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运一本理论作品《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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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论坛里面有在讨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本来呢，我是觉得有些理论性的东西挺繁杂的，不那么容易理解，不适合把长篇大论的理论著作一搬了事，而是认为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碰到问题集中讨论的做法会比较好。但是现在我觉得我错了，大家的理论水平和阅读能力都挺强的，我读不懂看不懂的内容，很多人都能轻易读懂、看懂。所以，我决定把这本吴苑华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贴上来，大家都可以看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吴苑华所著的同名书籍有两本，一本是关于沃勒斯坦的理论，另一本则是关于乔万尼·阿瑞吉的理论，由于前者无法找到电子书资源，本次搬运的书籍为后者。电子书资料来源为超星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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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乔万尼·阿瑞吉(1)（Giovanni Arrighi，1937—2009）是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者。(2)1937年出生于意大利米兰，早年在意大利完成中学和大学的学业，后又去法国求学；为了谋生，于1963年从欧洲移居非洲，申请获得在罗得西亚与尼亚萨兰大学学院工作；1966年，由于参加非洲反西方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而遭到殖民统治政府驱逐，被迫迁往达累斯萨拉姆；1969年返回意大利，在特兰托大学谋取一份教职；1979年移居美国，在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工作，参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特伦思·霍普金斯创办的布罗代尔研究中心的世界体系论研究；从1989年起，阿瑞吉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直至2009年6月逝世。阿瑞吉一生中做过工厂管理者、职员、经理和大学教员，足迹遍及欧洲、非洲和北美。他倾向于激进主义，对欧洲殖民主义有着与生俱来的反感和不满，对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反殖民主义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怀有深深的同情和支持。阿瑞吉一生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世界体系论的建构上。虽然这个理论不属于他一个人，但是他发挥自身的学术专长，为创立这一理论做出了奠基性工作，进行了独特的学术研究，丰富和深化了沃勒斯坦和霍普金斯的世界体系理论，扩张了世界体系分析范式的学术空间和研究深度。因此，阿瑞吉的世界体系理论是不可以被忽视的。

从总体上讲，阿瑞吉的世界体系理论包括以下内容：将整体主义思维作为世界体系分析的核心理念，将结构主义思维作为世界体系分析之基础，将周期性变化视为世界体系的本质特征，将资本积累视为考察世界体系的核心指标，将帝国主义视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保障性力量，将中心—边缘关系视为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基础，以及在现代世界体系理论视域中反思了反体系运动、中国道路和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等专题性内容。值得注意的是，阿瑞吉的世界体系分析不同于布罗代尔的历史学和沃勒斯坦的社会学的世界体系分析，是一种经济学的世界体系分析。本书就是着眼于探讨阿瑞吉的经济学世界体系理论，揭示他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中国道路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与实质，及其对“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原则性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内容具有以下理论研究意义：

第一，有助于全景式地了解世界体系理论。国际学术界一致公认著名的世界体系论是由沃勒斯坦、霍普金斯和阿瑞吉三人创立的，既然如此，我们的研究就不能仅仅关注沃勒斯坦和霍普金斯，否则我们的研究就是不完整、不健全，也是不健康的。阿瑞吉的理论是世界体系理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我们的研究是在完成一项整体项目的意义上研究阿瑞吉的。加之，阿瑞吉与沃勒斯坦、霍普金斯的世界体系理论有着较大差别，这在客观上也说明了没有对阿瑞吉的充分研究，就不能说是一个完备的理论思路。因此，探索阿瑞吉的世界体系理论，是人们全面准确地把握世界体系理论的合理选择和必由之路。

第二，有助于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学说的本质内涵及当代价值。阿瑞吉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考察现代世界体系的演变特征和规律性，揭示了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这种研究是把经济学研究与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紧密地结合起来，阐释了包括马克思的经济学、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关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理论差异，尤其揭示了马克思对斯密的经济学理论所作的批判性理解及其当代价值，强调了马克思和斯密的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判断在当代东西方社会发展中得到了不同意义的验证。正如他所说：马克思在底特律，斯密在北京。不仅如此，阿瑞吉还在书中多处批评马克思在许多重要方面误解了斯密，造成了长久的负面影响，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人们对斯密的误解。这样一来，我们从阿瑞吉对马克思理论的诸多颠覆性解读中也能感觉到，即便在当代西方学术界，马克思理论也是一个不断被人们探讨的课题，也就是说，马克思留给后世的遗产不只是那些文本，还包括诸种理论和研究主题，后两项内容使得马克思在他身后的每个时代都被人们广泛关注和争论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的理论和主题涉及当代社会的理论与实践，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刻探索。比如，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世界贸易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国际分工与世界的不平等发展、资本积累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霸权及转移与资本主义兴衰、全球化与世界一体化、东亚复兴与世界体系的未来走向、中国崛起及世界意义、反恐战争，以及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等，都需要人们在马克思的视界中作出某种回答。就像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说过的那样，马克思已经为理解上述理论与实践问题预设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分析视野，即他们常说的“大历史视野”。所谓“大历史视野”，从分析方法上讲，就是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范式，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眼光恰恰蕴含了这种“大历史视野”，亦即世界体系分析范式。所以阿瑞吉对马克思的学说的重新解读，为我们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理论资源。

第三，有助于人们深刻地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和本质内涵及其价值，从而验证中国改革开放的正确性和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阿瑞吉世界体系理论的特别之处在于运用经济学知识分析欧美和东亚（尤其中国）的市场经济。他认为，欧美国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古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后者是国家市场经济，奠基于国家市场社会，前者则奠基于自由贸易之基础上。当然，欧美国家的市场经济也有别于今日中国的市场经济，因为后者是在古代中国的市场经济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汲取了不少欧美市场经济的成分，但它们二者有着本质差异。就是说，欧美的市场经济是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而今日中国的市场经济仍然是国家市场经济。从阿瑞吉的理解看，市场经济可分为三类：封建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阿瑞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持有异议，认为中国目前所进行的市场经济虽然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市场经济，但它是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且不好定论，尽管如此，当今中国的市场经济属于国家市场经济则是明确和肯定的。这正是中国崛起能够在当今世界经济极其艰难时期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这就启示人们，关于“市场经济”不能单纯套用欧美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来理解所有国家的市场经济，要学会区别对待和具体把握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市场经济，否则就会犯错误。由此他得出如下结论：资本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是它们二者不可能搞同一种市场经济，本质上属于两种不同的市场经济。阿瑞吉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反自然的、剥夺性积累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自然的、无剥夺性积累的市场经济，因而未来的世界历史必然放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此可见，本书内容有助于深入理解阿瑞吉的市场经济理论，尤其为深入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科学性和可行性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理论资源。

第四，有助于增进“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刻性。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包括沃勒斯坦和阿瑞吉创立的世界体系理论以及萨米尔·阿明和冈德·弗兰克创立的依附理论，这些理论在世界体系分析范式的引导下，把马克思主义与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理论结合起来，遵循一体化学科研究路径，广泛地考察了历史资本主义以及世界历史的演变特征和规律，不仅重新阐释了世界历史的规律性，而且重新解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资本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理论、危机理论、历史动力理论、社会形态理论、生产方式理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意识形态理论、国家理论、阶级斗争理论、社会革命理论，以及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的历史理论，尤其是关于中国和印度的见解等，驱散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理论构筑的“神秘雾障”，还原它的本真面目，揭示其合理内容和不足之处，说明马克思理论不该成为一个被崇拜的对象，应当是一个可以商讨的学说。由此来看，本书内容不仅有助于重新理解马克思理论，而且有助于深入了解和探索“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为此，本书将用后面的五个章节对阿瑞吉的世界体系理论展开具体讨论。

需要提示的一点是，阿瑞吉的观点大部分是进步的、有益的，但是有的观点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甚至有的观点是错误的。希望读者会作出理性的判断。

【注释】



(1)在目前我国学术界，“Giovanni Arrighi”的译名尚未统一，出现了乔万尼·阿里吉、杰奥瓦尼·阿锐基、杰奥瓦尼·阿瑞基、乔万尼·阿瑞吉等。为避免这种使用混乱，笔者在自己的文本中统一使用“乔万尼·阿瑞吉”或简称“阿瑞吉”。

(2)我们关于阿瑞吉生平的言说是根据有关资料的信息所作的简单整编，请参阅《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中大卫·哈维所写的访谈录《资本的曲折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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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阿瑞吉世界体系理论概述

乔万尼·阿瑞吉，是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世界体系论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和“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之一。世界体系理论是阿瑞吉学说的核心部分和基础内容，也是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阿瑞吉的世界体系理论值得人们努力探索研究。当然，我们首先需要从整体上综观地了解他的世界体系理论的形成过程、理论来源、思考主题、研究方法、理论特征和学术价值等基本内容，形成一个全景式的理论画卷，而后专题性地考察他的核心议题，通过点面结合和宏观与微观的统一之研究，展示一个内容完整、内涵丰富的阿瑞吉的世界体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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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理论生成

从阿瑞吉一生来看，他的学术活动(1)可分为四个时期，在其中展示了他的世界体系理论的形成情况。

一、第一时期（1937—1963）：早年意大利时期

阿瑞吉接受了早期教育，受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系统训练，打下了较好的经济学研究基础。阿瑞吉于1937年出生在意大利米兰，一生中，从事过车间工、实习经理、工厂经理、跨国公司经理和教师等职业。其外祖父和父亲都是纺织机、供暖和空调设备生产厂商。他在1955年父亲遭遇车祸去世后接手自家的工厂事务，但为了工厂经营又进入米兰博克尼大学经济系学习，1960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值得注意的是，他接受了博克尼大学的新古典主义。后来，由于自家工厂经营不善而破产，他一度在外祖父工厂的车间工作，再后来，因与外祖父发生了一次争执而出走，不久加入了联合利华，并接管联合利华实习经理的工作。可以看出，阿瑞吉这个时期的主要学术活动就是在博克尼大学的新古典主义影响下完成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值得称赞的是，他在研究中发现，“高雅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一般均衡模型”对于理解实际生活中的“生产和收入分配”反倒“毫无助益”。(2)这意味着阿瑞吉从一开始就注意实践探索，不盲从权威理论，表现出独立思考和敢于超越的良好学术潜质。

二、第二时期（1963—1969）：非洲阶段

在这一时期，阿瑞吉处于谋生状态，工作之余积极探索进步思想，并且与非洲激进主义思想建立了联系，使得阿瑞吉的学术思想开始“左转”。需要注意，阿瑞吉在非洲分为前期罗得西亚阶段和后期达累斯萨拉姆阶段。

（一）前期：罗得西亚阶段

阿瑞吉于1963年奔赴非洲的津巴布韦，接受伦敦大学分校罗得西亚与尼亚萨兰大学学院工作，它的意义表现在：

其一，他在罗得西亚与尼亚萨兰大学学院认识了克莱德·米切尔和雅普·范维森等社会人类学家，并从前者那里习得了“从事网络分析法的研究”模式，从后者那里习得了“情境分析法”（又称“扩展安全研究分析法”），它们都促使阿瑞吉“逐渐放弃了抽象的模型设计，转向具体的、经验主义的，并以历史为依据的社会人类学理论”。重要的是阿瑞吉以此为契机“踏上了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走向比较历史社会学的长征”(3)。可以说，这一转变是阿瑞吉的学术研究生涯的“分水岭”。这种进步为他日后转向并确立经济学的世界体系分析范式奠定了很有价值的学术基础。

其二，阿瑞吉能够亲身实地考察和了解非洲殖民主义状况、民族国家自由运动和劳工运动等问题的现状，并且将这方面的亲身观察写成论文公布于世，比如《罗得西亚的政治经济》（1966）和《历史视角下的劳动供给》（1973）(4)等。这些成果描述了“罗得西亚农民全面无产阶级化给资本积累造成矛盾的途径”，展示了这种“无产阶级化”是非洲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揭示了非洲无产阶级化“最终为资本主义部门带来了更多问题而非有利条件”。(5)他还认为：“只要无产阶级化是局部的，那么它就创造了非洲农民贴补资本积累的条件，因为他们生产了自己的部分生存品。不过，农民越是无产阶级化，这种机制就越趋向瓦解。只有在支付全部生活工资时，全面无产阶级化的劳工才会受到剥削。因此，无产阶级化其实使对劳工的剥削更困难而非更容易，而且往往要求政权变得更加压制。”(6)可是，非洲农民无产阶级化并非局部地区的问题而是广泛的现象，从整个非洲南部地区到东北角都出现大量农民“遭到极度剥夺进而无产阶级化的范例”(7)。这类思考为他日后思考资本积累、国际分工和全球化以及东西方市场经济的差异提供了有益的学术基础。

（二）后期：达累斯萨拉姆阶段

其一，阿瑞吉在参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殖民主义斗争中了解到非洲的社会主义思潮，促使他的思想“左转”。以他之言，虽然这种“社会主义”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宣传口号，但是他第一次亲身感受到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性。他曾说过：“无论学术上还是政治上，这都是激动人心的时期。当我1966年来到达累斯萨拉姆时，坦桑尼亚才独立几年。尼雷尔正在宣扬他设想的一种非洲社会主义模式。”(8)

其二，结识了一批新左派学者，促使他走向非洲激进主义思潮。他说过：“达累斯萨拉姆成为来自葡萄牙殖民地、罗得西亚和南非的所有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流亡者的前哨基地。我在当地大学工作了三年，结交三教九流，如来自美国黑人权利运动的活跃分子，像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大卫·埃普特、沃尔特·罗德尼、罗杰·默里、索尔·皮茨奥托、凯瑟琳·霍斯金斯、吉姆·梅隆（后成为‘气象员派’创始人之一）、路易莎·帕瑟里尼（当时正在研究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等学者和知识分子，当然还有约翰·索尔。”(9)

其三，因以上两个方面因素激发，阿瑞吉将自己的研究从劳动供给问题转向了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殖民主义斗争问题上。正如他所说：“在达累斯萨拉姆与索尔共事期间，我的研究兴趣从劳动供给转向了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新兴政权问题……对我而言，这些运动是民族解放运动，绝非社会主义运动，即使当它们接受社会主义的言论时。它们是平民主义政权，因此除了民族解放外，我并不指望更多，而我们也都认为民族解放从本质上说是非常重要的。”(10)所有上述经历和思考都为他积极且系统地研究反体系运动和中国道路问题，以及创立经济学的世界体系分析，提供了精神力量、思想自觉和学术基础。

三、第三时期（1969—1979）：意大利阶段

一方面，阿瑞吉积极地整理前期的非洲经验，使之成为系统化的理论，让意大利人了解非洲的真实状态；另一方面，他积极地参与意大利工人运动，配合工人运动领袖宣传左派的激进思想。从其一生的学术活动来看，这个时期正是他的学术思想走向成熟的关键时刻。换言之，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学术阶段。

其一，阿瑞吉1969年回到意大利以后，首先在特兰托大学担任讲师，开设非洲问题专题讲座。这门课受到“不断斗争”组织中的博托派学生的热烈欢迎，成为特兰托大学的重要课程之一。这所大学是意大利学生运动的主要中心，学生思想比较激进，因而许多人都对非洲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不过，阿瑞吉的讲座也遭到了同在“不断斗争”组织中的拉斯塔诺派学生的抵制。尽管如此，阿瑞吉利用了这种讲座第一次明确而且系统地向同胞们表达和传播了他的新左派思想。

其二，阿瑞吉此时得到了路易斯·帕瑟里尼引荐，获得机会深入都灵的工人运动，实地考察意大利工人运动状况，这使得他深切体会到意大利工人阶级的思想状况以及工人运动的进步性。重要的是，阿瑞吉在接触工人和参与工人运动的过程中接受了葛兰西的思想。正如他曾经说过的，“与罗马诺·马德雷一起，我们开始产生寻找与该运动有关的葛兰西战略的想法”(11)。这多少直接根源于马德雷当时是一名“葛兰西主义者”。在当时工人运动对葛兰西思想的需要的驱动下，阿瑞吉与马德雷、帕瑟里尼一起在1970年共同创办了“葛兰西研究小组”，着重探索工人运动中的组织与领导权问题，强调葛兰西战略思想及其实质，指导工人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不过，当葛兰西研究小组在推动工人运动和组织建设上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以后，于1973年秋季正式解散。尽管如此，意大利工人运动则进入一个新阶段。需要注意的是，阿瑞吉通过对上述两方面活动的深入思考，有效地提炼和深化了前期的非洲经验，尤其对资本主义危机有了新认识，这方面的思考成果就是1972年发表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刍议》一文。正如他自己所说：“1972年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文章都源自这种交流。工人们被告知，‘眼下正发生经济危机，我们必须保持冷静。如果我们坚持斗争，工厂的就业机会就会丧失’。工人们因此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处于危机中吗？果真如此的话，其影响是什么？我们是否因此只能保持平静？’《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刍议》这篇文章就是在这个特定的、棘手的、工人自己构建的环境下写成的。”(12)这篇文章既是对当时意大利工人运动提出的诸多问题的回答，也是对前期的非洲经验的一种总结。

其三，当阿瑞吉在1973年转到卡拉布里亚大学工作之后，他的学术研究又从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殖民主义转向劳动供给问题研究。以他之见，卡拉布里亚大学能够提供研究“劳动供给”问题的方便，因为卡拉布里亚大学所在地是移民中心，而移民的中心问题是劳动供给问题，这个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移民问题就会转化为阶级斗争和巨大的社会冲突，所以研究劳动供给既是一种学术兴趣使然，更是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他曾经提出：

我在罗得西亚时已看清，当非洲人全面无产阶级化，或更确切地说，当他们意识到正在全面无产阶级化时，这是如何引发城市地区争取生活报酬的斗争的。换句话说，“我们是单身男性，我们的家人继续在乡下过着农村生活”之说只是个想象，一旦他们不得不真正在城市中生活，这无法持久。我在《历史视角下的劳动供给》中已指出这一点。在意大利，这变得更加明朗，因为存在这样一个谜团：从1950年到1960年代初，南方移民作为不愿参加工会的工人被带到北方工业区。但从1960年代起，特别是在1960年代末，他们却被转化为阶级斗争的先锋队，而这又是移民的典型经历。当我在卡拉布里亚建立研究小组时，我要求他们研读有关非洲的社会人类学作品，特别是有关移民的作品。然后，我们从卡拉布里亚对劳动供给进行了分析。问题在于：是什么在为这种移民创造条件？在某一点上，移民自身成了好战的先锋队，而未成为可用来破坏北方工人阶级谈判能力的驯服的劳动力，其局限性是什么？(13)

他还强调道，在对解答上述问题的探索中，获得了两点思想启示：一是“资本主义发展并非必定依赖于全面无产阶级化”(14)；二是“移民在其迁居的地方从事工人阶级斗争的倾向，也取决于是否拥有据认为永远决定其生活机会的条件”(15)。

其四，阿瑞吉在去美国之前的1978年完成了《帝国主义几何学》一文。这篇文章的学术意义在于突出了霸权概念及其研究价值。他说过：

作为有关帝国主义的一次演练，对我来说它也确实发挥了霸权概念转化的作用。我在1983年出版的《帝国主义几何学》第二版后记中明确地阐明了这一点。我认为，在分析当代国家间体系动态时，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比帝国主义更有用。从此观点出发，我和其他人的所作所为只是重新应用葛兰西关于国家间关系的霸权概念。在葛兰西之前，这一概念最初曾应用于国家政治管辖权内的阶级关系分析。当然，葛兰西为此用很多以前无法理解的方式丰富了这一概念。这使我们在将其再度应用于国际问题时受益匪浅。(16)

可以说，所有这些研究及其学术进步都为他日后从事世界体系分析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四、第四时期（1979—2009）：美国阶段

这是阿瑞吉学术生涯的发展和繁荣阶段。这一阶段时间长，占据了他的整个后半生，关键在于这还是他的世界体系理论的发展和完善阶段。这一阶段分为“宾厄姆顿时期”和“霍普金斯时期”。

（一）宾厄姆顿时期（1979—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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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瑞吉在1979年去了美国，首先进入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的费尔南德·布罗代尔中心，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特伦斯·霍普金斯一起从事经济、历史体系与文明方面的研究工作，直到1989年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担任社会学系教授，为期十年。这是他在美国的前期，亦是他创立和发展世界体系理论最重要的时期。阿瑞吉在布罗代尔研究中心积极地发挥自身的学术专长，参与世界体系理论的创建工作，最终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经济学意义的世界体系理论”。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包括《全球危机的动力》（合著，1981）、《反体系运动》（合著，1989）等，它们的内容既是对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危机状况和实质的理论总结，也是对阿瑞吉自己先前这方面的整个思考所作的完整表达，体现了阿瑞吉在世界体系分析视野中对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社会危机、霸权及转移，以及社会运动的特征、根源、实质等重要问题所作的原创性思考。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的许多成果都在20世纪90年代初面世，比如《马克思世纪还是美国世纪》（1990）、《世界收入的不平等和社会主义的未来》（1991）、《漫长的20世纪》（1994）等。前两者是关于劳工问题的研究成果，是他在世界体系分析视野中思考了20世纪世界劳工运动的演变特征以及对资本主义霸权转移的影响，揭示了劳工与世界资本主义互为因果关系的事实。

阿瑞吉说：《马克思世纪还是美国世纪》一文“涉及我经常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一个十分严重的疏忽”。这个“疏忽”就是：《共产党宣言》“有一个不论在知识上还是历史上确实都不够严谨的逻辑跳跃”，就是指：

对于资本，我们今天所说的性别、种族、民族等都无足轻重。对于资本来说唯一重要的是剥削的可能性。因此，工人阶级中处于最可剥削地位的群体就是资本要剥削的那个群体，而不必考虑种族、性别和民族带来的歧视。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这并不能指出，工人阶级中不同地位的群体就会简单接受。实际上，恰恰在无产阶级化成为普遍现象并且工人成为资本支配的对象的时候，他们将利用可以识别的地位差距组织起来，以争取资本家的特殊待遇。他们将根据性别、民族或种族等动员起来，争取资本的特殊待遇。因此，“马克思世纪还是美国世纪”并不像其表面看上去的那么乐观，因为它表明了工人阶级内部地位差距拉大的趋势，并保护工人阶级不受资本的支配。资本的支配使劳工被视为无差别的群体，只要在资本获益的情况下就将被雇用。因此，这篇文章最后作出了乐观的结论，即出现了拉平的趋势。但与此同时，人们应期望工人起来战斗，通过地位集团架构或与此趋势相逆的联合来保护自己。(17)

《世界收入的不平等和社会主义的未来》一文揭示了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区域性财富分析等级体系的稳定特征及原因。他说：

历来从没有人（当然我也不例外）断言，全球收入分配的稳定意味着特定国家和地区的不流动性。这种相对稳定的不平等构架还将继续存在，只是国家间的此消彼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目前的形势。尤其是从1980年代至1990年代，突出表现在，充满生机的东亚的崛起以及停滞不前的非洲的低迷，尤其是南非——冠以“劳动力储备的非洲”。这一分歧点令我好奇：为什么南非和东亚朝着如此相反的方向发展？要了解这一现象至关重要，因为这有助于我们重新把握资本主义成功发展的基础；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剥夺农民使其彻底无产阶级化的基础上，例如非洲，还是像东亚那样建立在局部无产阶级化的基础上。两个地区的分歧必然衍生出一个理论问题，这再一次向布伦纳界定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劳动力的完全无产阶级化”发起挑战。(18)

据阿瑞吉自己所说，《漫长的20世纪》一书本来也是准备探讨历史资本主义的劳工问题，只不过，在深入的研究中发现金融周期在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于是阿瑞吉及时调整了写作计划，转向系统深入地研究金融周期及其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19)正如他所说：“有关金融化作为历史资本主义周期模式的发现打乱了整个项目。它迫使我违背初衷把追溯的时间拉长，因为这本书确实是想写‘漫长的20世纪’，即从1930年代的大萧条直至今天。当发现金融化范例后，我的平衡被彻底打破，《漫长的20世纪》基本上成为一本有关金融资本自14世纪以来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著作。”(20)换言之，《漫长的20世纪》一书实际上也是对现代世界体系的演变特征和规律性所做的系统性描写，它论述了“从文艺复兴到当代的资本主义扩张和霸权大国的逐次循环”(21)（大卫·哈维语——引者注），强调了“资本的物质扩张阶段最终在过度竞争压力下逐渐消失，让位于金融扩张阶段，而后者的消亡又促成了国家间混乱的年代的出现。在一个新的社会集团的支持下，能够恢复全球秩序并再次重启物质扩张循环的新兴霸权大国出现，并消除了国家间的混乱状态。热那亚、荷兰、英国和美国依次被称为这种霸权国家。后面的霸权终结了此前的混乱时期，从而形成如期而至的现象”(22)。（大卫·哈维语——引者注）这种变化现象并非完全是偶然的，而是“一组相互联系的国家，表现出一种滚雪球效应。因此，偶然性确实存在，但系统性联系也是存在的”(23)。

（二）霍普金斯时期（1989—2009）

这个阶段称得上是阿瑞吉的世界体系理论的系统化阶段，也是他的理论走向辉煌的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分析的几部论著都出版在1990—1994年间，按说应该放在这里讨论，但是我们认为上述几部论著是阿瑞吉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它们体现了阿瑞吉在美国前期的理论建树，是他正式创立自己的世界体系分析范式的标志性成果。这样说来，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判断：他在美国的最后20年成为他发展和完善自己的世界体系分析范式的关键时期。其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合著，1999）、《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合著，2003）、《亚当·斯密在北京》(24)（2007）就成为上述判断的佐证。

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一书中，阿瑞吉“转向了社会冲突、金融扩张和霸权转移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25)，揭示了在当今世界范围内，伴随东亚（尤其是中国）的崛起，以及美国霸权开始衰落，“劳方将以最激烈的形式向资方宣战”（大卫·哈维语——引者注）。因此，在未来的世界历史进程中，极可能“形成一种紧张局面——中国崛起并将成为美国权力中心的竞争对手，以及中国国内劳动阶级日益高涨的局面”(26)（大卫·哈维语——引者注），这些必将深刻地影响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

关于东亚崛起的讨论则交给了2003年出版的《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一书，而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则主要由2007年出版的《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承担。尤其是后一部著作，不仅仅是阿瑞吉的最后绝唱，而是在“中国崛起”的标题下全面地考察了现代世界体系的历史走向，预测性描述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未来归宿，也可以说，这部著作为阿瑞吉世界体系理论画上了一个完美的“休止符”。在他看来，现代世界体系的金融扩张即将开始第三个周期，这就是从美国转向东亚（极可能是中国），而且这次霸权转移也是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欧洲资本主义霸权走向结束的标志，世界体系将会开始新的霸权周期，这是不同于欧洲霸权扩张体系的。除此以外，《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认为，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的周期性循环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阿瑞吉提出，许多学者都认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乃至奴隶制，都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其实不然。他说：

几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一直以奴隶制为基础，又根植于其中。似乎资本主义的存在离不开奴隶制。然而奴隶制已经被废除，资本主义不仅完好无损，而且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基础上比以前任何时候发展得都更为繁荣。单从这点上，似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运转之根本，但是二战后，资本主义再一次摒弃了它们，继续得以生存和发展。纵览世界，资本主义一直不断地自我更新，这也是其主要特点之一。仅仅论证什么是资本主义而无视这些根本性变化显然是目光短浅的。在这些适应中始终保持恒定不变，又能很好界定资本主义的实质，莫过于马克思关于资本的一般公式：M-C-M′，就这一点我在区别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交替更迭中重申过。审视当今中国，有人认为，这也许是资本主义，也许不是——我认为这仍然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即使假定它是资本主义，也与先前的资本主义截然不同，是彻底改变后的资本主义。无论是否称之为资本主义，我们都要明确它的特征，以及同先前资本主义有怎样不同的表现形式。(27)

阿瑞吉在这里之所以这样陈述，是为着说明以下两点：其一，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那些流行很久的说法，而是他所发现的“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的交替更迭”。其二，中国在当代的崛起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它应当被看成世界历史的某种回归，而不是欧美资本主义的延续和发展，虽然有人提出当今中国也是资本主义的，但是这种判断是武断的，因为中国崛起的道路与欧美资本主义大国的发展道路是截然不同的。阿瑞吉认为，中国是不是资本主义的，尚且不明确，需要继续观察。他还说：“如果中国真的崛起，正如我所预期的，成为新的全球经济中心，它的角色也会同以往的霸主截然不同。这并不仅仅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历史和地域文化差异，更确切地说，是因为东亚地区特殊的历史和地理位置会对全球经济的新架构产生影响。如果中国能够成为新的强国，它会以独有的方式来崛起。首先，军事力量的重要性要远逊于文化和经济力量，尤其是经济力量。它会出好经济这张牌，这一点上要远比美国、英国或者荷兰称霸时做得好。”(28)由此可以得出如下判断：“倘若世界体系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它应该在对人类的相互尊重和对自然的共同关注上重新界定。”(29)这就是阿瑞吉和斯密所推崇的“国家市场经济”体系，它本质上是一个平等的“国家市场社会”(30)。

从以上分析上看，阿瑞吉一生学术活动最重要的时期就是美国时期。就世界体系理论来说，他在此前各个时期的诸多努力似乎都是为着美国时期学术研究作的准备。这当然不是他有意为之，而是他人生的不自觉的选择。毫无疑问，阿瑞吉的这一选择是正确的。需要我们铭记的是，他的前期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基础。其一，掌握了广泛的理论知识，形成了自己学术研究的合理知识结构；其二，开拓了诸多重要的理论主题，奠定了自己学术研究的问题域；其三，融合经济学和人类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创立了自己学术的世界体系分析范式；其四，张扬自身的生活经验和内在品质，培育了自己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可见，如果阿瑞吉没有前期的学术准备，是不可能取得后期繁荣的成果的。可以说，他的这些学术内容都将成为国际学术界铭记在心的良好学术素养，激励人们不断探索，继续推进世界体系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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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理论渊源

毫无疑问，阿瑞吉世界体系理论也像其他原创性理论一样根植于国际学术土壤之中，所不同的是它们彼此汲取了不同的理论“养分”。这就告诉人们，虽然大家都生长在国际学术土壤上，但是由于自身所在的“生态环境”有别，因而各自的理论会拥有某些个性化内涵。那么阿瑞吉在创建自己的世界体系理论时汲取了哪些理论“养分”呢？从总体上讲，我们将它概述为如下五个方面：

一、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养分

阿瑞吉早年在意大利博克尼大学研修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并且获得了博士学位，积累了丰富的经济学专业知识，为他日后从事世界体系论研究提供了经济学分析优势。这与冈德·弗兰克具有相似情形。其一，他们都是经济学出身的；其二，弗兰克背离了他的导师弗里德曼的宏观经济学模式，阿瑞吉则偏离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一般均衡模式；其三，他们都坚持从现实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地探索以金融扩张和周期性变化为特征的新经济学方法。阿瑞吉在经济学上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受到亚当·斯密经济学以及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马克思经济学的影响（这个内容在后面分析）。

（一）亚当·斯密（1729—1790）

斯密这位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伟大代表，于1776年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经济学理论。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将斯密视为自由贸易理论的始祖，因而同时也把他的经济学理论称为自由贸易理论的奠基石，进而把斯密的思想倾向视为自由主义（或古典自由主义）的。就像美国学者诺姆·乔姆斯基所写的那样：“‘新自由主义’，顾名思义，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亚当·斯密被认为是其创始人。该理论体系也称为‘华盛顿共识’，包含了一些有关全球秩序方面的内容。进一步深究，我们可以发现，关于全球秩序的建议相当地准确，但是其他则不然。这些理论并无新意，其基本的假设也与启蒙运动以后一直在推动自由主义传统发展的假设相差甚远。”(31)其实，乔姆斯基的这段话代表了西方学术界的普遍化指认。我们认为，在乔姆斯基的话语中有两点内容需要注意：其一，新自由主义与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关系；其二，乔姆斯基所说的“全球秩序”与斯密的“世界自由贸易体系”的关系。以阿瑞吉之见，乔姆斯基误解了斯密，一方面他把新自由主义等同于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另一方面又把斯密的“世界自由贸易体系”说成人们今天所理解的“全球秩序”。其实，斯密在这两个方面都不是人们今天所理解的那个样子，何止如此，他的整个理论几乎都呈现出另一番景象。正如阿瑞吉所说：“在‘以往的经济学大师’中，斯密很可能是其著作‘被引用最多而被阅读最少的一位’。但无论是否如此，他和马克思一样，肯定是遭受误解最深的一位。围绕其遗产特别存在着如下三个迷思：他是‘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论家和鼓吹者；他是作为‘无休止’经济扩张发动机的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和鼓吹者；他是《国富论》第1章描述的那种针厂分工的理论家和鼓吹者。事实上，他三者都不是。”(32)

1.市场

一般来说，西方经济学理论把市场划分为小市场（+大政府）和大市场（+小政府）两种类型。斯密关于市场的讨论通常被学术界归属于后一种情况，甚至现今不少学者都认为斯密的市场是完全自由的市场类型。这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斯密的市场理论作出自由主义理解的原因所在。比如，在我国今天的学术界，仍然有人这样写道：“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是亚当·斯密适应十八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在《国富论》中论证和倡导的一种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根据这种思想，资本主义经济要想发展，必须鼓励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对经济活动干预。这种思想在斯密之前的十七、十八世纪初就已经为一些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来了，斯密继承并发展了前人的思想，在理论充分论证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基本原则——自由放任，并据此原则建立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整体系，从而成为古典经济学之父。”(33)请读者注意这段话中的“必须鼓励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对经济活动干预”“充分论证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基本原则——自由放任”，这样的判断实际上都是指斯密所主张的“市场”是“自我调节”市场，是完全自由的市场。人们之所以作出如此理解，是基于斯密曾经强调市场发挥的是“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以为斯密在对市场的论证中片面地抬高这只“看不见的手”而贬低“看得见的手”，从而得出斯密是“自我调节”市场的鼓吹者，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倡导者和最伟大代表。所谓“自我调节”市场是指市场远离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干预，自行地发挥自身——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为市场运行提供动力，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斯密动力”。由此可见，人们对斯密的市场理论的误解不是某个方面而是误解了斯密理论的本质性内容。

那么斯密所说的“市场”到底是什么样的呢？阿瑞吉认为，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以及未发表的《法理学讲演录》，“非但没有建立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理论——它在最低限度的国家或完全没有国家作用的情况下运行最好，反而预先假定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它创造并不断催生市场存在的条件；它利用市场作为政府的有效工具；它调节市场的运行；它还积极干预以便校正或克服市场在社会上或政治上产生的不良后果”(34)。依阿瑞吉对斯密“市场”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市场经济”而不是通常所说的“自由市场经济”。换言之，斯密的“市场”类似于“小市场”类型，但又不等于西方经济学所说的“小市场”。在斯密那里，市场是政府工具，政府也是市场的工具，也就是说，社会经济“首先应以市场为基础”，与此同时，还需要“充分发挥国家在经济调控中的重要参与职能”。(35)

2.自由贸易

这是人们重视斯密经济学的另一个原因。人们通常认为，自由贸易构成斯密经济学的一大支柱，并且将斯密视为自由主义贸易理论的始祖。在我国学术界，有人就是这样指认的。比如，周丽玉先生在《全球贸易自由化——亚当·斯密伊甸梦的可实现性》一文中写道：“对自由的无限畅想激励着亚当·斯密完成了不朽的经济学巨著《国富论》，从而也造就了经济学上不朽的亚当·斯密。”尤其是，“凭着对时事的敏锐洞察，斯密的许多观点与时代潮流合拍。‘为防止输入甚或为减少而设的税，显然是破坏贸易自由，也破坏关税收入的’，他极力呼吁降低关税，消除贸易壁垒。自由贸易对于交易双方的好处早已被亚当·斯密阐述得一如阳光投射的薄纸：‘如果你降低贸易壁垒，主要的受益者并非你的贸易伙伴，而是你自己。你的消费者得到更便宜更好的产品，你的制造商将被迫竞争，以使自己更具生产力，技术更先进。’重商主义者‘贸易是一种零和游戏（他们认为一国只有在他国损失的前提下才能获利）’的观点在亚当·斯密绝对优势理论下显得不堪一击”(36)。的确，斯密主张自由贸易，但是他并不主张像这位学者所说的那种无限制的自由贸易。斯密的自由贸易是有前提的，不是那种“门户洞开”的自由贸易，也就是说，不是新自由主义者所说的自由贸易，而是有所限制的自由贸易。就像阿瑞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中所写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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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他（斯密——引者注）可能同意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的论点，认为这类信仰（指“自由贸易”——引者注）是乌托邦，也是不能实行的。在他看来，希望在英国建立完全的贸易自由，“就像希望在英国建起‘大洋国’或乌托邦一样荒唐”。这种完全的自由（他有时称之为“完备的自由权”）也不是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国家在不享有完备的自由权和完备的公正的情况下不能繁荣起来，那么，世上就没有一个国家曾经繁荣过。”而且，尽管斯密毫无疑问赞成贸易自由化，但他强烈反对与1980年代和1990年代休克疗法类似的任何举动。在大的经济部门受到影响的时候，变革“决不应突然引进，而应缓慢、渐进地引进，并在及早发出警告之后”。对雇用“大量人手”或激发大众强烈反应的生活用品贸易撤销保护的时候要特别谨慎。事实上，在后一种情况下，政府必须对（人民的）偏见让步，并且建立他们赞同的制度，以便维护社会稳定。(37)

其实，自由贸易是斯密的市场的一个手段，并不是它的目的。由于斯密的市场是国家市场，不是自由市场，因而服务于这种市场的自由贸易又怎么可能是不设限的自由贸易呢！从根本上讲，斯密用自由贸易和市场来设计一个“世界市场社会”而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世界自由贸易体系。所谓世界市场社会是指“国家间通过市场机制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市场机制根本不能自我调节，而需要调控”。(38)比如，当今世界通行的世界贸易体系，本身不具备调控功能，它的正常运行表现为“通过各国磋商，主要是美欧，其次是与其他国家间的协商，关税、配额、劳动力流动限制被取消”(39)。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世界经济首先应以市场为基础，并充分发挥国家在经济调控中的重要参与职能”(40)。由此可见，如果人们把世界贸易理解为不设限的、“门户洞开”的自由贸易，那就错了。何况斯密一直强调市场和贸易离不开国家的调控职能，因为市场不具备“完全的自我调节”功能，必须接受国家的干预。可以说，斯密所主张的自由贸易并不是新自由主义者所说的完全撇开政府而自行其是的自由贸易。由此来看，斯密不是自由主义自由贸易的鼓吹者。

3.分工

这是阿瑞吉所说的斯密遗产的第三个“迷思”。人们一般对斯密的分工作了何种理解呢？阿瑞吉认为，熊彼特的说法可以视为一个典型，在他看来，“无论在斯密生前还是死后，没有任何人像他那样赋予分工如此沉重的负担。在斯密那里，‘它几乎成了经济进步的唯一因素’”(41)。阿瑞吉认为，熊彼特的后一句话误解了斯密的分工。他说，在《国富论》中，斯密所说的分工包括社会分工和技术分工两种类型，所谓社会分工是指生产单位之间的分工，所谓技术分工是指生产单位内部的分工。斯密的分工起源于技术分工，即以生产单位内部的分工为考察起点，而后扩张到考察生产单位之间的分工，探索市场的运行机制与效能，而不是着眼于资本如何产生出来（这是马克思分工的着眼点——阿瑞吉的观点）。就像阿瑞吉写的那样：

在《国富论》的叙述中，这两种分工与它们在马克思《资本论》第Ⅰ卷中占据的战略地位相反。马克思的叙述开始于市场和市场条件下的社会分工，但很快就让我们离开“嘈杂的”市场领域，跟随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进入“隐蔽的生产场所”，“在那里，不仅可以看到资本是怎样进行生产的，还可以看到资本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相反，斯密的叙述开始于一个针厂的例子，用来说明分工如何改善了劳动力的生产能力。但是，自那以后，他的注意力就离开了隐蔽的生产场所，转而继续聚焦于社会分工（城乡之间，或不同经济部门和活动之间的分工）；聚焦于把专门从事不同经济活动的单位联结起来的市场交换；聚焦于推动贸易和生产各部门之间进一步分工和专业化的竞争；聚焦于政府能够采取什么行动，来促进、调节和利用竞争和分工的协作。只是在《国富论》将近结尾处提倡政府在大众采取行动的时候，斯密才含蓄地回到了技术分工上。但是，他并没有像叙述开始时那样强调技术分工对生产能力的积极影响，反而谴责它对劳动力的毒害。(42)

这就告诉人们，斯密在分工上起步于技术分工，落脚于社会分工，为的是揭示市场与贸易扩张的规律性；马克思在分工上起步于社会分工，落脚于技术分工，为的是揭示这种分工的两重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总之，在阿瑞吉看来，斯密既不是自由主义者，也不是自由贸易理论始祖，因为斯密与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自由贸易”是不同的。有学者可能说，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本身是不同的，可是在西方学术界，更多的人都认为，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核心理念上是一致的，因而斯密也因之而被西方学者视为新自由主义的始祖、“华盛顿共识”的核心理念的真正奠基人。正如阿瑞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中所说的：“19世纪典型的‘自由信条’——最低限度的政府和自我调节的市场的教条式信仰，或20世纪后期华盛顿共识倡导的‘休克疗法’疗效的同样教条式信仰，这些对斯密来讲都完全是陌生的。”(43)

关键在于，阿瑞吉从斯密经济学理论中获得了什么样的理论养分呢？归纳起来，以下四点最为显眼：其一，斯密的市场论和贸易理论引起了阿瑞吉对市场类型的深入思考。后者进一步揭示了市场经济迄今包括两种：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和东方的国家市场经济，还揭示了市场的三种社会形态——封建主义市场、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市场。其二，斯密的市场论和贸易理论引起阿瑞吉对世界经济体系的深入思考。后者认识到纯粹的自由贸易体系是不存在的，只可能存在斯密的“世界市场社会”，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属于这样的世界体系。其三，斯密的市场论和贸易理论引起阿瑞吉对社会发展道路的深入思考。后者则认识到斯密推崇的市场和贸易体系属于真正的平等化经济体系，揭示了平等的世界市场经济并非清一色西方自由市场经济，而是融入了多种类型的市场经济。只有这样的世界经济体系，才具有竞争活力和生命力，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并存在一起，这本身就会形成某种平等的竞争机制。其四，斯密的分工论引起阿瑞吉对社会发展动力的深入思考。后者以为，虽然分工是复杂的，但是分工在社会进步、市场发展、技术革新和劳动力效率提高上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所说的剥削剩余价值以及对劳动者的迫害，都是客观存在的，关键是这些沉重的负担恰恰与分工相关联。重要的是，无论斯密还是马克思，都没有要求消灭分工，而是要求完善分工，促进分工发挥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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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熊彼特（1883—1950）

奥地利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熊彼特曾师从过维塞尔和庞巴维克，是新奥地利学派的重要理论家，他的最重要著作包括《国民经济学的本质和主要内容》（1908）、《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1912）、《商业周期：资本主义过程理论的、历史的、统计的分析》（1939）、《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经济分析史》（1954）等。国际学术界称誉熊彼特是经济学中的一位集大成者，他将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与马克思、瓦尔拉斯、马克斯·韦伯的思想进行了综合，尤其“继承了马克思的有机过程理论以及变革产生于经济体系之内而不是经济体系之外的思想，并试图像马克思和韦伯那样将社会学与经济学进行综合”(44)，创立了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周期理论、资本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理论等。那么熊彼特经济学为阿瑞吉创立经济学世界体系分析提供了哪些理论资源呢？

首先，经济周期理论。这是他的创新理论的一部分。熊彼特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受一般均衡体系的“繁荣”和“衰退”周期启示，作出突破性思考，提出了“四阶段”周期模式，即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他认为，“四阶段”周期根源于“次级波”和创新的共同作用。“所谓次级波，是指经济代理人的‘心理’方面‘周期性的错误群’。过度的乐观和悲观等诸如此类心理的总和引发次级现象，这些现象以周期群体心理为中枢，它不仅依赖于外部因素，而且受心理因素的影响很大。失误和过度投资行为是次级波的主要特征。次级波本身并没有或很少具有推动力，它的推动力最终来自创新。”(45)为什么“创新”会产生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变化呢？熊彼特解释道：在创新开始之时，只有少数企业积极行动，一旦获得成功，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纷纷仿效，从而形成一个创新浪潮。一旦形成这样“创新浪潮”，那么市场就会不断增加对银行信用和生产资料的需求，于是经济繁荣也随之出现。当众多企业都参与到创新之中时，企业的盈利机会就将逐渐消失，同时又伴随企业减少对银行信用和生产资料的需求，于是市场进入萧条状态，经济也随之步入衰退。(46)在此之后，市场和经济都处于缓慢复苏前夜，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和整顿，市场和经济才会呈现出复苏迹象，这就是新一轮“创新”的开始。熊彼特之所以以“创新”的周期性变化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根源于他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的理解。以他之见，资本主义经济虽然遭遇一次次危机的冲击，但是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仍然呈现出发展态势，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不断创新的经济。创新既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动力，又是它的本质特征。问题在于，这个“创新”是周期性变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必然呈现为周期性变化。这样一来，熊彼特实际上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创新。需要注意的是，熊彼特的这一理解影响了阿瑞吉，后者不仅汲取了前者的周期理论而且继承了前者对周期性变化的根源的界定。

其次，长波理论。熊彼特综合采用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朱拉尔周期、基钦周期(47)对资本主义历史过程所作的周期分析，既突出了上述周期“四个阶段”的普遍性，又强调了长波周期的优势地位。他认为，长波波动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影响深远，但它与各个周期的生产技术革新有着密切关联。从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上看，存在过三种周期——长波周期、中波周期和短波周期。第一种长波周期几乎都与技术革新相联系，而且一般都可能达30～50余年。资本主义历程共计由三个长波周期构成：第一长波，“从1783年到1842年，第一次产业革命时代，以瓦特蒸汽机和冶炼技术的创新活动为基础”；第二长波达50多年，“从1842年到1897年，即世界铁路化时代，以钢铁和铁路技术的创新活动为基础”；第三长波近30年时间，“从1897年到20世纪年代末，即电气、化学和汽车时代，以电力、化工和汽车技术的创新活动为基础”。(48)第二种中波周期，平均9～10年，它们与工商业一定的创新过程紧密联系着。第三种短波周期，平均40个月，与商业存货的变化有关。不论长波周期有多长，也不论长波周期包含多么复杂的中波和短波周期，它们表征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周期性。重要的是，熊彼特强调了历史分析在考察资本主义发展的周期性上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从历史视野中探索经济学理论。他说过：“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49)具体地说，其一，“任何经济事件都是在历史中发生的，这就意味着，为了更好地研究经济学，经济学家必须精通历史”；其二，“历史以一种非常自然的方式跨越了诸多学科界线”，实现了真正的综合性研究；其三，“经济学中的多数谬误恰恰是因为缺乏历史知识”(50)而产生出来的。我国有学者评价道：熊彼特“是最先对应当如何将理论、历史、统计紧密联系起来这一问题提出明确观念的人”(51)。熊彼特之所以如此重视历史分析，主要是受马克思的启示。他自己说过：“马克思是经济学家中看到并系统教诲经济理论如何成为历史分析，历史叙述如何成为理性历史的第一人。”(52)从上述分析看，阿瑞吉对熊彼特周期理论的汲取主要包括三项内容：其一，将历史分析运用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演变上，揭示其周期性特征；其二，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运用于资本主义周期上，创造性地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演变周期主要表现为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的周期性变化；其三，抓住经济变量分析，探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发展的普遍规律，揭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灭亡的历史必然性。

再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熊彼特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出发，推断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要注意，熊彼特所说的资本主义不是我们所指的那种社会形态意义的资本主义，他指的是经济组织形式意义的资本主义。他还具体解释道：这种意义的资本主义包括两种类型：一种说法是“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变动的形式或方法”(53)；另一种说法是“我们主要设想的是一个商业上有组织的国家，其中私人财产、分工和自由竞争居于统治地位”(54)。也可以说，前者指的是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后者指的是商业组织的资本主义，它们二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促使资本主义不断变动，直至“自动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结局又称为资本主义“自我毁灭过程”。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在创造了辉煌经济成就的同时却毁灭了资本主义自身的经济架构，即随着企业家职能的消失，资本主义围墙的倒塌，资本主义的保护层遭受破坏，防御工事遭到毁坏，警卫部队驱散，理性主义态度攻击私有财产和资产阶级价值的整个体系。资本主义堡垒在政治上变得没有抵御能力，对资本主义充满敌意的气氛变成合理化，因而资本主义的自我破坏、自我毁灭成为一个必然的过程”(55)。需要注意，熊彼特所说的社会主义也是经济活动意义的，是作为经济形式和方法或者作为企业组织形式的，因而他反对把社会主义理解为社会形态。由此不难看出，熊彼特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对阿瑞吉的影响更多的也是经济学意义的，这就多少解释了阿瑞吉从经济层面、抓住经济因素来分析和考察资本主义发展以及转向社会主义之客观必然性和现实性。

aoko

感谢搬运