作機會、在工人們的民主控制與管理之下國有化銀行和金融部門以及資源和主要部門的基礎上,發展緊急方案以投資大規模創造就業機會和恢覆生活水平。到那時,我們將會看到一個能夠開始解決施加在工人們和失業者身上的基本問題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政策。

我們被告知,如此手段可能會導致國家被逐出歐盟。無論如何,在現在的緊縮攻勢和當權者正要讓愈加衰弱的經濟陷入死胡同的狀況來看,如此的結果(違約和被逐出歐盟)幾乎肯定會出現!事實上,基於資本主義的延續性和待在歐元區外,在希臘資本主義的攻擊下,貨幣貶值也會降低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並貶損了儲蓄,勞動人民的惡夢會持續或是變得更糟,盡管他們是所謂”獨立”在歐盟之外的。但是對於勞動人民而言,避免經濟災難的方法不是接受對我們權利和條件更進一步的攻擊,這些攻擊只不過使我們被踢出歐元區稍稍推遲而已!從資本家的觀點來看,我們所面對的替代方案似乎只有:a)保持在歐元區內,接受福利國家完全破敗的局面b) 或著離開歐元區和面對經濟孤立,面臨嚴重的衰退和史無前例的貧窮。

歐洲的勞動人民其實有第三個選擇:開始組織並保衛自己的生活條件和權利,和資本主義制度決裂。這需要擴展國際工人階級的團結鬥爭,特別是那些受這次危機影響甚深的國家。希臘、葡萄牙、愛爾蘭、西班牙工人階級為要顛覆低劣的「緊急財政援助」的交易和緊縮的團結鬥爭,是建立這種選擇權關鍵且必要的一步。

我們當然不會與那些提出離開歐元區為解決方法的狹隘民族主義者共享觀點。民族間緊張情勢在危機的過程中逐漸升高,特別可以看到德國、法國、奧地利和其他國家資本主義鼓吹的反希臘宣傳,這會引起分裂和民族敵對情緒的危險。由於工人階級左翼政治代表的真空,這些情緒會對陰險的極右派勢力和民粹力量起作用,如同在匈牙利、奧地利和其他地方所見,這可能會導致危險的結果。

當然,我們也絕不期待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政府會同意,或不介意執行我們提出的這個政策。如此的方案只有基於國際主義的反資本主義的抗爭和展望的基礎上,並建立一個代表和為工人階級利益服務的政府才有可能達到。

首先面對被逐出歐盟的情況,勞動人民的政府應該實施緊急計劃,在選舉出的代表民主控制之下,控制進出口和施行資本控制來阻止渴求利益的地產商和跨國資本肆意進行資本流動, (各國勞動人民的政府)不得不在整個歐洲大陸上為此立場進行奮戰。

在此基礎上,歐洲經濟和社會可向真正的整合跨一大步,因為為老板們服務的政府的政策和資本家的制度本身一直就是(歐洲融合的)障礙。

通過呼籲葡萄牙、西班牙、愛爾蘭、希臘和意大利等國工人階級實現團結,以及也呼籲關鍵經濟體德國、法國、英國等工人階級的團結,這場鬥爭可能會迅速贏得整個歐洲的廣大群眾的支持。

被逐出歐盟的國家形成一個基於社會主義的聯邦,從國際民主計劃和經濟合作開始,基於自由和平等的基礎以此作為建立歐洲獨立工人國家組成完全社會主義邦聯奮鬥的一部分。

國際主義者的替代方案終止這場悲慘的危機

在過去一年,各種國際性的行動日合作讓世人看到跨國界的工人與青年團結所帶來的力量。在去年的10月15日,「占領」運動讓全世界數百萬的人民上了街頭。歐洲各國的總工會已經組織了各式各樣的抗議,最近一次計劃在2月29日,這其中具有動員的潛力,但只是象征性的抗議遠遠不夠。我們支持推動更進一步的各種行動,以實現舉行首次泛歐洲的24小時總罷工。希臘、葡萄牙、西班牙、愛爾蘭和意大利等國家的總罷工應該互相協調以求同時舉行,反對三頭馬車的「援助計劃」以及隨之而來的緊縮政策。這將作為一個顯示團結與力量的強有力開始。

然而,我們已經看到歐洲總工會的領導者們,在他們各自的國家中,他們並沒有意圖要以階級鬥爭的方式來終結資本主義危機。更可悲的是,許多國家的工人階級反而還要對抗名不符實的工會領導人,他們系統性地拒絕動員人民力量去抵制市場的猛烈攻擊。

希臘和葡萄牙的勞工與青年已經帶給我們這個訊息:群眾從下而上的壓力和組織將能有效讓那些領導采取行動。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為工會的民主轉型而鬥爭,支持建立左翼的反對派。(我們)支持由那些只樂意為群眾進行鬥爭且負全部的責任,並且由工會成員集體控制且只領取和成員一樣平均薪資的工會領導人取代右翼領導層。即將到來的總罷工必須民主控制,且必須透過由下而上,通過工作場所、小區和行動委員會舉行的大量集會來組織,從而確保鬥爭的成果和勝利不會被上層的領導出賣。

我們很有信心,在這種組織與政策的武裝下,一個正面的替代方案會受到歡迎且值得爭取。但是重要的是,在這一個過程中,需要建立群眾性的政治組織,且必須由工人、青年與窮人民主控制,以建立支持替代資本主義的方案。這個新的左翼運動一定可以吸引那些過去厭惡建制政治的人加入我們,從而建立一支與那些曾經背叛過他們的政治力量截然不同的力量。

工人與青年團結起來加入工國委(CWI)為這一前景而進行鬥爭。

我們的要求:
終止1%的獨裁!現在就實現真正的民主!應由勞動人民和失業者來決定,而非市場!
對死路一條的緊縮說不!支持大規模投資就業、房產、教育和社會,而非削減預算!終止青年失業的惡夢!
支持基於國際抗爭的出路!要求同時總罷工! 為全歐洲24小時總罷工而努力!
支持民主和戰鬥性的工會!由下而上通過集會和行動委員會建立抗爭!建立由工人階級和年輕人組成的真正的群眾左翼政治力量!
拒絕三頭馬車(troika)和市場的敲詐!只有大眾抗爭可以停止緊縮的束縛!不要反民主的技術專家政府!公投停止歐盟的新緊縮交易!
支持工人的歐洲!反對資本家的歐盟!為建立一個自由獨立國家組成的替代性社會主義邦聯而鬥爭!

中國:烏坎抗爭及其教訓

作為群眾反抗的象征,位於華南廣東省的小漁村烏坎已經贏得了世界性聲譽。與近幾年其他數千村莊的反抗一樣,烏坎村的1萬3千名村民起來反抗腐敗的基層官員。這些官員竊取了他們的土地,並獲得了數百萬元的利潤。但是不一樣的是,烏坎事件顯示了群眾進行組織和動員的新水平,建立了獨立民眾委員會和抗爭架構。由此,烏坎成為了中國未來鬥爭的裏程碑。

村民卷入長達四月的勇敢而令人印象深刻的鬥爭。他們趕走基層“中國共產黨”的政府,建立他們自己選舉產生的委員會來管理社區。面對鎮壓、逮捕、被數千名武警包圍和抗議領袖死在看守所,最終12月21日達成的一個戲劇性的協議似乎滿足了村民的大多數訴求。當時,中國勞工論壇曾經警告不能信任和中共廣東省委工作組達成的協議;需要維持群眾壓力,建立民主的草根組織,並和其他群眾運動相聯系。我們的警告不幸被驗證了。

即使這樣,烏坎抗爭也造成了巨大沖擊,不僅超出其村子本身,甚傳播到廣東省之外。一些評論者稱,這是1949年以來第一次,中共對(中國)一個行政區完全失去了控制。在短短幾周內,烏坎的抗爭就粉碎了長久以來的“金科玉律”,——中國人需要一黨專制政府,而沒有能力民主地管理他們自己。

在本文寫作之時,烏坎正在進行了分三個階段的選舉,以選舉產生新的村委會。不僅境外媒體正關註這個過程,而且更重要的是成千上萬的中國網民也正密切關註這一過程。黨國體制中“經濟自由”派的旗手,廣東省委書記雄心勃勃的汪洋,在十二月介入事件促使達成協議,使得村民抗議的領導者們同意中止進一步的行動。這一協議引發了大量關於政治變革和處理群眾不滿情緒的新的“烏坎模式” 的文章和報道。本文將指出,這樣的希望是不現實的。

烏坎事件無疑標志著中國農村群眾鬥爭的一個重要新時期的到來,同時也影響到了占全國人口多數的城市人口(目前占全國人口51%);特別是工人階級。而工人階級是改變社會最重要的力量。對於社會主義者、工國委(CWI)和中國勞工論壇的支持者來說,烏坎的經驗留下了很多深刻的教訓,值得所有正在與一黨專政、與其官僚腐敗和資本主義政策進行鬥爭的人們去討論、理解和分享。列寧曾說:“一步實際運動比一打綱領更重要。”

烏坎和近期其他抗爭,包括一些意義重大的工人罷工,顯示了中國群眾抗議變成更有組織、更大膽,鬥爭的方法和策略更加老道。簡而言之,當一黨專政當局提升其鎮壓手法時,群眾正在適應不斷變化的形勢,學習和對這些運動進行反思。正如在烏坎的活動者,特別是青年在鬥爭中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明顯借鑒了國際上“占領”運動並受到激勵。我們也看到在成都罷工的鋼鐵工人和福建與浙江的農村抗議運動的群眾提出了“向烏坎學習”的口號。

大量土地被征用

英國廣播公司(BBC)記者馬騰(Martin Patience)稱,“烏坎事件突出地顯示了中國的社會緊張狀況,”。他是幾位在抗爭期間深入烏坎的記者之一。難以置信的是,就絕對數量而言,中國去年經歷的群體性抗議比整個阿拉伯世界發生的還要多。中國行政學院報道,2010年“群體性事件”的數量是2006年的兩倍,達到180,000起。甚至這一驚人的記錄顯然在去年已被刷新。調查數據中包括工人罷工、反汙染抗爭、少數民族的抗議、對抗警察暴行的騷亂和不計其數的農村抗爭。其中農村抗爭中有65%是由於土地征用造成的,正如在烏坎發生的情況,通常腐敗官員借此和房地產開發商勾結。

官方數據稱43%的中國村莊在最近十年存在土地征用的問題。每年400萬農民失去他們的土地。整整一代的基層“共產主義”官員成為了百萬富豪,他們利用技術上仍是“集體所有的”土地進行利潤豐厚的交易。打破公社所有制神話的土地分戶承包曾是刺激中國經濟的關鍵因素。

中國社科院的於建嶸估計自1990年以來,地方政府已經征用了670萬公頃的土地——幾乎和愛爾蘭的面積一樣大——同時克扣了3400億美元(約合21420億元人民幣)的農民補償款。一項人民大學和密歇根州立大學進行的聯合調查發現地方政府支付給農民的征地補償平均為17,850美元每英畝(約合112355元人民幣),而官僚賣地的平均價格為740,000美元每英畝(約合4,8100,000元人民幣)。通常這些征用的土地都會賣給商業房地產開發商。這顯示地方當局竟然賺取了41倍的差價。

在烏坎的例子中,統治村子長達41年的中共基層官員薛昌和村主任陳舜意——他們把持烏坎權力的時間甚至“超過穆巴拉克(控制埃及)的時間”一個烏坎活動者說——把660公頃的土地賣給公司修建公路和房地產。從中,他們貪汙了大約7億元 。這一小撮官僚聲稱在最近成功的村級選舉(由中共專制當局把持的)中以多數票再次當選,然而村民說他們從不知道有這一選舉。在9月沖擊了村委會辦公室之後,抗議的村民查閱過去二十年的賬目,希望能揭開騙走他們的基本權利的利益集團和其網絡的黑幕。

腐敗村委會在1990年代初建立了烏坎港實業開發公司,中共支部書記薛昌為總經理。“村裏大多數土地都通過這家公司變賣,”一個抗爭領袖洪銳潮稱。薛昌的公司和香港私人房地產資本家陳文清關系密切,陳文清的陸豐市豐田畜產公司是烏坎村委會出賣土地的主要買主,為其在烏坎贏得了“地王”的稱號。最近,土地似乎被賣給了楊惠妍在香港上市的碧桂園,楊惠妍擁有約160億美元的財產,曾經是亞洲最富有的女人。

“他們(村委會)賣地時把土地當成他們自家的一樣,”洪銳潮告訴《南華早報》(2012年1月4日)。“我們對土地什麽時候賣掉的,土地賣給了誰,得來的錢去哪裏了,錢怎麽花的一無所知。”

去年碧桂園的公告欄上宣布了一項豪華住宅項目,其將建在烏坎僅剩的土地上面。這成了壓垮村民耐心的最後一根稻草。

抗爭過程

向許多中國發生的其他抗爭一樣,烏坎事件孕育了相當長的時間。《南華早報》以“20年憤怒的爆發”作為其頭條。年輕的一代在2009年發出行動的倡議,在互聯網上建立聊天群,開始挖掘土地交易及其他內幕。他們曾訴諸法律法院,從縣中級法院上訴到省高級法院。在走了兩年法律途徑,進行過十一次法庭審理之後,他們發現這條路走到頭了。

這就是2011年9月初第一次群眾抗議的背景,那次抗議被防暴警察攻擊,一些示威者包括兒童被毆打。目擊者形容警察“像瘋狗一樣,見人就打。”警車被點燃,一些警察被報覆性毆打,之後村民沖入派出所和村委辦公樓,把官員趕走了。

隨後村民自我組織了幾個機構:婦女代表聯合會、熱血青年團和由13名選舉產生的代表組成的烏坎村村民臨時代表理事會。在抗爭過程中權力真空的這段時間裏,這些民主委員會接管了村子的日常管理。12月,在運動的高潮,熱血青年團組織了事實上的民兵在村子周圍巡邏和阻止警察進入。砍倒的大樹和鐵鏈被用來在每個進村的道路上設立路障。藥房、急救中心和一個“對外辦公室“——媒體中心,來自香港和西方的記者在那段時間集中在那裏。這些記者是在村民向導的帶領下通過很少人知道的小路繞過警察的封鎖偷偷進入烏坎村的。

其後,選舉產生的烏坎理事會和陸豐市(縣級市,屬於縣級行政單位)和汕尾市中共政府進行了數輪無果而終的談判。烏坎村是由汕尾市和陸豐市管轄的。當代表理事會認識到談判沒有帶來什麽結果時,他們在11月21日發起了5000人參與的群眾示威,對於這樣一個小村子來說這是個驚人的人數)。當局對此保持克制,整個抗議活動和平地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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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0:29:56 |显示全部楼层
胡蘿卜還是大棒?

從12月9日開始,形勢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當地政府領導傾向於嘗試使用暴力鎮壓來遏制運動。當談判還在繼續的時候,警察逮捕了13名理事會代表中的5名,包括副理事長薛錦波。警察指控五人涉嫌“毀壞財物罪”和“妨害公務罪”。汕尾政府發表的聲明發出了進一步鎮壓的警告,聲明(典型地)指責“境外勢力煽動別有用心的人“並把村民臨時理事會定性為“非法組織”。同時大量的防暴警察被部署到烏坎村周邊進行完全的封鎖。村子之後被封鎖了10天。

如另一名進入烏坎的西方記者來自英國《每日電訊報》(The Telegraph)的摩爾(Malcolm Moore)報道的,

“在1000名武警試圖占領村子失敗後,從星期天(12月11日)起警察就封鎖了烏坎。不允許將食品和水運進村子,也不允許村民外出。”

摩爾補充道,“昨天,幾乎所有的富裕家庭也都撤出了村子,而其他繼續拒絕評論抗爭的人把自己關在高墻鐵門之後。”(《每日電訊》,2011年12月14日)

12月11日傳來薛錦波在看守所“自然原因”死亡的新聞。馬克思曾經說過“革命有時需要反革命的刺激才能向前推進。”而薛錦波的死起到了這樣的效果。在此後的日子,村民舉行了最大規模和最堅定的遊行示威。根據對以前警察慣用手法判斷,薛錦波顯然是受到了旨在摧垮他的精神讓其“坦白”的身體和心理上的折磨。屍體的狀況顯示出有可能遭到酷刑的跡象:手腕腫大,拇指被折斷,額頭和下顎出血,鼻孔有血,整個頸部黑色,其前胸後背有淤青。

盡管中共省委的代表在12月達成協議時承諾歸還屍體,但之後兩個月警察一直拒絕將薛錦波的屍體交給他的家人。因為後者不願簽署一份接受警方所說的薛錦波死於“突發心臟病“的聲明。2月16日,警方雖然最終交出遺體用於葬禮,但卻規定了苛刻的要求。參與葬禮的人數被限制(以防止其變成新的反政府示威),家人和其他參加葬禮的人不允許拍照(以阻止被折磨的死者遺體的畫面被傳播到網上)。薛錦波的女兒薛健婉在她的微博上詳細描述了她父親的遺體被當局扣留,以便向他的家人施壓令其放棄抗議。“我不確信屍檢是陷阱還是真相。”上個月她在微博上寫道。在2月10日烏坎第二輪選舉中,薛健婉以最高票當選為一名村代表。

一位參加被推遲了很久的薛錦波葬禮的朋友描述警察是如何對這個家庭進行恐嚇的:“他像冰塊一樣被凍了兩個月。即使經過化妝後,他的面部仍然發黑。每個人看到這種情況都很悲痛,特別是他的女兒和妻子……她們哭到嘔吐,吃不下飯,甚至無法站立。(《南華早報》,2012年2月17日)

混淆的意識、幻想

在烏坎鬥爭的高峰期,當地人顯示了他們比被趕走的領高工資的中共代理人能更夠有效地管理社區。“我們發現我們更擅長管理,”薛健堤(薛健婉的19歲的弟弟)說,“前政府官員被發現沒有在他們的辦公室留下任何賬目,所以他們一定是騙了我們。現在我們晚上有巡邏確保村子的安全。我們都緊密地站在一起。”(《每日電訊》,2012年12月13日)

在這個進程中,我們可以看到群眾進行民主化地自我組織的可能性。正如列寧所說,不需要寄生性的官僚,但基於選舉產生的可以隨時召回和沒有經濟特權的代表。

然而。盡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組織,烏坎運動在政治模糊不清。由於運動是以農民為基礎,農民既包括受超額剝削的階層,也包括那些剝削者,所以他們有提出許多不同和自相矛盾的主張。盡管指責中共的基層代表,但仍然存在相當對中共省級政府和中央的的幻想。因為一些要的抗爭領導者同樣是共產黨員,所以認為中央和省級領導人值得信賴的觀點被進一步加強。這些幻想會被很快擊碎。正如薛健婉在一月時,在她的微薄上寫道:“我有一個可怕的想法。如果所有的官員都是腐敗的呢?那我們該怎麽做?”

混亂的意識解釋了看似矛盾的現象——橫幅上面寫著“反對獨裁”,但同時高喊“共產黨萬歲”的口號。運動沒有一個統一的立場,運動中有各種不同的觀點,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激進。一個重要的抗爭領導者,林祖鑾,自從12月談判結束後,被推上烏坎黨支部書記的位置(曾擔任中共東海鎮支部書記)。他和其他中共黨員成為烏坎村運動和政府之間的中間人,他們也強調要采用更為小心和溫和的方法和限制更為激進的階層。這同時是人們熟悉的中共手法:在反抗運動中物色一個階層,用來控制這個運動。很明顯這一過程已經在烏坎發生並威脅將摧毀他們的抗爭,除非有群眾組織和新的抗議來克服它。

在運動的高峰期,境外記者報道在臨時的媒體中心有一個英文公告呼籲他們不要把這次事件描述為一場起義:“我們不是在進行反叛。我們支持共產黨。我們愛我們的國家。”

這種尖銳的矛盾顯示了在中國存在著使人回避“政治”和政府政策方面的要求的巨大壓力,以避免或者減緩鎮壓。類似的現象也可以在許多工人罷工中發現。這是由多種原因導致的。一些階層仍然相信中央政府是更好的,更清廉而且大量忽視了地方官員的腐敗。其他人私下反對一黨專政但又不敢公開說。我們可以確信在烏坎,這些原因都在發揮作用。而且如果把這看作是烏坎事件“和平解決”的關鍵因素是巨大的錯誤。

與之相類似,群眾抗爭中組織的模式反映了矛盾的傾向。選舉臨時村領導層的主要方式是宗族組織,其是封建主義的殘余。一些發起這場抗爭的烏坎青年活動者,對宗族起到核心作用感到不安。有報道稱在烏坎有40個宗族組織,它們看起來——在群眾抗爭中——以不同尋常的民主方式運作。但是宗族組織的固有特性就是排外(基於血緣)和等級化的。它們不能為團結廣大貧農和其他受壓迫階層建立組織和為真正民主地運動提供階級基礎。

在烏坎的例子中,一些早先離開村子的商人被宗族首領要求回到村子以便在鬥爭中起到領導的作用。其中一些返鄉者對“在明確的指引下的“私有化土地作為解決方案表示支持。這場運動就不是一場統一的運動,而包含了不同的階級利益,對如何解決土地問題有不同的觀點。

在中國農村的許多地方,宗族組織為了爭奪村子及其土地資源的控制權有時會引發暴力沖突。盡管像烏坎這樣的群眾抗爭,圍繞著“民主訴求”,傾向於把群眾團結在一起,也無法長期維持。除非提出改變經濟和政治基礎的綱領,並且有工人階級作為有組織的力量決定性地介入這一問題。諸如宗族組織這樣的集團利益在未來會成為聯合鬥爭的巨大障礙。並為政府提供了運用經典的“分而治之”手法的機會,使其能夠用一個宗族去對抗另一個宗族。有充足的理由讓人相信,如果政府無法滿足運動的訴求變得日益明顯的話,其會在烏坎在用這一手法。

十二月協議的結果意味著什麽?

12月21日,村民計劃發起一場遊行到10公裏之外的鎮政府辦公大樓的示威。這使當局陷入兩難選擇,退縮或者暴力鎮壓示威都有風險。廣東省政府同時受到了另外的壓力,在烏坎北方僅僅數小時車程之外的海門爆發了一場甚至更大規模的街頭抗議活動。

超過三萬人,占領海門的主要十字路口長達4天——明顯地模仿了烏坎抗爭以及美國的“占領”運動。他們抗議的對象是建設新的燃煤電站的計劃,而當地環境已經遭到現有的一座電站的嚴重汙染。海門“第二戰場”的開辟,以及發生在廣東制造業中心(深圳、東莞、廣州)的多場罷工迫使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省裏的最高官員)被迫讓步。他派出他的副手(省委副書記)朱明國與烏坎選舉產生的代表進行斡旋。而在海門,抗爭更大但較為缺乏組織,(當局)采用了“更傳統的”應對方式:催淚彈和警棍;雖然也承諾暫停新的發電廠的修建,但是根據以前的經驗,這一承諾實在值得懷疑的。

12月21日的談判結果在一些圈子裏被稱讚為開創性的,特別是中共內部的殘存的一小撮改良主義自由派,他們把這事件視為可以實現改良和共識的新“烏坎模式”。但是對朱明國的工作組有哪些讓步和哪些又未讓步進行仔細觀察,就可以發現不是這麽回事。事實上,如果烏坎的領導層能夠堅持更久一點,而不是立即同意取消12月21日的示威,那末他們可能已經得到了更加明確的讓步。所有人都會歡迎薛昌和陳順義被雙雙解除烏坎中共支部委員會和村委會的最高職務。但這同樣是司空見慣的平息群眾抗議的手法。只有3%被解除職務的腐敗中共官員被顯示曾經面對犯罪指控。其中很多人稍後會在這個龐大的政府機器中其他地方被重新任用。

廣東省領導層犧牲薛昌和陳順義應當被看作一種迂回戰術。在群眾抗爭使他們的職位不穩定之前,這兩人得到了來自中共上級任何可以想象的嘉獎。在2008年,省最高官員汪洋到烏坎視察並稱其為“模範村”。薛昌被第四次“選為”廣東省人大代表。薛昌曾被授予“國家級勞動模範”的稱號。1993年以來,雖然村裏的土地被薛昌和陳順義盜取,他們領導的烏坎黨組織多次被評為“先進基層黨組織”。

烏坎村民提出了四項訴求。其中那些被接受了呢?第一,要求歸還薛錦波的遺體,並允許進行獨立的屍檢。這曾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正如當時薛錦波的兒子說:“現在我們只有一個唯一的要求,就是他們歸還我父親的遺體。他屬於我們而不是政府。”正如之前提到的,當局殘酷地拖延了兩個月之後才最終將遺體交給薛錦波的家人,但遺體仍然被嚴格控制以防止獨立的調查。

在抗爭領袖林祖鑾領導下的中共烏坎新的“改良主義“管理機構,看起來同樣對薛錦波的家人施加了壓力,讓其接受這些不公平的條件。2月17日,超過一千的烏坎居民不顧官方的協議,聚集在一起對薛錦波進行悼念。這反映了在烏坎那些鼓吹和當局達成協議和那些正確地認識到需要繼續進行鬥爭的人之間的緊張和萌發的沖突。

第二,要求取消對其他四名被捕的抗議領袖(和薛錦波一起在12月9日被捕)指控的要求沒有落實。四人(莊烈宏  張建城 洪銳潮  曾昭亮)的釋放拖延了數天。警察一直拒絕釋放他們,直到他們簽字承認有罪。他們不是作為一個無罪的自由人釋放的,而是以“取保候審”的方式得到釋放,並且必須接受不發表公開聲明的條件。這一司空見慣的警方手法在他們頭上懸掛了達摩克裏斯劍,以防他們在未來給當局“制造麻煩”。

第三,抗議者要求(當局)承認他們選舉產生的代表理事會。朱明國當時作出了模糊的陳諾,但是後來理事會被要求自我解散以便進行新的村委選舉(目前正在進行)。當前分三個階段的選舉過程(首先是選舉出一個較大的選舉監事會,然後選出新的村委會)被廣泛描述為公平的,村民抗爭組織在組織選舉過程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是選舉被當局嚴格監視,防暴警察被派到村裏並對新聞媒體進行控制。這些限制令許多人,尤其是年輕人,感到不滿。

過去20年村級選舉在中國的成千上萬的村中舉行,而“開放”程度不相同(從相對公平到完全預先確定)。但這些村委會至多只能起到監察當地政權的基礎——中共官員的作用,因此也部分阻礙了能夠衍生出新的政黨的抗爭組織的形成。

最後,關於村民要求中止並調查所有土地買賣——抗爭的核心問題——現在前景仍然並不明朗。誰主導這些調查,這個過程會有多民主和透明?這會在草根組織的監督和控制之下進行嗎?這是非常可能不會發生的,除非出現更多的壓力。這會達成什麽效果,接受舊的買賣合同,但更公平地分配賠償;還是要求把土地歸還給村民(這是不是太晚)?

僅僅列出這些問題,我們就可以看出烏坎運動還沒有贏得一個明確的和勝利的結局。事實上,官方地承諾將流於紙面。這是一場還沒有結束的抗爭,為了奪取最終的勝利需要對策略、綱領和組織方式進行進一步的討論。這場鬥爭所缺乏的非常關鍵的因素是一個新的、活動的、民主的抗爭政黨。這一政黨必須基於工人階級和青年,以一個明確反對資本主義和反對專制統治的社會主義綱領贏得貧農的支持。這樣的黨目前只能在地下發展,但它會在即將到來的更多甚至更大的鬥爭中發揮作用。

烏坎預示著政策的變化嗎?

汪洋從烏坎談判結局中吸取每一滴政治資本,在今年中共領導層交接之前宣傳他是一個擅長“社會管理”的領導者。這種宣傳非常值得懷疑,即使從專制政權的角度來看也是如此,廣東正在經歷不計其數的“群體性事件”,和與之相伴的鎮壓和逮捕。即使汪洋,1月也在省政協上發言,警告稱該省可能成為社會沖突的導火索。

汪洋正在角逐政治局常委的九個席位中的一個席位。中國的黨國機器的最高層。其中7個席位在今年經過十年一次的領導層更叠將換主。汪洋作為經濟“自由派”(提倡更多的自由市場政策)正在黨和政權內與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進行競爭。而薄熙來支持更為“社會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但施以了更嚴厲的專制控制。

其他人也提出了他們對這些事件的理解。一些人把“烏坎模式”奉為政治改革(在中國意味著局限地,逐漸地和高層控制的“民主化”)的樣本。中共在全國範圍內放松了其早先對媒體的管制並容忍一些在線討論(在12月這個村莊曾經從互聯網上消失),希望把烏坎描述成獨立事件同時“沒有什麽特別的”。這些矛盾的現象並非是不典型的。許多海外媒體稱烏坎標志著中國民主進程的開始。(2012年1月30日)《金融時報》的頭條“烏坎為中國提供了民主模式”(Wukan offers democratic model for China)就是其中一例。

不幸的是,雖然我們不想降低這個作為重要的抗爭的案例的事件的影響力,但是我們必須說明這些對烏坎事件的理解是誇大的和有些天真的。另一個《金融時報》的頭條(2012年2月8日)更正確地稱,“烏坎引領的方向,北京不會跟隨。”(Where Wukan has led, Beijing will not follow),正如駐北京的記者羅素-雷-摩西(Russell Leigh Moses)寫道:

“這容易讓人樂於認為在烏坎地方官員和村民的對峙的和平結束預示著共產黨處理動亂的方式的重要改變——通過新的對話的方式,而不是舊的一味地恐嚇。想法誘人但卻是錯誤的。”

中共專制當局建立起了一個平衡鎮壓和妥協的強大系統(“胡蘿卜加大棒”),以孤立和約束對其統治的挑戰。因此一旦緊張的形式變得“穩定”,承諾被打破,讓步被推遲或者被取消都是司空見慣的。最近這也發生在大連,多大4000人在8月進行遊行,要求關閉有毒的化工廠。市政府同意關閉這家工廠以對應抗議。但是,之後人們發現化工廠僅僅在數周後就重新開放並秘密運行至今。大連是一座大城市,不想烏坎是一個村子。這顯示了烏坎的腐敗中共官員不是孤立的“爛蘋果”。之前成千上萬次的沖突的慘痛經驗告訴我們烏坎的抗爭不會取得勝利,除非它繼續抗爭,受壓迫的大多數建立他們自己的民主組織並且不信任黨國的任何級別。群眾只有信賴他們集體行動發揮的力量。

事實上,政權被迫作出讓步是一個時代的標志。我們社會主義者認為發生在烏坎的事件預示著一個更廣、更深、更多的農村抗爭,隨著產業工人階級日益增多的鬥爭將會出現。隨著中共地方政府債務危機的深化以及可能出現的經濟硬著陸,像引發烏坎沖突的征地和幕後交易將很可能增多,這將和中央政府的承諾相背。賣地所得占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一半,而政府的債務水平將是迫使他們出賣更多土地。根據國土資源部的統計,去年有70,000宗非法使用土地的案件,涉及751,000畝(50,000公頃)土地,比2010年增加5.8%。很顯然,中央政府打擊征地的承諾沒有起到效果。

中央政府為了降低社會爆炸的風險,緩解農村群眾負擔所采用的措施已經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同樣多的新問題。之前觸發大規模抗議的農業稅,在2005年被大張旗鼓地取消了。但是這導致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後果,地方政府對違法征用土地的依賴,以及農民們比以前更缺乏影響地方政府支出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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